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封闭的特征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造成了传统思维方式上的许多弊端，这些弊端一直残存在现代社会中，最突出的就是思想上的封闭性，或者说是思想保守、思想僵化。大体上说，传统思维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传统思维方式注重整体性，或者叫圆式思维。在思维过程中，注重调和，倾向于把宇宙万物及人与自然看作孕育生化、相互联系的和谐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看待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时，传统思维方式更加重视矛盾统一性，而忽视矛盾的对立性。缺乏思辨分析，忽视个体思维。如果过分强调整体性，过分强调整体中各部分的和谐与统一，就会出现循规蹈矩、压抑个性现象。从理论上看，片面强调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不符合辩证法的基本精神，不能正确揭示事物发展的根源和路径，最终必然是无视矛盾，从而走向辩证法的反面。它扼杀了不同言论，人的思想必然会走向保守封闭。
二是传统思维的求同性。传统思维方式习惯于从已知中寻求答案和结果，不善于从多种假设和设想中寻找答案。囿于已有的观念、知识和经验，特别是权威、经典的东西，都要沿着它的方式去思维，不敢根据实际情况和实践的发展提出问题，只是继承现有的材料和思路，缺少对现成结论的质疑，缺乏另辟蹊径、独出心裁的精神。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以过去的经验以及感性认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很少利用理性思维进行分析。求同思维缺乏对事物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对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新的研究和总结,寻找不到正确的理论指GXirmnWnueqhooaav462Ow30qNrzB06VdBZFsomGUxw=导，在实际工作中容易犯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求同思维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思维的单向性，在思考问题时，只选择一个视角、一个维度，没有多向思维、逆向思维，思维中被固定化的因素太多，不敢大胆地跳跃、转换，拘泥于固定的程序，不善于开拓新的认识领域和问题领域，思维缺乏前瞻性、创新性。
三是传统思维注重政治功利性。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政治伦理文化，古代许多思想家的主张，本身就是为当政者主张服务。如，孔子主张礼治，孟子主张仁治；老庄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法治等，他们的思想观点无一不以政治为目的。在封建社会中，在皇权至上和官本位的观念引导下，人们思考问题的价值取向往往从政治方面出发，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时，古代许多知识分子出于维护封建王朝的需要，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用在解经、注经上，而真正有独立见解和创造性思维的人往往达不到重用，这就导致了人们崇尚权威、崇尚经典的思维习惯。与此相反的是，发端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对自然界的探索和研究，即使研究社会、政治，也仅仅把它当作自然界的一部分来看待。因此，传统文化中随政治而转动的思维方式，必定会扼杀人的独立见解和创造性思维。
传统思维这些特征，有不少积极的内容，但同时也有许多落后的东西，这些落后的因素成为解放思想的障碍。由于思想封闭，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和思维方式等不能突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在实践中不能破旧立新，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没有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办事，唯上唯书不唯实。
二、思想封闭的表现和危害
（一）固守教条
教条主义也称本本主义，它用孤立、静止、片面的眼光看问题，使认识凝固化，把科学理论变成僵化的教条，把书本当做圣经，不对具体事物进行调查研究，生搬硬套现成概念、原理来处理问题的思想作风和现实表现。其结果是理论和实践相脱节，主观和客观相分离。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中，教条主义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相对立。教条主义者从狭隘的个人经验或本本出发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教条主义者不分析事物的发展变化、不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用现成的理论模式限制、裁剪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
在现实中，教条主义主要表现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教条主义，即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主义建设。传统的教条主义脱离了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仅强调马恩著作的个别论断、个别语句。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应当根据新的情况进行理论创新，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世情、国情和党情结合起来考虑问题，进行实践创新。这种教条主义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实践的指南，而是视为宗教信条盲目维护，他们对理论创新和社会变革常抱消极和抵触的态度。另外一种是对西方的学术理论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理解，即洋教条。洋教条者对西方的学说理论、体制及意识形态顶礼膜拜，把它们奉为教条，而这些内容要么在中国水土不服，要么有些本身就是错误的。针对这样两种态度，江泽民曾经说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和运用，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国外包括西方国家东西的学习和借鉴，也要采取分析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能搞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一切都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5~76页。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现在，教条主义在不同时期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存在，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也带来极大的危害。邓小平曾明确而深刻指出教条主义的危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我党没有建设的经验，又加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因此，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照搬了苏联模式，在一定历史时期甚至把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作为将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蓝本，建立起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先后发动了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这三大运动不仅没有促进社会的发展，反而给经济、社会带来了损失。拿大炼钢铁运动来说，我党当时决定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上一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但是，截止到当年8月底，全国钢产量只完成450万吨。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各地开始建炼钢土高炉，经过三个多月的奋战，完成了任务。然而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300万吨是废钢。由于片面追求工业高速度，导致粮食年年减产，粮食供应不足。1958年粮食产量是4000亿斤，1959年是3400亿斤，下降15%，1960年只有2850亿斤。城乡人均粮食消费量也随之下降，即从1957年的406斤下降到1960年的327斤，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下降了23.4%。人民体质的下降，加上长期紧张的劳动和疾病流行，人口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
吕连仁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可以说，从大跃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自始至终没有跳出苏联模式的框框。“文革”后，又出现了新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即“两个凡是”的思想，人们的思想再次受到羁绊和困扰。邓小平率先冲出了“两个凡是”束缚，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 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正确看法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启发了人们的思考，使中国走到了一个时代抉择的关口，并为开辟社会主义特色道路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一些新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意味着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是走向资本主义，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在这种情况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突破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
新世纪以来，一部分人又陷入了物本论的教条主义发展观，这种片面的发展观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在片面追求经济高度发展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诸多问题，人口素质不高、经济结构失调、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与自然矛盾十分突出，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对立性增强，这些成为亟待解决的矛盾。环境方面，长江泥沙含量逐年递增，黄河经常出现季节性断流；全国七大水系有40%的检测断面属劣五类水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为58%，无害化处理率更低；53%的城市大气污染超过二级标准；危险废物累计储量达2633.9万吨；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37%，荒漠化土地面积为7.27万平方公里；1.5亿亩农田遭受不同程度污染；由于过度放牧、乱垦滥伐，致使90%的草原受到破坏；土壤污染、农药超标、化肥过量等农业污染严重，食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冯海波：《后危机时代中国社会矛盾特征分析》，《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社会建设方面，由于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呈拉大趋势，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线，到目前，有学者预计已超过0.48。中国国内的贫困标准是年收入低于860元人民币，据此标准，中国尚有2600万人未脱贫。而联合国规定的贫困标准为人均每天收入在1.35美元以下，据此算中国贫困人口有2.6亿。
连玉明、武建忠主编：《中国国情报告》，中国时代经济出版bedebd94499909e66f425d687a3ad27d社，2011年版。中国的贫富差距状况不容乐观。这一系列问题使我们不得不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我党及时纠正这种片面发展观，认为：发展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从而摆脱了物本论教条主义发展观，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树立了正确理念。
（二）迷信权威
在政治生活中，保证一定权威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国家的政令畅通，保证政府工作的高效率。但是，对权威的尊崇不能泛化，在传统中国，王权主义养育出遍及全社会的权威崇拜心理，这种心理蔓延到各个领域中，产生了盲目迷信权威。在思想领域，不少人习惯于引证权威的观点，不假思索地以权威的观点作为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一旦发现与权威的观点或理论相违背，便想当然的认为自己必错无疑。盲目迷信权威的结果使人们丧失了独立思考、分析和判断能力。迷信权威往往和个人崇拜及意识形态的高压管控是分不开的，而个人崇拜和高压下的意识形态又易造成人们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
1. 个人崇拜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个人崇拜曾在一段时间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这其实是人们迷信权威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历史中，斯大林把个人崇拜发挥到了极致。在其长达数十年的统治中，通过个人崇拜，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权体系，他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他所发布的指示、所作的论断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不容他人质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斯大林在苏共党内的最高地位确立后，国内对他的个人崇拜开始流行起来。192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50岁生日，报刊上大量刊登文章，吹捧斯大林为“活着的列宁”、 “列宁的唯一助手”、 “列宁事业的唯一继承者”。1934年的《真理报》曾刊登文章，称颂斯大林“是列宁最好的学生，是从列宁党脱胎出来的，党的骨就是他的骨，党的肉就是他的肉”、“他和列宁一样能够高瞻远瞩”，而此文的作者曾是前反对派主要人物之一拉狄克。前反对派代表人物尚能改变立场，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其他人的表现就不言而喻了。1934年召开的联共十七大上，中央各主要领导纷纷发言，颂扬斯大林的丰功伟绩。此后，各地党政领导人或者在讲话中称颂斯大林, 或者在发表的文章中称颂斯大林, 称之为“永远不犯错误的理论家”、“ 一切进步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一切科学的泰斗”、“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等等。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由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被吹捧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顶峰”。在影视、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中，歌颂斯大林的内容越来越多，调子越来越高。在国内、党内，对领袖的吹捧之风盛行，谁颂扬的多、颂扬的高，谁就可以得到提拔重用。以至于“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每当他的名字在各国集会上或党的会议上被提及时，人们立刻就会猛一下地站起来，然后再坐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页。
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式上，他严厉谴责了斯大林搞的个人崇拜，但是自己也终究没有摆脱个人崇拜的漩涡。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同样搞个人迷信，而且与前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得到苏联党、政、军的最高头衔，而且获得比其他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都要多的奖赏和荣誉。1973年，他获得列宁和平奖，又获得了2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7枚列宁勋章。1977 年11月，苏联科学院把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授予他，表彰勃列日涅夫“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成就”。
苏联的个人崇拜之风也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也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随着他反修防修紧迫感的不断加重，更主要是他看到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对政权巩固的作用，却忽视了它的负面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人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逐步升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被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观念、情感和价值取向所覆盖。个人崇拜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主要原因之一。
个人崇拜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它禁锢了人们思想，个人崇拜使得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大众不能思想、不敢思想、不会思想，最终导致了人们思想僵化。它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日益增长的个人崇拜助长了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倾向，导致了其权力的无限扩大、过于集中。权力过于集中, 容易产生家长制作风和一言堂的作风。这些现象的不断滋长，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崇拜严重妨碍了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党内民主的核心本应是党的成员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平等，无论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有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但是个人崇拜却造成了党内民主生活的不畅，极大地挫伤了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 意识形态的绝对化
迷信权威的另一种表现是意识形态的绝对化或是单一化。作为个体的人而言，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多样化是思想意识的主要特征。现代化的社会应给予多样思想以一定的存在和发展空间。而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较为注重思想意识的一律化，排斥思想多样，排斥思想交流，排斥各种思想之间的互相碰撞与启发，这必然会使思想僵化封闭。
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意识形态的绝对化危害同样值得我们吸取教训，尤其是前苏联给我们带来的深刻教训。列宁时期，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和纯洁性，苏共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实行高压管控的政策和措施。例如，实施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监督和检查。在1922年，苏联在知识界曾驱逐出国160多人，包括当时顶尖的学者、教授和艺术家。
斯大林时期，政治高压、严密监控成了苏联处理意识形态的一种常态模式，意识形态走向神化和僵化。1929年，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进攻,先从哲学领域开始, 随后过渡到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大批判不但在社会科学和文艺部门进行，甚至也危及到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这种对意识形态的高压管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它扼杀学术领域的独立探索和平等探讨。193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刊发历史学家斯卢茨基的论文——《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该文肯定了列宁的功绩，同时认为列宁在战前对待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存在一定程度的估计不足。这只是属于学术讨论，但是斯大林于11月公开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坚决抗议此文。并因此给作者扣上“反党”、“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等政治帽子，认为该杂志发表此文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勒令停刊一年，并改组编辑部，同时所有出版和待出版的历史著作都遭到审查，全苏史学界进行了一场清洗。此后这种清洗由史学界扩展到整个学术领域。学术界人人自危，学术探索与理论创新几乎停止。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在政治高压下，多数知识分子心灵受到扭曲，只能说违心话，很少有人敢于讲实话、讲真话，否则就可能遭到不测。许多学者只得谨小慎微，明哲保身。最后，高压下意识形态造成学术上的僵化。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和理论权威。由斯大林亲自主持审定的《联共(布) 党史简明教程》，被誉为“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实际上，它是一本官方确定的党史教科书。此书出版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刻发出通知，要求苏共全党和各国共产党员都要认真学习，并以此书作为评价苏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唯一范本。该书的出版使苏联的意识形态形成独霸的局面，党内外和学术界对苏共党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只能有一个声音，万马齐喑。此后，从领导人到普通党员，思想僵化，头脑禁锢，本本主义盛行。通过高压行政手段控制思想意识，窒息了社会生活应有的思想空间，成为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意识形态绝对化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在思想多元多变多样的情况下，合理的一元主导是必要和必需的，在指导思想上更应强调统一思想。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又要包容多样、尊重差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进步，思想统一应与尊重思想差异和多样个性相结合。思想意识上如果只讲统一而排斥多样化，必然僵化；如果只强调多样化而排斥统一，必然分化。同时，要把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问题做出正确区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什么范围发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此外，在权威面前，人们的人格和思想的独立性丢失，权威下的人格和思想以听话服从为主。人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是能否进行独立思考前提，对人的过度管制而不注重解放和开发，就会把人的思想囿在限定的框架内，使人失去自我意识，容易使人形成依附性人格，人依附性造成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泯灭。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解放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五”计划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基本上是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因为我党没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就，苏联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应了新中国在工业化初期重点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但同时，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也逐渐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发现它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于是，如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摆在党的面前。1955年底，毛泽东在党内首先提出了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1956年毛泽东做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以及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正确判断，都是独立探索中国道路、突破苏联模式的重要理论成果。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历史时期，思想解放主要体现在我党试图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但是实际结果是并没有跳出苏联模式的窠臼。
思想解放真正取得伟大成就的是在改革开放后。具体来说，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三次思想大解放。
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是从1978年开始。1978年，因一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5月10日，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将这篇文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向全国转发。随后，《人民日报》和其他许多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此文很快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引发全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支持。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次解放思想，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束缚，破除了个人迷信，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实现了历史的伟大转折。
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是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 廓清了“姓资姓社” 的迷雾，解决“市场”和“计划”的问题，社会主义进入到了制度创新阶段。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一些人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认定社会主义只能有计划经济。因此，改革每走一步都要问问姓“资”还是姓“社”。这种认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发展战略。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陷入徘徊。基于这种形势，邓小平在明确指出: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关于计划和市场，邓小平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南方谈话的里程碑意义在于，消除了经典作家在只言片语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模式的根基，消除了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教条主义，将社会主义建立在中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
第三次思想解放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主要解决发展中价值定位的问题，由过去注重物质生产转向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在过去的建设中，经济发展速度要求“快”，而忽视了发展的质量。发展方式是外延式与粗放式。这样的发展方式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问题：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生态问题凸显；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均衡；贫富差距呈现拉大；把发展仅仅理解为物质财富增加，而对于人本身以及人的权利、道德、健康等精神层面的发展，以及社会公平正义与秩序的构建重视不够，发展没有从根本上做到以人为本。正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反思，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成为“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进步, 无不与思想解放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以新思想、新观点，去破除旧思想观念和老框框、老习惯。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人类实践永无止境，思想解放也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