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对我来说注定是一个忙碌而有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我出版了第一部随笔集《读书就像听音乐》。在整理出版这部文集时我才惊讶地发现，不经意间我已经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散文、随笔、小说和诗歌。2011年5月又出版了散文集《曼陀罗有自己的舞姿》，诗集《蓝调》也已整理脱稿，静静地躺在我的电脑里。按理说我应该乘胜追击，继续出版我余下的文集，可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我完全不能静下心来读书和写作，也不能静下心来完成这些文稿的出版工作。
我一直对这个世界提不起兴趣，总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一样是沿着自己要求的样子运行的，总觉得自己苟且偷生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几年来，我就像得了抑郁症一样无精打采、浑浑噩噩地活着，像个局外人一样冷眼看这个世界，冷眼看周边的人和事，以至于我的诗集和另外几部文集均被我搁置至今。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一种颓废感、沮丧感、虚无感、幻灭感里，这种感觉由来已久。产生这些感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对生活的绝望，二是对现状的失望。我冷冷地看着这个光怪陆离、虚假荒诞的世界，美丽的、丑恶的、虚伪的、狂妄的，各种各样的感觉都有，精神状态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对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我不像那些神采飞扬的人，总想把自己的名字叫得响亮一些，或者挂在自己想挂的地方，或者像某些人一样四处推销自己，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得到某些认可。我也不像一些人觉得自己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总想在当今的文坛或者诗坛占一席之地，让自己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各种刊物上，或者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或者想方设法在各种场合为自己造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力争在短时间内把自己炒作成名人。
我对这些没有一点儿兴趣，甚至对那些大出和超出自己文字范围的涉嫌炒作生出一种鄙视和厌恶感。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虚荣和浮躁的表现。由此可见，我显得是那么的落伍、那么的不合时宜。有些人成天做着名人的梦，为此而四处奔波，而我却远远地躲在人群的背后，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几年来，有不少文朋诗友关心和督促我出版文集，著名诗歌评论家苗雨时先生早就为这部诗集写了序，而我却因自己的虚无、颓废、沉沦以及对自己诗歌的不甚满意而迟迟没有付梓出版。几年来，我既不能像尼采一样用意志来克制我的虚无，又不能借狂人查拉图斯特拉之口道出我的虚无。也许我的虚无是因为人生没有多少意义可言，我无法克服渗透到我骨子里的虚无，我所有的日子都将与虚无纠缠。
我从来不为写诗而写诗，更不会为了取悦时下的诗歌欣赏走向和趣味而写诗，或者为了大众或者少数人的欣赏口味而写诗。我最看不上某些诗人把那些粘着汗液和口水的文字当作诗歌，某些诗评家把一些很平庸的诗歌当作精品解读得神乎其神，特别厌恶某些私底下的诗人访谈，那些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地对某诗人的炒作。当然，对那些恰如其分、合乎常理的炒作应当排除在外。
季羡林说新诗是个失败，我也一直怀疑自己写的那些文字是不是诗。有人评价：“与那些干巴巴的、矫情的、像一堆干柴火一样的诗歌相比，你的文字的确有那么一点儿‘充溢着浓浓的真情实感’，与时下那些在各种诗歌杂志上旅行的文字相比有所不同。”我从不认为自己写的就是诗歌，也许充其量就是分行文字；我也从来不认可自己就是诗人，就像我从来不认可当代一些“著名诗人”和诗歌刊物上的一些诗歌一样，因为我把诗歌看得太高贵了，以至于在诗歌面前自惭形秽。
我认为一个肤浅的人是写不出深邃的诗歌的。虽然任何人在本质上都是常人，但优秀的诗人却能够更直接和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有更多的精神斗争和内心风暴。也许正如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所说：“我写诗完全是因为懒，因为诗的好处就是字少。”也许是诗歌敲开了我冷漠的心，让一个顽固不化带着花岗岩脑袋的人；一个心灰意冷、热爱生活又厌倦生活的人；一个在白昼里做梦，黑夜里总是醒着，对世界充满批判和犹疑，不肯向世俗低头的人；一个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唯一想做的就是站在麦田的中央，看朝霞从东方升起，夕阳从西边坠落，看麦苗由青绿色一点点变成鹅黄色，再由鹅黄色变成金黄色。
我深切感到，一个没有写过诗，或者没有写过情诗也没有收到过情诗的人生命一定是苍白的；一个没有进入过或者体验过热恋是什么滋味的人的情诗一定是干瘪的。当丘比特的箭射中你的时候，诗人是不会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的。缪斯女神总是很适时地光顾那些被爱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人。当罗密欧在那个月光皎洁的夜晚爬上朱丽叶的窗户的时候，甜言蜜语就像夜晚的星星一样璀璨夺目，当两人偷偷地亲吻，优美的诗句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一个诗人一辈子写出好诗的几率并不高，这就像画家毕加索一样。毕加索在无数女人身上获取灵感，他的许多画作都是他恋爱的结果。肖邦在遇见了乔治桑之后，其艺术创作达到了顶峰，克拉拉的热情点燃了舒曼的天才之火，勃朗宁一束束芳香的玫瑰创造了伊丽莎白十四行诗的春天，贝多芬给“永恒的情人”的一束信札至今仍是一个待解的谜。
海子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我觉得我所有的诗歌都是我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欢乐。聂鲁达说：“你固然不能把诗写得只有你自己与你的驴子能懂，也不能把诗写得人人都懂。”只有自己和自己的驴子能读懂的诗并不是什么好诗；只有少数人能读懂，而大多数人读不懂的诗也不是什么好诗；写得很华丽、很圆满而不碰触生活现实和精神暗礁的诗，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什么好诗。
我始终认为，真正让人心动的诗歌永远是那些有真情实感的诗歌。一个诗人如果热衷于玩弄技巧，过分注重形式，或者让读者像猜谜语一样领会其诗歌意境的诗人，迟早会陷入泥沼迷失自我，最终成为一个玩弄文字的人。一个优秀诗人的诗歌练习也许会被诗人认为是神启，是欲望与语境的升华，是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诗歌。而我却喜欢那些有个性的诗人，诗歌独特，很有个性和韵味，不受任何约束，自成一体，游刃有余，随心所欲，更重要的是不乏思想性和艺术性。
几年来，我的很多诗文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很多报纸杂志刊登，有的被选入当代多种文学选本和诗歌选本。即便这样，我也从不认为自己就是作家抑或是诗人。准确地说，我就是一名诗歌爱好者，我写诗也纯属意外。也许我的那一根神经被缪斯女神拨醒了，或者被某人无意间神秘地撞了一下，把我沉睡多年的诗意唤醒了，至今我也说不清楚。
我清楚地记得有位叫榛子的作者在他的敏思博客里这样评价我的诗歌：“一箪，现居四川成都……这段文字是从她博客上抄来的，应该是自我介绍吧。她的诗作贯穿‘新锐诗歌’，质和量都令人称道，是她陪我完成此番阅读。一箪于我始终是诗情画意的，就像她优美的诗句，满足着我对诗人的所有理解，语言的、节奏的、意境的……‘聪明的/把你的脸朝向阳光/不要说你心中没有爱/把你的心朝向阳光/不要说你的心枯死/不要说你在追寻爱/说爱在追寻你。’读着这样的诗句，就像在感受着阳光的温暖，温馨而绮旎。‘你像一尾安静的游鱼/在我的夜里游来游去/聪明的，聪明的女人是幸福的/幸福的女人是罕见的……’她在女人与城市间游离，时而恬淡，时而跌宕，时而柔媚，时而焦灼，于时尚符号中承载着诗人的孤独与敏锐。”有位诗友在评价我的诗文时这样写道：“读一箪的文字，我是在感受一个脆弱而敏感、轻盈而深邃、在苦痛中挣扎的灵魂，她同时也在震荡和洗涤着我的灵魂。”每当我对自己的文字没有信心的时候，恰恰是这些阅读者给了我自信。
我的《读书就像听音乐》和《曼陀罗有自己的舞姿》出版后，得到了不少文朋诗友的肯定和赞誉，这两本书同时被成都市天府广场一个大型书店放在入口处醒目的位置进行推荐，并与李敖、白岩松、杨澜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的书放在一起出售。记得某年一个艳阳天，我正为某件事焦头烂额的时候，书店经理打电话说我的《读书就像听音乐》已经卖完了，要我再拿一些书过去。我说家里的书准备送人，精明强干的林经理对我说：“书可以送人，但一个作家首先应该让自己的作品打开市场，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的书内容丰富又厚重大气，放在书店里还是很好卖的，下一本书如果愿意也可放在书店里销售。我们书店里那些假作家、假诗人的书根本卖不出去，有的放了六七年了，连电话都不打一个，把我们这当仓库了。诗集根本没有人要，这年头没有人读诗，有些人名气很大，但书就是销不出去，读者买才是硬道理。”林经理的话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立即又拿了一些书赶到书店。
我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对出版市场一概不知。回家的路上我在想，林经理也知道有“假作家、假诗人”，知道文坛诗坛和网络里的一些情况，知道有很多自称作家和诗人的人在网络上叫卖着自己，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出名。而我知道一些人离开诗歌早已不写诗了，一些人还在坚持；一些人把诗歌当作自己的生命，决心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人不甘寂寞，急于出名，在庸俗的诗坛扯出一面旗帜拉大旗做虎皮。正如著名评论家谭延桐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国诗坛多的是混子，什么叫混子？连‘诗人’这两个字都写得邋遢，甚至不会写却自命为诗人的人就是混子。”
在诗集《蓝调》即将问世之际，我要衷心地感谢著名诗歌评论家、批评家苗雨时先生，诗人、文学评论家解非女士，诗人白鸿先生为诗集《蓝调》写的序和评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诗集出版时受篇幅限制，序言及评论中所引用的部分诗歌以及一些诗友写给一箪的诗评均未被收录进《蓝调》，一箪在此深表遗憾和歉意（未被收录的诗歌拟在下一部诗集中呈现），并对所有关心和鼓励一箪，督促这本诗集出版的文朋诗友表示感谢。
一箪
2016年6月于静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