金磊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积累基础之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根据社会矛盾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对十八大以来在经济发展方面深层变革、政治上层建筑不断演进、互联网时代科技深度介入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客观必然所作出的科学判断，是对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具有充分的主观与客观依据。
一、经济基础发展的积累与变革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为进入深层次变革阶段提供了客观基础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生产资源使用效益得到极大的提高，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释放了大量的市场和社会活力，社会整体物质财富得到了充分的生产和积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物质财富储备，为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深层次变革阶段提供了客观基础。但是传统粗放型发展的弊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被充分暴露出来。对于这种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实际情况，虽然中央从理论层面已提出科学发展观，但在显性的GDP成就驱动下，实践层面发展观念的转变基本停滞不前，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惯性依然强劲，经济发展中的环境资源代价极为沉重。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实现了深层次的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观国内外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政治局势，作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审时度势地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极力扭转了过去不正确的发展观念和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产业升级为抓手，以创新作为驱动力，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由速度规模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转变。生态经济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共享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有了大展拳脚的平台，也创新了很多经济业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从经济基础发展的层面上看，我国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方式已经开启了新的模式，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具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这也是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依据之一。
二、政治上层建筑的不断演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政治上层建筑在与经济基础发展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演进，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创新，为开辟一个新时代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思想武器和更为成熟的制度实践基础。
（一）党的指导思想与执政方式更加系统化、法治化
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信息科技的深度介入、社会交往的形式变化，在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提出了若干新问题。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成熟，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方式不断与时俱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系统全面地认识中国问题，也更加系统全面地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与措施。提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改造主观世界的原则与方法到改造客观世界的指导思想与实施方略，创新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更为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党的执政方式方面，一方面更加明确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属性；另一方面在依法治国战略实施以来实践积累的基础上，更加科学、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了国家法治建设的客观规律，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系统地提出要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
（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下已进入“深水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政治民主的实践形式方面，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地位更为明确和凸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效，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行政体制改革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互联网+政务”、政务公开的强力推动下，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改革阶段，各类机构设置、内设机构权力、各类编制资源将被进一步统筹考虑和统筹使用。
（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回归
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逐渐走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大国实力、大国姿态，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等，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祖国的崛起使中华民族整体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得到极大增强，国家认同度得到极大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绩效获得普遍称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感召下，文化自信随着国家自信、民族自信的增强而回归，融合中国传统社会道德和现代社会道德中优秀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
党的执政思想和方式的进步、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回归，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起点。
三、互联网时代科技的深度介入
互联网技术是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信息科技的突飞猛进，深度影响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了社会生产生活全方位的变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历史背景。
（一）信息享有发生变化
互联网时代，信息汇集和传递速度得到极大的提高，移动终端的普及使社会群体对信息的享有从不对称享有发展到基本可以时时共享。以前隐性的观念和矛盾在互联网平台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并在能够共享的信息中得到强化或者纠正，社会组织、个体更大范围、更多形式地参与到社会生产和社会治理中的可能性增大。
（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
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制造业，“小米手机根据用户意见每周推出新的操作软件，海尔空调凭借全球资源整合平台大幅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这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其意义远远超过单纯的技术创新。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和知识取代资本成为核心资源，客观上要求生产方式创新。”漆先望.互联网时代的生产方式创新，四川日报2013-11-15.在市场经济运行规则中，降低成本、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基本法则，互联网为企业同时提供了赚钱机会和竞争压力，企业在扩大社会协作进行生产的同时还需要不断主动地扩大客户群体。大数据的应用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同时发力提供了充沛的信息资源，在互联网平台上适应于低成本的私人定制化生产方式不断推陈出新。
（三）思维方式发生变化
在信息高速传递的现实中，人的大脑从被迫提高转速到主动拥抱高速信息，人们的思维方式也逐步得到改变。开放的信息传播平台逐步转变了人们的信息读取态度，使得传统的线性思维逐步向非线性思维转变。只要发现了两个现象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就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或社会效益，从众多信息的关联性中去判断社会事物的思维模式，对社会传统的是非观念与认知结构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更多的人形成了多点联系、动态认知的思维习惯。
（四）社会交往模式发生变化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交往由熟人型向陌生人型交往转变，互联网的发展又进一步拓展了虚拟空间交往。随着O2O电商模式的广泛应用，人际交往也逐步从线上向线下交往延伸，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线上与线下等多种交往形式。对陌生人态度的变化，使得当下个体的社会交往越来越广泛，大量的非正式群体以较松散的状态存在并活跃于社会当中。微信群、QQ群，使相隔千里的成百上千人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同时对某个事件进行讨论交流，共识与对立瞬息万变。
四、对社会矛盾变化规律的准确把握
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又贯穿于过程的始终。但是“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矛盾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29.。
（一）物质需求为主导的社会主要矛盾
物质匮乏、经济实力较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真实写照，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是社会最主要的需求，而落后的社会生产是不能满足人民需求最主要的阻碍因素。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自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形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中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式表述。正是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判断，因此抓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前，社会与经济发展基本以物质极大增长与丰富作为党与政府的基本目标，在客观上也确实取得了物质极大丰富的经济发展效果。
（二）主观心理需求为主导的社会主要矛盾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对生存层面的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和保障时，便会向更高的层次提出新的需求。在生存层次之上的新需求则更多体现为主体的主观心理需求，比如社会归属感、向往公平正义、追求自身价值实现等。我国在社会财富整体高速增长的同时，对于社会整体财富的使用与分配方面，相关的制度建设却没有完全与及时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应当具有的社会公平与正义要求，再加之受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区域发展的差异性更加突出。虽然社会财富总量在绝对增长，但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具有相对性和极具社会属性的主观心理问题。人民群众更加深切关注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问题，而这些深切关注大多源自个体的尊重感、社会归属感、安全感、获得感等主观心理需求，换言之，即现阶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需要中精神层面是重要内容。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新任务。
因此，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在对中国社会发展客观情况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指引下对中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所作出的系统而全面的判断。（作者单位：中共宁夏区委党校、宁夏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