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是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经济类型的不同会导致发展出具有差异的社会结构，这在史前文化的研究中也同样适用，因此我们探讨早期考古学文化性质与内涵的时候，其实是应该对大环境下古代居民的生业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的。
作为欧亚草原东部的重要区域，要分析中国西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经济类型应该以欧亚草原大环境为参照，科林·伦福儒曾将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进行了宏观概述，将其发展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全新世时期的渔猎、采集经济，这是农业经济出现以前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第二阶段为畜牧、农耕经济的传播时期，这一时期以混合经济为主；第三阶段为草原的青铜时代，虽然与前一阶段同样属于混合经济的模式，但从各地的文化中显示出这个阶段的游动性在增强，畜牧经济在整个生业模式中所占的比例也逐渐增加，并逐渐向游牧经济转变；第四阶段是铁器时代发达的游牧经济阶段。杨建华：《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读〈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考古》，2004年第11期。对照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我们发现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经济类型也有这种区域性的异同。
公元前2千纪末的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各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也变得更加频繁起来。其中所反映出的西北地区族群的经济体系、生业模式是非常值得深入的探讨。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环境相较之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公元前4000年以降适宜旱作农业的经济条件，由于受到世界气候大环境变化的影响，开始逐渐变得干旱、寒冷，而从这一地区考古遗物的类型及内涵上，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古代民族为了适应当地气候与环境，从而产生多样化的经济体系和生业模式。
一、西北内陆地区本节所指的西北内陆地区，即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在西北内陆的东部天山地区，青铜时代以天山北路文化为代表，曾经是半农半牧的经济模式，有丰富的陶器存在，并在其中发现了可能为农业生产、加工工具的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器物，推测有旱作农业生产的可能，但同时，在这一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墓葬中，也普遍发现随葬羊、牛、马骨骼的现象，铜刀、箭镞、铜泡等器物也与畜牧和狩猎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居民应该是在从事农作物种植的同时，兼以蓄养牲畜、猎取动物来满足生活所需。
这种半农半牧的生业模式发展至公元前2千纪末，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以后，该地区考古学文化以焉不拉克文化为代表，此时从考古学文化中的器物群种类可以看出，该地区的陶器仍然比较发达，并且在之前文化的基础上还发展出了新的陶器类型，陶器数量在整个器物群中的比例也相当可观，但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中与畜牧、狩猎相关遗物的比例也在器物群中占有愈加突出的地位——金属刀剑、箭镞、牌饰以及其他饰品在随葬品中比较常见，尤其是随葬羊距骨的习俗，反映了羊在当时该地区古代居民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该地区文化发展至后期（公元前5世纪左右此处时代的划分主要参考自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马镳、马衔、动物牌饰等，带有欧亚东部地区一些游牧文化元素，都从侧面反映出该地区经济类型进一步向游牧化发展的趋势。
与此同时，中部天山地区及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考古学文化分别以苏贝希文化和察吾乎文化为代表，从器物群的类别和特点上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古代居民的经济模式同样是多样化的，在拥有简单旱作农业的同时，也依然采用狩猎、畜牧的方式来满足日常生活的所需，器物中既有比较发达的彩陶以及可能为农业生产所需的工具，同时也有不少金属工具、马具、动物牌饰等带有草原文化特色的器物，值得一提的是苏贝希文化中发现了很多木桶，上面大多雕刻出了羊、鹿、虎等动物纹饰，与当地遗存的岩画图案相似，也反映出了当时该地区环境中的动物种群信息，以羊、鹿为代表的这些动物很有可能是当时人们蓄养和狩猎的对象，同时该文化墓葬中还随葬许多羊骨，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察吾乎文化的墓葬中还多见有殉马的现象，随葬品中马具的数量也很丰富，说明当地居民生活中与马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而马则是从畜牧经济模式向游牧经济模式转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与东部天山地区相似，这两大考古学文化发展至后期，可以明显地从器物群看出游牧经济的生业模式对其产生的影响。
西部天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伊犁河流域，以往将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称为“索墩布拉克”文化羊毅勇：《新疆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新疆文物》，1999年第3、4
期。，也有学者将其命名为“伊犁河流域文化”陈戈：《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载《欧亚学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5
页。，这一文化区的分布面积很大，基本上涵盖了整个西部天山地区，陶器很发达，彩陶纹饰和形制十分有特点，与青铜时代分布在此区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较大的不同，表明早期铁器时代流行于伊犁河流域的这种文化，其源头可能来自产生于新疆地区本土的考古学文化。观察其器物，应该是拥有简单的旱作农业，同时殉马坑、金属工具、马具等遗物又反映出畜牧、游牧经济在当地的存在。
西北内陆地区的北部，即阿尔泰山地区、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天山地区同时期的文化中所反映出的经济体系有所不同，这一地区自青铜时代以来就几乎不见农业经济的因素，更多地体现出狩猎及畜牧的经济生业模式，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中陶器极少，金属工具、马具占有极大的比例，同时殉马现象显得比较普遍，墓葬中还会随葬煮熟的羊骨肉，同样也反映出该地区比较明显的游牧经济的模式。
西北内陆地区的南部（塔里木盆地南缘及帕米尔高原）的考古学文化主要以流水墓地和香宝宝类古墓遗存为代表，陶器在器物群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时金属工具、动物牌饰、金属饰品、马具等器物的数量也比较客观，反映出畜牧、游牧经济因素的存在。发展至早期铁器时代后期，带有游牧因素的器物更加常见，其中一些器物的形制、特征与境外中亚地区伊犁河流域的游牧文化中同类器物比较相似，反映出我国西北内陆地区南部与境外文化的关系比较密切。
总体而言，西北内陆地区的古代居民的经济体系在公元前2千纪末期阶段是复杂多样的，同时各区域根据其自然地理环境、周边文化的影响，其生业模式也各有不同。我们可以看到，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基本上是较为单纯的游牧经济体系，大量殉马、马具、金属制品的出现体现出这一地区的居民游动性更强②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438页。——几乎不见居址类遗存，陶器很少，也未见有与农业相关的遗物和遗存。而天山地区，塔里木盆地南、北缘，以及帕米尔高原地区的古代居民，则在日常进行旱作农业生产的同时，兼顾狩猎、畜牧的经济模式，然而与青铜时代相比，畜牧经济在其生计中占有更重的比例，墓葬中常见羊骨、牛骨，殉马现象及马具数量有明显的增加，对墓葬人骨的研究表明，这些地区的古代居民肉食的摄取量较大，其食谱也反映出当时的畜牧——游牧经济模式②，而在漫长的早期铁器时代中，西北内陆地区古代居民的经济模式也从多种体系兼顾的形式开始逐渐向游牧比重更多的形式演变，这种现象在整个早期铁器时代的后期更加明显，但需要强调的是，即使进入西汉初期，西北内陆地区游牧化经济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同时，农业在大部分地区仍然存在，这一地区仍然是以游牧经济为主、其他经济为辅的多样化体系，并没有发展出单一的游牧经济体系。
二、青藏高原东部地区
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一直都是古代民族活动频繁的区域，拥有发达的考古学文化，并且普遍拥有原始的农业耕作，以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包括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宗日文化为例，都有一定规模的居址遗迹，说明当时的居民以定居的形式在此繁衍生息，遗物中拥有极为发达的陶器系统，并发现原始农作物遗存及大量原始农具，聚落遗迹以及大量不同时期的墓葬也反映出当时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社会组织，这些都是在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实现的。
发展至青铜时代，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尤其是与黄土高原、陇西地区交界处，是考古学文化遗迹最为密集的地区，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考古学文化中的农业体系有着“逐渐解体衰落”水涛：《论甘青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和经济形态转变与环境变化的关系》，载《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
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49页。的趋势，而相对的，畜牧和游牧经济形态在这些文化中开始露出雏形，这种现象从考古学文化的遗物类型、特征以及数量的变化上显现出来，如齐家文化中农作物遗存较多，在陶器中往往发现有储存的粟类作物，陶器数量多，在器物群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同时如石锛、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用于农业生产、加工的工具也比较常见，随葬猪颌骨是齐家文化中的重要习俗，说明当地居民存在养猪的行为，而这是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的现象。而在之后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中，会发现此时的制陶业较齐家文化时期已经有所衰落，居址遗迹的规模也较小，基本上无法与齐家文化时期相提并论，而墓葬中也开始出现大量随葬羊骨的现象，却不见猪骨，说明这一时期羊在当地居民的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随葬品中，开始出现带有草原文化因素的器物，且数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规模较之前也有缩小的趋势。及至诺木洪文化时期，陶器数量在器物群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明显下降，并出现大量兽骨和毛皮制品，并发现了陶制的牦牛雕塑和圈栏遗迹，充分说明此时当地居民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业模式，而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也在青铜时代末期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畜牧业经济转变的过程，由于目前发现的诺木洪文化遗存较少，关于其年代下限尚未有更加明确的界定，根据其碳十四测年数据，该文化可能晚至西汉初年或可说为公元前1千纪的下半叶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载《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72页。。
限于目前材料的短缺，该地区诺木洪文化之后的考古学遗存发现极少，尚未知古代民族的生活及流动情况，但可由诺木洪文化时期的自然地理环境及文化面貌，结合环青海湖地区、通天河流域的古代岩画遗存内容，能大致推测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地区的古代民族可能已从畜牧转变为游牧的生业模式，并持续至历史时期。
三、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
该地区包括河西走廊以及陇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从史前时期一直到丝绸之路形成之后，都是古代民族流动、迁徙最为频繁的区域。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不同考古学文化在这一区域或兴衰交替，或共同发展，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
大致在公元前4000年开始，活跃在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开始向西北发展，在当地逐渐发展成为马家窑文化，并经历了半山、马厂两个类型的发展，逐渐占据了河西走廊地区以及青藏高原东部与陇西交界处；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陕西西部、陇东地区的客省庄文化向西迁徙，并最终形成了齐家文化，分布范围十分广泛，不但囊括了整个河西走廊地区，甚至到达了阿拉善左旗以及湟水流域。而此前河西走廊地区的马厂晚期文化发展至约公元前2千纪初，与当地其他文化相融合，最终形成了四坝文化，分布在河西走廊西部地区。在这样长达约2000年的时间内，农耕经济在蒙新、青藏高原、荒古高原交汇地区——即今天的甘肃地区的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相似，在马家窑文化至齐家文化时期，制陶业十分发达，彩陶文化发展至高峰，大型居址遗存、墓地遗存反映出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聚落的存在，粟类农作物遗存以及农业生产、加工工具都反映出当时居民的生业模式。
青铜时代的四坝文化时期，农业仍然在当时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时也能发现自公元前2千纪开始，来自草原文化的因素开始在四坝文化中显现，值得一提的是，四坝文化的发展并未止步河西走廊，在西北内陆地区东部天山地区亦发现了带有明显四坝文化面貌的陶器，说明这一时期两个地区的文化和民族已经开始了交流与流动，并相互产生了影响。
青铜时代是该地区文化多样化现象比较典型的时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寺洼文化交替在这一区域中不同的小区内存在，同时彼此之间、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交流、融合，同时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段很长的时期内，也可以看到这些文化的经济模式是多样化的，在拥有一定比例农耕经济的同时，从器物群等各方面都能发现畜牧、游牧经济模式所占的地位愈加重要，蓄养的牲畜种类中牛、羊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金属工具、马具以及带有草原风格的动物牌饰、饰品也越来越普遍的出现在各个文化的遗存中，制陶业逐渐衰落的现象比较明显，整个青铜时代，这一地区的经济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过程中，在此期间则呈现出多样化的生业模式。
至沙井文化时期，即青铜时代末期（该文化的下限可至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转化几近完成，沙井文化的陶器种类十分单一，制作水平较低，同时拥有大量随葬的羊头骨以及皮革制品，动物牌饰、装饰品具有明显的草原文化特征，该文化应当是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同时可能兼有少量的农业耕作及狩猎行为。
在沙井文化略晚的时段，河西走廊西部出现了一类被称为“骟马类型”的遗存，也有人将它命名为“骟马文化”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该类型文化中拥有一定数量的陶器，但制作相当粗糙，种类也非常少，有一些简单的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同时也有数量不少的青铜bDnno7LgJJ9Ee4zQ8UrgJw==器小件，其中动物牌饰具有比较明显的草原文化特色，推测其生业模式仍然是农业、畜牧的混合模式。
在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段，陇东的庆阳地区出现了“杨郎文化”，该文化来源于相邻的宁夏南部地区，主要分布在以陇山为中心的黄土高原东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1页。。该文化中陶器并不发达，数量和种类都很少，青铜兵器、马具及装饰品数量较多，其中马具的种类丰富，并拥有在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文化中广为流行的双节式马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3页。，墓葬中随葬大量殉牲——以马、牛、羊骨为主，羊头和羊距骨数量可观，充分说明该文化以畜牧经济为主，且羊是主要的蓄养对象，但仍然存在少量的农业耕作行为。发展至晚期的杨郎文化，青铜兵器、马具及装饰品的数量有所减少，铁器数量增加，体现在铁质工具、兵器以及装饰品等方面，圆雕风格的动物纹饰装饰品也有所增加，卧鹿、羊、鸟、“虎食羊”题材的动物装饰品以及发达的车马器构成了杨郎文化中明显的草原游牧文化因素，车马器的大量出现是游牧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重要标志，因为车、马在社会中的大量使用，使较远距离的迁徙成为可能，增加了族群的流动性。由此也可以推断出陇东地区在这一时期是以游牧经济体系为主的。
综上所述，蒙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自公元前4千纪至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古代居民的生业模式以旱作（主要是粟类）农耕经济为主，自公元前3千纪中叶开始，农耕经济在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生业模式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少，畜牧经济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蓄养的对象以羊为主，可能还会有牛，马的数量以及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逐渐凸显出来，至青铜时代末期，这一地区虽然历经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阶段，但仍然以畜牧—农业的混合型经济模式为主，而在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草原游牧文化因素的影响，至公元前1千纪的后半段，在这一地区最东部出现了游牧文化因素比重较多的杨郎文化，车eN6rhvcubJDkebb4Y5/MbA==马类遗存的出现反映出该文化居民对车马的使用和控制，体现出以游牧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
四、贺兰山地区
本节中指涉的贺兰山地区主要指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境内的贺兰山段，是宁夏与内蒙古的界山，同时也是宁夏平原西北部的屏障。贺兰山及周边地区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以旧石器时代水洞沟遗址和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鸽子山遗址为代表。
从上述两个遗址的文化内涵来看，这一地区从更新世晚期开始就有人类的活动，水洞沟晚期见有小石片文化体系特征的石器以及某些地点出土了细石叶高星，王惠民等：《水洞沟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认识》，《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2期。，鸽子山遗址也发现有不少细石器工具，细石器是为装备骨、木等复合工具的石刃而专门制作的，与其他石器制作技术相比，细石器工艺要求制作者具有清晰严谨的技术设计以及娴熟精湛的操作技能，反映出石器打制技术前所未有的进步性与复杂性，这种类型的工具是在采集、狩猎经济发展至一定阶段才出现的。鸽子山遗址中还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可能为古人类用于加工植物的工具，说明在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阶段，这一地区的古人类仍然是以采集和狩猎来满足日常的生活所需。
宁夏北部、距离贺兰山地区较近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以陶乐县察罕埂的三处遗址（高仁镇、程家湾、察罕埂）为代表，发现了大量人工打制的石片、石器、石叶、石核——“细石器占了很重要的地位”钟侃：《宁夏陶乐县细石器遗址调查》，《考古》，1964年第5期。，同时还发现有大量破碎的陶片和动物骨骼，年代大约与仰韶文化同时期或稍晚，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一地区古代居民的日常生活仍然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与此同时，在宁夏南部分布着“菜园文化”，有较发达的陶器系统，半地穴式的居址遗存也比较常见，有大量的磨制石器，主要类型有刀、斧、铲、锛、磨棒等，包含原始农业生产、加工的工具，同时还有少量的打制石器，如石球、刮削器、砍砸器等，骨角器也比较常见，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因此可以推测在宁夏南部地区分布着以原始农业为主，兼有狩猎经济模式的考古学文化，但在贺兰山地区则未见有此种现象。
同时，在宁夏的南部地区还分布着少量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存，而在贺兰山地区及宁夏北部也几乎未见，说明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中晚期，宁夏北部及贺兰山地区有少量的以采集、狩猎为生业模式的古代居民，而宁夏南部的古代居民则在进行原始农业的同时，还兼有采集、狩猎的行为。
宁夏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公元前1千纪中后期），以杨郎文化为代表，主要集中分布在南部，与贺兰山地区相对较近的遗存见于中卫狼窝子坑、中宁倪丁村遗墓地（位于贺兰山以南），被认为是杨郎文化的早期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542页。，两处的墓葬出土有较多的青铜兵器、工具以及车马器，还包括有各种装饰品，陶器数量很少，车马器的存在从侧面反映出当地考古学文化中明显的游牧文化因素，这一时期当地古代居民的生业模式可能以蓄养牲畜、游牧为主，基本上未见农业生产的迹象，与分布在陇东地区的杨郎文化特征一致。
杨郎文化早期晚段至晚期的遗存主要分布在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与前文分布在陇东地区的同期杨郎文化相同，这一时期铁器的数量有所增加，盛行随葬羊、牛、马等动物骨骼，金属车马器数量有所增加，陶器质地粗糙、种类单一，数量更是贫乏，动物殉葬习俗较之前更为普遍且数量较多，反映出这一时期该地区考古学文化中游牧化程度增高的现象，而这类文化遗存在贺兰山地区则几乎不见。
在更晚的时期——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宁夏中部地区出现了许多带有匈奴文化习俗的墓葬（同心倒墩子、李家套子墓地），金属装饰品数量较多，殉牲多以牛、羊为主，出土了很多“五铢钱”，为墓葬的断代提供了依据，装饰品的图案以浮雕或透雕技法制成，多表现呈伏卧状的骆驼、双羊、骑马驱车捉俘等题材马强：《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经济形态的转变及原因——基于宁夏考古材料的分析》，《华夏考古》，
2018年第3期。，充分说明在这一时期匈奴在该地区的活动，其生业模式为游牧经济。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宁夏境内的贺兰山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较少，其邻近地区从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当地居民长期处于采集、狩猎的经济体系，而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宁夏南部地区则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同时兼有采集、狩猎行为。而在这之后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贺兰山地区基本未见相关的考古学遗存，贺兰山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则出现了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文化遗存，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开始向游牧经济转化，至迟在西汉中晚期以匈奴民族文化的出现为标志，基本完成了游牧化的过程。
五、内蒙古高原半干旱草原地区为行文及引用资料方便，下文皆简称为内蒙古地区。
该地区包括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大部，横跨西北至东北地区，区内自然地理环有较大差异性，从而导致其不同小区内文化面貌以及经济体系的不同，根据自然地理与文化面貌，可以将这一地区划分为三个区域，即东部、中部、西部。
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遗存比较丰富，按年代序列依次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跨越了整个新石器时代，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在较早的兴隆洼文化时期，这里的居民利用原始的工具（石锄、石铲）开始了早期的农业生产，通过对该文化中石磨棒、石磨盘表面残留物的分析，可以得知这些工具是用来加工植物的，包括驯化的粟黍，但更多的是野生植物。对人骨同位素的研究，也证明当5575aeb7e925db279e7b99c8edb88549时兴隆洼居民以粟黍类为主。同时兴隆洼文化中也有大量的细石器和动物骨骼，说明采集、狩猎经济在当地居民生活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同时发达的陶器、一定规模的居址遗迹，以及原始农业生产、加工工具的出现也表明其生业模式还包括一部分农业耕作，是一种混合式经济体系。在之后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中，用于农业生产加工的磨制石器数量很多，制作精美、规范，新型农业工具——石耜也出现了，在红山文化中还发现了大量碳化谷物和家猪遗骸，充分说明了从赵宝沟至红山文化，农业生产水平和规模在西辽河地区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红山文化中大型宗教礼仪建筑以及规模较大的聚落遗址，反映出此时的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些都依靠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体系。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从两个文化中发现的大量细石器工具，说明该时期采集狩猎经济仍然是当时居民所选取的一种生业方式，即使在农业生产水平较高、人口密度增长快、聚落规模和等级很高的红山文化时期依然如此参考自刘莉：《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183～189页。。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小河沿文化兴起，我们发现在该文化中用于农业生产的一些典型工具——石耜和石犁几乎绝迹夏正楷，邓辉，武弘麟：《内蒙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文化演变的地貌背景分析》，《地理学报》，2000年第3期。，遗址的数量和面积也较之前红山文化时期有所减少，遗物中还有大量细石器工具，说明这一时期该地区居民的生业模式中农业生产所占的比例缩小，而采集、狩猎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部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以夏家店下层、上层文化为代表，下层文化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制陶水平比较发达，石器中有用于农业生产的石锄、石刀和石斧等，还发现了大量碳化谷物、贮粮窖穴、家猪和其他动物遗存，遗址规模较大、数量较多，发现虽然蓄养牲畜的生业模式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已经开始出现，但此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还是农业生产。进入公元前2千纪后半夜，夏家店上层文化开始在这一地区出现，该文化中虽然还有石锄、石铲等农业生产工具，但数量较少，同时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较之前都有明显的增加，还出现了车、马具以及动物纹饰品等，带有比较明显的草原游牧文化因素，除此之外，通过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大山前遗址中人骨同位素的检测，发现肉类在该遗址居民的饮食结构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这些现象都表明这一时期该地区居民的畜牧业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开始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农业生产仍然是日常所需的生业模式，可能还有少量的狩猎行为存在，同时也不能忽视来自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
大约在春秋时期，内蒙古高原东部地区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以石板墓文化、水泉文化、井沟子文化等为代表，这些文化分布范围有所不同，同时文化面貌以及经济模式也有差异。在石板墓文化中，墓葬中随葬品很少，有一些常见家畜的动物骨骼，青铜器以兵器、车马器为主，动物纹饰品带有非常明显的草原游牧文化因素，墓葬遗迹较多，几乎不见居址遗存，反映出该文化中较高的游牧化程度，可能还以狩猎、采集等行为作为满足日常所需的补充式生业模式。这一时期在西辽河流域南部分布着水泉文化，器物群中包含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石器等，具有一定的比例，流行动物骨骼殉葬的习俗，大多为猪骨，反映出该文化中具有一定比例的农业经济，同时青铜和铁质的兵器、工具等数量也不少，其中有些器物与中原地区文化和燕文化中同类器物相似，可以看出该文化的生业模式应该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而与其一山（努鲁尔虎山）之隔的十二台营子文化，也基本上是同样的情况，以农业生产为主。在这一时期西辽河流域北部的井沟子文化中，陶器占有一定的比例，青铜器种类包括武器、工具以及装饰品等，装饰品数量很多，一些动物形饰品带有较明显的草原游牧文化因素，墓葬内殉牲现象比较普遍，马的数量最多，其他牲畜包括牛、羊等，这些殉牲动物“不仅都适合在野外放养，而且在畜群的构成上适宜在较大范围内采取游动式放牧”索秀芬，李少兵：《内蒙古地区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与周围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汉
文版），2015年第3期。，说明井沟子文化的经济体系是游牧式的。
内蒙古中部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主要有石虎山文化（分布在岱海地区）、鲁家坡文化（分布在鄂尔多斯地区）、白泥窑子文化（早期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晚期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地区）以及稍晚一些的海生不浪文化（分布在岱海地区），年代与中原地区相比要略晚一些，年代集中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500年，受到黄土高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泉护类型的影响较多，文化面貌与其比较相似，同时又具有地方特色。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中陶器很发达，制陶规模和工艺水平的程度较高，聚落遗址密度较高，也有相当的规模，在窖穴中往往都能发现农作物遗存，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生产工具也比较常见，作为家畜的猪、鸡等动物的骨骼也有所发现，可以看出是比较明显的农业经济体系，同时，在石虎山等遗址中也发现了少量细石器工具，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骨骼，因此推测采集狩猎行为在该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中也比较常见。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海生不浪文化、阿善文化三期时开始出现少量铜器，这一时期该地区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生产、加工工具数量有所增加，但同时在海生不浪文化中细石器以及用以制作复合工具的材料数量有明显的增加，野生动物的骨骼也比较常见，说明在该文化中采集、狩猎经济的比例有所增加。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龙山时代的老虎山文化中，在该文化中，各种与狩猎相关的时期、骨器类工具明显增加，狩猎的对象包括马鹿、黄羊、野马等动物，家养的牲畜中羊的数量有所增加，说明在老虎山文化时期，内蒙古中南部虽然仍以旱作农业生产作为经济的主体，但采集、狩猎的比重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大约在公元前2千纪初，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开始进入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该文化持续时间较长，可大致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的朱开沟文化与之73fdc4587d64d29fdb5fd7802a8f46ca前的考古学文化相同，仍然以农业经济为主，陶器发达，数量和种类都很丰富，文化面貌多样，可以看出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农业生产工具数量较多，还出现了用来提高收割效率的石镰，同时以细石器为代表的狩猎工具数量也比较丰富，显示出该文化的居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狩猎为辅的混合式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随着该文化发展至后期（公元前2千纪中叶）开始有所变化，在朱开沟文化晚期的器物群中，陶器数量仍然比较丰富，但形制和种类受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而比较多样化，同时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也较早期丰富了许多，尤其是出现了所谓的“北方系青铜器”也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见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98
年第3期；林沄：《早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几个年代问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291～295页。，说明这一时期该地区开始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而此时该地居民的生业方式也可能由于外来文化、环境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发生了改变，蓄养的动物种类开始以牛、羊为主，此时的朱开沟文化相较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其农业生产经济所占的比重略小，但与其他畜牧业已经开始在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比例的文化相比，朱开沟文化发展至晚期，以农业—畜牧业的混合经济为主，采集、狩猎方式为辅，但畜牧业所占的比例并没有过多的比重。
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内蒙古中部地区开始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分布着桃红巴拉文化、毛庆沟文化、呼鲁斯太文化、西园文化等，也有学者将毛庆沟文化、西园文化、呼鲁斯太文化都归入桃红巴拉文化中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99～300页。，可以看出这些文化中间的关系比较紧密，文化面貌有较为相似的一面。这一时期，在这些文化中，陶器数量已经很少，缺乏比较典型的农业生产、加工工具，也基本上没有发现农作物遗存，殉牲的现象非常普遍，并且多以羊为主，桃红巴拉文化中殉马的数量较其他文化多一些，青铜器在器物群中所占的比例很大，车马器的数量很多，很多动物纹饰品采用了立体、浮雕的技术，造型和题材具有非常典型的草原游牧文化因素，虎食羊（或猛兽袭击食草动物）的题材比较常见。在这些文化中，以桃红巴拉文化为代表的游牧程度要更高一些，墓葬分布比较分散，至今未发现有居住遗迹。在毛庆沟文化中，制陶业相对发达，陶器在器物群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青铜车马器、兵器较多，很多器物都可以看出与桃红巴拉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除了墓地之外还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陶窑遗址，在其中还出土了猪和狗的骨骼，反映出该文化的居民虽然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同时过着相对稳定的半定居生活，存在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和狩猎的行为。
在内蒙古中部地区早期铁器时代后期（公元前3世纪左右），毛庆沟文化逐渐消失，以桃红巴拉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游牧化程度更加明显，金银饰品开始大量出现并流行起来，大多采用浮雕手法进行装饰，很多装饰品还采用了镏金、镶嵌等工艺。动物牌饰精致多样，题材主要有野兽相斗、呈卧姿和立姿的怪兽、对称的两只卧姿动物、大角羊等，是比较典型的游牧文化常见器物，还有一些特殊题材如后肢翻转动物、斑纹虎、怪兽母题等，可能受到来自阿尔泰地区的影响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46页。。车马器装饰品的数量很多，反映出该文化注重对车辆的装饰，可见车辆在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此时该地区的经济体系为游牧经济。
由上所知，内蒙古中部（尤其是中南部）地区考古学文化十分丰富，也是古代民族长期生活繁衍的重要区域，在长时间内都处于混合经济体系下，新石器时代受到来自黄土高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农业生产比较发达，长期占据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采集、狩猎、畜牧生产作为补充经济来满足当地居民的日常所需。这种现象一直持续至稍晚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在此过程中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开始下降，而采集、狩猎生业模式在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在青铜时代朱开沟文化（早期）中也是如此，但从朱开沟文化晚期开始，畜牧业开始在当地居民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蓄养的家畜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增加，带有来自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出现在朱开沟文化中，说明这一时期欧亚草原的文化接触已经到达了内蒙古中部地区，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该地区文化的经济模式开始发生转变，呈现出农业—畜牧业的混合式经济体系。自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早期铁器时代，内蒙古中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经济体系开始由农业—畜牧的混合式经济开始向游牧经济转变，初期游牧化过程中还是兼以少量农业生产和狩猎行为的，至公元前3世纪，该地区大体上完成了游牧化的转变，游牧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内蒙古西部地区主要包括阿拉善盟下辖的三个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所在地区，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发现的较少，新石器时代（公元前3千纪至公元前2千纪初期）主要存在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菜园文化，是这两个考古学文化向西北传播、扩展的产物，遗址数量很少，文化层堆积也相对不那么丰富。马家窑文化的遗存见于阿拉善左旗头道沙子遗址、苏红图遗址，以及阿拉善右旗的象根吉林遗址、东呼都格吉林遗址，陶器基本上与河西走廊、黄河流域马家窑文化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存在大量细石器工具，但未见典型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工具。菜园文化遗存见于阿拉善左旗头道沙子遗址、巴彦浩特鹿图山遗址等地，陶器种类丰富，基本上与宁夏菜园文化晚期的器物相似，同时还发现有石斧、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可以用来加工农作物或采集而来的植物果实，还有大量细石器。这些现象都表明当时黄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已经逐渐拓展至河西走廊甚至内蒙古西部地区，虽然陶器所体现出来的文化面貌比较一致，但生业模式却因为气候环境等因素有所区别，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地区居民的生活中似乎更依赖采集、狩猎经济。
另外，在这一时期阿拉善左旗的巴彦浩特、吉兰泰，阿拉善右旗的肯呼都格遗址，以及额济纳旗苏泊淖尔湖积阶地陡坎前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以及磨制的石刀、石斧等，也采集到一些陶片，推测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500年之后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51～352页。，反映出这一时期该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古代居民，基本上是依赖同样的生业模式——采集、狩猎，即使有简单的农业生产，其规模和程度应该也相当有限。
内蒙古西部地区大约于公元前2千纪开始进入青铜时代，目前发现的该时期考古学文化遗存数量较少，从文化面貌可以看出这些遗存都是河西走廊地区考古学文化向西北辐射的结果。主要发现了四坝文化的遗存，见于额济纳旗巴彦陶来遗址，在阿拉善左旗头道沙子遗址和阿拉善右旗的西达布素图遗址中可能也含有与四坝文化相关的器物，但多为采集物。除此之外还在阿拉善左旗头道沙子遗址中发现了与辛店文化类似的器物，在这几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细石器工具，农业工具几乎未见，有磨制的石磨盘、石磨棒，因此可大致推测这一地区的古代居民在青铜时代仍然以采集、狩猎生业模式为主。
该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存仅见于额济纳旗老高苏木西南遗址，是河西走廊的骟马文化传播至内蒙古西部的产物，从陶器方面看与河西走廊地区骟马文化基本特征相似，由于遗物数量较少，故而无法深入探讨其生业模式。
由于内蒙古西部目前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较少，因此仅能从有限的材料来推测当时居民的生业模式。从上述内容来看，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受到来自黄河流域、河西走廊地区文化的辐射，虽然在这些区域的文化中农业经济占经济体系的主导，但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则更依赖于采集、狩猎生业模式，拥有大量的细石器工具。早期铁器时代的骟马文化遗存由于发现的遗物较少，也只能推测当地居民可能仍然以采集、狩猎行为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
六、小结
以上基本梳理了各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不同时期、分布在不同地域的古代居民经济体系的变化，从中可以发现西北地区整体的演变进程大体是趋同的，每个地理单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可能其经济体系略有不同，但整体是逐渐向游牧化演变的，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在西北大部分地区（包括内蒙古高原东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大多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生业模式，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很高，同时多兼以采集、狩猎、蓄养牲畜等作为补充经济来源，这一时期蓄养牲畜仅仅是为了满足日常肉食类的摄取，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畜牧业。个别地区如内蒙古西部，是以狩猎和采集经济为主体的。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各文化中的农业生产规模和水平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大型、密集的聚落遗址、分布规整集中的集体墓地都反映出一种稳定的定居生活，这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该时期文化的分布范围以及向外的扩张力也令人瞩目。发展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过程中，各地区文化中农业经济虽然还是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比重开始逐渐下降，狩猎、蓄养家畜生业模式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突显出来。
第二，公元前2千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各地区或早或晚都开始进入青铜时代，且各地区文化的经济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最明显的现象就是农业经济开始逐渐衰落，各地的家畜养殖规模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聚落遗址的规模呈逐渐缩小的趋势，在一些地区畜牧、狩猎经济开始占据整个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文化的流动性明显增强了，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向西拓展至东部天山地区，向北则到达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旗，相邻文化之间的活动与交流也显得更为活跃，彼此的遗存中都能看到其他文化的一些典型器物。从青铜时代晚期开始，来自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开始出现在西北地区考古学文化中，其影响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青铜车马器、兵器、装饰品在器物群所占的数量比例有所增加，墓葬中殉牲现象比较普遍，并且以羊、牛为主，有些地区的墓葬中还殉葬马匹，说明该时期羊、牛、马的数量比较丰富，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同时，还有富余用以作为殉牲，从侧面反映出其畜牧业的发展水平。西北内陆地区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有更多的机会接收到来自欧亚地区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为我国境内文化的向外输出提供了通道，在整个青铜时代，这一地区基本上持续受到来自欧亚草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在阿尔泰山地区、伊犁河流域尤为明显。在青铜时代末期，一些考古学文化已经开始有零星的铁器出现，同时各种动物纹装饰品的数量也逐渐增多。总体而言，从公元前2千纪初至末期，不同生业模式在各地区文化的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有所变化，畜牧业有明显的发展，但农业生产在大部分地区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狩猎行为的存在也比较普遍，仍然是一种混合式的经济体系。
第三，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西北地区自西向东陆续进入早期铁器时代，这一时段是西北地区经济体系向游牧化演变的重要时期，尤其以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的变化最为显著，具体表现为制陶业的衰落、很多文化中缺乏较为集中的居址遗迹，甚至很多墓葬的分布呈较为分散的状态，说明整体族群的流动性进一步提升，即使陶器相对丰富的文化也多以带耳、带把器型为主，方便携带。青铜制品中车马器的数量有明显的增加，其中车辆马匹的装饰品尤为精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古代居民对于车辆、马匹的重视程度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需求，动物纹的装饰品（青铜器、金银器）开始普遍出现于各区域的文化中，浮雕、圆雕是这一时期装饰品的主要表现形式，并且开始使用镏金、镶嵌技术，很多装饰品的纹饰、造型、题材都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中的同类器物有较高的相似性，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西北地区文化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互动是十分频繁的，文化的传播和族群的流动都建立在“有能力进行远距离移动、迁徙”的基础上，依托于一定程度的游牧化，这也是为何该时段内车马器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不能忽视的现象是在各地区的经济体系开始向游牧经济转化的同时，其他形式的生业模式也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文化中，农业生产、狩猎的行为仍然存在，因此在西北地区大规模开始游牧化的同时，其经济体系并不是单一的，仍然属于混合式。综上所述，西北地区的游牧化过程在早期铁器时代开始逐渐加快进程，战国时期的程度已经颇高，各地区文化中的游牧文化因素比较普遍，大致在战国末期这个转化过程已基本完成，各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体系和进程虽然有所不同，但大体上的特征是趋于一致的。
第四，上述内容的分析主要基于考古学文化的材料，如果把西北地区古代岩画的分布及内容的阐述与其结合起来，会产生一些来自其他视角的思考。我国西北地区的岩画与考古学遗存的分布有两种现象——一种是两者分布的地域有重合，岩画点不远处可能发现考古学遗迹，有的二者夹杂在一起（这种现象以西北内陆地区岩画和内蒙古高原东部地区岩画为代表），这就出现两种可能，如果二者是同时代的，说明其文化背景和族属是相同的或关系密切，经济体系自然也是相同的，另一种可能就是年代有早晚，反映出该地区在不同时代都有古代人类的活动，文化背景和族属乃至经济体系或许已经发生改变；第二种现象是岩画与考古学遗存的分布区域几乎没有重合（如青藏高原东部、贺兰山地区、内蒙古中西部等），同样有两种可能性。如果二者为同一时代，说明可能是不同的族群，最重要的是经济体系应该是不同的，创作岩画的民族显然流动性更高，几乎没有留下定居的遗迹，如果是不同时代，反映出自mNR5ZavhlK3YHr7MAzKKW4m2kjxPNB5UyXMorRG/T+0=然地理环境的变迁致使族群的迁徙、经济体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西北地区的岩画中，除了流行于内蒙古高原东部、贺兰山地区、阴山地区、阿拉善地区的人面岩画外，主要的内容都是动物群、放牧狩猎场面、祭祀崇拜、生殖崇拜、符号等，其中动物岩画是最丰富的，动物群、放牧狩猎、车辆和车轮符号类型的岩画，实际上是比较直观的畜牧—游牧经济体系的反映，尤其是很多岩画中的动物形象与青铜器、金银饰品中的动物纹有着较高的相似度，应该也是游牧化过程的证明以及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对西北地区影响的产物，通过分析和比较西北地区岩画与考古学文化的异同，就能大致厘清该地区在不同时期经济体系与族群迁徙的变化。
第五，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四个发展阶段以及游牧化的进程，通过比较，我国西北地区在先秦时期基本上也有着相似的过程杨建华：《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读〈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考古》，2004年第11期。。第一个阶段即新石器时代初期，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存在大量的细石器工业，说明旧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采集狩猎经济依旧持续着；第二个阶段大致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陶器发达，农业生产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个别地区仍然保持采集、狩猎经济体系），但同时采集、狩猎、蓄养家畜行为作为补充经济的来源；第三个阶段即青铜时代，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开始发生变化，农业生产虽然仍然是他们的主要生业模式，但在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已经逐渐减少，畜牧业开始发展起来，采集、狩猎行为也仍然存在，在个别文化中还占据主导，经济体系是比较典型的混合式；第四个阶段，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是西北地区游牧化过程最重要的时段，经济体系的转变比较明显，但同时在一些地区也有少量农业生产和狩猎行为，半定居半游牧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同时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关系不如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紧密，受到来自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影响比较深远，先秦时期长城地带农牧界线已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