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文化基础，政治文化的发展与现实的政治发展是一个互动过程。一般而言，一种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之后，面临首要的问题是经济建设，因为，只有迅速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才能使这一制度获得物质上的基本保障。但是，如果没有与这一制度相一致的政治文化，即便拥有雄厚的物质保障，也必然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和破坏性因素，甚至可能面临旧制度复辟的危险。因而，可以这样理解，建立起与新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要建立起与新政治制度相一致的政治文化却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花费的时间更长。具体来说，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治文化维系政治关系的稳定
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总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始终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因而统治阶级总会通过各种途径、方式来传播、灌输这种政治文化，并使其核心内容上升为国家法律，成为社会成员政治活动的强制性规则。因此，任何政治体系存在、发展都需要一定政治文化的支撑。二者保持着和谐关系，如果这种和谐的关系被打破，就可能导致政治体系的危机。一种政治体系能够维持和延续下去的原因，就是政治文化为政治体系提供了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一是社会关系的稳定性。
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源于社会成员在心理上的认同。社会成员认同自己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体系确立的行为规则。有了这种认同意识，社会成员才能在政治活动中自觉地为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支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来源于社会成员对自己政治角色心理上的认同。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角色、政治结构的地位和行为规范形成比较稳定的认知态度。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伦理文化为核心。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着眼于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完美统一，儒家学说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经过世代筛选、历史传承的。其中修身、治国、平天下三条作为一根主线，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并融汇各家思想，形成了封建社会中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
传统政治文化的“修身”，是指人生在世，要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拥有完美的人格和理想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和谐，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础。人以自身和谐为出发点，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真正摆脱功利化倾向和利益交换关系的束缚，实现人际和谐。传统政治文化的“治国”，指实行仁政、德治，以民为本，以安民为务，把爱民、富民、宽民作为基本治国方略，并以勤政为民为宗旨，主张选贤任能、为政清廉，把封建社会内的各种关系限定在严格的封建秩序之中，以求得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从而实现群体和谐。传统政治文化的“平天下”，是以实现世界大同作为理想的目标，其真谛是实现天人和谐，它以普天之下全人类的自身和谐为基础，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到jcTAK7y2wLjHADDYr4JXuw==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可见“修身”、“治国”、“平天下”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和谐，即以人际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达到天人和谐的理想目标。
传统政治文化的和谐思想源于古代不发达的物质生产条件，古代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自然界的力量来决定收成好坏，人们寄希望于自然界，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奉为最高准则和理想目标，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又决定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只有实现人际和谐与群体和谐，才能做到均平，避免引起争斗，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长治久安。这样，以人际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理想目标，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这就是和谐文化模式。此模式崇尚和谐，以和谐为准则，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全人类乃至人类与自然，有序地联系起来，和谐是力量，既可形成凝聚力，又可形成合力。因而，传统文化讲修身，主张通过修身实现人际和谐；传统文化讲治国，主张通过治国实现群体和谐；传统文化讲平天下，主张通过平天下实现天人和谐。
传统政治文化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关系、习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并积淀成为一种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对维持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得以延续两千多年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政治文化不变，传统的政治关系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二、政治文化决定政治制度模式和政治制度运作
政治制度模式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各个政治机构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它是政治体系的核心部分。政治制度模式取决于多种因素，政治文化是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政治制度是政治思想的逻辑延伸和物化形态，是政治文化的固化形态。不同的政治思想必然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制度，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构建出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构建出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无产阶级政治思想必然会建构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同是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的政治文化，由于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的原因所在，形成了英美两国不同模式的政治制度。
政治文化从属于制度文化，由集权制度派生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必然会打上集权制度的烙印，同时，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于集权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又起着重要的影响。在传统政治文化中，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价值标准就是君权至上，这种政治观念下形成的礼制等级、德治仁政、克己寡欲、教化修身等文化内容，无一不是在维护和巩固君主政治的制度、政策、道德。如，“子云：天无二日，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
《礼记·坊记》。“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搏之也。一则治，两则乱。”
《吕氏春秋·执一》。这些言论无不在强调君权的绝对化和一元化。“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史记·秦始皇本纪》。”，“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凡土地之富，人民之众，皆王者之有也。”
《周易程氏传·大有》。这些论述都充分表明君主权力的无限性。
传统政治文化突出的君权至上及等级观念，在实际社会政治关系中，君主地位至高无上，全体社会成员，包括王公贵族和普通百姓无一不是君主的从属，这些思想观念体现在政治实践中，就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个制度的突出特征是：
一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在封建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是高度集中的，权力集中的层次是：乡里集权于州县，州县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皇帝拥有全国的一切最高权力。权力的高度集中，表现在皇权是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决策权和法权，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所有者——皇帝不受任何平行的权力主体的制约，不受法律的监督，皇帝本人的意志和言行就是国家的意志和言行，就是国家的法律，所有这些集权特征都明显地反映在封建政治制度中。
二是机构设施完备。封建社会的政治机构是高度完备的。在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之下，国家政治机构的设置并非是垂直的、单一的结构，而是从中央到地方，呈现出一种交叉的、相互制约的机构设置和专业的分职的结构。这种高度完备的政治机构的设置，能够发挥相当有效的政治作用和管理职能，也体现了皇帝与官僚集团对于国家的共同统治，正如司马光所说：“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枝叶之庇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资治通鉴》。帝王一人处于权力的金字塔顶端，帝王之下是众多的官僚，而官僚之下是众多的胥吏和乡绅，在胥吏和乡绅之下则是全国人民。帝王就是依靠这种陈陈相因的关系，一直把统治的权力渗透到社会最底层，而使这种关系相互连接起来的纽带，就是高度完备的政治机构。
三是人身依附特征突出。封建政治制度体现出一种典型的依附政治模式。一方面，官僚集团依附于国家最高统治者，由于皇帝独揽国家一切最高权力，统治一切，官僚的政治地位和权力是皇帝赐予的，因此，皇帝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好恶，任意地剥夺和罢免官僚已有的地位和权力。官僚只有依附于皇帝，才能得势、施展才能。皇帝与官僚的依附关系，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变通，政治机构的兴废，官职的设置，以及官职名誉上的地位与所掌之权的微妙差别与转换等方面。这些几乎都是以强化和巩固皇权为重心运行的。另一方面，官僚集团内部下级依附于上级。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来看，其中政治机构的设置、撤销、官员的晋升、罢免、奖励、惩罚以及监察制度等等，都反映出上级官员对于下级官员的管辖和统属权。下级官员的罢黜升迁完全掌握在上司的手中。按照政治依附模式，既强调上对下的绝对统属权，突出上对下的权力，又强调下对上的依附与服从，排斥下对上的监督、申诉与驳议的权利。
三、政治文化制约或促使政治变革
政治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的政治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政治文化的变革，而且，文化的变革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前奏。一种新政治文化的形成总是先于政治变革的实践，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阶级的新思想和新观念渗透到人民大众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这种新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成为推动政治变革的强大力量。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初期，反映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要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和理论早就广泛传播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经过长期的酝酿成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这就为资产阶级发动政治大革命和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大众心理基础。因此，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民主制的确立。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就深切认识到，国民陈旧的心态是建立新制度的最大障碍，因此开始大力提倡要以新思想造就新国民。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生和广泛传播，导致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些充分说明了政治文化在促进政治制度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历史转型。一次是从列国并立的先秦时代转变到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另一次是开始于晚清，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向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变。这两次大的历史转型包括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政治文化的转型带来的政治变革。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导致社会大的历史转型。前一次转型，思想家们围绕着如何强化君主专制提出了许多观点和要求，君主专制思想和理论的日臻完善，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而广泛传播，继而促进政治变革。晚清以来，伴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广泛传播，促使政治向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转变。然而，前后两次大转变又有着重大的区别，从先秦到秦汉的历史转变，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积聚起来而产生驱动力，从晚清开始的转变，是在有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从文化转型的角度看，前一次转变，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价值转换；而后一次转变，看起来似乎是由外来的价值观念取代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由某种外来的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西方文化较之中国，进步快了一些，显得先进一些，因而，中国文化向近代转进之时，可以在许多方面借鉴西方文化。
以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为例，明清之际，由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积弊已深，晚明社会出现批判专制君权和宗法伦理的思想倾向。加之西学在中国上层社会的传播，少数士大夫思想观念上逐渐发生着一些变化。但因社会条件的限制，这些变化远未形成对传统政治制度产生根本挑战。鸦片战争的爆发及战争所引起的后果，对传统社会、传统文化产生了震撼。中国文化遇到异种文化的挑战。中国知识分子为了研究西方经历了由器物层面的学习到文化层面的学习。
鸦片战争后，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林则徐组织人力编《四洲志》，魏源在他的基础上编撰《海国图志》，他提出向西方学习、实行改革的创议，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了当时和以后许多年中国一切有进取心的人们的共同趋向。魏源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在魏源的思想里，已经有了发展近代工业的意识。
1861年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承接了魏源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作了进一步阐发。他从国家民族所蒙受的耻辱中惊醒过来，指出中国向称大国，“天时、地利、物产无不甲于地球”，而今“醌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而人何以不如?“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
《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下篇。他把中国不如西国之处归结为四：“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
《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下篇。即中国的制度、体制不利于造就人才，不利于发挥人才之用。中国以农为本，国家赖以为税源，而无开发地上地下资源的明确观念。中国最高统治者和决策者，高高在上，利用庞大的官僚体系统治人民，人民与朝廷与皇帝如隔九重天，官吏层层欺瞒，百弊丛生。名实不符，乃中国千年学风堕落的结果，士子读书仅为应付科举，大体皆无用之学。基于这四种弊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校邠庐抗议·采议西学》下篇。这就是后来成为主流思想的“中体西用论”的最早表达。冯桂芬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主张，如设厂开矿，改科举，讲实学，翻译西学，整顿吏治等，冯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官僚，也影响了同时代其他一些寻求改革的思想家。冯桂芬的思想是引导洋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他的许多具体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由洋务派官僚加以实行。而且,冯氏的《校郐庐抗议》一书，对戊戌维新运动也有启发作用。
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从政治层面而言是失败的。但从近一百多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与转型来看，却不能用失败二字来概括。洋务运动在促进近代工业，创办新式教育，奠定近代中国的外交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这一系列活动促进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这种传播潜移默化地改造着中国社会，并在千年以来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了桥梁。文化的平民化倾向逐渐加强，它对社会变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广大而深远的。中国人开始越来越主动地接近和容纳西方文化，包括其各种具体的知识、思想和处理事务的方式等。
这些变化逐渐上移到上层政治领域，冲击着中国固有的尊君思想。如谭嗣同在其著作《仁学》中，从理论上阐述了君主之职分，“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日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日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跻于民也。夫日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日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
《仁学·卷二》。这些论述反映了近代的君主立宪思想观念。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人士提出具体改革的思想，在保留君主的前提下实行三权分立，即立法、司法、行政由不同的部门掌管，分别履行职权和承担责任，并且相互制约，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体制。尽管近代中国在政治制度变革方面不断失败，但是政治文化的进步却促使政治制度不断地进行着改革试验，朝着成功的方面发展。
中国历史两次大的社会转型，表明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作用，政治文化如果适应政治制度，就会维护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发展。政治文化如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就会阻碍1PhKrcmvBXH7WshArkcZbA==或制约政治发展，最终导致政治革命，促使社会转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这种相互作用表现得最为明显。
四、政治文化指导和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
政治文化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构成其内在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个体所接受和具备的政治文化指导和决定个体的政治行为。它必然会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在顺从型政治文化环境中，人们往往是被动地接受政府行动所施加的影响，对政治过程影响不大，人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只是政治系统的依附者。而在参与型政治文化环境中，人们能够获得必要的政治知识和信息，并利用各种机会介入政治事务。在这种政治文化中，公民认为自己可以对政治过程发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并能够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参与政治过程。因而，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下人们的政治行为常常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政治文化对政治成员的政治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导向作用。一个社会普遍认同并提倡的政治文化，具有指导和规范各种政治行为的作用。政治文化可以决定个人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定、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政治文化可以通过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应、政治意识、政治思维和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影响社会成员。一方面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政党、政府等力量规定人们的政治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引导政治成员的价值取向、价值判断标准，并以这些判断的结果决定自己的政治行为。二是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指导和规范各种政治行为。政治文化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通过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评价活动来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性质、类型和倾向，把人们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三是调节作用。当个人的行为不符合他们所隶属的政治系统所应有的政治信念时，系统的共同取向将实际地产生对个人的压力，要求适当地调整其行为，使各种主观选择达到更大一致性。人的行为是处于经常性的变化之中的，而这种变化往往是通过政治价值取向对政治行为的调整来完成的。
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政治文化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影响作用，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大众。在封建时代，在围绕着如何管理国家，管理臣民的问题上，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一套理论和思想，并付诸制度上的实施。一是为君之道讲究亲贤远佞。古代政治思想家大多认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肯定君主的绝对统治。在儒家，从来就把权力是否下移作为衡量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法家更是力主君权至上，韩非说：“道无双，故曰一。”道是万物本原，君主就是道的体现者，君主在政治上支配一切。墨子一方面说：“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一方面又强调：“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既然一切权力归君主，国家命运系于君主一人，那么，为君之方自然成为古代政治思想家所关注的内容。综合他们的论述，其关注的内容主要有二：
其一，强调人的作用。《礼记·中庸》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荀子·君道》说：“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这里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谓“人”，一是指民，二是指臣。就臣而言，他是君主的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圣主离不开贤臣的辅佐。李觏说：“夫守国之政，行政在人。人不忠而乱乎政，政乱则国将从之。”
《李觏集》卷二十一《本仁》。指出君主不得其人，将导致政乱国亡。
其二，强调为君者要亲贤臣，远小人。汤斌说：“自古有为之君，必亲君子，远小人，与君子日亲，自与小人日远。与小人日远，凡声色货利之欲、土木兴作之烦、奇技巧淫之物，俱耳目所不及见，心思所不及谋。……人君之职，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择相。”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再倡导“亲贤远佞”、“用忠去奸”、“慎选举”之类的主张，而衡量“贤”、“忠”与否的唯一标准便是道德高尚与否。事实上，权力是导致腐败的温床，在权力不加限制的作用下，道德高尚的人也可能腐败。以何种有效的监督机制来防止官吏的腐败，却历来为传统政治文化所忽视，其后果便是“小人乱政”、“权奸误国”在历史上一再重演。究其原因，在于古代政治思想家所期望的为君之方，是以“凡君皆圣皆贤”为假设前提的，荀子就说过：“非圣人莫之能王”，问题是，理想中的圣人与现实中的君主并非等同，期望一个昏君来“亲贤远佞”，在实践上往往事与愿违。
二是为政之道强调德治。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德治”、“王道”、“仁政”等理想模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长期占有主导地位。德治主义将政治伦理化，其本质是人治。这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德治以君臣父子的等级关系和身份制度为基础，它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平等与民主关系基础之上的德治，不可同日而语。黑格尔认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君、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传统德治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要求执政的官员注重道德修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为民表率。孟子说：“以德行仁”，“以德服人。”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都认为只有端正自身，才能去端正别人。那么执政者如何使自身端正呢?儒家反复规劝人要克己，以抵御物欲的引诱。
第二，要求执政者以道德教化百姓，以礼规范百姓的行为，使之有羞耻之心，安分守己，服从统治。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认为唯有文德教化才能服人，如果施以刑罚，百姓不会心悦诚服。
第三，道德教化是为政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传统的政治文化既将德治置于为政的首位，又主张德、礼、政、刑四者兼施。《孔子家语·刑政》载有孔子对此的一段表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先施以德教，再辅之以行政命令，如果教育无效，管理不从，危害社会安定，则可使用刑罚。事实也是如此，历史上的帝王无不“霸王道杂之”或“霸王并用”，以此维护专制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