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文化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从构成上来讲，传统政治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指中国古代（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传统文化就其时空上讲，产生于过去，带有过去时代的烙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字可考历史达五千年之久，就其民族性来讲，它带有自己鲜明的民族色彩。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类型，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她凝结着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和古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都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文化要么消亡、要么中断，唯有中华文化绵延不断。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是伟大的、悠久的和深邃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主要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发展、定型、成熟的，免不了带有封建烙印，糟粕和精华并存。本书试图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传统政治文化所呈现出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即国家层面、社会层面、群体层面。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积极方面
（一）在国家层面上，追求统一和融合
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是追求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早在《诗经》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包含了“大一统”的思想。《春P1gDThCfdBEfQsVgxqPelMtLC8KI1Zef1RbDXJmXwXU=秋公羊传》中明确阐发了“大一统”的含义：“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大一统”在战国时期成为各个诸侯国共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诸侯争霸中，秦国的统治者脱颖而出，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完成国家统一的任务，“大一统”由一种政治思想变为现实实践。到了汉代，“大一统”得以继续巩固，在思想上，董仲舒成为“大一统”的集大成者。他汲取和发挥了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精神，提出深刻而全面的思想。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
《汉书·董仲舒传》。董子认为“大一统”中“一”是万物之本，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凡不符合“一”的事物都不能存在。“事无大小，物无难易，反天之道无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终莫能成。”
《春秋繁露·天道无二》。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在当时是为了宣扬人民效忠于君主，人民要统一和服从于君主；在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思想统一人们行为、意识。但是，这种思想对国家的统一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时空看，中国统一的时间远远大于分裂的时间。如果说早期夏、商、周王朝的统一只是流于形式，那么实质的统一就从秦朝开始。据学者们的统计自秦统一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统一的时间占约70%，分裂的时间占约30%。
戴逸：《论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中国民族教育》，1999年第2期。在疆域上，秦统一初期，全国划分为36郡，秦末增至40余郡，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及辽河下游，南至越南北部和两广，西至陇山、川西和云贵高原，东至大海。汉朝在秦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统一，西汉时期，向北征服匈奴，控制漠北；向西设置西域都护；开发西南夷，在闽、粤、黔、滇设置郡县；东北至辽宁一带。西藏在元代成为中国的版图，明代郑成功收复台湾，清代国家的统一再次达到鼎盛阶段,近现代中国的版图已经确立。
中国“大一统”的过程和格局也是民族间交流融合的过程。“融合”是历代处理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一种基本理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宽厚包容、自尊自信、团结互惠等观念一直作为历代的处事原则，这使得中华民族对内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亲和力。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华夏”和“四裔”是中华民族的基础，“华夏族”是黄帝和炎帝两个部落的融合，“四裔”是蛮、夷、戎、狄四个部族。华夏与四裔交往密切，并互通婚姻，这是最初的民族融合。秦汉时期，随着强大而统一国家的建立，一个新的民族——汉族形成，他是以华夏族为主，融合蛮夷戎狄等部族。东汉至南北朝，近四百年间，虽战乱不断，王朝频繁更迭，但却是中国的民族大融合时期。隋唐统一后，许多原先的少数民族又融入汉族之中，北魏的拓跋鲜卑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宋元明清各民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其中，蒙古族和满族还先后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数百年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逐步形成。同时，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无一例外都把中国视为一个统一整体，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在民族大融合中逐步形成和增强。
总之，所谓的“大一统”主要包含三方面：统一的地理疆域，统一的政治制度，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大一统不但塑造了中华民族，而且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古代历史形成诸多盛世，如“文景之治”、 “光武中兴”、“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 康乾盛世” 等等，这些盛世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无不得益于国家的统一。
（二）从社会层面来讲，追求和谐与包容
和谐原本指音调和颜色配合得恰当和匀称，后引申为事物之间的协调，如《左传·襄》：“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左传·襄公十一年》。“和”作为哲学范畴，指事物对立面的相互统一或事物多样性的互相统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国语·郑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和”成为人们处理事情的普遍原则或被看做事物的最佳状态。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中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首先，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和谐体，荀子认为：“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荀子·天论》。荀子把自然灾害看成是人违背自然的表现。基于此，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荀子·天论》。其次，人们在利用自然时，要注意保护自然，反对一味的向自然索取，反对破坏自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梁惠王上》。这些观点和我们现代生态观是相吻合的。
和谐也是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常说“和为贵”、“和而不同”、“和气生财”等，可见“和”在人际关系领域被人们倍加推崇。传统文化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调和人际关系的：一种是提倡仁爱精神，一种是通过仪礼。仁爱体现了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孟子·梁惠王上》。一个人既要做到爱自己的父母子女，也要把这种爱推及到别人的父母子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勉强别人去做。传统文化的仁爱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推己达人的博爱精神，作为优秀遗产，我们仍要继承和发扬。在传统社会，“礼”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主要手段，“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孟子·滕文公上》。可见，礼的作用就在达到和谐的人际关系。
社会和谐是历来王朝关心的问题，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就是解决如何实现社会和谐，进而求得国家的长治久安。古代王朝统治者也深刻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重视人民，爱护人民，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太平，所以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实现社会和谐，首先要富民、惠民，例如，管子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这就明确指出了富民和治国的关系，因此，历代许多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轻徭薄赋，如，明王朝建立后, 朱元璋告诫属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九》。其次，在君民关系上，古代思想家提出“民贵君轻”的理念，把君民关系比作为舟与水的关系。孔子认为：“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孔子家语·五仪》。孟子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Rh89mrax9kH+6tLZGWeuug==《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民本思想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使百姓安居乐业。
传统政治文化对其他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传统政治文化的包容性主要指它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不断地吸收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髓，从而形成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在历史上，自从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后，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文化。但是这种状况并非绝对一成不变，魏晋时期玄学的流行，打破了两汉时期以来儒学一统的局面。玄学思潮的盛行，说明儒学和道学的融合。传统政治文化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主要是佛教。佛教文化来自于印度，它从两汉开始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消化吸收，到隋唐进入鼎盛发展时期，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宋明，理学的发展标志着儒释道三种思想成为一体，融合为一种新的独立而完备的理论体系。从发展历史看，中华文化以宽广的胸襟积极汲取其他不同文化的成分，为我所用。
（三）从群体层面来讲，注重伦理和道德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农业生产为主，传统政治文化属于以农业文明为主的文化形态。人们紧紧依附于土地，流动性小。这种特点决定了中华民族更注重家庭伦理和血缘关系，体现在文化中，传统政治文化在群体层面更强调家庭伦理关系，对个人而言，更注重个人道德和修养。
在家庭伦理观上，孝悌是根本和基础，“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
《孝经·广至德章第十三》。孝悌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被摆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孔子提倡对孝悌的学习应放在学习知识首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孔子把孝悌的品行看做是个人修养和家庭和谐的基础。就家庭伦理道德的内容来说，父子、兄弟、夫妇是家庭中三种基本伦理关系。家庭是国家的基本单位，家庭稳定是国家稳定的根本前提。家庭伦理更进一步延伸便是国家伦理，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庭的扩大。个人、家庭、国家从伦理上讲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离娄上》。传统文化更强调个人对家庭和国家的责任，个人利益应服从家庭、社会、国家的利益。这种把民族、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传统，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社会发展中，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责任感、爱国心和凝聚力。正是这种伦理观，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像贾谊所说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仁人志士，出现了许多像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
传统道德注重个人的自我德性修养，在传统文化中把人的价值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首先，道德价值高于人的物质利益，孟子曾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可见，人的道德操守高于富贵。其次，当人的生命与道德发生矛盾时，传统政治文化主张“舍生取义”，所以就有“生, 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章句上》。道义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传统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它追求自我完美，力图通过道德来塑造理想的人格。同时，完美的人格理想是与社会理想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提倡的“内圣外王”就是把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内圣”，指主体的内在修养，对真、善、美的领悟和把握，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外王”指把主体内在修养的所得，推而广之，使天下成为真、善、美统一的大同世界。儒家主张通过修身来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正是内圣外王的具体化。传统文化对人格尊严和人的道德价值的肯定，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其中，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是中国人在追求人格完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这种精神激励着有志之士，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的兴旺为己任。上千年间，这种精神鼓舞着无数中华儿女，为国家的统一和尊严，为民族的团结和正义，临危不惧，不屈不挠，英勇献身。郑成功收复台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康熙帝平定葛尔丹叛乱，维护民族团结等，无不体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
二、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方面
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于封建社会的土壤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君主专制统治和宗法等级关系是传统政治文化产生的必然条件。传统政治文化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腐朽性、没落性、守旧性也逐渐表现出来，这些特性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具体来说，传统政治文化消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制主义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形成于秦汉, 一直延续至清代，几乎伴随封建社会的始终，历时长达两千余年，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专制主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专制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于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或者是代表皇权的统治集团手中，像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大权等。秦统一六国后, 秦嬴政为显示自己伟大功绩和权威,决定重新议定君主的称号。他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因此就把古代传说中的神和人最高贵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 并就有关皇帝的政务活动定出专门称谓, 以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在此基础上, 秦始皇又通过其他配套措施, 使皇帝总揽了国家最高大权。从此后, 皇权专制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亡，完全取决于皇帝及其统治集团的能力高低和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孔子所说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中庸》。这里的“人”指古人希望出现的“圣人”或“明君贤臣”，很明显，说明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仅系于某个人或个别人的身上。当然，明君贤臣在历史上的数量屈指可数，大多数是平庸之辈，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出现“盛世”的历史时间短之又短。
二是皇权的无限放大，导致权力滥用，因为权力没有任何形式监督。最高统治者利用国家的权力为NwUh4So9xj8DmeYPeOxQNA==所欲为，不受任何人和任何形式的监督，臣民也无权对他们进行监督，中国古代王朝，虽然都设有监察机构和监察御史，但他们只是代表皇帝对下属官吏履行督责之权，他们仅仅服务于皇帝，维护其统治而已。御史可以对皇帝执政方式和个人德行提出建议或意见，但这并不代表监督，只是提醒，其意见和建议能否采纳，还要看皇帝本人。封建专制，从根本上说，牺牲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满足极少数人的私欲，最终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专制主义其实就是权力私有化，封建专制为腐败打下了制度基础，腐败和集权专制相伴而生。权力的私有化，使各级官吏成为某部门或某地方的权力垄断者，使该部门或该地方成为他的权力的势力范围，这就为腐败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们利用手中的垄断权力，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清朝乾隆时期，和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为官24年间，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嘉庆四年（1799年），和珅被抄家。据不完全统计，抄出的家产中，计有黄金33551两，白银3014095两，当铺12座，京城内外的取租房1001间，取租地1266顷。和珅花园内有住房1003间，游廊、楼、亭35间。有各种名贵珍品不计其数。这笔巨大的财产，和珅垮台后，大部分落入嘉庆皇帝的腰包，因此，当时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历史反复证明，当权力走向极端专制之时，往往是国家腐败，社会混乱，王朝覆灭之时。封建社会就是在极端专权中呈现周期性的反复。
（二）等级关系
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是和封建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等级制是支撑少数政治上层统治者实施专制的一种层次分明的社会结构。如果没有等级制度，专制统治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等级现象主要体现在人们的政治权利、地位、身份和人格的不平等。在古代，早期主要依血缘关系来划分等级，后来与官僚制度相结合，加入才能、道德等因素。传统的等级制，一方面承认人的不平等性，天生就有等级；另一方面，每个人应按照所属的等级，各安其位，各行其是，各尽其职。
封建等级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强化。早期的等级观主要体现在孔子的言论中，孔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后感慨地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论语·颜渊》。孔子之意是君臣父子要各尽其道, 互守本分。此时，在君臣名分上还不是绝对服从和被服从关系。秦立国后，制定相关的礼仪制度, 确定了君臣名分等级制。刘邦建立汉朝，由于礼仪制度的不健全,一帮出身卑微的臣子在刘邦面前非常随便，弄得朝堂上乌烟瘴气。于是刘邦接受叔孙通的建议，创制朝仪，确定君臣名分等级。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在长乐宫接受百官朝贺，由于一切按既定的礼仪行事，“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刘邦对此非常高兴，感慨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汉书·叔孙通传》。汉武帝时，又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为封建统治者强化封建等级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后的王朝也仿照秦汉，规定越来越细的礼仪礼规，严格维护封建等级制。
维护等级关系的工具主要是通过“礼”。礼就是强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士工农商各有职分，尊卑贵贱有别，亲疏长幼有序，各治其事。礼有等级性和血缘性两大特征。封建社会通过礼治实现对国家的治理。礼治最初的目的是借助于等级规范使社会各阶层等差有序，以实现持久稳定和繁荣。“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说明礼治的目的是追求社会和谐。但是，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礼治的内容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改造，统治者越来越强化其中的等级观念，加重它的政治色彩和工具理性，礼最终沦为统治者维护自身地位和权力的工具，成为制约人性和限制人民自由的统治工具。礼越来越走向消极与保守，尤其是宋朝以后，礼逐渐成为束缚人性的工具，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人失去了生机和活力，社会走向保守，甚至停滞。
（三）思想禁锢
思想禁锢主要是由文化专制造成的。传统政治文化为皇权专制和等级制度提供了理论和道德支撑。传统政治文化宣扬“君权神授”，强调个人对国家和统治者的忠诚与奉献，提倡“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践行封建道德，用“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等观念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人失去独立的人格，形成安于现状的心理。
封建社会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统治者不断炮制愈来愈细的纲常伦理教条来束缚人们思想，另一方面统治者用暴力手段打击异端邪说，把反对言论和思想消失在萌芽状态，历史上所发动的文字狱，目的就是为了打击所谓的异端邪说，维护纲常礼教。封建社会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较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焚书是为了打击思想自由。当时各种流派，特别是由于儒家对秦的政治行为不断地评头论足，秦始皇便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全国，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一律交官府销毁；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此后第二年，一些方士和儒生对秦始皇发表了不满言论，秦始皇得知后，下令逮捕方士和儒生460人，并全部坑杀。焚书坑儒用行政和暴力手段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文化专制得到空前加强。随着历史发展，到明清时期，文化专制/7Hpl8YBb9ARdRCRx0r+Aw==再一次达到高峰。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不断地制造文字狱来禁锢人们的思想。文字狱是因文字而获牢狱之灾，大多数获罪者是被当权者寻文摘句、望文生义，罗织而成的罪名。如雍正八年（1730年）的徐骏狱案，徐骏曾作诗“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 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诗句，被人告发，审案的刑部衙门认为：“清”暗指清朝、满人，前一句是讥诮满人无文化，何必装什么风雅，诋毁当朝；后一句是怀念前朝，不满今朝。清廷以“于诗文稿内造为讥讪悖乱之言”的罪名，将徐骏斩立决。
思想专制的消极影响是相当大的。首先，思想专制使人的思想逐步僵化，人的思维发展受到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前提只能唯上、唯教条，不能唯真、唯实。长此以往，使个体人格受到严重摧残，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性。因此，在古代文化里，自觉探索自然规律、自然与人的关系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相当薄弱。其次，思想和文化密不可分，思想专制导致文化专制的加剧。文化本是多元化的，但是由于历代统治者实行思想控制，使得中国文化的多元性遭到严重破坏。专制越加强，对文化的控制越严酷。思想专制禁止“异端邪说”的出现，学术上要求人们读同样的书，写同样的文章，这就使人们只能从单一视角单一向度去认识事物和思考问题，文化的自由天地被囿于狭小圈子，最终结果是阻碍了文化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