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党项民族生活习俗的西夏瓷器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人和其境内的吐蕃人、回鹘人等，原来都是从事畜牧业的游牧民族，西夏立国后，畜牧业仍是西夏的支柱经济。西夏地方政权对畜牧业生产十分重视，朝廷专门设有群牧司、马院、马院司等畜牧管理机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及西夏人对畜牧业的熟悉和重视，使西夏的畜牧业生产出现了兴旺的局面。畜牧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畜牧的习俗也影响着瓷器的造型。如已出土的各种类型的瓷扁壶，是党项族人出行、狩猎时携带的容器，用于盛放水或酒，适合于安放在马、驼背上。大者正反两面中间均有一圈足，起放置平稳和装饰的作用。壶的两侧两耳或四系便于在牲畜背上穿绳捆绑。小扁壶胎体较轻，仅背面有一凹足，两侧只有双耳。扁壶在西夏瓷窑中生产数量很大，为西夏境外的其他窑址所罕见。

西夏瓷器中较多见的生活用品如罐、瓶、壶等，大都广口、短颈，腹部丰满，整体圆润浑厚，在肩部常有两耳或四系。这也反映了党项人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大，只好制作一些简单的、小型的、便于携带的生活用具。此外，像瓷埙是游牧民族放牧时吹奏的乐器；瓷铃、瓷钩是驮畜的挂件和捆绑驮物时的用具；瓷马、瓷骆驼、瓷羊、瓷狗等是游牧民族喜爱的家畜。这些瓷器都反映了写党项族人息息相关的游牧生活。

在西夏瓷器中，高足器是其显著的特点之一，如：高足杯、高足碗、高足盘、高足豆等，凡器形较矮的容器，多制有高足。这反映了党项族人饮食起居多在地上，有席地而坐的习俗，因而烧制出适合在地上直接放置的圈足较高的食具。

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西夏瓷器

早在北朝、隋朝时期，党项羌族人就在青海东南部和四川松潘以西的山谷草原狩猎、放牧。他们最早的生活用具是木制的，从西夏遗址中出土的饮食器皿中，就遗留着木制品的风格，如有些瓷碗、罐的重沿及玉璧底、饼足等。而且，在西夏文字中属于器皿的字，大都从“木”部，也可得到证实。唐代末年以后，党项人内迁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由游牧、狩猎逐渐转向农耕和定居，期间积极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西夏立国前夕，党项族人更是通过网罗和使用汉族人才等，使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宋仁宗时的富弼曾经这样说：“拓跋自得灵州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所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条）富弼的话道出了西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密切关系，说明西夏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出土的西夏瓷器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西夏瓷器的大部分器型，还是仿照唐宋时期各瓷窑烧制的器物，如碟、碗、缸等，绝大部分在造型上与中原地区烧制的器物基本相同。西夏的各个窑场所使用的工匠，实际上大部分是从内地投奔而来的汉族人，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同时与党项族和西夏境内的其他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西夏文化。但由于受经济落后和设备条件较差的局限，从总体上来看，西夏瓷器远不如中原瓷器那么精美。

与西域文化相关的西夏瓷器

西夏地处长安至凉州的北道上，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瓷器制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

如在宁夏石嘴山嵬城，灵武磁窑堡和海原等地出土的玉壶春瓶，是西夏出土最多的瓷器。

小敞口，直颈细长，鼓腹圈足。这种造型的瓷瓶最早出现于印度菊萄酒神药叉女雕塑像中，其左手所托即为春瓶，形似男根，而且其上还有男女秘戏之图，这就是春瓶的来历了。

玉壶春瓶是北宋时期创烧的瓶式之一。它融合了西方印度春瓶和唐代花瓶的造型，以变化的弧线构成柔和、匀称的瓶体，惹人喜爱，在西夏瓷器中也具有一定的数量。

此外，还有白釉花口瓶、白釉净瓶、偏提壶等，造型都十分别致，是中原瓷器造型中极少见的器物。另有一件鸟形砚滴，嘴与柄的处理与偏提壶大致相同。不同的是鸟形现滴在嘴的上方加了两道眉毛，类似“古地亚头像”（《古代西亚埃及美术》图9，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