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好汉和老虎较量，一个是武松，一个是李逵。武松景阳冈上打死了一只老虎。李逵沂岭上却一口气杀死了大大小小四只老虎。然而，一提起打虎来，大家不约而同想到的是武松；至于李逵，就很少有人把他和打虎联系起来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水浒传》的作者，是怎样分别来写他们两个人打虎的。
先说景阳冈武松打虎。
武松别了宋江，一路来到阳谷县地面。他不服那“三碗不过冈”的说辞，一连喝了十五碗酒。他要动身，店家提醒他，不可一个人，更不可在晚上过冈：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武松不信，以为是店家骗他留宿住店，便提了哨棍，自过景阳冈来。来到冈子下，看了树上写的两行字，警告有虎，还以为是酒家的把戏，吓唬人回去住店。可见他并非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可见，他根本就不是怀着上山打虎的豪气，准备打虎去的。
等来到山神庙，看了阳谷县的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第一个念头是转身回酒店。但怕吃人耻笑，才又硬了头皮往上走。还想的是上去看他怎地——心存侥幸不是？这样一个十分了得的英雄，也不愿单独一个人去惹那个大虫的。真有些英雄气短了。
上了冈，待到随一阵狂风，跳出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一声“呵呀”，闪在青石边。老虎第一扑，武松一惊，连酒都做冷汗出了。而且，慌乱间，举起哨棍劈将下来，打虎不着，反把哨棍折做两截。这一“惊”一“慌”，全无半点无所畏惧的豪杰样子。
一顿拳脚之后，老虎气都没了，还怕不死，又捡回半截断棍，把个死虎打了一回。想要拖那死虎下冈，“手脚都疏软了，动掸不得”。这是什么英雄呀，胆小鬼一个，胆怯力亏得没法儿说。
下冈子来，碰到由猎户装扮的两个假大虫，倒把武松又吓了一跳，叫道：“呵呀，我今番罢了！”哪里还有些英雄的胆略英雄的气魄。
这便是那个人人皆知的打虎英雄。
再看沂岭李逵杀虎。
话说李逵要取老娘到水泊梁山快乐几时，往沂州地界去，半道杀了个假李逵，到家背了老娘，“于乱山深处，一步步捱上沂岭”。娘要喝水。李逵庵里找个香炉盛涧里水，来到松树边，石头上竟不见了娘。定眼四望，见有血迹；沿血迹寻将去，就到了老虎洞。
先见洞里有两个小大虫，李逵挺起朴刀去搠。一个被搠得慌，张牙舞爪蹿上前来，李逵手起搠死了。另一个便往洞里钻，被李逵赶到洞里，也搠死了。举手之劳，刀起虎毙。
李逵伏在洞里张望。母大虫又张牙舞爪地来了，尾巴去窝里一剪，后半截身躯坐到洞里来。李逵用腰刀尽平生气力舍命一戳，连刀把子都送到了母大虫的肚子里。从容镇定，干净利落。
母老虎逃出洞口，抢下山岩。李逵恰待要赶，就见卷起一阵狂风：是那公老虎来了，原来也是只吊睛白额大虫。那大虫猛一扑，李逵不慌不忙，手起一刀，正中大虫颔下。那大虫退不到五七步，如倒半壁山，登时死在岩下。这吊睛白额大虫，在李逵面前，也不过是个纸老虎。
作者赞道：“猛拚一身探虎穴，立诛四虎报冤仇。”
《水浒传》的作者，的确是精心写了武松打虎；李逵杀虎，则写得较粗。这无可否认。但这绝不是武松比李逵在打虎上更出名的主要原因。
武松未见虎就先怯了，还曾想转回身来；只是怕人耻笑仗了酒性硬着头皮上了冈；老虎来了又惊又慌，出冷汗，折了哨棍；打完虎累得手脚酥软，动弹不得，也才打死了一只虎。李逵明知有虎，偏寻了虎去；于不慌不忙之中，三下五除二，就送老虎一家四口见了阎王。
武松李逵，打虎谁英雄？谁是真的英雄？
大家还是觉得，恐怕武松更英雄，是真的打虎英雄。
到底为什么？
武松是用拳脚“打”死老虎的，而李逵是凭借了刀“杀”死老虎的。但这也不是武松更英雄的主要原因。
武松的转念，武松的惊慌，武松的胆怯力亏手脚酥软，都是合乎人情常理的事。景阳冈上的吊睛白额大虫，毕竟不是一只兔子，一只猫咪。所以，武松打虎，才打得真实，打的也是真老虎，也才见出了英雄本色。而李逵，杀四只老虎，就像杀兔子杀猫一样的轻松容易，这就有些玄乎了，给人的是不够真实不可信的感觉，也就不觉得李逵是个英雄了——打虎的英雄。
所以，人们认同了打死一只虎的好汉，觉得他英雄；而且觉得心慌胆怯力亏但终于打死了一只老虎的武松，才是真实的英雄，真正的英雄。
打死了一只老虎的，比杀死了四只老虎的更英雄；心慌胆怯力亏的，比不慌不忙杀虎如杀兔杀猫的，更显英雄本色。
少胜于多，弱胜于强。
——这就是写作的辩证法。
再看以下的情况。
《三国演义》写刘备的“仁义”，最典型的一处是第四十二回的“马前掷亲儿”。刘备兵败新野，仓皇间由张飞护过长坂桥，诸将及妻儿皆在混战中失散。赵子龙于乱军之中，单骑救出刘备的儿子阿斗，抱护在怀中，一路杀出重围。赵子龙见了刘备，双手递给刘备。刘备接过，掷之于地，说道：“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这就是所谓的“无由抚慰忠臣意，故把亲儿掷马前”。刘备的这种“仁义”之举，总显得有些做作和矫情。
写诸葛亮的“智”，可圈可点的地方也不少。如果说，诸葛亮料到大将魏延日后必反，并在生前留下“锦囊妙计”，等魏延真的反叛了再除掉魏延，还可以彰显其“智”的话，那么，诸葛亮在赤壁之战时设七星坛祭东风，在五丈原禳星增寿，就神奇得有些过头了。
难怪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作如是评价：“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过犹不及，渲染得过了头，就可能失去艺术的真实性，反倒不如平实一些的好。
《红楼梦》中的人物描写，很有自己的独到处。第二十回，写黛玉正和宝玉说话，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黛玉听了，笑话湘云：“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这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着你闹‘幺爱三四五’了。”“咬舌子”，于一般的人，也许是个缺点，但在湘云，越显出了她俏皮的“风风火火”性情，更显得淘气可爱。
第四十八回，写香菱跟着黛玉学作诗，读杜诗，竟茶饭无心，坐卧不定。宝钗见了，说道：“何苦自寻烦恼！都是颦儿引的你，我和他算帐去。你本来呆头呆脑的，再添上这个，越发弄成个呆子了。”在这里，香菱的“呆气”， 反倒给她添了几分特殊的雅致，多了几分天真纯洁的情韵。
同样，黛玉的“尖刻”，黛玉的“小心眼儿”，还有宝玉的“痴”，也都是一路写法。
写到贾雨村这样的奸佞之辈，作者反倒给了一副好相貌。在第一回里，甄家丫鬟的眼中，贾雨村“生的腰圆背厚，面阔耳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很有些雄壮的样子。但这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好相貌，而使人在他后来判“葫芦”案时，觉出他有凛然正气。
美而有些缺点，不但不会损害美，有时反而会增加真实感，会美得更有情致。同理，让反派人物“人模人样”，不搞脸谱化，甚至给他安上一副好面孔，有时会让人在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中，更能深刻地体味出反面角色卑劣的一面来。
缺点增添了人物的美感，英武的相貌凸显了灵魂的肮脏。
《脂砚斋评石头记（庚辰本）》中，脂砚斋在“湘云咬舌”一段的批语中，有“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的说法，讲的就是写作的这种辩证法。
汉代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叙述的是一对年轻夫妇的家庭婚姻悲剧；《陌上桑》叙述的是采桑少妇严辞拒绝一个太守轻薄纠缠的故事。两首诗都有赞美女主人公形象美丽的诗句，但表现的方法各不相同。
《孔雀东南飞》，对女主人公刘兰芝的容貌，进行了直接的描绘：“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其中，对“腰”“指”“珰”，都是通过比喻进行描绘的。
《陌上桑》，对女主人公秦氏女罗敷的姿容，诗中并未直接描写。“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是赞美她的采桑篮子精致香洁。“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四句，是对衣饰装扮的描写，并未涉及“姿容”。以下几句，就是独特之处了：“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通过行者、少年、耕者、锄者为罗敷的美丽所吸引，因欣赏罗敷而耽搁了自己手头的活计，间接地表现了罗敷的美丽。
这里，我们不是评价两首诗中的女主人公哪一个更美丽，也不是评价这两首诗艺术水准的高下。只是说，从表达的客观效果来看，《陌上桑》的女主人公，在形象的美丽方面，给人的印象更深刻，可资想象的空间也更大。也就是说，这种间接描写的方式，有时确实比直接描绘更富有表现力。
天然淡妆胜于工笔重彩，间接烘托优于直接描绘。
《水浒传》第五十四回，因李逵打死了高唐州知府的妻舅，害得柴进入了大牢；梁山众好汉为救柴进，打下了高唐州；狱卒指引，说柴进躲藏在狱后的枯井里；于是，李逵自愿下枯井探视柴进的下落。临下井，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们莫割断了绳索。”吴用说：“你却也忒奸滑。”这大约是李逵这样的憨直之人才有的一点“小聪明”；若是真聪明者，绝不会这么煞有介事地说出这种谁也不可能开出的玩笑来。所以，反倒通过这种“李逵式”的小聪明，更加突出地表现了他的憨直。金圣叹在《水浒传》的五十六回回首总评中说：“要写李逵朴直，便倒写其奸滑。”
第三十二回，写武松孔家庄杀狗，更有意思。景阳冈打虎的武松，“血溅鸳鸯楼”之后，做了行者。在孔家庄酒店吃酒，打翻了独火星孔亮。离了酒店，走不到四五里，蹿出一条大黄狗来，冲着武松吠叫。醉酒的武松，正要寻事，恨那大黄狗赶着叫，便掣出一口戒刀，大步赶去。那黄狗绕着溪岸叫，武松一刀劈过去，却扑了个空，劲使得猛，头重脚轻，一个跟头栽到溪里，爬不起来。就这样，被独火星孔亮的哥哥毛头星孔明，五花大绑捉进了孔家庄。当初何等了得的打虎英雄，而今却被一条甚不起眼的大黄狗给耍了，很不英雄。但也只有这等了得的英雄，才有可能栽到一条黄狗身上。若是一条普通的汉子，甚至是个无赖，对付那条黄狗，恐怕会是另外的样子了。欲显武松英雄，反倒以不英雄来写。
奸猾处更见出朴直。不英雄时反显出大英雄，这叫逆笔。
《三国演义》第五回，天下英雄以袁绍为盟主，共讨奸贼董卓；董卓派部将华雄应战；华雄连斩袁绍帐下两员大将。关羽请战，曹操教人热酒一杯，给关羽饮了上马。关羽说：“酒且斟下，某去便来。”接下来写道：关羽“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这里，没有写关羽是如何斩了华雄的，但从“喊声大举”，从“其酒尚温”，关羽的威猛勇武，更令人在无限的想象中，声势倍增。于不写处写出了写不出的效果。
第六十回，写益州牧刘璋的别驾张松，到许都去见曹操，要把一张非常有价值的西川图献给曹操；不想曹操慢待了他。张松改变了主意，往荆州去见刘备，以期有为。刚到郢州，赵云言称奉刘备之命，以酒食远迎；到了荆州界首，又是关羽称奉兄长之命，在驿馆迎候；次日一早，刘备又带着人马亲自到城外迎接。之后，又留张松饮宴三日；张松辞行，又十里长亭，设宴相送。只字不提西川之事。把个张松感动得自己主动献出了西川图。写完这些后，最后才点出诸葛亮：“孔明命云长等护送数十里方归。”原来，刘备等的那一番热情举动，都是诸葛亮的精心策划！其实，在前面，尽管不点诸葛亮，我们总会感到处处有诸葛亮在。若是从一开始就写诸葛亮如何调遣处置，则没有意趣不说，反显得诸葛亮过于弄奸使巧了。不写比写更好。
这些就是“深山藏古寺”的写法了。
不写是写，隐而愈显。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凤姐生日那天，宝玉借口要到北静王府“道恼”（吊丧），一早起来，遍体纯素，骑了马只带了贴身的小厮茗烟往北门外一个僻静的地方去了——他要祭刚烈自尽的金钏。但宝玉也没有告诉茗烟，作者除了暗示，也没有明确交代。宝玉含泪焚香施礼之后，要茗烟收拾东西。茗烟忙爬下磕头，口内祝道：“我茗烟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儿这一祭祀，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敢问。只是这受祭的阴魂，虽不知名姓，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天上无双，极聪明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爷的心事，不能出口，让我代祝：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虽然阴阳间隔，既是知己之间，时常来望候二爷，未尝不可。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儿，和你们一处相伴，再不可又托生这须眉浊物了。”这段妙论，简直就是宝玉的人生宣言。这是宝玉最最想说的心里话儿了，但若是宝玉自己说出来，便有些假了。不是宝玉自己说出，而是让非常了解宝玉的贴身小厮说出来，说出的的确又是宝玉心中所欲言而又未言，比宝玉自己说出来，不知更真切多少倍了。
这是化隐为显，愈隐愈显。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作者对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艺进行了卓越的艺术再现。之后，一曲虽然终了，但那夺人心魄的音乐艺术的魅力，依然让人们如痴如醉。“唯见江心秋月白”一句，就是对音乐的这种将逝未逝已止未止的境界的描绘。这里，作者以视觉的形象表现了听觉的感受；但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确切感受，并没有点明，而是以无声的画面留下了非常广阔的空间，让读者仔细体味。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写到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柔石身中十弹时，作者另起一段，用了“原来如此”四个字，一个惊叹号，还有一串省略号。这里，作者用语言已经无法表达自己内心无比悲愤的情感，便选择了干脆不说的表达方式。这种无言，比起多发几句议论几句感叹来，更能够显示作者悲愤到了极点，悲愤到了用语言难以表达这种意味。
“大音希声”——无声胜于有声，不言是最强烈的言。
东晋裴启的《语林》，有一篇《捉刀人》，记述曹操行迹：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怀远国，使崔季珪代当之，乃自捉刀立床头。事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闻之，驱遣杀此使。”
自己以为形象不佳，让替身接见匈奴来使，自己只假扮个执刀的侍从。接见完了再问人家的印象，人家说执刀的侍从才是英雄，怕给人家留下个魏王不如侍从的印象，又下令杀了来使。曹操多疑奸诈的性格特点，在这一小段文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作者未加只字评论，甚至用的是不带一丝儿感情色彩的中性语气。这种纯客观的写法，比那种夹叙夹议，更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白描勾勒，胜于工笔重彩。
如果说，写作也还是有些奥秘的话，那么，写作的辩证法，恐怕就是写作的奥秘之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