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地区岩画的发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西北地区的岩画分布地域广泛，数量庞杂，内容题材丰富多彩，是我国和世界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北方岩画的主要代表。在历史文献中，亦有对这一地区岩画的记载。其中，北魏时期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是最早有关我国西北地区岩画的历史文献，该书中所记载的二十余个岩画点，涉及今天的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广西、四川、湖北等多个省份，几乎遍及我国半个幅员。邵学海：《先秦艺术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如《水经注》卷三“河水三”中云：
河水又东北迳浑怀障西……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又北过朔方临戎县西，河水自临河县东经阴山南，东流经石迹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马之迹，故纳斯称焉。〔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0～41页。
文上所记载的是宁夏贺兰山地区、内蒙古阴山西段狼山地区发现的动物和蹄印岩画。文中提到的“浑怀障”是迄今已知宁夏石嘴山市境内最早的古代建置。秦始皇帝三十三年（eDmDMJrZwWip3Ed5ov+Nh47xtnlHVKNBN0TmSsUduAQ=公元前214年），秦将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黄河河套西北地区），设四十四县，筑长城，设亭障，为御匈奴，在原陶乐县境（今兵沟汉墓附近）设浑怀障。“临戎县”则在今天的内蒙古磴口县内。
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三·槐西杂志三》中有云：
喀什噶尔山洞中，石壁劖平处有人马像。回人传云是汉时画也。颇知护惜，故岁久尚可辨。汉画如武梁祠堂之类，仅见摹本，真迹则莫古如斯矣。后戍卒燃火御寒，为烟气所熏，遂模糊都尽。惜初出师时，无画手橐笔，摹留一纸也。王炳华：《新疆岩画的发现、分布与工艺、彩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上述文字说明至迟在清代，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新疆岩画的存在，并认为它们很有可能是自汉代流传下来的。
（二）发现初始期
西北地区岩画的发现初始期，大约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以1949年为分界线，可分为两个时期，分别是1949年前的考察与发现阶段、1949年后的调查与研究阶段。
1. 1949年前的考察与发现
西北地区岩画的发现，在1949年之前实则由外籍人士参与或主导，大多是在开展的各类调查活动中有意或无意的发现。
1914年3月，英籍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考察了库鲁克塔格山脚和疏勒河谷地带的岩画。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等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广阔的西北地区展开了具有探险性质的田野考察。1927年5月，考察团一行从北京出发，年底途经内蒙古时，团中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Bergman）在内蒙古阴山西段的狼山脚下发现了岩画。1928年，考察团中方团长徐旭生调查了博格达山岩画；同一时段，贝格曼也对伊犁以及天山南麓的库鲁克山进行了考察，并在1939年出版的《新疆考古研究》中还专门单列出了一章《库鲁克塔格岩画》的内容。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拜城地区对刘平国摩崖石刻和岩画进行了调查，于1930年在《女师大学术季刊》发表了《拜城博者克拉格沟摩崖》一文。1948年8月5日的《新疆日报》上刊登了哈密地区《七角井轮廓画》的文章参考自王炳华：《新疆岩画的发现、分布与工艺、彩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1949年后的调查与研究
1949年之后，伴随着我国文物事业的蓬勃发展与不断壮大的态势，岩画的调查与研究也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在西北地区，1956年考古学家王子云在发表的《新疆的石刻艺术》一文中，提到了新疆西北部霍城、昭苏、特克斯以及南疆和田邻近的皮山所发现的岩画，介绍了大致内容、制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王子云：《新疆的石刻艺术》，《文物》，1956年第8期。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文物工作者们在调查中又先后发现了包括昭苏、特克斯等地在内的很多岩画点。
在贺兰山地区，宁夏社科院吴忠礼先生1965年曾在贺兰山的归德沟见过岩画。1969年，当时尚就职于贺兰县爱国卫生委员会的李祥石先生到贺兰山东麓的贺兰口生产队检查工作，无意中在此发现了岩画。1974年中卫县（今宁夏中卫市）担任县乡干部的周兴华到中卫香山地区搞落实政策的调查时，在当地群众的引领下，在香山寺脚下的石马沟发现了多个人骑形象的岩画。这一发现自此引发了周兴华对中卫境内其他山中是否还存有岩画的孜孜求索之心。1977年以后，在工作之余，周兴华先生屡屡向村民、牧民打听是否见到石头上刻的图画。他一边打听，一边记录，又陆续在香山、大麦地发现了一些岩画。
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地区的岩画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发现乌兰察布岩画，1973年桌子山岩画被当地牧民在放牧时无意发现。1974年夏，盖山林先生在大青山后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发掘元代汪古部首府敖伦苏木古城时，途经百灵庙，得知在其东北约50公里的道头山有“白大将军”的雕像，遂即前往该处，在那里发现了元代岩画，还有一些属于青铜时代的作品。此后，他根据《水经注》中的记载按图索骥，在蒙古族牧民达能太的协助下，从1977年开始对磴口县阿贵庙一带的岩画进行了考察和复制。1978年到1980年间，他又先后考察了阴山山脉狼山地区盖山林：《阴山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内的磴口县39处、乌拉特中旗32处、阿拉善左旗6处和乌拉特后旗12处的岩画点。共描摹1500幅岩画，涉及西起阿拉善左旗，东至乌拉特中旗，长达300公里，南北宽20至40公里的广阔范围。盖山林先生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就此揭开了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地区岩画研究的序幕。
在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1972年某农场职工在山区牧羊时无意中发现了黑山岩画，随后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考察，在黑山四道股形沟发现岩画点 31处。1976年兰州大学生物系部分师生在野外工作时发现靖远吴家川岩画，其后甘肃省博物馆派人前往考察。1978年10 月至11月，再次对黑山岩画考察，在原来发现的基础上又新发现了岩画点84处，另外，还在红柳沟发现岩画点33处，在磨子沟发现岩画点4处。
（三）大量发现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期，西北地区岩画的研究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期，各地的新发现屡见诸报端，多项有组织的专业田野调查也在逐步开展中。这其中，不仅有国际岩画学的兴盛之风，以及国际岩画委员会对世界范围内岩画资源所做的摸底调查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包括了我国文物普查工作的深入所提供的重要发展契机。1985年春，国家文物局专门召开了青海、宁夏、内蒙古、新疆、甘肃、西藏六省区的工作会议，决定开展岩画普查工作，这无疑对西北地区岩画的调查、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在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地区，1979年至1989年间，盖山林、梁振华两位先生曾先后考察了内蒙古乌海市包括韭菜沟与召烧沟在内的桌子山岩画群梁振华：《桌子山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标志着该地岩画考察、研究工作的肇始；1980年至1983年间，盖山林先生全面考察了包括乌兰察布盟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和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东部地区在内的乌兰察布岩画盖山林：《乌兰察布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1981年，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的白岔河流域，发现9处48组岩画，张松柏、刘志一等首次进行了专题调查，随后发表《内蒙古白岔河流域岩画调查报告》，引起了世人关注。1984年，地处阿拉善右旗的巴丹吉林沙漠雅布赖山布布岩洞发现的7个手印岩绘，成为巴丹吉林沙漠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岩画。1985年，在龙首山的桃花山发现了岩画。1986年，该地又有多幅岩画被发现。1986年至1987年，阿拉善右旗的文物工作者们曾经两次到曼德拉山开展调查，在山上发现了大量分布在山脊上的岩画。1987年在阿拉善右旗的阿拉腾敖包镇毕其格图、阿日格楞台等地发现岩画。1991 年下半年， 赤峰师专北方民族文化研究所田广林、任爱君等人，在白岔河流域沿岸发现了近百幅岩画，进一步丰富了该流域岩画的内容，这也是自1981年西辽河地区发现白岔河流域岩画以来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意义重大。1982年内蒙古东部的苏尼特岩画由当地蒙古族牧民发现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1985年至1988年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艺术系对境内岩画进行了持续3年的调查，取得丰硕的成果，新发现岩画点达13处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20世纪80年代，西北内陆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逐渐增多，岩画的发现与研究也更为深入，大量发现后并广为传播，引发了一轮研究热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博物馆及各地方文管部门，都进行过岩画的普查、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共在7个县发现了8处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蒋学熙：
《新疆岩画研究综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岩画点，其后，据统计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或消息，总计报道了151处岩画点蒋学熙：《新疆岩画研究综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在贺兰山地区，从1984年开始，这一地区文物普查工作全面展开。各市县的文物普查队先后在贺兰山东麓，北至石嘴山市、南到中宁县等地先后共发现9处岩画点，并重新调查了贺兰口岩画，取得了不少令人惊喜的收获。其间，石嘴山市文物普查队先后发现了麦汝井、树林沟、红果子口和黑石峁岩画。1987年，为了进一步摸清贺兰山岩画确切的分布范围，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研究，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了由许成、卫忠等多人参加的贺兰山岩画考察小组，对每一个岩画点进行了大规模普查，进行现场记录、拍摄、临摹和拓印，基本厘清了已发现岩画点的分布区域和数量，并发现了许多新的岩画内容和地点。特别是根据宁夏地质局地质调查所地质队提供的线索，在中卫县北山和照壁山一带发现了苦井沟、大麦地岩画，填补了贺兰山南端没有岩画的空白。1993年，距中卫县西南40公里腾格里沙漠中发现骆驼山岩画，中卫县文管所发现并调查了黄河东南的香山岩画，青铜峡市文管所在牛首山也发现了岩画。20世纪90年代后期，灵武市文物管理所在三道沟新石器文化遗址进行考察时，在附近山坡的石头上发现了数百幅人物、动物和狩猎岩画，打破了之前认为黄河东岸无岩画的错误认识。
在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1983年肃北岩画被发现并予以报道。1985年，张掖市文物勘察组在肃南黑石头沟一带发现岩画。1994年永昌岩画首次被发现，1995年7 月，永昌县博物馆组织人员对其做了调查和初探。
（四）全面普查与再发现时期
进入21世纪后，西北地区岩画的发现、研究工作也在稳步中不断发展。在西北内陆地区，2007~2009年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共普查了岩画472处，新发现岩画249处，其中含有18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89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发现的地点仍主要集中在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以及昆仑山脉（少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岩画》（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2011年8月，阿勒泰地区的富蕴县又发现一处岩画点。
在内蒙古高原半干旱草原地区，2009年乌拉特前旗文物管理所调查队在乌拉山新发现500多幅岩画。2009年6月26日至7月3日，阿拉善右旗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队在雅布赖镇和曼德拉苏木进行文物普查时，在雅布赖镇境内发现一处新的手印岩绘。2018年3月，在春季文物安全巡查过程中，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雅布赖镇内新呼都格嘎查阿日塔塔拉发现了一处古代岩画群。
在贺兰山地区及周边地区，2006年9月，北方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石嘴山平罗县崇岗镇暖泉村四队西1.5公里处的高伏沟内发现了大量岩画，岩画被刻在沟内两侧的悬崖上，最高处距离地面20多米，且分布面积较广。2007年，青铜峡市文物工作者在广武乡四眼井古寺庙遗址南部的黑梁顶，又发现了一处岩画点。2009年，青铜峡市文物普查队在调查牛首山东寺庙群时，无意于一块巨石上发现了一组岩画，其内容和风格均与贺兰山岩画十分相似。
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2007年8月，玉树哈秀乡的一位小学教师向玉树市博物馆馆长尼玛江才说起通天河岸一条沟里有一些自显的动物图像，后二人在临河的岩山上发现3只线刻的鹿形岩画。2011年，尼玛江才馆长在称多县做田野考察时，根据线索发现了木秀岩画。2012年，为配合“三江源地区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古墓群考古与文物保护项目”，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玉树治多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前期田野调研中在登额曲流域发现岩画点7处。马春燕，潘绍池，蔡林海等：《2012年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登额曲岩画群调查简报》，《藏学学刊》，2017年第1期。2014年至2016年间，玉树藏族自治州博物馆在通天河流域前后一共开展13次岩画田野调查，在章玛等地总计发现了21个岩画群，30余处岩画点。尼玛江才：《玉树岩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在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2004年7月下旬至8月底，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马鬃山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全面调查，共发现了12个游牧文化遗迹区301块有画岩石上的652幅岩画。席琳：《试论甘肃马鬃山区岩画的文化因素》，《考古与文物》， 2009年第4期。2010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又发现分布在马鬃山镇老道呼都格井东的十几道山坡崖壁和崩塌的黑色石面上的岩画，共计12处，岩画间相距200米到400米，东西绵延4.5公里。《试论甘肃马鬃山甘肃酒泉肃北县马鬃山发现岩画群》，《兰州晚报》，2011年1月5日。2014 年4月中旬，肃北县文博工作人员在该县红柳峡地域开展文物普查时，在县城东南方向约100公里处的红柳峡北沟发现一处岩画。2015年年初，肃北县文物工作人员开展冬季文物巡查时，在距县城40多公里处的大黑沟新发现岩刻画12幅，单体画面达40余幅。数十年间累计发现岩画群6处40多个点，共有岩画300多幅。董开炜：《酒泉肃北大黑沟又发现40多幅岩刻画》，《兰州晨报》，2015年1月29日。2015年，他们又在扎子沟发现了岩画。2014年10月，金昌市赤金山峡谷中发现岩画20余处、40余幅。《甘肃金昌发现40余幅岩画，反映古代西北游牧民族生活》，《兰州日报》，2014年10月24日。景泰县的文管部门于2006年首次发现岩画，前后共计发现7处王文元：《景泰20余处古遗址显身》，《兰州晚报》，2007年2月4日。。2007年上半年，白银平川区黄河红山峡谷黄河西岸、米家山脉大浪山东麓、水泉镇野麻村境内发现岩画。截至2014年12月，共发现16处岩画点，其中甘南玛曲1处、靖远4处、平川4处、景泰7处王圣，庞颖：《甘肃岩画调查、研究的现状及思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7卷，第1期。。
综上所述，我国西北地区岩画近代的发现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发现初始期。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岩画发现的初始期也可分为两段，以1949年为界线，分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岩画考察发现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和研究。这一时期，尽管西北地区岩画的发现数量并不太多，但现实意义重大。考察活动也从起初无明确目标与专业组织，逐渐发展为有目标和有组织的考察，收获也颇丰。
大量发现期。自20世界80年代至20世纪末，这一时期迎来了一个高潮，也是岩画发现的黄金期。西北地区各地新的发现不断，专业的、有组织的岩画田野调查稳步开展，田野调查工作方式方法日趋正规化，一大批专家和学者涌现，大体奠定了西北地区岩画分布的基本格局。
全面普查与再发现时期。进入21世纪后，西北地区岩画的发现、研究工作依旧稳步发展，尤其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更推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不仅田野工作更为专业化，而且一些专业的、有组织的调查队伍对已知的岩画线索进行的摸底调查，也先后取得了丰硕成果，丰富和扩大了岩画数量、分布范围，同时新发现了几处岩画的密集分布区域，改写了之前的固有认识。时至今日，相信还有许多未知岩画点等待人们去揭开它们神秘的面纱。
二、学术研究回溯
1949年之前对西北地区岩画的研究，显然是长久处于停滞状态的，仅有零星的介绍性短文见诸报道。纵观整个西北地区岩画的研究历程，会发现其研究与调查自始就一直是紧密相连的，若按照其发展过程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研究的初始期，时间大致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为起步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才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和深入。第二个阶段为研究的成熟期，时间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末，在这期间，相关的田野调查工作逐渐走向科学与规范化，各地岩画，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岩画被大量的发现，相关的研究也逐渐随之升温，众多的研究人员相继发表了一大批兼有研究性与资料性的文章，从基于第一手资料的考察报告，到从各个角度对岩画进行多种解释的论文均有涉足。与此同时，新的技术手段开始在研究、保护中尝试和应用。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国际岩画委员会的两届年会，都选择了在西北内陆城市宁夏银川市举办，借此契机，我国的岩画研究也逐渐进入国际视野之中，并随之涌现出了一批研究者。第三阶段是研究的发展期，时间从21世纪初期至今，岩画研究渐次走向跨学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并逐步向多视角、深层次方面拓展，主题研究也变得更为细化。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日益成熟，岩画研究中也借鉴与引入了一些新的技术，包括空间地理信息、立体扫描、测绘技术等方法，都相继投入了使用，但若就总体而言，仍然尚处于探索的过程中。
（一）研究初始期
1949年以前，西北地区的岩画研究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的状态。其所谓的研究，也不过仅是个别考古学家、探险家对某一地区岩画发现的简短描述，反映在诸如游记、日记之类的文章中。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徐旭生，曾在其所著的《徐旭生西游日记》中对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地区的岩画有过记载。团中的另一位成员贝格曼，也在发表的《新疆考古研究》这一著作中有所反映。考古学家黄文弼于1930年发表了《拜城博者克拉格沟摩崖》一文。1948年8月5日《新疆日报》刊登了哈密地区《七角井轮廓画》的文章参考自王炳华：《新疆岩画的发现、分布与工艺、彩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无疑，这一阶段的研究其实质均属于偶然性的发现、调查。
1949年后，这一地区的研究才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克由木1962年在《文物》上发表的《新疆北部的岩画》，1972年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在《文物》上发表了《甘肃地区古代游牧民族的岩画——黑山石刻画像初步调查》等文章。虽然总体而言数量尚不多，限于种种原因也未能开展深入的研究，但却间接推动了岩画研究进程，标志着这一地区岩画研究的正式起步。从20世纪70年代开WZ/4dLwzktLSQq6ow9HcutB7h4xqoeymdHIGnqGVSf0=始，西北地区岩画的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方面，内蒙古高原半干旱草原地区走在了前列，而这些都与学界泰斗、著作等身的盖山林先生密不可分。1978年到1980年，盖先生在对阴山地区岩画进行了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游牧民族的精湛艺术——阴山岩画》《阴山古代游牧人的岩石画廊》《试论阴山岩画的艺术成就》《从内蒙古岩画看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车业》《从阴山岩画看古代游牧人的社会经济生活》《阴山史前狩猎岩画研究》《内蒙古贺兰山北部的人面形岩画》等，从年代、作者和题材等不同的方面，展开多角度分析与研究，加深了学界对于阴山岩画的认知。此举对西北地区乃至中国岩画的发现、研究均起到不小的助力和示范性作用。
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研究状态则稍显迟滞，大多发布的都是一些或为概况性的介绍，或为初步研究性的短文，如1982年，利民的《“哈龙”古代岩画简介》，1983年李祥石的《宁夏贺兰山贺兰口岩画调查报告》，张宝玺的《甘肃省靖远县吴家川发现岩画》，1984年张松柏、刘志一的《内蒙古白岔河流域岩画的调查》，成振国、张玉忠的《新疆天山以北岩画述略》，许新国、格桑本的《青海省哈龙沟、巴哈毛力沟的岩画》，以及1985年童苏宁、刘一明的《哈密岩画》等文章。
（二）研究成熟期
西北地区岩画研究的成熟时期，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这一阶段，大量发布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各地岩画进行的分期、分区研究，大体构建起了研究的基本时空框架，并呈如下特点。
1. 规范化的介绍类、初步研究类文章激增，解释理论呈现多元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末，随着西北地区岩画的大量发现和报道，相关考察报告类、岩画图册等由田野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也相继整理后出版，数量众多。同期，对岩画的记录手段亦逐渐走向规范化。这一类资料是岩画研究的基础性资料，对研究的后续发展，走向更深层次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同时，与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史、民族学等学科结合的特征也较为明显，研究者试图从多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分析，而微腐蚀断代法等科技测年方法也开始在实践中予以应用。不过，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明显存在着地域局限性，跨地域、跨学科的综合性、比较分析则相对而言较少，下文将根据地域性研究的特点，对所取得的成果分别予以介绍。
在西北内陆地区，以王炳华、邢开鼎、张志尧、王博、苏北海等人为代表的文物考古研究yRUMMRl9MZ9xBbutXiWAz5ZwuD700CdQV2LWS3OsTbo=人员，撰写了一批与新疆岩画相关的简报及研究性文章，内容涉及图像分析、年代初探、族属、性质等方面的问题。此类成果的发布拓宽了学术视野，也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如1985年邢开鼎的《巴里坤县兰州湾子岩画》，1986年张志尧的《新发现的别列泽克河附近洞窟彩绘岩画》，1987年邢开鼎的《新疆托格拉克布拉克岩画》，1989年蒋学熙的《新疆温泉苏鲁北津岩画》，1990年苏北海的《新疆托克逊县科普加衣岩画》，1992年王博、阿力甫的《塔什库尔干岩画》等文章。对岩画图像的解析，则以1985年苏北海的《新疆天山以北牧区车辆岩画》《新疆北部牧区岩画中的古代牧民社会生活》， 1987年王博、王一龙的《新疆阿尔泰山岩画试探——通过动物学分析看岩画反映的若干问题》，苏北海的《从岩画中看古代新疆北部动物分布》，1988年张志尧的《新疆阿勒泰鹿石之管窥》等文章为代表。这期间，随着新疆呼图壁岩画的发现，学界也掀起了一波研究热潮，岩画与生殖崇拜方面的论著、文章亦发表颇多，如1989年李国曙的《新疆生殖崇拜岩画考述》，1990年曾德才的《新疆呼图壁生殖崇拜岩画》，1991年陈冬季的《生殖崇拜、图腾崇拜与艺术的起源——兼论新疆呼图壁岩画的文化意义》，户晓辉的《岩画与生殖巫术》《岩画生殖图像的深层研究》，1998年王炳华的《新疆呼图壁生殖崇拜岩画》等一批相关文章。还有就岩画的年代、作者的分析，以及从艺术、体育角度出发对其的解读。如1986年吴焯的《克孜尔石窟刻划图画的内容、作者和时代》，1987年方汝楫的《新疆岩画中的古西域武术》，1993年周菁葆的《丝绸之路岩画艺术》，刘青砚、刘宏的《阿尔泰岩画艺术》等类似的文章亦相继问世。
在内蒙古高原半干旱草原地区，盖山林先生对阴山岩画进行了大量调查后，著述颇丰，撰写出了上百篇的论文，如《太阳神岩画与太阳神崇拜》《阴山骷髅岩画、头骨崇拜、祖先崇拜》等，并出版了《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等一系列专题性的著作，带动并吸引了一批学者开始关注这一地区的研究进展。如1989年麻国庆的《民族考古学与阴山岩画研究》，贺国瑞的《乌海岩画》，1990年乌兰察夫的《阴山岩画与原始思维》，1994年周延良的《内蒙古桌子山岩画太阳形象和生殖形象文化内涵考论》，1996年班澜的《阴山岩画的美学审视》，1998年莫德格玛的《岩画舞蹈图与蒙古舞蹈》，2000年冯军胜的《阴山岩画的意象性构成》等文章，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其进行解读。
在贺兰山地区，研究者从岩画基本资料的描述到图像的解读、价值意义的探讨，年代分析等方面的问题均有涉猎。如1987年李祥石的《宁夏贺兰山岩画》，1988年许成、卫忠的《宁夏石嘴山黑石峁岩画》，1989年李祥石的《黄羊湾岩画》，1990年由王系松、许成、李文杰和卫忠联合编著的《贺兰山岩画拓本》《中国宁夏贺兰山岩画拓片精选》，1991年宁夏文化厅主编的《贺兰山岩画拓片选》，以及周兴华的《中卫岩画》，1992年陈育宁、汤晓芳的《古代北方草原通道上的贺兰山岩画与匈奴文化》，李铁良的《美的震撼，来自崇山峻岭的贺兰山岩画》，蔡秀华、李海波的《贺兰山岩画美学价值初探》，张迎胜所撰写的《贺兰山岩画的文化蕴涵》，2000年许成的《贺兰山岩画的发现保护及学术地位》等，都是针对贺兰山岩画文化与艺术价值，以及学术地位进行论述的文章。也有学者专注于对岩画内容、题材的解读，对此展开了细致的探讨。例如1991年李福顺的《贺兰山岩画中的面具神形象》，1992年李仰松的《内蒙古与宁夏岩画生殖巫术析》，盖山林的《贺兰山巫师岩画初探》，1993年许成、卫忠的《贺兰山岩画与古代猎牧经济》等文章。关于贺兰山岩画的断代问题，也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如1991年刘贻清的《贺兰山岩画的断代问题》，1993年许成、卫忠的《贺兰山岩画断代研究》，1994年乌恩的《试论贺兰山岩画的年代》等文章，都是尝试借鉴与运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来判断贺兰山岩画的真实年代。
在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这一时期的研究性文章相对不多。仅有1987年张趋的《甘肃近期新发现的岩画》，殷泓的《试论黑山岩画》，1990年士宾、韩集寿、李永良的《甘肃嘉峪关黑山古代岩画》，1991年曹成红的《甘肃黑山岩画中的体育》等论著，其内容主要是对这一地区岩画基本资料的介绍和初步研究。
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也不多，如1989年汤惠生的《中国青海省岩刻研究》，1991年汤惠生的《青海动物岩画和吐蕃苯教崇拜及仪轨》，1996年，汤惠生、高志伟的《青藏高原岩画年代分析》等文章，并于2001年出版汤惠生、张文华的重要研究论著——《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从二元角度深入探讨了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典型岩画图像，诸如蹲踞式人形、连臂组舞等图像的文化源流与沿袭脉络，并着重分析了青海地区一些独具地方特色的岩画图像的形式及内涵，创新了研究方法，并首先在这一地区利用微腐蚀方法对岩画进行直接断代。
2. 综合性的研究专著大量出版
这一时期的研究多表现为地域性特点，而从事跨地域、系统性的综合性研究虽然较少，但也出现了跨区域比较研究的尝试。
1985年至2002年间，盖山林先生陆续出版了《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内蒙古岩画的文7d51fbef2d389e54f8100108378a2eed化解读》四部著作，对内蒙古半干旱草原地区现已发现的岩画集中进行了系统梳理与介绍，并对不同题材的岩画展开了具体的解析和专题研究，还就分期、制作时代、艺术特色、作者及历史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无疑对这一时期的岩画研究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1991年陈兆复先生出版了《中国岩画发现史》，对我国已经发现的岩画进行了学术性回顾，探讨了岩画的年代与民族，并对岩画的艺术特征、技法、表现风格、构图和艺术魅力进行了专题研究。
1994年苏北海先生的《新疆岩画》出版苏北海：《新疆岩画》，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该书集中梳理了新疆当时发现的绝大多数的资料，按地域分别进行了详细介绍，探讨了岩画产生、发展、人面像岩画的含义、创作的社会背景、经济模式、自然崇拜等诸多问题，是了解新疆岩画的重要资料。另外，如《岩画与生殖巫术》户晓辉：《岩画与生殖巫术》，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丝绸之路岩画艺术》周菁葆：《丝绸之路岩画艺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阿尔泰岩画艺术》刘青砚，刘宏：《阿尔泰岩画艺术》，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8年。《新疆呼图壁生殖崇拜岩画》王炳华：《新疆呼图壁生殖崇拜岩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也都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优秀成果。
1995年盖山林先生在其出版的《中国岩画学》一书中，对我国岩画的发现与研究，岩画分布和区域特征，岩画的题材、制作者、产生年代、族属、审美追求、社会功能及制约我国岩画学发展的一些因素等，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2001年由汤惠生、张文华二人合著的《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一书面世。该书通过综合比较断代、直接断代、微腐蚀断代法等诸多方法，对青海岩画的时代与族属进行了探讨及分析，并首开国内科技测年之先河。
1991年由许成、卫忠编著的《贺兰山岩画》出版，书中首次运用类型学对岩画的凿刻、构图、内容、年代的推断与分期进行了研究，是对贺兰山岩画资料的又一次丰富和补充。
3． 研究热度升温阶段
当研究日益走向成熟和发展时，其研究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中，不同层次的学术会议先后召开，专业机构相继建立，也是这一时期呈现出来的特点。特别是两次国际岩画会议，即“’91国际岩画委员会年会暨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和“第二届宁夏国际岩画研讨会暨2000年国际岩画委员会年会”在宁夏银川市的召开，促成了各国岩画专家、学者积极交流与探讨关于岩画记录、保护、研究方面的经验，正如盖山林先生曾指出的，“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岩画学已经形成，并已走向世界”。
（三）研究多元发展期
进入21世纪后，岩画的研究也稳步渐入了多元发展期，“这一时期岩画研究不囿于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学的方法，语言学、基因序列、同位素等成为重要佐证”张嘉馨：《岩画研究方法论的回溯与思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除了继续以多学科、多角度解析岩画的年代、族属、内容、性质等传统的热点之外，同时也开始侧重于跨文化、跨学科、跨地域的交叉、比较研究的开展，这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流。此外，岩画的文化遗产价值也得到充分认可，并进行了多种尝试，其产业竞争力不断逐步提高，而科技考古在研究保护工作中的广泛应用，亦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1. 多元化、广视角、深层次的研究
与文字关系的论证，引发了较大的争议，学界对此褒贬不一。如2006年杨敏、束锡红的《大麦地岩画图画文字新解》，从大麦地岩画中挑选与古文字有关的图形符号进行对比研究，以探讨岩画与文字的关系。2007年杨敏、刘景云、束锡红的《大麦地岩画与汉文字的关系》，试图运用古文字知识，尤其是甲骨文知识来解读大麦地岩画中象形符号和抽象符号的表意性质，寻找汉文字起源和发展的图画阶段，以证实大麦地岩画的文字性质。高嵩、高原的《岩画中的文字和文字中的历史》，从贺兰山祭祀文字与国内80多年“史前”考古成果中的远古华族文字信息进行对比，进而分析解读其中包含的文字信息。
与原始体育关系的解读。诸如2003年王天军的《新疆岩画上的原始体育》，2009年崔凤祥、崔星的《狩猎岩画原始体育文化考略》《原始体育形态岩画》等文章。
与游牧民族关系的讨论。如2004年李克昌、 戴应龙等人的《从贺兰山岩画看宁夏中北部地区古代畜牧业生产的现状与发展》，2005年郝志红的《贺兰山岩画中的原始农业文化》，束锡红、李祥石合编的《岩画与游牧文化》等论著。
关于族属、断代方面的研究。如2002年汤惠生的《岩画断代技术手段检讨——兼论青海岩画的微腐蚀断代》，2004年的《凹穴岩画的分期与断代——中国史前艺术研究之一》，2018年韩建业发表的《略论新疆地区四千年前的萨满式人物形象——兼论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年代》，史晓明的《试论阿勒泰山区洞穴彩绘岩画的作者来源——以基因信息为基点》等文章。
从文化、艺术、美学角度探析所蕴含的价值。如2002年由束锡红、胡若飞等人的《贺兰山岩画与世界文化遗产》，冰河发表的《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岩画艺术探析》，冯军胜的《中国岩画造型的线条艺术》，班澜的《中国南北方岩画的审美特征比较》等文章；2003年由束锡红、郑彦卿等人结集出版的《贺兰山岩画与世界遗产》，冯军胜的《中国岩画造型的面的表现艺术》，2004年王炳华的《新疆岩画的内容及其文化涵义——新疆岩画概观之二》；2007年由宁夏岩画研究中心编著出版的《久远的记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岩画精选》等一系列的文章、著作相继面世。
这一时期，基于保护方法的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如2009年李荣光撰写的《阴山岩画及其保护与研究》，2015年杨有贞、 张晓霞等人合写的《贺兰口岩画风化病害机理》，2017年王志伟、王雁飞的《阴山岩画的现实困境与人文保护策略》，2017年张天义的《新疆托克逊县克尔碱岩画崩塌地质灾害稳定性评价》，2018年王雁飞、周易发表的《新时代阴山岩画的开发和保护》等一系列文章，就当前岩画保护现状、面临的病害等严峻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保护方式、方法的革新等观点。
综合性、跨文化、跨学科、跨区域的对比分析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如2009年盖山林、盖志浩编写的《丝绸之路岩画研究》，2011年童永生、 惠富平的《内蒙古岩画中的动物群落结构及其生态环境的研究——以阴山和乌兰察布两地岩画对比研究为例》，2012年张志尧编写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2014年苏北海的《西域岩画图案全集》，2015年朱立峰的《环太平洋“人面岩画”研究述略》，2016年李贵春编写的《西域美术全集·岩画卷》，2017年张亚莎、张晓霞的《“一条腿背夫”岩画的释读与研究：青藏岩画与北方盐道的历史关系》，张晓霞的《通天河流域两岸岩画对比分析》，2018年罗佳的《东天山地区史前艺术考论》，2019年穆舜英的《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张凯的《原始绘画——贺兰山岩画所见西域及南西伯利亚因素分析》。另外，在有关丝绸之路或者其他岩画的研究中，也包含了新疆岩画的相关内容，诸如《新疆美术大系》（新疆岩画卷）《新疆美术大系》编委会：《新疆美术大系》（新疆岩画卷），乌鲁木齐：新疆文化出版社，2017年。《中国岩画全集·西部岩画》《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委会：《中国岩画全集·西部岩画》，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7年。等等。
开展的专题性的对比研究。如2002年王毓红发表的《论贺兰山岩画式样结构的演变》，2003年朱存世、李芳发表的《宁夏贺兰山和北山虎岩画图腾崇拜初探——兼论虎岩画的族属》，2004年汤惠生发表的《脚印岩画与“大人迹”》，2005年田小军发表的《从岩画看我国原始宗教乐舞》，2006年龚田夫、 张亚莎的《中国人面像岩画文化浅谈》，2007年闫利霞发表的《内蒙古岩画艺术概览》，2008年，特日根巴彦尔发表的《岩画所见古代游牧民族车形——以中亚地区152组车辆图形岩画为例》，2009年杨惠福、许栋发表的《嘉峪关黑山岩画中的塔形图及其相关问题》， 2015年，杨惠玲出版的《神化与人格——宁夏人形岩画》，邓启耀发表的《中国岩画的多媒体时空呈现与数字化解析》，2016年孙晓勇发表的《西辽河流域的“鸮面”岩画——兼谈先商文明鸮崇拜》，2017年苟爱萍发表的《玉树岩画中的鹿图像》与《论“人面”岩画的起源与传播——基于贺兰山“人面”岩画的分析》，2018年王永军发表的《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鹿图像研究》《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中牦牛图像研究》等论著。
亦有对研究方法、区域类型分类、资料著录标准方面开展的相关研究。如2016年张亚莎教授发表的《青藏岩画系统中的甘肃祁连山岩画——兼论中国岩画的四大区域类型》，苟爱萍发表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岩画研究的启示》，杨惠玲发表的《岩画田野调查资料著录标准研究》，2018年张嘉馨发表的《岩画研究方法论的回溯与思考》等文章。
2. 岩画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
随着岩画研究、保护的不断发展，岩画文化遗产价值的充分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岩画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活态利用，在旅游开发、文创的设计制作等方面得到发展，逐步拓展出新的消费市场空间。如2002年张岩发表的《新疆岩画旅游及开发》，2004年李克昌、杨发林等人发表的《开发岩画资源——发展草原文化生态旅游业》，2008年李海燕发表的《贺兰口岩画开发利用的对策研究》，李陇堂、吴玲娜发表的《贺兰山岩画的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初探》，2016年徐和平发表的《阴山岩画图形符号在旅游纪念品中的设计应用》等文章，均探讨了对其由僵化的存在变为活化利用的相关现实问题。
总之，自21世纪开始至今，西北地区岩画的研究在理论方面逐渐向多元化、深层次发展，研究方向日趋细化，研究视野更为拓展，跨文化、跨学科、跨地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对比分析研究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其间，学科建设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由老、中、青三个不同年龄相结合的研究梯队。
三、发展趋势
岩画是先民出于事神祈福等目的而制作的各种图像，反映了史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拥有丰富的岩画资源，对于其研究肇始1915年黄仲琴教授对福建华安仙字潭岩画的调查，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内蒙古、广西、宁夏等地开展的调查与研究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88年9月召开的澳大利亚岩画协会第一次会议，才真正标志着岩画学已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自此摆脱了对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附属。到今天，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岩画的分布地区、区域类型、族属、时代以及文化内涵等问题已基本厘清，在研究领域内也形成了诸多的方法论，下面仅选择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并曾产生过较大影响力的方法举例说明。
岩画，这种自远古遗留下来的“有意味的形式”，对其内涵的剖析以及古代人类思维和行为的了解，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决不能仅从单一学科或理论范式的视角与思维方式出发，相反运用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的方法研究岩画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种必要性不仅在于岩画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在具体方法上有相互交叉的相通之处，可资相互借鉴，而且也在于它们在研究的对象或资料上具有相同或可以相互参证、比较的一面。人类学、考古学、文字学、神话学等学科可以为岩画研究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和研究资料上的参照户晓辉：《岩画与生殖巫术》，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汤惠生先生更是运用了跨文化的阐释方法，曾对典型的蹲踞式人形做过深入的分析，试图将单个图像还原到具有世界性岩画表现模式的系统中去，连类引譬，举一反三，找出规律性的因素，并对此加以理论探讨。
（一）人类学理论方法的运用
岩画是古代居民思维的体现和行为的图解，而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正是探析人类思维和行为的各个方面，因而从这一点上讲，岩画学与文化人类学有着共同的探索目标。将岩画图像与所在地的民族民俗、文化相结合，借助这些知识复原当初的文化环境，运用发生学的眼光观察其创作动机和制作心理，尽量对岩画图像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求真实还原岩画图像的本来含义。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或可说从岩画学产生、发现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沿袭、借用历史、人类学、史前艺术或原始宗教等学科，诸如“为艺术而艺术、狩猎巫术、生殖巫术、结构主义、萨满教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人类学理论和宏大叙事研究范式”汤惠生：《建立岩画学科的研究范式》，载《岩画学论丛:第1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33页。。
在我国，以户晓辉先生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以其多年的研究经历认为人类学方法的一些精髓，也可以成为岩画研究者所d+ei7ae1UaQkj/HsYbdBDXXxavGxmjsAEaF90T+yP7A=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以下三点均摘自于户晓辉：《岩画与生殖巫术》，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年。。
1. 人类学的历史“还原”法
岩画得以产生的史前文化背景、社会结构、精神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一去不复返地消失在人类自身发展过程的迷雾之中，要了解岩画在当时社会中的原初含义和功能，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对这种原始的文化情境进行“复原”和“重构”，并且将岩画放回这种原初的文化背景中，从而探寻其深层的本义，此即“还原”。
2. 人类学的比较法
关注现代原始部族的思维结构、文化模式、宗教信仰等文化现象，并以此作为一个参照体系来与史前文化做比较研究，重构出史前时代的文化情状。也就是岩画研究的实证主义，最著名的则是以刘易斯-威廉（J. D. Lewis-Williams）对南非布须曼桑人（San）岩画的研究。众所周知，南非的布须曼桑人至今仍保持着在崖壁上制作岩画的古老传统，刘易斯-威廉在深入调查和研究布须曼人的宗教、仪轨，包括萨满的作画仪式后，结合神经心理学（Neuropsychology）的科学实验数据与结果，对布须曼人的岩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其研究成果一经发布后，无论在岩画界、考古界、人类学界，还是宗教学界、艺术研究领域以及神经学界，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学说被称为“新萨满教”或“新萨满主义”（Neo-Shamanism）汤惠生：《岩画学科的研究范式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3. 人类学的深度研究法
人类学家的工作就是要探寻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即通过把握单个的习俗或制度背后的无意识结构来获得一种普遍的解释原则。这就像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所倡导的透过人们日常的语言行为，进而去揭示语言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规律。这是一种深度研究的洞见，而岩画学恰恰需要的就是这种深度的研究。
（二）神话说
岩画与神话具有相通和相同的一面，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原始思维的共同特点和规律，可以相互比较和参证。在原始文化的整体情境中，岩画与神话的内容和情节也存在相互交叉和情况。“在我们已知的世界各民族（包括我国有关民族）的岩壁画和洞穴画中，几乎每一幅画面的背后，都隐藏着神话、故事和原始宗教的内容，这些神话、故事和原始宗教的背景，有的在民间流传着，有的业已失传，变成了不可索解的历史之谜。”刘锡城：《原始艺术与民间文化》，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99页。叶舒宪先生提倡把神话作为前理论阶段的思维方式、作为前哲学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来研究，通过岩画与神话的相互比较、相互参证，发现二者的“异形同构”关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原初含义做更深入的揭示。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即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岩画与神话在原始文化情境中的联系，并且在这种联系中洞察其各自的本义。
20世纪90年代，叶舒宪、萧兵等人又提出了以文化人类学资料与方法补充的“三重证据法”。在其三重证据法中，语言文字的考证只是作为论证的手段，而不具有学术理论和路线的意义，把动态的民族学人类行为应用到静态的文献学材料中，这种实证不再是简单的民族学材料类比，而是提出原理性的认识。对此，汤惠生先生也支持叶舒宪的这种研究范式，认为岩画学术界在开展研究时可以参照和借鉴这一范例。汤惠生：《岩画学科的研究范式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三）二元对立思维以下关于二元对立思维的论述均摘自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二元对立思维是萨满文化的典型思维方式，同时也是整个原始社会的思维方式。所谓的二元对立思维，即指相反的两方之间的关系纯然为对抗和对立，丝毫不存在统一和转化。二元对立思维的基本概念为白/黑，天/地，光明/黑暗，神/魔，善/恶，鸟/蛇，上/下，等等。汤惠生先生就采用二元对立思维的方法分析岩画，运用二元对立思维揭示史前艺术，进而用以解释岩画的内涵。在其著作《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一书中，他以岩画中的兽搏图、X射线风格（骨架风格）的动物艺术为典型例证，以说明二元对立思维在我国岩画中的反映。例如“兽搏图”，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常见的艺术主题，也是岩画中常被加以表现的题材，同时亦为典型表现萨满教二元对立思维的艺术形式。所谓“兽搏图”，是指前面为一食草兽（诸如羊、马、牛、鹿等），后面为一只食肉兽（虎、豹、鹰、狼、怪兽等），二者构成一幅追逐和搏杀的场面。体现在“兽搏图”中的二元对立，则为被搏杀或被追逐的动物代表着坏、恶、黑暗、弱等否定因素；而后面的食肉动物则代表着好、善、光明、强等肯定因素（有时为两只猛兽或怪物相搏），其文化意义表示肯定因素战胜否定因素。岩画中的“兽搏图”看上去似乎是对某种客观场景的真实描绘，但事实上这种主题其实与真实的场景毫无关联。譬如青海岩画中有许多虎搏牛的图案，但地方动物志表明青海草原地区历来并无老虎出没，所以这里的虎形象更似是一种象征物；同样，宁夏中卫岩画有狮搏牛的图案，而宁夏地区也从来未发现过狮子，亦是出于此理。②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7页。其他如岩画中的X射线风格（骨架风格）的动物形象，从思维观念上来讲，依然是二元对立思维的反映，即“死亡”与“再生”相对立，是对“再生”与“生命”等肯定因素的崇尚和追求。
②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97页。但从仪式行为（包括艺术）上来讲，二者又紧密地联系并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其实质是通过对表现死亡的画面、图案与纹饰来表达萨满教中对“再生”这种观念的追求，这些不仅是原始社会意识形态中最主要的内容，同时也可以包含所有原始艺术和原始人的思想意识。汤惠生所创立了“二元对立理论”被原世界岩画委员会主席E. 阿纳蒂教授（E. Anati）誉为国际六大岩画解释理论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四）图像学分析
图像学研究源于16世纪末期出现的图像志研究，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化，20世纪初期，瓦尔堡提出了一种新的图像志阐释方法，使他成为图像学研究的奠基人。潘诺夫斯基是继瓦尔堡之后对图像学理论具有重要建树的研究者，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理论的核心为图像研究的三个层次，即图像描述、图像分析及图像阐释。③③常宁生：《艺术史的图像学方法及其运用》，《世界美术》，2004年第1期。从宏观角度而言，艺术作品中存在着A图像与B图像的关系，从微观层面来说，图像内部也存在着此元素与彼元素的组合关系以及核心的造型元素。因此，图像学方法适宜于对岩画图像形式的分解、分析、形式建构及文化阐释等方面的释读④④苟爱萍：《中国人面岩画图像形式的图像学分析——以贺兰山人面岩画为例》，《艺术评论》，2018年第11期。。
张亚莎教授把岩画与艺术风格学结合，通过对古代文化遗迹与岩画关系的分析，以及与岩画本体的图像风格比较，结合区域内岩画的典型图像，根据线条、造型、风格、形态等来阐述岩画的时间、内涵、与周边地区的关联性等。其专著《西藏的岩画》一书就是从艺术学科的图像学研究方法入手，运用图像的综合量化分析方法，即在对岩画的图像种属、风格造型、制作技术等艺术概念的分析中，将统计学的数量分析纳入年代、地理、区域等一系列的文化坐标之中，深入剖析了富有西藏地方特色的牦牛、鹿、马、雍仲、塔等图像的演变轨迹，提出了风格分类、分期和断代，进而阐述了在距今3000～1000年间，古代羌夷系族群中的部分部族向藏北高原迁徙，并创造古象雄文明的历史过程，提取出了极具文化价值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西藏地区岩画的独特性以及与周邻文化之间的源流关系也逐渐得到显现。张亚莎：《西藏的岩画》，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五）神话断代
岩画的表现除“艺术”之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重构历史的素材。杨超教授在对神话的研读中，发现神话和岩画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契合，用神话方式或者思维来理解岩画，或许是较为接近真实的一种方式。在岩画断代的过程中，他从神话入手，以二者之间相同性质来分析岩画创作的年代。利用神话对岩画进行断代，首先应当厘清岩画中所表现的内容，岩画内容的辨析不仅仅只看单个图形，重要的是要从整体上来把握，从全方位的层面上把握其真实内容和意义，将结果与相处阶段神话的特征比较之后，获取其产生的相对时间。在其《岩画的神话断代法初探——以贺兰山人面像岩画为例》一文中，通过这一方法，将贺兰口三种人面像岩画年代断定为“狩猎者的人面像”，其产生的时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即约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创世神话意义”出现时间是新石器时代；表现神灵祖先崇拜的岩画，时间约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杨超：《岩画的神话断代法初探——以贺兰山人面像岩画为例》，《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2年第2期。这其实也是对之前所提到的叶舒宪先生研究范式的进一步拓展，虽然在研究中已深入判读了岩画图像中所蕴含的人类行为与思维的诸多细节，试图通过神话来复原岩画所属的原生环境，但因岩画年代的判断本身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藩篱，因而也只是一种推测方法。
概而言之，随着我国岩画研究的不断深入，专家、学者们在研究领域中，已尝试着突破某一学科的界限，多方讨论并渐次开展多学科的综合与交叉研究，且不再将岩画与周边文化或遗址割裂开来区分研究。同时，跨文化、跨学科、跨地域的比较研究，其他相关的研究理论、方法也在各地实例运用，这些有益的探索工作均从各自的学科出发，为岩画的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察角度与思维启示，使之变得更加系统化。总体而言，在当前的阶段，无论是对理论的选择，还是方法的运用，都已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研究目的、意义及方法、结构
一、研究目的、意义
艺术史作为艺术学理论整体中的一个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显然应侧重于艺术创作活动过程及其发展规律这一核心内容，而非拘泥孤立地看待艺术问题。此外，更应兼顾这种创作与人类社会生活及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内外在关联，及受到其何种程度的影响和影响力大小，唯其如此，方能整体而全面地把握艺术史的研究方向，才能在研究中不失之偏颇，而不仅仅只是对艺术现象的简单铺陈。
岩画，显然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历史所遗留下的某一类图像，它其实蕴藏着特殊的文化讯息，曾深深地影响过那个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及行为准则，可以说是我们深刻理解历史进程的重要视觉证据，且是唯一的证据，无可替代，无法替代。换言之，若是没有人们对史前艺术的研究所开展的种种科学探索，即使到了19世纪，人类对自身起源的认识也只局限于神话或是宗教的解释。高火：《欧洲史前艺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又如曾活跃在欧亚大陆北部的披毛犀，在距今10000年时就已灭绝，在没有发现波兰出土的披毛犀之前，人们对它的认识仅限于欧洲洞窟岩画。正是通过洞窟里的岩画图像，人们才意识到还有此种动物的存在，后来的考古发掘则验证了这一种图像的真实性。还有1979 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意大利梵尔卡莫尼卡谷地岩画，在1956年被大量发现后方填补了罗马帝国军队到来前这一地区漫长的历史空白，这也成为它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符合文化遗产标准Ⅲ，即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梵尔卡莫尼卡谷地岩画是第一个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岩画类文化遗产，因其重要性故而又被称之为“欧洲新历史”。以上所举例子都从不同层面证明了岩画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一种视觉艺术，它已完全超越了地域与文化的局限，无怪乎意大利岩画专家E.阿纳蒂教授将其称为“原始语言”。
无疑，艺术是由多种生活元素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而成的。作为史前艺术之绝对大宗，目前所知最早的岩画创作发生在大约7.3万前的南部非洲，虽然今天在世界的某一个地区，如大洋洲澳大利亚北部仍然持续着这种制作，但显然已远远偏离了初始的创作动机，这使得许多图像超越了画面本身最初所蕴含的意义。岩画创作在这漫长的时期里究竟经历了哪些变化？又因何种因素导致了这些变化？哪些变化是本质性的转变？这些变化曾经又是怎样对岩画创作施以影响，甚至改变着这种创作，极有必要深入探讨之，从而为早期跨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证据及产生更易的深层动因。
公元前2千纪后期至公元前1千纪前期这一阶段，是动荡变化频繁、变革巨大的时期。这种动荡变革首先体现在环境的改变上。“距今4000年实际是欧亚大陆气候的重要转折点，此后虽有暖湿波动，但大趋势却是越来越干旱，西北地区大部也由森林草原转变为草原环境。”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460页。生态环境的改变引发了西北地区生业模式的变化，公元前2千纪前后随着“产自西亚的家畜——山羊、绵羊、牛以及大麦、小麦等谷物经中亚引入中国的西北”李水城：《前丝绸之路的诞生：欧亚草原与中国西北的族群迁徙与交互》，《北京论坛（201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变化中的价值与秩序》，2017年11月3日。后，畜牧业日趋显示出其重要性，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农业经济和狩猎经济。
通常，游牧经济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构成，一是蓄养草食动物，二则是移动。对了解作为早期人类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个窗口的岩画而言，首先在制作主题方面也深深体现了这点。其一，动物成为岩画的主要题材，这其中又以羊、牛等草食类动物居多，这种题材的选择必然不是出于偶然，不外是因为这些草食类动物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其肉、乳、皮毛、粪都各有所用，即所谓的“食其肉、饮其酪、衣其皮”，对他们的重要性自不言而喻。其二，“移动”的游牧族群若想留存他们的思想、宗教信仰，没有什么比“不可移动”且永久不变的石头更契合他们的需要！因而，随着他们的移动与迁徙，这些人群所到之处无不留下了有关自己的“印迹”——岩画，似乎要通过这些符号图像来强调自己独特的身份属性，具有身份标识的作用，可见先民在不可移动的岩石上刻画图像的习俗久已有之，且沿袭下来。
其次，更体现在北方地区的思想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变化。这一时期，随着欧亚草原包括西北地区在内的跨地区间的交流显著增强，在青铜装饰、艺术主题（猛兽吞噬草食动物为主题的造型）和风格（通常谈及的“动物风格”或“斯基泰风格”）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性倾向。譬如早期欧亚草原文化的典型象征——鹿石型岩画，它在西北地区的出现即为其中的一个例证，在距离如此之远的地区内却出现了风格如此相似的图像，足以表明某种一致特征的存在，无疑对研究早期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揭示意义。
公元前1千纪后期，随着游牧族群通过不断移动来争夺南方定居邦国的资源，导致了华夏认同的形成与强化，秦、汉帝国通过修筑长城来维护南方资源，游牧部族被拦截在长城之外，那些代表他们身份属性的符号图像也被拦截在长城之外，岩画的制作不可避免地日趋走向衰落。或者从某方面来说，长城不仅是“文明”与“野蛮”之间对立的代表性建筑，也是岩画制作从发达期走向衰落的隘障象征！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将“西北地区”岩画的整体分布格局置于历史、地理和考古遗存、生业模式、社会组织等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综合考察与阐述，注意揭示出先民的生产生活、原始信仰、风俗习惯、艺术审美观念等，比较西北地区每个亚区中的岩画所呈现的一致性和存在的差异性，梳理出西北地区岩画与整个欧亚大草原文化、东方文化之间的联系，以及处于东西方文化通道上的西北地区在文化交互作用中对中国岩画体系产生了何种影响，及其在中国早期文化圈中形成中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二、“史前”岩画艺术研究方法
艺术（Art）、美术（Fine Art）、艺术史（Art History）等名词，均属于从西方引进和传播过来的概念及理论。只是，传统的门类艺术史若应用于岩画研究时，则不免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显然，作为一种记录和传递信息的手段，岩画虽不是文字却“建立起最早的、最普遍的‘原始著述’和文献资料的表达形式”〔英〕保罗·G. 巴恩著，郭小凌，叶梅斌译：《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11页。。换言之，“岩画”由于其创作动机和功能迥异于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加之其数量之巨大所形成的宏大气象，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艺术观念所建构的范围，有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不应该只是艺术史中的点缀，应当建立起自己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岩画在制作上表现为“艺术家并不表现所有他所看到和知道的东西。而是有着明确的选择，题材的不同符合于时代的更替……题材的整个范围，往往清楚地与特定的文化与部落的模式相一致”〔意〕E. 阿纳蒂著，陈兆复译：《世界岩画研究概况（二）——一份送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载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主编：《岩画：第二辑》，北京：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5页。，这也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中应努力摆脱传统模式的羁绊，赋予其更为宽泛的时空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正确认识并深入理解由于这种独特性所形成的流变格局。
近年来兴起的“世界艺术研究”，是将视觉艺术看作是一种在时空意义上的全人类现象，其中就有关涉人类艺术早期表现的主题，探讨究竟是自然的、精神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条件促成了视觉艺术最终的出现？〔荷〕威尔弗莱德·范·丹姆，凯蒂·泽尔曼思著，刘翔宇译：《全球框架下的艺术史：世界艺术研究》，《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这对于岩画的深入研究显然也同样适用。
通常以“文字载史”作为“史前”与“历史”的分界线，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渺远的时代里，史前艺术和部落艺术一直都是传递并记忆信息的主要载体，历来与宗教、巫术活动相互混杂，前后时间跨度极大，因而若从时间方面而言并非算是一个很明确的概念。而且岩画虽产生于史前时期，但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传播及演变历经了漫长的过程，且其结束的时间在世界各个地区却并不统一，目前所知最早的岩画产生于7.3万年前，而今天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在坚持制作“汪吉纳”，二者虽在时间上间隔如此之久，但却并未因时代的迁演而终止，其本质与内涵仍然是属于岩画这一范畴的。
本书中所讨论的“史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前时期，因为岩画是通过图像这一媒介来叙述历史的，以此来描述处在深邃的历史时空里曾发生过的文化联系与互动，其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属于史前的，即使是那些进入历史时期后的创作亦然。当然，若按艺术变迁文化路径和功能演变的结构来说，作为特定时代产生的特殊艺术门类，岩画其本身所反映的艺术观念、使用的制作技法及呈现出的文化特征，也经历了萌芽、发展、分化、衰退，进而转型的进化过程，且这一过程十分漫长，历时亦极为久远、模糊，再加上不同时期的岩画又错杂其间，因此，若以“早期”替代“史前”也许更能反映出岩画年代的不确定性，也更适应岩画艺术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19世纪中叶，当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后，通过研究史前艺术和当时的“原始民族”艺术，许多人类学家提出了艺术巫术起源说、艺术的进化理论等观点，这对后来兴起的岩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为艺术而艺术、狩猎巫术、生殖巫术、结构主义、萨满教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人类学理论和宏大叙事研究范式”汤惠生：《建立岩画学科的研究范式》，载《岩画学论丛:第1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第33页，2014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岩画学受新考古学的影响，以罗伯特·G. 贝德纳里克先生为代表的研究者倡导“科学的岩画研究”，借此推动并建立研究的规范。迨至21世纪，诸如语言学、基因序列、同位素、动物考古等也加入到研究行列中张嘉馨：《岩画研究方法论的回溯与思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总第144期。。而岩画图像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特点以及制造者的思维模式，也促使我们更应从历时的角度关注“岩画在制作时间上的延续性”，从共时的角度关注跨境文化圈在区域岩画比较中的影响。这其实也是本书的研究目标之所在。
本书所跨的时间段是自公元前2千纪至先秦时期。研究中注重对西北地区岩画的整体、宏观的观察，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着眼于西北地区曾与欧亚草原发生过的接触、联系，从整个欧亚草原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审视我国西北地区的岩画，概括并归纳上述五个亚区中各亚区里的岩画艺术所共同秉承和持久沿袭的发展规律，力图通过这些规律将共生于西北地区这同一生态环境和多种文化氛围下存续的岩画艺术及其背后隐没的内涵尝试着解读出来。探索并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荟萃分析方法，将考古遗存、历史文献，以及民族史、民族学、环境学的资料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将其共同置于同一研究平台上，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逻辑思路，相互比照、综合分析、多重论证，尝试从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学科视野中去找寻解读西北地区岩画艺术内涵的密钥。收集这些数据、资料本身即是一个挑战，而要把握、甄别这些资料，并进行梳理、分析，从中筛选出与本选题有着相关意义的内容，更殊非易事，亦相应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此外，鉴于史前时期的人群种属及族属关系的错综复杂，虽然已有体质人类学家曾做过一些族属方面的判断，对古代居民的遗骸进行过人种学方面考察，确定了西北地区古代居民在人种地理分布方面的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包含有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两个大人种的成分，下含若干不同的种族类型，即“古西北类型”。这种复杂的种系构成情况的确证实了西北地区古代民族众多、种系来源繁复的事实朱泓：《中国西北地区的古代种族》，《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5期。，但对确定西北地区岩画的创造者究竟是哪一些族群并无更多的帮助。囿于研究者之前的研究领域及已有知识所限，加之对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知识掌握尚不够全面及深入，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课题理论创新，但我们确信这仍不失为一次有益尝试，希望能为构建西北地区岩画艺术史之业提供些微补益。
三、本书结构
本书共分七个部分，分别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为结语部分。
第一章部分就本书的研究范围、对象，西北地区岩画的发现与现状，以及研究目的、意义等方面进行简要阐明。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并涉及环境的演变及这些变化对西北地区经济适应性、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潜在影响。第三章从时空关联上梳理了西北地区与欧亚草原在文化上的接触和联系，及其体现在岩画创作中的文化形态影响所在。第四章则从分布、内容与特征方面对西北地区各个亚区的岩画进行了概括性描述。第五、六章为西北地区岩画综考，涵盖了年代、技法、艺术特征、艺术风格和典型题材的分析，并就功能性与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最后结语一章中，结合以上章节的内容，研究、分析引发岩画艺术迁演的内在动因，并试着勾勒跨地区文化交流可能的逻辑传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