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说，在盐池县大水坑镇摆宴井村，有一名远近闻名的村医石伟林。
在他家院子里，20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四间卫生院早已被国家卫生局挂牌为“定点医疗机构”。如今在石伟林大夫办公桌的抽屉里还保存着一沓发黄的纸条子，这些纸条子可是石伟林自20世纪70年代从医以来，乡亲们因没钱付医药费给他打的欠条啊！少的几十元，多的二三百元，加起来近三万元呢！他说：“我保存这些欠条不是为了讨账，而是作为一些美好的回忆罢了。”
从这些“文物”引出了无数感人故事。
石伟林1948年出生于盐池县大水坑镇摆宴井村的一户贫苦人家，1967年初中尚未毕业的他，由于“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只能回乡务农。1972年起担任盐池县赤脚医生。40多年来他靠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记忆，自学完医科大学内科、妇产科和中医中药学教材，为方圆百里、周边市县2万多群众诊治常见病、疑难病1万多人次，接生2000多例，无一例死亡，为80名产妇进行过胎盘剥离。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他为30多名习惯性流产孕妇成功保胎。治愈了18名大医院判了“死刑”的疑难病人，成为远近闻名的全科医生，也被当地群众和周边省区的群众称为最美的乡村医生。
20世纪90年代，由于没有医疗诊所，他在自己家建房，出钱购置设备，办起了“家庭病房”，无偿为病人提供方便。他家既是“门诊房”“药房”，又是“住院部”，还是“健康教育宣传室”。提起他，方圆百里的群众都竖起大拇指称他是“穷人的好医生”。
水有源，树有根。造就一位好人必须要有好的家庭，好的遗传基因。石伟林的父母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庄稼人有庄稼人的传家理念：“人生在世要勤苦，做事就得往好做。”母亲生育了他们兄弟姐妹8人，42岁时在生育第九胎时因胎盘滞留，失血过多，离开了人世。
母亲的去世给还在上中学的石伟林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心灵伤痕，也给他留下了无尽的思索：如果我们这儿有一名哪怕是略懂医学常识的人，母亲能因为一个常见的生育现象丧命吗？他永远忘不了母亲临去世时那悲伤乞生的眼神，也忘不了兄弟姐妹们惊天动地恸哭的场景。从那天起，他暗下决心，毕业后一定要考取医学专业，将来扎根农村，为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贫苦人治病，救治像母亲那样的产妇。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击碎了他的医学梦。虽然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但他矢志不移。白天他和社员们一起耕田种地，晚上则在油灯下自学从朋友、同学处借来的医学书。经过几年的努力，他靠顽强的毅力学完了《人体解剖学》《病理学》《乡村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中医入门》《本草纲目》等基础医学和药学书籍。
1972年，县委决定在每个生产大队配备一名赤脚医生。经过群众推荐，他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赤脚医生，从此有了用武之地。石伟林觉得，医生这个职业不仅要从肉体上解除人的痛苦，而且要在精神上给病人安慰。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自从担任赤脚医生的那一天起，他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目标：一定要立足岗位，刻苦钻研，深入学习医学知识，虚心向医务人员请教，不计报酬，不取私利，治病救人，扶贫济困，恪守职业道德。
几十年来，他以此为座右铭，系统地自学完医科大学的各种教材。只要一有空，他就到盐池县第二人民医院向各科医生请教。吉林医科大学毕业的天津支宁医生苏兆孚，时任二院副院长，他见石伟林热爱医学，又能刻苦钻研，就将他和妇产科大夫妻子周静华的教材赠予石伟林。周静华大夫还手把手地教他怎样诊断胎位，怎样接生，怎样剥离胎盘。由于他的刻苦自学和医务人员的精心帮教，在1979年“全区乡村医生中专水平及逐项达标”考试中，石伟林取得了优异成绩，地区卫生处领导还称他为“医学活字典”。
1984年，一位产妇急产，家属半夜敲响了石伟林家的门。他二话没说，背起出诊包冒雨赶到了产妇家。一进门，他没有顾得上擦一把雨水和汗水，立即给产妇实施助产。孩子顺利生下了，但是胎盘迟迟未娩出，他又立即进行胎盘剥离。由于胎盘滞留时间长，产妇失血过多，即将休克，他马上给产妇快速输液，有效地改善了产妇的微循环，挽救了产妇生命。产妇脱离生命危险后，家属怀着感激之情给了他100元出诊费，可他只收了40多元的医药费，其余的退给了家属。
1980年春节前夕，麻黄山乡一名产妇产后胎盘滞留，由于大雪封山，道路不通，无法到乡医院就诊，家属只能用小驴车拉上产妇连夜冒雪就近赶往摆晏井。路上产妇疼痛难忍，几次休克。家属找到石伟林说明情况，求他赶快救命。于是，他踏着一尺多厚的积雪，半途中把产妇接到就近的人家，急忙检查了产妇的体征，发现产妇脉搏无力，面无血色，如不及时进行胎盘剥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于是他二话没说，清毒后进行胎盘剥离，随后又将产妇接到自己家中打针输液。经过两天的护理，产妇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石伟林为方圆百里之内的2000多位产妇接生。有的产妇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付不起药费，他就默默垫上，常记“为人为到底”的祖训。
有人问石伟林，几十年来你顶风冒雪，跋山涉水，究竟图了什么？他说：“我是一名乡村医生，时代赋予我的就是为乡村农民弟兄解忧解困。要说我图什么，我就图农民弟兄健康少病，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多挽救一个产妇的性命，就是对她老人家献上的一份孝心。”
人说医生看病有三宝：语言、药物、手术刀。大医院里现在看病重仪器检查，而疏忽了“语言”。其实，医生治病要靠技术，更要靠语言的人文关怀，要给那些已失去希望的患者活下去的信心。我们的石医生不用“手术刀”，就用语言关怀和药物。
1984年，牛皮沟村村民王伟清因患大叶性肺炎生命垂危，家属找来盐池县第二人民医院大夫救治。抢救24小时后，病人仍昏迷不醒，一度休克。大夫说生还无望，劝家属准备后事。不甘心失去亲人的家属找到石伟林，他采用抗休克消炎，改善呼吸功能，恢复肾功能等措施，经过十多天的精心治疗和护理， 硬是将病人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1980年，一位70多岁的老人因患脑出血引起瘫痪，经过石伟林精心的药物治疗和人文关怀，一个多月后，病人又奇迹般地自行起卧，后来生活还能自理了。患者外孙系自治区某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来探望外祖母时称赞石伟林医术精湛，药物配法精确合理，在农村是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
1977年，惠安堡镇村民王增星的孩子因患麻疹并发肺炎、脑炎，导致抽风休克。由于离医院远，就慕名赶来找石伟林。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治疗，终于留住了孩子的生命，现在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在北京工作，每每探亲回来都不忘亲自登门感谢当年的救命恩人。
2008年，一位内蒙古的病人在区附属医院做脑膜瘤切除术后，颅外积水，花去11万元仍不能根治，经人介绍，他抱着“有病乱投医”的心理找到了石伟林。石伟林首先予以精神上的鼓励与开导，并给他开了37元的中药单方和西药，让家属拿去试用。七天后，家属打来电话说，病人已完全治愈，并连称“奇迹！奇迹！”后来，家属专程赶来赠送了锦旗，上面用蒙古语写着：“人类的神母神，母亲的救命神”。
2010年，赵延炯肾病久治不愈，透析等治疗把他折腾得痛不欲生。经人推荐，他找到石伟林的诊所，没想到只花了500元就治好了大医院花10多万元都治不好的的肾病。
2012年b31cabd51372bbf15572835992c8f83bfe1368e089594ac267473d739a2ffa2a10月，红寺堡35岁的张晓燕因红斑狼疮引起多器官衰竭，先后在吴忠、银川等大医院花费十几万元无法治愈，医院只好下了病危通知书。家人闻讯找到石伟林，他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不仅挽救了张晓燕的生命，还使张晓燕的体重由原来的40多斤增加到100多斤。目前，张晓艳呼吸功能、肾功能正趋于正常，水肿消失，各种生理功能趋于平稳。
2012年12月3日，《银川晚报》记者陪同新华社记者到石伟林家采访。当被问道：“开个卫生室能赚钱吗？”他无奈地拿出了一沓发黄的白条，多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病人因没钱支付医药费给他打下的欠条。在石伟林眼中，救死扶伤比钱有意义，病人康复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为了减轻村民就医负担，他不但从来不收出诊费，还自掏腰包为病人诊治。年近七旬的他还经常跋涉三四个小时，到附近山里采草药，无偿提供给留守老人和困难群体。
40年来，石伟林采用中西医结合和独特的民间单方、秘方，为本村、邻村和相邻的内蒙古、陕西、甘肃等地几千病人治疗了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让群众少跑路、少花钱、少打麻烦，在群众中有口皆碑。
石伟林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他所在的村卫生室服务四个行政村，共3000多人口。他爱岗敬业，扎根条件艰苦的农村，尽职尽责地为最基层的百姓服务；他严格执行规定的收费标准，坚持从正规渠道进药，药品价格、收费标准公示上墙；他从不开大处方，不乱收费，只让群众花小钱就可以放心就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乡村医生的职业经历了一个历史性转型。农村留守老人的健康成了石伟林关心的头等事。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预防接种、健康教育宣传，建立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健康档案，加强在慢性病管理、孕产妇系统管理和0～7岁儿童的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由于宣传和预防式做法及时到位，近年来，他所服务的辖区内群众健康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多发病、常见病明显减少，尤其是原来农村常见的百日咳、痢疾、小儿麻痹已无一例发病。孕妇住院分娩率100%，接种率100%。
留守老人李兰秀、李子华、吴清禾，都是年过八旬的留守老人，患有严重的肺心病、肾病，石伟林为他们建立了健康档案，并定期或不定期为他们诊治，使他们安享晚年。
40多年来，石伟林以高超的技艺和高尚的医德，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杏林乐章，先后获得自治区级年度优秀乡村医生奖励3次，县级优秀乡村医生奖励8次，群众赠送锦旗20多面。2011年，他获得了感动宁夏人物提名奖，在周围群众心目中竖起了一座“乡村贤人”的道德丰碑。
冯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