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承包”是一个时髦的名词，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改革措施。农村的土地承包、牲畜承包、山林承包、草地承包……责任纷至沓来，阻力关隘处处都是。1981年，原中卫县农村有431个生产队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有71个生产队实行作物联产承包到户；有68个生产队实行小段包工、定额管理生产责任制；有55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1981年，中共中卫县委发出《统一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实行办法》，全面实行农业生产联产承包到户的责任制。在新的形势下，那些如惊涛骇浪般汹涌而来的，铭记着老百姓喜怒哀乐的点点滴滴的事情，同样引领了香山地区一个时代群体的走向。正是这些民间的记忆，涂抹了香山地区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种厚重的底色。
那个年代已经隐匿在一个温暖安逸的洞穴里，等我们重新打开那个光阴的牢笼，再次与它相会和重聚时，才发现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香山地区的人，掌心都有一把钥匙，只是因为大家太注重现世的欢乐，轻易地把它遗落在黑暗中，看着它一点一点锈蚀掉。如今，我们把它重新拾起来，打开厚重的闸门，忐忑不安地进入那个时代，试图去寻觅那个时代关于压砂地的发展状况，以及人们的焦灼、眼泪、幸福和欢笑。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举。这种经营体制，有很大的灵活性，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对农业生产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农民的积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们眼中的香山，最初也是凝固不动的，当外界的冲击进入后，香山人显得更加迷惘和无奈。包产到户了，集体解散了，每个人原来过惯穷日子的那种平静感没有了，心里空荡荡地没了着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吹到香山地区。因为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给贫困的山里人以希望和信心。于是，一些人开始在压砂地里种西瓜了，但更多的人却只是观望。人们似乎从来都没有广泛地为压砂瓜激荡起如此复杂的情怀。我们看到，他们的心守在压砂地里，似乎并不仅仅是守护希望，更多的却是对前途的难测和迷惘。经验告诉他们：一个时代结束了，生活真的要变了。
据拓兆恩老人回忆，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虽然并没有完全淘汰了种子瓜，但是已经开始在压砂地里种西瓜了。那时候，拓兆恩虽还在香山地区工作，但已退居二线。记得那时香山地区的很多农民是“吃粮靠救济，花钱靠借贷”。有一位叫田丰学的农民说：“那个时候，地里种啥不成啥。一亩小麦产75公斤麦子，不要算人工，就连种子、化肥等成本都收不回来。”有一位叫田自仁的农民说：“俺家从前是土房，墙黑黢黢的，只有一个水桶一口粮缸。”还有一位村民说，20世纪80年代初，他家的家产就是一口黑锅，几只破碗。拓兆恩因从1951年起就在香山地区工作，所以了解那里的一山一沟，一草一木。当时的景庄公社农家，景况基本上跟上面的村民说的一样，拓兆恩作为本土的父母官，他说他对这片土地有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当时他看着山下或山外的变化，再看着自己眼前的香山地区，仍然贫瘠、仍然落后、仍然荒凉、仍然愚昧，仍然憨厚而不够精明，仍然大大咧咧没个算计，他心里就像压了一块沉沉的巨石。那个时候，老百姓虽然承包到了山地，可以在自己承包的责任地里画最美的图画。但因为家庭普遍存在着机耕难、浇水难、防治病虫害难、购买生产资料难、打井通电难、销售农副产品难等问题，人们没有钱购买运输工具，没有钱去铺压砂地，没有钱去购买西瓜种子，没有钱修公路，没有钱把西瓜从香山地区运出去，这些事情，单家独户经济实力单薄，负担不起，想做做不了。所以，人们对压砂地情有独钟的同时，却依然望洋兴叹。
由于举步维艰，当时压砂瓜的经济效益十分不好。1980年7月3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对宁夏工作的意见，决定放宽经济政策以利群众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当时提出对中卫山区等实行粮食免征购5年的措施。1984年2月，中卫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农村工作会议。讨论部署进一步推行完善以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建设农林副渔等10个商品基地。同年12月，召开全县山区建设会议，确定“以牧为主，多种经营，三年停止草原破坏，5年解决温饱”的方针政策，签订承包种草合同2100份。1985年，终于修通下河沿至香山红泉简易公路。1988年8月，香山3个乡120余户获政府资金补助加固改建抗震窑居。以上这些信息，似乎没有一条是与压砂瓜有关系的。也许，是山区长期以来在发展压砂瓜的过程中积累了太多的矛盾，积重难返，尤其是见效慢、效益差，政府负担过重、山区农民不愿接受等这些问题，已为迈着迟缓的脚步艰难挤进20世纪80年代的压砂瓜涂抹了一层浓浓的阴影。
据拓兆恩老人回忆，在1982年，原中卫县政府财政局曾拨款35000元，用于景庄乡发展压砂瓜产业。当时已退居二线的拓兆恩觉得这是个发展压砂地的好机会，于是他做了很多工作，一家挨一家做说服工作，给大家开了条子催促大家去信用社领钱。可是大家拿了条子仍然不愿去领钱，而是等待观望。
也许，这是深刻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局面。198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可是这种政策落实到地方上时，常常是难以把握尺度，地方政府没有把一家一户办不好的事或不好办的事认真抓起来，很多事又背离群众的意愿，随意改变，结果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和对抗。当时的香山地区，不仅集体经济难以发展，家庭经营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农民发展压砂地的积极性和活力也难以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山里人反而对压砂地的态度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
香山，云起云涌，云淡云舒。香山，草木有情，一岁一枯，一岁一荣。香山，面对压砂瓜，何以这般困惑，何以这般漠然呢？
面对香山地区的历史，拓兆恩老人就是一部活字典。他知道香山地区各个不同时期有多少个乡，多少个村，多少人口，多少孤寡老人。也知道哪些人缺粮吃，哪些人缺裤子穿，更知道哪个地方压了多少亩压砂地，哪个地方懒汉子懒婆娘多，哪些人在压砂地上出死力，哪些人“力气拿戥子称”。
一切都在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地发生着变化。但是，在这个发展问题上，香山乃至中部干旱带一百万生命，的确是太迷茫了！这种变化，也仍然治不好香山地区的贫血症。
往事如烟。
往事并不如烟。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位摄影家曾到香山地区采风，当他看到挣扎在贫困之中的香山人，几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床上一条棉被已烂成一堆破棉絮，根本无法用手提起时，摄影家的泪水潸然而下，呜咽难禁。他掏空了兜中的钱，一张照片也没拍，就掉头离开了。也许，那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艺术家。也许，他意识到他的摄影机面对这片沉重的土地时显得尤其单薄，所以他离开了，走出了香山人的视线。所有事物的后面都有它特定的原因。在事物的周围和后面，我们所经历的不仅仅是为了给摄影家展示我们的贫穷和落后，也并不是为了摄影家丢下的那点钱。在山里人的心中，生活永远都像太阳，其灿灿然，其喷薄然，其惨淡然，其蒙蒙然！
一位80岁的老奶奶有一个孙女，从小生活在穷山沟里，后来考上了大学。这位从香山走出去到南方上大学的姑娘，心中常常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南方的山就那么绿，那么美，那么富有，而北方的山就那么穷？难道大自然带给家乡人民的恶劣环境就不能改变？她想起自己小时候每星期从学校回家只为去取一瓶咸菜，一瓶咸菜就是一个星期的期待！直至20世纪80年代前，香山地区没有机械，没有牲畜，没有化肥，小麦亩产超不过100来斤。也许正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在这样的生存夹缝里，香山地区的人便悄悄侍奉起了压砂地。在南方上完大学的那位姑娘如今回忆自己在香山地区生活的那段时光时，笑着说那是“一段蹉跎岁月”。她记得上初中一年级时学校放暑假，生产队就会安排学生们劳动。她和大人混在一起拔麦子，山里自有“麦死中伏，拔麦子，抢黄天”的说法，她从初一到高中毕业，再到补习，再到上大学，边上学边劳动，从拔二垄麦子到三垄再到四垄，她的手磨起了一层又一层血淋淋的泡。母亲心疼她，就给她缝了护手套子，又到生产队领来羊毛缠指护手，让她搓毛绳扎腕护胳膊。冬天的时候，她和大人一起去背砾石铺压砂地，多铺一块就多一点希望。那些面黄肌瘦、破衣烂衫的农民在最热的伏天里用手一根一根拔完麦子，又在寒冷的冬季到来时，一背篼一背篼背着他们的梦想。从犁耱种拔，到晒碾打扬，不是熬神费力，就是劳心伤身。风调雨顺的时候，大家勉强可以温饱。风不调雨不顺的时候，无麦可拔，无苦可下，无法糊口，大家的景况更是不堪设想了。当初的压砂地也是苦营生，背来背去的，背走了日月，背弯了腰，就为背出自己那干瘪的肚子之一饱。这位姑娘发誓，大学毕业后再也不回中卫了。可这位姑娘哪里知道，当这片被姑娘唾弃的山地，在哭泣了百年之后，居然重新以崭新姿态展现于世界。一种积蓄已久的力量爆发了，乘势而上，风生水起。于是，今日香山，我们又看到了这样一件事，喊叫水乡白圈子村的村民杨彦忠外出打工，却在2008年的春天突然返回了家乡。原来，他在外地听说家乡的那座荒山漫山遍野地长满了硒砂瓜，运到重庆竟能卖到每斤0.85元！所以，他再也不愿在外漂泊了。为了生存，背井离乡的游子回归家乡，又在家乡的硒砂瓜产业中大显身手。我们没有理由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位姑娘的行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我们却有理由为今日的香山地区喝彩，为杨彦忠的回归而欢欣。
是啊，往事真的是不堪回首。
但是我们必须要回首往事。因为往事是历史的备案，她刺痛我目，给我以泪；她激荡我身，给我以力；她震撼我心，给我以智……也许，正是她，才是催生出百万亩硒砂瓜的智者、勇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香山地区在很多人的心中目成了“边疆”。
城里的干部不愿到香山来。他们把到香山任职看做是一种“发配”。即使提职也不乐意。来了的干部，总又寻找各种理由想尽快离开。他们觉得在这块山地上难有作为，出力比别的地方大，流汗比别的地方多，总又迟迟不见成绩。谁愿干出力不讨好的活呢？十个手指咬哪个都痛。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中卫历届领导Zq1kfFiycBvR/5ZDKk8MYQ==都对香山牵肠挂肚，都为香山忧心忡忡，都对香山另眼相加——世界联合国组织来支援了，运来了黄油和牛肉罐头，大张旗鼓地引水上山……尽管领导费尽心血、采取多种措施；尽管外界多次施以爱心、伸以援手，香山却一直古井无波，昭彰不显。
于是香山地区在人们眼里又成了“扶不起的阿斗”“过不了河的泥菩萨”。几个外地人听说香山很穷，要来香山看个究竟，临出发，先去超市买了一堆方便面和火腿肠，有人不解：“准备这么多东西干什么？”他们说：“听说香山穷得吃不上饭。”他们还打电话问原中卫县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人：“我们去你们那儿的香山，需要穿羽绒服吗？”中卫的这位仁兄很奇怪，7月份这么热的天，穿那劳什子干吗？外地人说：“听说香山人穿皮袄子，我们以为那里很冷。”
如果说上述个案是外人的误解，却也透露出香山的偏僻和闭塞。可是，下面这些实例，就是香山人实实在在的感受了。
长期以来，香山人在发展问题上的确掉队了，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他们心里抹不去的痛！
“香山是个穷坑”，对于香山的干部群众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的形容词，那是压在心头的一座大山。“穷坑”的帽子一天不摘，香山的干部群众一天就有喘不过气来之感！
纵观中卫的历史，最难的是让干旱带的人脱贫，这里不脱贫，中卫就不能脱贫，共和国就不能脱贫！
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个事实：在原中卫县版图的土地利用中，平原灌区和干旱山区的垦殖率高低悬殊，平原为54.82%，山区仅为3.3%。事实上，解决耕地、人口、粮食的平衡问题成了当时香山地区的首要问题，切实保证这三者相对平衡，似乎成了山地科学管理的一大重要和亟待研究解决的课题。我们看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香山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落后，山区的产业发展水平也很低，第一产业比平原地区粗放，第二产业的科学技术含量极低，且多数规模小，这些都反映出山区的经济实力与平原有很大差距。干旱山区农民虽然积极地在压砂地里种西瓜，但收入水平低，仍然存在因病致贫，因还高利贷返贫的现象。山区的水、电、广播电视、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几乎没有文化娱乐设施，农民看不到电视、电影。文化设施条件落后，制约了农民对科技和文化的需求。这里的教育仍然落后，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质量不高，学生上学极不方便。还有很多农民，为了多铺几亩压砂地种瓜，就把正上初中的孩子从教室里拉回家充实单薄的劳动力。这种发展状况，使之和其他地区的差距反而拉大了。
改革的春风吹进山谷后，对香山地区造成的新冲击，现在我们有必要再反思一下。至少在几年或者十几年内，旧的差距继续扩展，新的差距又接二连三地出现，祸福实在难卜。
不防看看以下这些差距：
1983年1月20日，原中卫县县委、县人民政府制定出台《贯彻落实中央农村经济政策的具体措施》，明确鼓励农民开荒扩地，允许个人购置大中型农具和汽车，允许雇工进行各种生产经营等15项具体措施。由于劳动力的单薄，这一地区农民想方设法淘汰旧的生产工具，更换新的农业机械，但人们的技术水平仍然普遍偏低。
1983年9月1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原中卫县为宁夏第一个对外开放县。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技术、信息、市场又进一步投入治黄灌区，这使灌区的人们比较快地接受了外界的新观念，大大加强了平原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而干旱带却依然处于被动状态。他们只能向山下的人借高利贷。
在原来巨大的“贫困”面前，现在横着一条更大的“贫富悬殊沟”。以前，人们在“物质”与“心灵”上原本是平衡的。人们都很穷，大家都处在一个水平线上，过着同样的日子，没有对比，也没有刺激。但是当贫富悬殊的一条深沟横在人们面前时，有人认为，几十年积累起来的集体经济突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土崩瓦解了，人们突然没有了依靠。有钱的人通过多铺压砂地在有雨水的年景变得更有钱，在没雨水的年景变成了穷光蛋。没钱的人通过借贷多铺压砂地，在有雨水的年景有望成为富人，在没雨水的年景变得更穷。
干旱带的传统农业，因资金贫乏，技术落后，劳动力奇缺，运输不便而导致压砂瓜成本过高形成“停滞不前”的局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致力于改造运输工具，却无力改造运输道路的畅通。有一副对联很能说明问题。上联：行路难，难于上青天；下联：百姓盼，盼路到村前。横批：望眼欲穿。这是在遇上好年景的时候，压砂地里的西瓜运不出去，大人孩子夜夜睡不着觉，从盼水到盼路，他们血液里那期盼的火苗在一跳一蹿地燃烧，仿佛要撕破灰沉沉的天际……
瓜农痛苦绝望，本以为下了场透雨就能把钱装进自己的衣兜里。
孩子哭泣无助，本来希望父亲多卖些钱，父亲一高兴下一年就会让他回学校读书了。
可是，他们神色黯然，心情沉重。
现年52岁的喊叫水乡白圈子村的村民马希忠说：“那时候刚开始种西瓜，种子不行，山坡上躺着的瓜奇形怪状，有的是马勺瓜，有的是葫芦瓜，有的是扁瓜，挑出一些好瓜又运不出去卖不掉，人真是感到快疯了。”一位记者写道：“半个世纪以来，中宁县二道渠村二道沟的山上，因没有一条像样的路，瓜种出来却难以运出山外。若遇连阴雨天，一年的收成就烂在地里。2005年5月，中宁县投资240万余元，修出了一条贯通二道沟、连接山下公路，长约25.7公里的三级砂石路。从此，二道沟山上的压砂面积迅速扩大。”以上这段文字描述的是中宁县一个村的情况，也是中卫市在百万亩硒砂瓜基地建设当中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实，但由此可以看出，路对香山地区的人是何等重要，路与压砂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及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修路又成了山里人的梦想。原来，梦想在山里人的心中，不是一个凝固点，而是一条由泪水会聚起来的生生不息的河流。
是啊，没有路的时候，山里人在压砂地里种西瓜就像是“海市蜃楼”，它可以使人一时跌入暴富的虚幻，但却无法使他们获得一种踏实感。大家梦想富裕的生活，梦想山地的绿色，梦想水，梦想路，人们通过梦想发出的是对悲惨的生存条件的抗争，即便这抗争是微弱的，在短时间内徒劳无益，人们却也想以此忘却活着的艰难。梦想不能如愿以偿，梦想的过程充满了焦灼，充满了痛苦，充满了失望，就像戏剧《等待戈多》里面的那句著名的台词：“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待的人。”但是，人们还是要梦想，人们在无可奈何中表现出来的耐心带着几分悲怆，却也体现出生命的厚重。
“不要以为进入了80年代，饥荒就会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不是的，威胁并不遥远，历史脆弱得很，只要不注意防备，人祸、饥荒难免不期而至。”这是拓兆恩在20世纪80年代开会时经常讲的一段话。
我们今天采访这位老人时，他仍然清晰地想起他当年讲过的话。80多岁的拓兆恩身体健康，思维清晰，他说起香山地区及与之相关的压砂瓜时，那种浓郁的情感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说那时香山的压砂瓜因信息不畅，在外界没有形成自己的销售网络，瓜运不出去，瓜农焦急上火，嘴上长满了水泡。拓兆恩从瓜农嘴上的水泡又说到压砂瓜的品质。他说香山地区昼夜温差大，又是旱种植，瓜的含糖量很高，竟治不好瓜农嘴上的水泡。当我们告诉他今日硒砂瓜的现状时，老人听得心花怒放。这位在香山地区干了几十年退居二线的党的干部，在1982年那个“全国粮食处于上升较快”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回城享清福，而是为景庄乡的压砂地出力流汗。可以说，拓兆恩实实在在地让景庄乡的每一位老百姓从压砂地里得到了好处和实惠。也许，那点好处和实惠与今天这一地区的农民在硒砂瓜产业中所取得的富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却拓宽了香山地区的羊肠小道，拓宽了人们的思路和视野。对于宁夏中部干旱带来说，因为自然条件的局限，山地所能生长出的财富过去毕竟有限，要想把压砂地发展起来，那将会是异常艰难的。
拓兆恩老人从过去说到现在，最后竟感叹：如果自己再小20岁，一定要投身到“百万亩硒砂瓜”日益发展壮大的洪流中去。
多么可敬的老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忠诚，终究干不出今天如此轰轰烈烈的大产业的。但是，这历史之根，却在生长中，不断地有新芽长出，不断地有一种力量在牵引着历史沉重的前行。啊，生生不息的黄土腹地中部干旱带的生灵啊，对生命的虔诚和对生命的追索，如此令人感动。这一支流脉，汩汩流淌着，在不久的将来，完成了一项产业，完成了将要提及的“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这精神，也是民族之魂，民族精神。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
阳光透过窗户，把一抹金辉不规则地洒在拓兆恩老人粗糙的脸上，由于阴影的衬托，就更显出了他脸部坚硬的线条和五官的粗犷。他那已深深凹陷的眼睛藏了太多久远的往事，因其高远和辽阔，我们竟无法看清里边究竟是伤感还是淡然。据说著名作家麦天枢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回到香山地区，给拓兆恩老人送了一条烟，曾打算要把老人写成一本书。麦天枢提笔写了16页稿纸的提纲，希望老人能将其一生做过的事记流水账似的记下来。可是那时候，拓兆恩仍在为山里的百姓忙碌，没时间给自己的人生记流水账，竟把大作家的提纲也弄丢了。老人提起这件事来，竟哈哈大笑，他说他自豪啊，香山地区有麦天枢这样的大学者，还愁什么呢？
当然，这是老人在开玩笑。可以说，树“万民伞”、建“功德碑”的时代早已过去，但在香山地区老百姓的心里，“功德碑”“万民伞”却是世代皆有，万古不灭。也许，拓兆恩老人以及我们这部作品中的各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都能算上，都应该大书特书。虽说时代的调色板会把他们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忘，但是，中卫不能忘，干旱带不能忘，他们那心智和汗水的辛勤付出。
我们在听拓兆恩讲述香山地区乃至中部干旱带压砂瓜的发展历史时，感到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担忧、哀愁、惆怅和焦灼，同时又有一种迷茫的冲动和希冀。其实这也是那个时候山区农民的共同特征。有时候冷静木然，有时候激情荡漾。那是他们看到一片电光石火时却忽然又变作黑风黑雨。那是他们发出一声呼号时，忽然又听到更多唉声叹气的回响，那是他们骚动不安的灵魂和激烈的向往混合出的一种忧愁，一种深深的沉沉的忧愁啊！他们在“穷”与“富”的跳板上踩着高跷，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然而，山区农民是坚韧的，朴实的，也是天真的。他们以为改革开放后，山区也会大踏步地向前冲去，山里人也可以扬眉吐气，四个现代化就近在眼前了。可是当他们经过几十年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和磨难进入新时代后，他们甩开膀子大干了几年，碰了不少钉子，遇到了不少新的问题，实际情况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啊！
我们写了那么多的艰辛，那么多的苦涩，那么多的梦想，可是当时压砂瓜并没有为山区群众创造真正的富足，那些没有经济统计数字的劳作便都失去了意义。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再回首，背景已远去；再回首，泪眼迷蒙！
我们看到，贫穷依然向这一地区的人民露着狰狞的面目。
我们听到唱“花儿”的山里人迷茫无奈的声音：
背篼压得脊梁疼，
锹把子攥得手心疼。
问一问月亮和星星，
啥时辰能过上好光阴，
哎——啥时候能过上好光阴。
……
这位1949年出生于原中卫县三眼井乡的农民黄彦美，如今是一位硒砂瓜种植大户，靠着这项产业，全家已从山上搬到市区，过着城市居民的生活。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老人稳定安详，显得那么平和。当他退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那段时光中时，他似乎是被那段百般折腾的岁月重新磨掉了身上现有的气度。他从17岁开始用肩膀背砾石铺压砂地，以前是为生产队干，后来“单干”了，他就给自己家铺压砂地了。说起压砂地的发展路径，这位老人同样装满了一肚子的故事。粗犷嶙峋的山地，有着一种粗粝的本色，虽然常常摆出一副冷酷的面目，却让山里人产生了一种内心的贴近感。而那“抗旱的秘密武器——压砂地”，虽然单调简陋，虽然是残砂砾石，却也让山里人永远牵肠挂肚，魂牵梦萦。人们在压砂地里劳作，就像是被那些砾石吸进去了，再也无法从这种劳作里出来了。大家都凭着想象构筑自己发财的美梦，既可安顿躁动的灵魂，又可为将来好好谋划一下。所不同的是，人人都在做梦，人人都在谋划，有的人晚上谋划，白天想方设法到处借钱投资压砂地。而有的人夜里千条百计，白天却没个事干。黄彦美属于那种有头脑的山里人，他相信压砂地是山里人的心肝，也是山里人最疼痛的部分。一片压砂地没有了山里人，它仍然是一片压砂地。哪怕是没有播种，也没有收获。一个山里人如果没有一块压砂地，不就变成了一块石头。那时候，香山地区因其刚刚包产到户不久，集体经济实力不强，许多乡、村一级的组织工作薄弱，干部心事重重，精神涣散，无人帮农民筹划，直接导致了大家对压砂地重视不够。
当时，没有人会看出他是后来的“富人”，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后来会住进城市的高楼大厦。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我们不排斥资产阶级在生产力发展上的优秀成果；我们更不可排斥生产力发展当中的一切推动因素。这也许是奥秘，诘问：奥秘何在？既不是上帝恩赐，也不是圣人出世，而是“人”的作用。在当时大家还在种子瓜的情况下，黄彦美在压砂地里种西瓜，可能就诱发了山里人的“突变”，或使山里人精神上产生了某种“突变”。这种“突变”让他总结出了一句很土的话：人总要吃饭。是啊，无论任何时候，人都要吃饭，这是最朴素的生命哲学了。
黄彦美记得，那时候在压砂地里种子瓜，100斤子瓜才产4斤到5斤瓜子，一斤瓜子才8角钱。很多情况下，大家忙忙碌碌了一年，收获了子瓜，再从子瓜里捏出瓜子，而这瓜子却卖不出去。有一年，原中卫县三眼井乡政府向农民收购了4吨瓜子，和一位西安的客商谈好价钱，签订了合同，本以为是为农民办了件好事，没想到却事与愿违。西安的客商没有付钱拉走4吨瓜子后突然从人间蒸发，再也没有踪迹可觅。那段时间，乡政府的干部多次跑到西安蹲坑，寻找那个骗子，以期望挽回经济损失。但是，由于当时市场运营机制的不规范，许多岔子和不测依然屡屡发生，令山里人防不胜防。大家在得到的同时，又在痛苦地失去，过去那种太平景象早已不再有了，那些曾经为人们普遍拥有的人与人的亲情、友善、真诚等美好的品质也只能是人们心中的一份回忆了。
4吨瓜子的被骗迷乱了大家的心智，那是山里人一段剜心般疼痛的日子。当大家再一次陷入巨大的迷惘时，也曾试着拒绝，可是要推开“发展”的这道门时，却发现山里人竟是那么软弱无力，人们终于意识到，不推开“发展”的门，就会落得被骗的下场，就会感到一种钻心的疼痛。
也许，今天的人不会明白，当年山里人一年的血汗被骗后的那种真实的疼痛，那是一种被撕裂了的复杂的仇恨般的疼痛。他们在这种疼痛中不得不在原有的准则基础上寻找新的坐标。那么，新的坐标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