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经十七年了，他是在一九九二年，农历十一月初六上午，与继母相差四五个小时走的。继母在早上七点钟病故，父亲在脚地下走来走去的安排着继母的后事。说话之中往椅子上一坐，再也没有醒过来。脑冲血夺去了他七十六岁生命。有人说，父亲是被继母带走了。或许真的如此。二位老人同甘共苦，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了四十个年头，继母晚年患老年痴呆症有六年时间，全由父亲一人精心伺候。俩人难舍难离是情理之中的事。继母的去世对父亲的打击是致命的。活着朝夕相伴，死时撂不下对方孤单地离去孤单地留着。夫妻感情如此恩爱，是我们做子女的学习的好榜样。我们四姐弟都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家庭生活都很圆满。这与父亲的教育和影响是分不开的。如果不是继母的作用父亲怎么会在完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突然走了呢？
一个普通百姓瞎字不识的农民父亲，有什么可说的呢？有说的，但是确实没有动听的。因为父亲的人生是平实的人生。平实的人生在别人看来是无趣的，但是对子女来说是难以忘怀的。我活了六十几岁，做过无数次的梦。梦中见到次数最多的人就是父亲。有两次清楚地梦见父亲从棺材里活了过来，在梦里全家人还高高兴兴地庆贺了一番。思念父亲，不仅仅是因为他给了我生命，养育我长大供我上了学，而且是因为他教给了我做人的基本道理。
父亲说，小时偷针针，大了抽筋筋。这是父亲给我讲的第一个故事。父亲说，从前有个小孩，到别人家串门，看见人家的针就偷回了家。他妈妈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夸他聪明，懂得把别人的东西拿回家。孩子一年一年长大，成了偷人贯犯。有一次他被告到县衙，县官因为他累教不改，就判决将他脚后根的筋割断抽了出来，叫他再也走不了路。父亲接着说，看见别人的东西就爱，偷一次后想偷二次。一次接一次人就不由自主。所以，千万不可爱人家的东西。人家的东西一次也不敢偷。偷一次人，会背一辈子贼娃子坏名声。人家总是把他当贼娃子防着。父亲还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他说，旧社会在绥德街上，有一个卖蒸馍的掌柜叫李合义。这人很有心计，招用伙计要做诚实试验。他把银元摞到院子里路人能看到的地方，然后叫伙计去扫院。有的伙计看见银元就爱不释手，赶忙就装进自己兜里。这个伙计就被打发了。有的伙计拣到银元，赶忙交给李掌柜。这样的伙计就留下了。拣到的东西也不能看成是自己的，要查问是谁丢的。不要爱人家的东西，穷也要穷的刚骨，穷的坦然。人要是手脚不稳，被别人捉住一次名声传扬出去一辈子没人敢信任了，这种人活得肮脏不肮脏？
父亲说，人是捉精的。在我十四岁那年的夏天，我小学毕业考过了中学，等待着张榜公布录取名单。那时候中学招生采取张榜公布被录取学生名单的办法。几张大红纸，张贴在县城几处人稠广众的地方，张贴在全县各个乡政府住地显眼的地方。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你闲着没事，去学的做生意吧。我问：“做什么生意哩？”他说：“现在小瓜（香瓜）上市了，你叫几个娃娃合伙到薛家峁买上几百斤小瓜拉到城里去卖。薛家峁的小瓜品种好，这几年有名气，好卖。”我说： “没卖过，怕赔哩”。父亲说：“不要怕赔，小本生意赔不到那里去。常怕赔常不敢做，什么时间能长本事。人是捉精的。被人捉弄一次，自己精明一次。”于是我就答应了。父亲给我十八块钱，我们拉了一个架子车，买了三百斤小瓜，到街上卖。结果就是赔了。父亲说：“赔钱是预料之中的事，想想看为什么会赔。”我对父亲说：“三百斤小瓜卖的时候不好意思，分量称的都高，卖完后斤秤短下十六斤，亏了九毛钱。我们开始一斤卖一毛钱，卖不出去。改成卖八分钱，卖了有一百五十斤，挣了三块钱，又卖不动了。剩下一百零陆斤按三分钱给人家成总卖了，又亏下三块一毛捌分钱。合计亏了四块零八分。挣的三块钱一抵消，最后实赔一块零八分。总买零卖，卖的时候分量称高了肯定卖不够原数；卖瓜果千万不能让人乱捏，捏来捏去就不好卖了。”父亲说：“一块零捌分钱买来一次精明，没白赔。”
父亲说：念书有什么不好？会念信，会写信总比瞎字不识强。我考上了绥德县城郊一中，那是本县最好的中学。念了一个多月时间，一天上午下课后，我没去食堂吃饭直接跑回了家。回家后，在磨房里找到父亲和继母，他们正在推磨。我对他们说，“我不想念书了，回来受苦（劳动）呀”。继母问，“为甚？”我回答说：“学校太饿了”。父亲骤然气急败坏，把推磨棍啪一声甩到了地上，放开嗓子斥责道“这么没出息，念书有什么不好！会念信会写信总比瞎字不识强。全村二十几个娃娃就考起你一个，你现在想回来受苦。书念到再升不了学时，再回来受苦也不迟。娃娃不念书会耽误一辈子，就是受苦不怕耽误。饿肚子不是你一个，现在到处都在饿肚子，回来受苦也得饿肚子。”父亲说着说着生眼泪珠珠从眼眶里流了出来。继母接着父亲的话茬说：“好娃娃，要听话，我们从农业社劳动回来连晌午也不敢闲，忙着给人家推磨，黑夜还得推半夜。推一斗麦子挣两块钱，还不是为供你们念书。”我看着父亲的态度那么坚决，再也没有说什么。继母问我，“你回来时给老师请假了没有？”我回答说：“没请假，上完课我没去吃饭就跑回来了。现在学校正午休。”继母说：“赶快去，叫你爸送你去，到城里买的吃上点，不要叫老师和同学们知道。”于是我跟着父亲来到缓德城。父亲给我买了三个油饼子，对我说：“咋你一个回学校去吧，我回去还要到农业社劳动去。”我说，“噢，你回去。我自己回学校”。我跑步回到学校，正赶上午休起床铃声丁零零在响。
父亲说，与人相比，不能比享福，要比吃苦。能吃苦中苦，要比别人易出头。父亲对毛主席、共产党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毛主席、共产党都是神人。要做什么就一定能做成。不听毛主席、共产党的话一定会吃亏的。”一九六八年的冬天 ，我姐姐来看父亲。在闲聊中姐姐说，“上山下乡也是软的，能开出免下证的就不应下乡了”。我心想，姐姐毕竟是城里人，知道的就是多。父亲说话了，他说：“与人相比，不能比享福，要比吃苦。能吃苦中苦，要比别人易出头。现在国家把学生全部打发到农村，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贫下中农除了吃苦再解开甚哩。这就是说国家叫学生娃娃们到农村学吃苦来了。以后国家还能不用人？这批学生是一茬人哩。肯定要有人进城工作。叫谁去呢？谁不怕吃苦，谁能吃苦挨谁去。”父亲的话果真应验了。从一九六九年开始陆续有招兵的、招工的、招生的来招收知识青年。办法是要经过贫下中农推荐。一般情况下贫下中农还是推荐能吃苦的。我是一九六七年高中毕业，等到一九六八年统一上山下乡回到农村。听父亲的话，我踏踏实实学吃苦。一九六九年十月，在生产大队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一九七O年5月，经生产队和公社一致推荐。我到榆林地区汽车大修厂当了工人。
父亲没念过书，不知道什么是圣贤书。但是他那些做人原则不但是他的人生形象，而且是我坚持始终的座右铭。去年同村一位叫李治保的退休干部到我榆林的家中串门。毫不客气，开门见山地问：“你们弟兄长期出门在外，我不了解。你们的为人处世还不知道顶住顶不住你爸？我想恐怕顶不住。你爸在咱村的威信可不一般。谁不说人家那人人品好有本事。”李治保是我小学同学，与我父亲从来没有交往，他的话没有别的意思。我现在用父亲做人的原则教育儿孙，他们没表示出存在什么代沟。我常常在想，但是，怎么也想不出父亲有什么对我不好的地方，想不出父亲还应该为我做点什么。因为他已经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儿女们，他没有带走任何他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儿女们还能要求他为我们做些什么呢？父亲平实的人生虽然不能引人注目，但是做儿女的表达对父母的深切怀念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是慰藉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项礼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