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四中，记了一段有关“艺文”的小故事，是说穆修和张景二人一同上朝，在东华门外等待时辰，正在互相议论文章的高下，“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约定分别记述这件事，用以比较文字的“工”与“拙”。穆修记道：“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记道：“有犬死奔马之下。”沈括认为，穆修和张景二人的句法都“拙涩”。
这个故事，到了《唐宋八家丛话》中，主人公又换成了欧阳修，说的是，有一天欧阳修和同僚出游，“有奔马毙犬于道”，欧阳修请同僚记述此事，同僚记道：“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欧阳修嫌其啰唆，自述道：“逸马杀犬于道。”
如此，这样的一个故事，对于“黄犬奔马”就有了至少六种表述：
沈括：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
穆修：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
张景：有犬死奔马之下。
《唐宋八家丛话》作者：有奔马毙犬于道。
欧阳修同僚：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
欧阳修：逸马杀犬于道。
“黄犬奔马”句法，孰“工”孰“拙”的文字官司，一直打到了现代。我们先别凑这个热闹。只是想从中引出关于运用语言的几点思考：同样的一句话，由于各人的着眼点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言的灵活性决定了表达不存在唯一性；不同的表达方式，表现出了不同的语言风格，语言的运用存在着差异；各人语言涵养的高下，决定了文字表达的“工”与“拙”，在语言表达上要下工夫学习；语言表达有着无限的创造空间，在语言运用的艺术和技巧上，也存在着无穷无尽的潜力，语言的学习也没有穷尽。
鲁迅先生在《做文章》一文中也引用过“黄犬奔马”这个例子，他说：“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鲁迅先生所说的“明白稳当”和“毫不经意”，我们可以看成是语言运用艺术的一个标准。那么，什么样的语言又是“工”的、好的、优美的语言，什么样的语言又是“拙”的、不好的、粗陋的语言呢？语言的运用，大约很难找出固定的规则，语言的好与不好，也就很难有固定的标准了。
不过，我想，好的语言总该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好的语言应该是自然流畅的。
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竟是一首诗吗？语句明白几如大白话。但恰是这明白如话的语言，深刻地表现了作者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之气和寂寞无聊的情怀意绪，所创造的诗的意境苍茫遒劲，惹得历朝历代多少人曼声长叹，以之共鸣，也才深深地体悟出这明白如话的语言的苍劲奔放来。
宋代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样的诗歌语言，谁人不明白呢？而诗中包含的哲理又是如此耐人寻味。
李白的《横江词六首》之一：“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猛风吹倒天门山，白浪高于瓦官阁。”语言明朗率真，朴实无华，自然流畅，充满了民歌色彩和地方特色。这种语言，也同样毫不逊色地表现了丰富奇伟的想象，创造了雄伟壮阔的意境。
李白所推崇的文章风格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其实就是流畅自然，他也是这么实践的。他的最脍炙人口的名篇《静夜思》就是这样的一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流传至今的许多古诗名句，无不都是自然流畅的。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李绅《悯农二首》）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唐·罗隐《蜂》）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北宋·晏殊《浣溪沙》）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宋·叶绍翁《游园不值》）
老舍先生《养花》中的一段：“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象好朋友似的关切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喜阴，就别放在太阳地里，有的喜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住门道，花草养活了，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得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这样的文字，读来多么畅快。
二是好的语言应该是清晰明白的。
明朝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写到大雪三日之后人鸟声俱绝的西湖雪中夜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寥寥数笔，西湖雪中夜景跃然纸上，如有身临其境之感。尤其“长堤一痕”“亭一点”“舟一芥”“人两三粒”，用词形象、精妙，堪称绝笔。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小石潭记》写鱼的一段：“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读此一段文字，真如临潭观鱼，清晰可见。
鲁迅先生《好的故事》中的一段：“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映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虚景实写，一幅动静结合、清晰可见的优美画面，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乡村》，描写当时的俄罗斯乡村图景：
“云雀在高声鸣叫；鼓胸鸽在咕咕低语；燕子在静悄悄地翱翔；马儿有的在打着响鼻，有的在嚼草；狗儿没有发出吠声，站在一旁温驯地摇着尾巴。”
“空气里散发着烟和青草的气味，还夹杂着一点儿松脂和皮革的气味。大麻田里开满了大麻花，散发着浓郁的令人愉快的芳香。”
“孩子们卷发的头，从每个干草堆里钻出来；有冠毛的牝鸡，在干草中寻觅着蚊蚋和甲虫。一只白唇小狗，在蓬乱的草堆里翻滚。”
“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们穿着洁净的低束着腰带的衬衫，穿着笨重的镶边皮靴，胸部靠在卸了马的大车上，彼此交谈着有趣的话题，谑笑着。”
这一段文字，所描写的独具特色的俄罗斯乡村风俗画，其清晰度之高，现代摄影技术怕是也无出其右了——也许声、形可闻可见，但那青草、树脂的气味又岂是现代摄影技术能表现得了的？
三是好的语言应该是简洁精当的。
苏轼的《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单凭“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月白风清”“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几句，就足可以流芳百世了。其语言之简洁精当，可谓千古绝唱。
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其中的一“衔”一“吞”，非常生动地再现了洞庭湖的气势及与远山、长江相接相通的情状。至于“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长烟一空，皓月千里”这样简洁精当的语句，在一篇文章中比比皆是，如何不令人赞叹呢。
《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写黑旋风李逵初次亮相，“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时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宋江看见，吃了一惊”。金圣叹看到此处，批道：“画李逵只五字已画的出相”，“‘黑凛凛’三字，不唯画出李逵形状，兼画出李逵顾盼，李逵性格，李逵心地来”。作者只用了“黑凛凛大汉”这五个字，就活画出了一幅形神兼备、富有个性色彩的人物肖像。语言之简洁精当可见一斑。
鲁迅先生的小说《药》，描写刽子手“康大叔”用人血馒头卖钱，“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其中“抢”“扯”“塞”“抓”“捏”这一连串的动词，形象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十分霸道的恶棍形象。
十九世纪末英国浪漫主义小说家斯蒂文森，生性好奇，喜欢冒险，后来死于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他的墓碑上刻了一首自己生前写的挽歌，最后的两句是：“山林里的猎人回了家，海洋中的水手上了岸”。作为墓志铭看，语言非常简洁，非常精当，包蕴了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也符合作者的生活实际和个性特点。
好的语言有以上三个方面的特点。
在运用语言进行表达的过程中还要防止出现三种不良倾向，我们称之为语言上的三忌。
一忌艰涩。
颐和园大门前的石牌坊，上面镌刻着两个字，“罨秀”，“罨”字念“ｙǎｎ”，就是“覆盖”“笼罩”的意思，但这个字很是生僻，难倒了众多的游客，既不明意思，又不敢念，怕认错了出笑话。其实，倒不如“蕴秀”雅俗共赏的好。当年为皇家园林献题的大臣用这个字，恐怕是故作高深以显示皇家尊贵的心理在作祟。
宋朝，有个叫宋祁的人，曾和欧阳修一同编修《新唐书》。他很有些文采，词也写得不错，就是有个毛病，喜欢用艰涩冷僻古奥的字。和尚还俗当农民，他写成“发而农”；“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他写成“蓬在麻不扶而挺”。一次，欧阳修想治治他的毛病，就在他的书房墙壁上题了八个字，“宵寝匪贞，札闼洪休”。宋祁上朝归来，见壁上题字，十分不满，喝问是谁乱涂。欧阳修笑着承认是自己题写的。宋祁看了，说，这不就是“夜梦不祥，题门大吉”的意思吗，为何要用这样冷僻的字眼？欧阳修笑着说，你为什么要用“震雷无暇掩聪”代替“迅雷不及掩耳”呢？宋祁大惭。
有个喜欢汉语的美国学生，见了中国内地来的一位同学，为了显示自己中国文化的修养，便问道：“子不远千里，来自华夏乎？鄙人得晤足下，深以为幸也。”把古代书面语当口语用，听者不免感到艰涩，其故作深谙内里的语态，令人捧腹。
二忌含糊。
如调查某件事，最终没有结果，又得有个交代，于是就作出一个结论来，叫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而这个结论并没有肯定“有”，但似乎也没有明确肯定“无”。这种语言，就是含糊。
《宋史·岳飞传》记载，奸相秦桧诬害抗金英雄岳飞，主张抗金的将领韩世忠表示不服，他责问秦桧，秦桧说道：“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愤质问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莫须有”是“也许有”“恐怕有”的意思，为了罗织罪名陷害忠良，秦桧用的就是这种含糊不清的语言。
滥用方言词、冷僻的古语、不规范的外来语、不被公认的简缩词，也都可能造成表达上的含糊。如把“压缩机构编制办公室”简称为“压办”，称“青霉素”为“盘尼西林”，称幼年为“总角”（古代未成年人把头发扎成髻）等。
另外，违反汉语的表达习惯，或者把汉语译成的外语倒译回来，也会造成表达上的含糊不清。如称某个美貌女子为“海伦”；如某个念洋文念得忘了汉语词语的本国书生说“一碗米饭”时说成了“一碗烧熟的大米”；又如“不到长城非好汉”，转译后成了“走不到大墙不是好男人”。
三忌啰唆。
相传有个书生说话写文章都不简练，人称啰唆先生。一次到城里去办事，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信：“吾兄如见：前日啰唆而今日不复啰唆矣！吾于下月即将返里，不在初一即在初二，不在初三即在初四，不在初五即在初六，不在初七即在初八，……不在二十八即在二十九。其所以不写三十，因小月故也。家中有棉鞋一双，希吾兄取出拍拍打打。其所以要拍打，因灰尘多之故也。希吾兄千千万万不可忘记。为省笔墨起见，吾不写草字头的繁体‘万’字。而以‘方’字去点代之。”虽是笑话，但现实中的啰唆先生的确也不少，我们当引以为诫。
下面是一段电话的记录：“喂，你就是啊！你猜，我是谁？不对，再猜，不对，请再猜，呵，是了。我还以为你‘贵人多忘事’，把我忘了。呵！我说的是富贵的那个‘贵’字呀，就是说你富贵发达，成了贵人啦！没有说你是桂林人，我知道你是湖北的。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你们今天晚上开不开会呀？开什么会，那我怎么知道呀！学习会、传达会、讨论会、福利会什么的，不是听说你还做了职工福利会的委员吗？没有会开，那好，我想请你看一场电影。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片子，我是爱看惊险片的。影片七点开演，我们来对一对表。我的表，现在是三点二十五分四秒，你的是三点二十七分吗？嘻嘻，你的表吃了补药了。好，OK，好，拜拜，再见，沙油娜拉！”类似的情况，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碰到吗？
知道了什么是好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语言后，我们还应该知道怎么样来学好语言。
学习语言的途径很多。除向古人学习向书本学习之外，主要是要向生活学习。生活中的语言是最丰富的，也是最有活力的。因为语言就是劳动者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的。
唐代诗人李贺，骑着毛驴出行，驴身上搭个褡裢，号称“诗袋”，听到什么，想到什么，都随时记下来，以备后用。
《红楼梦》第十六回，贾琏出远门回来，与凤姐见面，感谢凤姐在家操持劳碌，凤姐对贾琏说了一段话：“我那里照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针。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吓的我连觉也睡不着了。我苦辞了几回，太太又不容辞，倒反说我图受用，不肯习学了。殊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说槐的抱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况且我年纪轻，头等不压众，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辞，太太断不依，只得从命。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哥还抱怨后悔呢。你这一来了，明儿你见了他，好歹描补描补，就说我年纪小，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他的。”这种极富生活意味的语言，也只能从生活中来。
生于乌克兰的俄国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赫姆，自幼丧母，继母的脾性非常不好，常常虐待他。少年时期的他，在继母的怒斥和叫骂声中，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却记录着继母刻薄狠毒的语言，他用“后母娘的词汇”编了一本专门的词典。后来，他在创作《卖牛奶的台维》《莫吐儿》等反映“小人物”不幸遭遇的小说中，用少年时积累的这些词汇，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成功地表达了对强权专制的憎恶和对受欺侮的小人物深切的同情。
老舍先生，被誉为语言大师。他从小就生活在北京市民社会之中，生活的熏陶使他非常熟悉北京市民的语言，并留心收集和整理，所以他的文学作品《骆驼祥子》《茶馆》，单从人物的语言就可以判断出写的就是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活。
法国作家左拉，为了真实反映生活，专门到酒吧听舞女卖唱，上街看警察和妓女吵架，和泥水匠、洗衣妇攀谈，进商店看店员和顾客讨价还价，收集整理他们的语言。
英国作家狄更斯，少年时代常和下层社会的各样人物接触。成名后，保持这种习惯，看到衣衫褴褛的人，跟着他们钻进小巷，进入下等旅馆，听他们谈话。调查监狱，和被判了绞刑的囚犯交谈。所以他的创作语言十分丰富生动，富有生活的气息。
丰富而生动的语言，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最有活力的语言，就在人们的口头语之中，就看你是否善于掘取、整理和使用了。
好的语言，在阅读时给人以美的享受。而美的语言又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呢？这就有一个如何运用语言的问题。语言的运用，应该是一门艺术，古今中外的作家，创造了无数运用语言艺术的典范，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可以借鉴的语言艺术空间。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小诗《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的前两句，一“绿”一“红”，通过明快的色彩语言，使极为普通的茶叶渣和泥火炉具有了特殊的美的韵味。
唐代诗人贾岛，骑在马背上进京，对“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句诗中用“敲”好还是用“推”好，拿不定主意，思虑入迷，不知不觉撞进了吏部侍郎韩愈的仪仗队。韩愈思索良久，告诉贾岛，“敲”更好。因为“敲”不但表现了动作，还有声音。这就是“推敲”一词的来历。古人把这种反复斟酌文章词语的方法叫做“炼字”“炼句”。一个“炼”字，说明了用词谋句的艰辛和重要。
唐代时，一位叫齐己的诗僧，带着自己的《早梅诗》拜谒有名的诗人郑谷，诗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的诗句。郑谷笑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最佳。”“数枝”改为“一枝”，“早梅”之“早”才能体现出来。人们于是称郑谷为“一字师”。
在宋朝，有一位叫宋祁的词人，填了一首词，《木兰花》中有两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因后一句的“闹”字用得极好，写出了春意盎然的热闹气氛。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鲁迅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有一首七言诗，其中的两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创作此诗时，是“眼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边觅小诗”，发表时，“眼看”改成了“忍看”，“刀边”改成了“刀丛”。虽然只这两个字，气势和意境大不一样了，愤慨之情和无畏勇气，充分传达了出来。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道《汉书》中的《张苍传》，指出其中的一句，“年老，口中无齿”，可以去掉“年”和“口中”三字，只“老无齿”即可。这就是“炼句”了。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首句“环滁皆山也”，最初写成有数十字，后改为“滁州四面有山”，最后又改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五个字。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威尼斯》，作者要表达“威尼斯有三百七十八座桥”这样的意思，但作者把句式稍加改变，写成了“威尼斯并非没有桥；三百七十八座，有的是”，仔细读来，意味大不一样了，给人以回味的余地，富有韵味。
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描写荷花清香，“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描写月色花影，“荷塘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两处都运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把人从一种美的意境带入了另一个美的意境，两种意境的结合，便产生了更加浓郁的韵味。
恰当地使用修辞手法，也可以增加语言的表现力，增加语言的美感。这里不再赘述。
其实，语言是为表达思想感情服务的，离开了实际的内容，再美再好的语言也是空洞的，也没有生命力。而真正具有美感的语言，常常又是非常朴素的。请看下面的几段文字。
朱自清《松堂游记》，“白皮松没有多少影子，堂中明窗净几，坐下来清清楚楚觉得自己真太小。在这样高的屋顶下。树影子少，可不热，廊下端详那些松树灵秀的姿态，洁白的皮肤，隐隐的一丝儿凉意便袭上心头。”素净的句子，非常真切地写出了古老灵秀的白皮松白色皮肤里渗出的沁人心脾的凉意，令人分外惬意。可谓神来之笔。
香港作家彦火的《庐山十四记》，写庐山的“雨”，“不似春雨，缺少那份缠绵，却很像秋雨，有一份潇潇的洒脱。”没有对雨的深切体验，如何写得出庐山“雨”的这一份情调！
丰子恺的《庐山面目》，写“云”，“……正在凝望之间，一朵白云冉冉而来，钻进了我们的房间里。倘是幽人雅士，一定大开窗户，欢迎它进来共住；但我犹未免为俗人，连忙关窗谢客。”没有那种亲历，没有那份情调，再华丽的语言，又如何写得出如此妙趣横生、情韵动人的意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