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路易十一统治下的法国巴黎。
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尔达，脸庞姣好，身姿婀娜，有着惊人的美丽。狂欢节的晚上，她在一条僻静的街上突遭拦路劫持。幸亏国王的卫队长费比斯及时赶到，才把爱斯梅拉尔达从巴黎圣母院奇丑无比的撞钟人卡西莫多的手中救了下来。
原来，是巴黎圣母院的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在街头看见了卖艺的爱斯梅拉尔达，产生了邪念，遂指示卡西莫多夜间行劫。
撞钟人卡西莫多，因为抢劫爱斯梅拉尔达，被判鞭挞。在绞刑台上，爱斯梅拉尔达给干渴至极的撞钟人卡西莫多送上了甘霖一样的泉水。卡西莫多流出了眼泪。
爱斯梅拉尔达，爱上了救她的被称为“太阳神”的英俊的卫队长费比斯。趁爱斯梅拉尔达和卫队长幽会之际，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用匕首刺伤了卫队长，并诬陷爱斯梅拉尔达是女巫，嫁祸于她。于是，爱斯梅拉尔达，因被控是女巫及谋杀罪行，被判处死刑。
即将行刑之际，爱斯梅拉尔达被撞钟人卡西莫多从圣母院前的刑场上抢出来，藏在了圣母院教堂的顶楼上。撞钟人原来也暗中爱慕上了这位美丽的吉卜赛姑娘。
爱斯梅拉尔达所属的下层社会的乞丐和流浪者，前来攻打圣母院，以营救爱斯梅拉尔达。路易十一国王派遣卫队长费比斯带领骑兵队，前去镇压乞丐和流浪者人群。
在激烈的混战之中，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把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连骗带抢弄到手，可耻地威逼爱斯梅拉尔达在死和他之间进行选择。
爱斯梅拉尔达毅然拒绝副主教。
在副主教的引导下，国王的官兵来到了吉卜赛姑娘藏身的地方。爱斯梅拉尔达似乎听到了卫队长费比斯的声音。她并不知道卫队长早已忘记了她。她依然深爱着卫队长，她也以为卫队长仍然爱着自己。她于是高呼卫队长救救自己。就是这喊声，暴露了她自己的藏身之处。爱斯梅拉尔达不幸落到了国王官兵的手里。
可怜的吉卜赛姑娘将被绞死。
就在行刑的那一刻，看到爱斯梅拉尔达套在了绞索里，撞钟人卡西莫多愤怒了，他把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推下圣母院的顶楼。副主教摔死了。在美丽的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尔达被刽子手杀害之后，撞钟人卡西莫多也失踪了。
两年后，人们发现撞钟人卡西莫多的尸骨和吉卜赛姑6JESkUw/sGgsI4T1bEVfcw==娘爱斯梅拉尔达的尸骨紧紧拥抱在一起。当人们想要把他们分开时，他们的尸骨立刻化为了一堆灰烬。
以上，就是法国十九世纪伟大的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情节。
雨果在他的这部小说中，刻画了四个主要人物。
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尔达，内心纯洁善良，天真诚挚，容貌美丽动人，婀娜多姿。她是理想美的化身。
撞钟人卡西莫多，是个天生的畸形儿，形似怪物，长相奇丑无比。但他心地忠诚善良，对爱斯梅拉尔达充满了圣洁的爱。美与丑在他的身上既尖锐对立又和谐统一。
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心如蛇蝎，虚伪残暴，道貌岸然，阴森可怖。他是罪孽与邪恶的象征。
卫队长费比斯，外表威武英俊，被称为“太阳神”，但是，他轻薄放荡，寡情无义。他是个徒有其表的风流浪子冷血骑士。
雨果不但塑造了吉卜赛姑娘爱斯梅拉尔达这样的天使，和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这样的魔鬼，而且还塑造了撞钟人卡西莫多这样有着魔鬼面孔的天使，还AST7v/mDnPGeL5/KovhF6A==有貌似天使实则有着魔鬼心肠的卫队长费比斯。
《巴黎圣母院》人物的类型化和极端化，是当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时尚及作者的美学追求在艺术创作上的体现，时势使然。作者在美与丑、善与恶的鲜明对比中，充分表达了他的浪漫主义理想，同时也完成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登峰造极。
然而，生活在社会现实中的人，却不是能够用美丑善恶去简单地加以区分的。
魔鬼与天使的分界在哪里？
单个的人，他既是个体的，又有社会性，因而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人，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或者，天使会有魔鬼的念头，魔鬼也会有天使的举动。没有纯粹的天使，也不存在绝对的魔鬼。美丑善恶，忠奸清浊，并不能够像贴标签一般，辨别得清清楚楚，判析得明明白白。
鲁迅先生《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评论到《红楼梦》时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真正是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在刻画人物的过程中，也总是力图挖掘出人物身上的这种复杂性来。正是这种具有复杂性的人物，才是真正贴近现实生活本身并且符合现实生活逻辑的人物。
首先，人是生活在具体环境中的，必然和社会环境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系，也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是人的社会共性之所在。对人物的刻画，不能不表现这种共性因素。在文学作品中，刻画较为成功的人物形象，无不带有这种共性色彩，也无不打下各种社会环境共性要素的烙印。
《红楼梦》中林黛玉，追求心心相印的爱情，但势单力薄，无力冲破封建秩序设定的樊篱，最后只能以悲剧终结。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如林黛玉一样的少女太多太多，今天则很少见。《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的安然姑娘，敢于展示个性风采，大胆追求自我存在的价值。这样的少女，现在比比皆是。但在林黛玉的时代则很难想象。
《祝福》中的祥林嫂，勤劳善良，但又愚昧迷信，在内心痛苦和精神煎熬中悲惨地离开人世。祥林嫂的时代，这样的妇女随处可见，现在则少之又少。《荷花淀》里的水生嫂们，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丈夫，最后拿起枪杆保卫家乡。这又是令祥林嫂们不可思议的事了。
《水浒传》中，“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式的侠义豪勇，是英雄本色，但绝不能成为现代军人的风采。《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的小战士，他们身上体现出的为了祖国和人民甘愿吃苦乐于牺牲的精神，是人民子弟兵的本色，这同样也不会成为鲁提辖们的集体追求。
以上所列，是说“时代特色”这一社会共性要素，对人物刻画的影响作用。
《水浒传》中太尉高俅的奸诈凶狠，黑旋风李逵做不出来。
《白毛女》上黄世仁凶残狠毒的本性，与杨白劳这样的贫苦农民忠厚善良的禀赋水火不容。
《药》中渗透在康大叔骨子里的冷酷贪婪，在华老栓的身上很难找到。
《祝福》里的贺老六，也绝不会像鲁四老爷那么顽固维护封建礼教，那么虚伪和腐朽。
《红楼梦》里贾府的老祖宗史太君，她的养尊处优，八面威风，颐指气使，倚老卖老，在刘姥姥身上是找不到一些影子的。
以上所列，是说“阶级特征”这一社会共性要素，对人物刻画的影响作用。
《阿Q正传》，阿Q自我安慰、自我解嘲、自我夸张的“精神胜利法”，反映了国民的劣根性。只有在鲁迅这样深谙华夏民族精神疾患的中国思想家的笔下，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形象；也只有中国人，才能从这面镜子里，照出自己的灵魂。
《故都》《雪国》，那种弥漫于主人公心头的淡淡的感伤和凄艳的美丽，只有大和民族的川端康成才能做出如此细腻的描绘，也只有大和民族的文人，才会产生最强烈的共鸣。
《浮士德》中，浮士德博士凝聚了深刻哲理和浪漫诗意的人生历程，体现了富有哲学素养和诗剧传统的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精神。唯歌德这样的德意志民族伟大的诗人兼哲人，才能把浮士德博士的灵魂裸露在诗歌的祭坛上。
《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麦列霍夫那悲怆惨烈、崎岖坎坷的悲剧人生，几乎就是顿河地区哥萨克民族苦难历程的缩影。作为俄罗斯人的肖洛霍夫，如果不是生于顿河长于顿河，如果不是亲历了哥萨克民族在1912年—1922年间两次革命和两次战争中的动荡生活，葛利高里·麦列霍夫这个人物形象，绝不会那么丰富生动。
以上所列，是说“民族心理”这一社会共性要素，对人物刻画的影响作用。
《西游记》中，唐僧的坚忍持重，悟空的放达自由，八戒的浮薄庸利，沙僧的忠厚静穆，可以说是四种人，也可以说是面对人生的四种心态。他们面对艰难困苦所持的这不同的人生态度，超越了时代、阶级、地域甚至民族，深刻地关照了整个人类的深层心理，使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人们，都有可体验性。即使悟空和八戒的外在相貌怪诞到和任何时代、任何阶级、任何地域和任何民族都没有相似之处。
《堂吉诃德》中，那个西班牙的笨蛋“骑士”大战风车的“蠢事”，令人捧腹。但回头细想，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在自己发展的历程中，没有过类似的笨蛋所演出的类似喜剧呢。
《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王子从简单的复仇意识到了必须担负重整乾坤的重任，但终因单枪匹马与邪q2p7g2l+/vTCD60G1LZFrUjwTyryoyhsXoDGXEC/vzg=恶势力较量，寡不敌众归于失败。这样的悲剧，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中人，都有可能重演。
《项链》中，玛蒂尔德不甘心命运的安排，积极改变自己的处境，然而强烈的追求却招致了残酷的惩罚，最后只好在更加艰难的环境中作新一轮的抗争。这不是世间多少人的命运的真实写照吗？深入思索，这一形象所涵盖的哲理，甚至可以烛照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艰难历程。
以上所列，是说“人类共同意识”这一社会共性要素，对人物刻画的影响作用。
一件成功的文学作品，不论是时代特色、阶级特征、民族心理，还是人类共同意识，人物形象身上总会打上这些要素的印记。往往是，各种要素交融聚合在一个人物形象身上体现出来。形象涵盖这些要素的面越广，形象的意义和价值就越大。
但在人物的刻画上，不能一味地强调社会共性。否则，人物形象就容易出现雷同，出现类型化的倾向。人物形象的个性化，是一个人物形象有别于另一个人物形象的关键所在。
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有相对独立性的个体。独特的个人遭遇和生活经历，对每个人性格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文字作品，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也就必须突出和强调人物的这种个性。唯其如此，所刻画的人物形象，才更具有真实性，更具有生命力，也更具有艺术价值。
茅盾先生在《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一文中，对《水浒传》人物个性刻画有着非常精彩的论述。他举了林冲、杨志、鲁达这三个人物来进行分析说明。这三人走上反抗的经历不同：“这三个人在落草以前，都是军官，都有一身好武艺，这是他们相同之处；他们三个本来都是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要落草的，然而终于落草了，可是各个落草的原因又颇不相同。因为高衙内想把林冲的老婆弄到手，于是林冲吃了冤枉官司，刺配沧州，而对这样的压迫陷害，林冲只是逆来顺受，所以在野猪林内，鲁达要杀那两个该死的解差，反被林冲劝止；到了沧州以后，林冲是安心做囚犯的了，直到高衙内又派人来害他性命，这时他才杀人报仇，走上了落草的路。杨志呢，因为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复职不成，落魄卖刀，无意中杀了个泼皮，因此充军，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终于又因失陷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草了事。只有鲁达，他的遭遇却是‘主动’的。最初为了仗义救人，军官做不成了，做了和尚；后来又为了仗义救人，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落草的曲折程度不同，是因为他们三个人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意识各不相同：“杨志一心想做官，‘博个封妻荫子’，结果是赔尽小心，依然落得一场空。林冲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结果被逼的无处容身。只有鲁达，一无顾及，敢作敢为，也就不曾吃过亏。”而这三个人的生活态度不同，是因为他们的身世各不相同：“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所以一心不忘做官，‘封妻荫子’，只要有官做，梁中书也是他的好上司。林冲出自枪棒教师的家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他有正义感，但苟安于现状，非被逼到走投无路，下不来决心。至于鲁达，无亲无故，一条光棍，也没有产业，光景是贫农或手艺匠出身而且行伍提升的军官。”
清代的学者金圣叹，在评《水浒传》时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他说的就是人物的个性。他举了个很好的例子：“《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绊，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处说，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说到打虎之事，金圣叹又说：“写武松打虎纯是精细，写李逵杀虎纯是大胆。”“若要李逵学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学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
《红楼梦》中，单和宝玉同辈、又一起在大观园里长大、年龄也相仿、且是姑舅姨叔的表妹，至少有三个，她们是：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三人都有和宝玉建立恋爱关系的可能和心理趋向，但是，黛玉是以心换心纯洁痴情，宝钗是不露声色工于心计，湘云则是无妄无恃任其自然。都是封建贵族少女，黛玉清高刻薄柔忍内敛，宝钗敏慧活套沉稳端方，湘云天真豪爽无虑无羁。这恐怕和她们各自的身世遭遇不无关系：黛玉自幼知书娇生惯养，父母双亡身体多病，寄人篱下无怙无持；宝钗皇商世家衣食无虞，参理家政兄母可依，知书识礼深谙世事；湘云年幼失亲叔婶抚养，豪门闺秀无从娇惯，自我照料自得其乐。
同样是沦落风尘的年轻女子为爱而死，法国作家小仲马《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在爱的驱使下凄怆地离世而去；而我国古代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则是在爱的失落之后刚烈地弃世而去。
同样是美丽的吉卜赛女郎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爱斯梅拉尔达，痴心不改，纯洁真诚；而同样是法国作家的梅里美，其小说《嘉尔曼》中的嘉尔曼，酷爱自由，在爱情上也桀骜不羁，她机灵泼辣，为了自由，宁肯选择死亡。
没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就可能是个“概念化”的形象。只有个性化了的人物形象，才能达到艺术真实的高度。
总之，人物形象应该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个性越鲜明，共性的涵盖面越广，这样的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就越高。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再充分地运用各种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人物形象了。
通过肖像刻画，可以勾勒出人物形象的个性风采。
《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肖像：“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活脱脱一个有心计、有手腕、有权势、有姿容的强悍精明的封建贵族少妇的形象跃然眼前。
《水浒传》中黑旋风李逵出场时的肖像：“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时，引着一个黑凛凛大汉上楼来。”“黑凛凛”三个字，李逵“这一条”好汉那威猛劲，那鲁莽相，那粗蛮气，直是迎面扑来。
鲁迅先生《祝福》中祥林嫂临死前的肖像：“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这简直是一尊独一无二的雕像了。
通过行动刻画，可以反映出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
《世说新语》有一段文字：“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好一个性急之人，吃鸡蛋，用筷子扎，扎不着，发怒扔到地上，鸡蛋在地上打转，又下地用脚挫碾，没有碾上，又从地上拾起来，放到口里咬破了，再吐在地上。这恐怕是罕见的性急之人了。通过人物的行动生动地刻画出了这么一个“急性子”的人物形象。
《水浒传》第三回，鲁达听了金氏父女的诉说，当下要找了去打那个郑屠，硬是被史进和李忠抱住劝下了。吃完了酒，“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到房里，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的睡了。”鲁达没有为金氏父女出那一口恶气，竟气得饭也不吃，还“气愤愤”地睡了。只有鲁达这样心里容不得恶行的直快豪勇的侠义之士，才会是这个样子。
鲁迅先生《阿Q正传》，阿Q从城里“发财”回来，“天色将黑，他睡眼蒙眬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往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只这一个“扔”字，就把个突然发了不义之财的乡间无赖的得意和张狂表现得栩栩如生了。而且，只有阿Q才会露出“暴发户”似的这副神气样子来。
通过语言刻画，可以展现出人物形象的个性魅力。
《水浒传》，李逵、鲁智深、杨志第一次见宋江，各有一段话。第三十八回，李逵由戴宗引领，来见宋江。戴宗说是宋江，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知道真是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3X4RE6dbaAyo/44KeBy05oxDlrMXKRzx+G81B3WzaVs=早说些个，也叫铁牛欢喜！”第五十八回，鲁智深和杨志见宋江。鲁智深道：“久闻阿哥大名，无缘不曾拜会，今日且喜认得阿哥。”杨志道：“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多蒙山寨重意相留，为是洒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李逵蛮牛憨态可掬，话里便知是个有小心眼儿的粗鲁汉子，还有浓厚的绿林好汉的气息。鲁智深又不同，快人快语，但显得见过世面，后八个字，传达了人物的喜不自禁的心绪，更现出了鲁智深的豪爽侠义和知情知礼。而杨志，口气倒像个世家子弟，还有几分官腔，连人物的出身也显示了出来。
《红楼梦》第三回，王熙凤见了林黛玉，当着贾母的面夸赞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好个八面玲珑，夸了黛玉不说，还借此来讨了贾母的好，又向黛玉递话来彰显贾母的牵挂，也表明了自己的关爱。话锋一转，又是另一种情绪和另一张面孔——夸赞转换成了同情哀怜。感情真是现成的啊！是机敏还是善变？还是感情的虚置？除了王熙凤，谁又能是这么“会说话”呢！
鲁迅先生的《孔乙己》，有人说孔乙己偷了何家的书，他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邻舍孩子围了孔乙己吃茴香豆，快吃完了仍不散去，孔乙己伸开五指罩住碟子，说道：“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真一个腐儒呆书生。
通过心理刻画，可以揭示出人物形象的个性内涵。
《红楼梦》第四十六回，贾赦要讨贾母房里的丫鬟鸳鸯做小妾，鸳鸯不从，趁着人多，在贾母面前剪发哭诉，发誓要当尼姑。贾母听后，气得浑身乱战，便向王夫人好一通发泄怨气。遇上这等尴尬的事，李纨等年轻的姊妹都躲了出去，连薛姨妈也不好劝解，场面正没法收拾。站在窗外的“有心人”探春，“想王夫人虽有委屈，如何敢辩；薛姨妈现是亲姊妹，自然也是不好辩的；宝钗也不便为姨母辩；李纨、凤姐、宝玉一概不敢辩；这正用着女孩儿之时，迎春老实，惜春小”，于是走进来，说了一番在理的话，贾母便转怒为笑了。探春进屋前的一番心理活动，表现了这位贾府“三姑娘”的思虑周密、精明过人、胆略出众、善解人意。也许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动机：这位“庶出”的姑娘早就在寻找靠近太太王夫人的机会了，这会儿出场，即使不能解围，也可以让王夫人明白，自己是大太太的“嫡系”。所以探春才如此果断地登场亮相。好一个三姑娘！贾府上下，还有哪一个小姐能想得来做得出！
《阿Q正传》，阿Q宣布“革命”，回到土谷祠，躺下后，思想迸跳起来：
“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铁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着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 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这里，鲁迅先生/p22O4A7td5vvWu+TL78lg==真是画出了阿Q的灵魂：不知革命的形式，想的是像土匪一样去抢；不知为何革命，想的是报仇、发财、娶老婆；不辨敌友；愚昧、封建、荒唐。
《项链》描写玛蒂尔德的向往，“她梦想那些幽静的厅堂，那里装饰着东方的帷幕，点着高脚的青铜灯，还有两个穿短裤的仆人，躺在宽大的椅子里，被暖炉的热气烘得打盹儿。她梦想那些宽敞的客厅，那里张挂着古式的壁衣，陈设着精巧bu1bXNjt7oQVms+vw/RnqQ==的木器，珍奇的古玩。她梦想那些华美的香气扑鼻的小客室，在那里，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她跟最亲密的男朋友闲谈，或者跟那些一般女人最仰慕最乐于结识的男子闲谈。”主人公原来向往的是奢华与虚荣心的满足。
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所有的构成人物形象的要素融合在一起，并加以个性化，再运用恰当的手段，使之完美地再现出来，这样的人物形象，才是有艺术生命力的。
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人物形象的个性化，还表现在，人物的性格特点不是单一的，往往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回首总评中，在谈到武松的性格时说道：“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这里， 所说武松的“阔”“毒”“正”“良”“快”“真”“捷”“雅”“大”“警”等，就是说的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只要创造出了个性化的人物，我们也就跳出了天使与魔鬼的圈套。因为个性化，使我们避免了人物形象的类型化和概念化，使人物形象更接近生活的本来面目，使人物性格的内涵更丰富，更趋于艺术的真实。
雨果在晚年的作品《九三年》中，企图走出魔鬼与天使的圈套。他让嗜血成性恶贯满盈的叛乱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在逃窜时不顾生死救出大火中的三个孩子，让最优秀的共和国军队司令官郭文私自放走了因救孩子而被捕的叛军要犯朗特纳克侯爵，让忠诚于革命的政务委员薛木尔登判处放了要犯的郭文死刑，但在处决郭文时自己也开枪自杀。作者让魔鬼做了一次天使，让天使为放纵一个魔鬼而服刑。这里，不论作者的本意是什么，单从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来说，总是一次有意义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