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于欧亚大陆史前时期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往往都是侧重于起源和文化特征的传播。传播，描述的是物质特征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传达，在此过程中接受该特征的文化可能会因此发生改变。〔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主编，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7页。但如果仅从传播的角度来解释显然是不够充分的。事实上，如果观察欧亚草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经济结构及社会组织，会发现比我们所设想的更为多样化与复杂化，他们之间曾发生过的跨地区的交流历史也远比想象的更为久远和复杂。而且，这种交流也不是静态或是一成不变的，它其实是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是一个更为渐进的过程。
一、彩陶和青铜器物
公元前3千纪时，西北地区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陶器的形制和纹饰来体现的。譬如在朱开沟遗址曾出土了众多虽带有地方特色，但仍属齐家文化的陶器，显示了其与西边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以色列〕吉迪著，余静译：《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而许多学者业已注意到了新疆东部以红衣黑彩为基本特征的彩陶遗存，与甘青地区的早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水涛先生认为，存在于甘肃西部、青海东北部地区的一些年代较早的文化遗存，在向西的发展中都曾对新疆东部地区的青铜文化产生过影响。
“公元前2千纪时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虽然存在着地区差异，但它跨越了欧亚大陆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属于这个文化的器物，主要发现于北方地带西部……”〔以色列〕吉迪著，余静译：《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而且“安德罗诺沃文化在其分布区内的这些存在差别的文化遗存大都拥有平底缸形器陶器系统、形制相近的铜器和发达的冶金业、轻便辐条式车轮的马车和大量的驯养马匹等相似特点”邵会秋：《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探析》，载《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2009年。。其中，耳环、发簪在公元前2千纪西北地区的诸多文化中均有发现，显示出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交流。如林沄先生就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耳环，一端作喇叭口形，与分布在叶尼塞河以西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铜环很奇怪地有相似性”。其后，又根据新近的考古发现，推测“喇叭口耳环是从哈萨克斯坦的东部经伊犁河谷，由新疆传布到四坝文化之中的”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载《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只不过在进入我国后，其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被或多或少进行过改造，但也保留了其原来的功用，形成了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自身的特点。另外，在新疆哈密雅满苏矿林场办事处墓地出土的部分彩陶，是将各种松针纹作为其构图主题的，无论是纹样的内容，还是表现出的风格，无疑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固有传统。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6页。
“青铜冶炼技术及相当一部分类型的青铜器当与中西亚及欧亚草原文化的东传有关”。中国青铜制造业最早发现于甘肃省东乡县林家遗址，在该遗址出土了公元前3000年的铜炼渣和一件小铜刀，属锡青铜，单范法铸造，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2900～公元前2740年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集刊》第4集，北京：中国社H5Krw7noNv8V2J7aCyxk5A==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在分布广泛的齐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早期的青铜制品，如在四坝、寺洼与辛店文化的墓葬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工具、武器和装饰品。据李水城先生和水涛先生文章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四坝文化中共计出土金属制品270余件，种类有刀、削、锥、矛、匕首、镞、耳环、泡等十多个种类。在火烧沟墓地出土的200多件金属制品中，有不多的几件制品是使用了砷铜合金制作而成，表明了该遗址和普遍使用合金的南西伯利亚之间曾存在某种联系。火烧沟墓地出土的权杖头造型与结构反映了较高的制作技术。另外，新疆也出土有较多早期的青铜器，代表性的有林雅、古墓沟、五堡、焉不拉克、小河等墓地。这其中，尤以林雅墓地的时代最早，出土青铜器数量也最多，但据刘学堂先生的研究，认为基本均为本地制作。而在新疆阿勒泰地区以克尔木齐M16为代表的青铜文化遗存，其出土的青铜工具、武器，虽然在种类及数量方面均显得较为贫乏，但是接近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特点，其中还有一个小型石刻人像的制品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中的骨质雕刻人像制品也颇为类似，水涛先生在分析了该青铜文化遗存后，认为它兼收并蓄了自米努辛斯克盆地克拉苏克文化与来自西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双重影响，时间在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2世纪。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除此之外，这种交流、影响还体现在“中国西北地区和欧亚草原发现的青铜器的形式和风格之上”等类似现象，如林沄先生认为甘肃地区火烧沟墓地出土的“套管式”铜锛，其形式显然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一种铜锛有着联系，塞伊姆墓地和列申斯基墓地都出过这一类的锛，在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中也有这种锛。并认为这种锛有可能是从哈萨克斯坦经新疆传入我国的。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载《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从年代学上看，这两个文化的年代大致与“北方青铜器”处于同一时期。由上可见，“从青铜时代开始，交换网络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与之相应，交换的频率也在提高，因为每个社会群体都需要成为远距离交换网络的一部分，以保障金属的供应。这也导致文化的交汇与趋同”〔英〕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主编，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9页。。根据以往一些学者的观点，认为“冶金业在加强中央集权、分化社会阶层以及形成更大更紧密的社会—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2页。。如各种不同类型的墓葬所出土的随葬品，暗示了尖锐的社会差别的暗流涌动。同时，金属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为后来车的制造与广泛普及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撑。
二、丧葬习俗的差异
通常，墓葬不仅是对彼时那个时代所存在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强调，也是与特定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密切相关。通过对丧葬习俗的遵循，可使得氏族或家族内部间的凝聚力增强，彰显本族群集体的力量，并进一步强化亲缘观念。
著名艺术史家巫鸿先生曾就谢柏轲关于马王堆1号汉墓发现的帛画所做的评述，回应性地提出了两个方法论假说：其一，帛画等随葬品不是独立的“艺术品”，而是整个墓葬的一部分；其二，墓葬不是现成的（ready-made）建筑，而是丧葬礼仪过程中的产物。〔美〕巫鸿著，郑岩等译：《礼仪中的美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02页。在他的理解中，墓葬的设计是“多中心的”，死后世界被认为是诸多独立部分的集合体，而这些部分是由墓葬各单位中的随葬品和图像来象征的。若是依据这个方法论，来尝试着推测公元前2千纪时西北地区人群典型墓葬的空间层次结构和随葬品的空间分布位置及其功能，想必会对这些游牧民族思想中“地下世界”的本来面目有所揭示。下面仅就一些典型分析。
齐家文化时期，通常情形下人们多使用的是长方形土坑墓，其中大多数为单人葬，也发现有双人葬、三人葬。其墓葬结构会随着墓葬的规模以及随葬品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如在柳湾墓地中，发现有些墓葬有木棺，有些则无；在皇娘娘台的墓地中，其随葬品的数量对比悬殊，从1件到94件不等。随葬品多是陶器、石工具、石质或玉质礼器。一些墓葬还使用了大量猪或羊殉葬，甚至可能还有殉人现象。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卜骨的习俗。
公元前7世纪前后36b360600ab024ddcc0737ad645020cb，在陇东和宁夏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型墓葬形制——竖穴墓道土坑墓，并日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虽然其墓葬形制复杂但是皆无葬具，头向多为东北向，在于家庄发现了两例双人葬。其突出的特点是具有大量的殉牲，尤其是固原地区，几乎在所有的墓葬里都发现有殉牲，数量最多的是羊的头骨，其次是马的头骨。例如，在于家庄墓地的22座墓葬中，就一共发现了完整的166具羊头骨、54具牛头骨和42个具马头骨。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1期。放置在墓道里或者是墓室的底部位置。随葬品为青铜器、骨器和石器，陶器则很少。通过观察这些随葬品，发现其所放置的位置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如陶器通常与殉牲在一起，仅有个别放在头部或人骨的两侧；大型车马器及竿头饰也多与殉牲在一起。小型车马器则放在人骨的头部或胸部位置，武器、工具的位置最为多变，其中戈、矛、锥、链放在头部或是肘部的位置；剑、刀、凿、骨镰在盆骨的附近。骨弓饵则在腿的外侧，装饰品大多在人骨的头部与颈部处。
以杨郎墓地为例，其墓葬的形制分为竖穴土坑墓和竖穴墓道土洞墓两类，葬式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墓主人多为头东脚西。随葬品的数量也较多，殉牲的现象也非常普遍，种类也多为羊、马、牛这三种家畜。出土青铜器达743件，青铜器有戈、矛、鹤嘴斧、短剑、刀、锛、凿、镦、马衔、带扣、各类动物纹牌饰等多个类型。出土的骨器在数量上则稍逊于青铜器，以马镳及三瓣形骨器为主。装饰品则主要为金银器、绿松石、水晶玛瑙等。既有独具地方特色的车马器与装饰品，也发现少量与中原地区近似的同类型的器物。
在固原地区的洞室墓中，洞室是用于放置墓主人的，墓道则是用来放置殉牲的。这一葬俗向上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海原县菜园墓地，甚至迟至汉代也仍沿用在同心县的倒墩子墓地中。这种葬俗的保留表明了在当地这一古老的传统并未随社会进步和经济类型转变而发生改变。在固原地区不仅发现有洞室式墓葬，也发现有土坑式墓葬。于一个区域内发现了两种类型的墓葬，绝非出于偶然。它暗示了这一地区极有可能是一个由多个族群混杂在一起的杂居之地，具有发达的青铜制作技术，并且“这应当视为可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是伴随着早期游牧部落的发展演化进程而发生的，并导致了区域性的转移、部分文化的吸收、不同的少数族群联合为更大的政治联盟”〔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9页。。
在宁夏中卫地区发现的竖穴土坑墓中，殉牲却是常常被置于人骨架之上的填土中。这种情形与河套阴山南北地区具有一定的联系。在河套与阴山南北的地区发掘的墓葬中，墓葬均朝北，罕见木制葬具。殉牲的数量亦很可观，且主要为马，其摆放改为层层叠压，并留有二层台来增加放置的空间。与车马器处有关的随葬品，多数都置在殉牲与人骨架之间。陶器放置在头上或是足下的位置。另外，狼山山口附近的呼鲁斯太墓葬中的M2只发现了27具马头，并无其他种类的牲畜，反映了这里游牧化程度已经较高，拥有发达的骑射。墓葬中男性随葬武器之风也很盛行。
公元前2千纪的鄂尔多斯地区，大多数的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葬的方向也不完全一致，还发现瓮棺葬。朱开沟墓地的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少数有木棺随葬，多为单人葬，也有一些双人葬、三人葬、四人葬。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明显不及甘宁地区，即使是其中最多的一座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也未超过10件。最常见的随葬品是陶器，多是被放置在壁龛之中，还发现有石工具、青铜工具、武器及装饰品，也有动物殉牲。另外，朱开沟墓地中还发现了60块卜骨，大多数是牛骨，也有鹿骨、猪骨或是羊骨。使用卜骨占卜在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的中原地区较为常见，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成为商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在毛庆沟墓地发掘的79座墓葬中，陶器并不多见，比较常见的是青铜器，如刀、短剑、镞、带扣和牌饰等。动物殉牲的现象虽较从前变得更为普遍，但动物则是从整体随葬演变成了其身体的某一部分随葬，主要选择的是动物的头骨、蹄足这两个部位，似乎暗示着以局部来代替整体这一观念的形成。
若仔细分析西北地区各个亚区里的殉牲种属，会发现甘宁地区是以羊为主，马、牛则次之，河套地区是以马为主，在内蒙古东部的岱海地区中同样也是以羊和牛居多，但较少见到马。从中显示出东部其所蓄养的牲畜中，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以及游动性都比不上西部更为典型和发达。杨建华：《欧亚草原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中国长城地带的比较——读〈欧亚草原东西方的古代交往〉》，《考古》，2004年第11期。
从墓葬形制看，各个亚区中都有竖穴土坑墓，唯有固原和西园两地有洞室墓。从葬具看，凉城地区有头龛，南北向墓葬有二层台和木棺。只有银南和河套阴山南北是单纯的竖穴土坑墓，表现出这两地的存在的某种一致性。各地的葬式均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个别头部或上肢侧身、仰身屈肢。固原地区的洞室墓中人骨架放在洞室里，头低脚高，有的双脚相叠。西园和于家庄墓地各发现一例，两例双人葬。在于家庄墓地，“反映出洞室不断向墓道以外扩展、洞室底部逐渐低于墓道底部、人骨以及随身的随葬品逐渐移进洞室这三种现象是同步发展的，其发展序列是竖穴土洞墓—凸字形墓—斜凸字形墓—刀子形墓” 杨建华：《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丧葬习俗比较》，载《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3页。。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各个亚区显然在葬俗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了解公元前2千纪前后西北地区各亚区经济类型与游牧化程度的重要依据。可以说，殉牲数量的多寡、墓葬形制的大小、随葬品数目的多少，其实代表了墓主人生前所拥有的身份是否尊崇与财富累积到何种的程度。譬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少数墓葬中发现有大量贵重金属艺术品随葬，暗示了游牧豪贵阶级的兴起。而各地殉牲在种类上的差异则直接反映出了该地区游牧化程度的高低。尤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马也是其信仰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丧葬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随葬品的种类主要有陶器、服饰品和武器工具三大类。其中，陶器反映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与当地的食物资源有关；武器、工具的样式则间接反映了当时的制作技术和经济等社会生活，它们也是最容易受到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的物品，并且不同种类的随葬品自有其特定的摆放位置。而且，男女在随葬品的组合上也是有所区别的，男子的多为武器和车马器，女子的随葬品则多为工具类。暗示了二者生前在分工方面的不同。
三、虎噬食草动物纹
社会符号反映的是精神层面的内容，为人们思考问题提供方式，含有多重的寓意。公元前2千纪至公元前1千纪，这一时期由于跨地区交流的增强，面对蜂拥而至的异质文化以及日益增长的来自南方的压力，中国北方地区的族群不得不选择了诸如人工制品、象征符号、行为举止等作为与其他人的区别，以昭示自己独特的地区属性，进而强调他们自身的地区与身份属性，希望凭此来增强心理和生理上的自卫能力。这其中，尤以“斯基泰艺术”这一外来的象征符号体系最为典型。它在整个西北地区，从最初的模仿，发展到后来的改进，到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本土文化因素，实为一个跨地区交流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方面改变的动力之所在。这其实也是一种交换和互动，尤其特指精神方面的。
著名的“斯基泰艺术”三要素，通常是指发达的武器、马具和动物纹装饰。其中，动物纹装饰是整个北方地区族群和草原文化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又被称为动物风格、野兽纹，最早是源于1925年罗斯托维季耶夫（M.Rostovtzeff）所做的一次演讲，主要借以描述欧亚草原地区公元前1 千纪的艺术。转引自邵会秋：《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文化的交往——以动物纹装饰为视角》，《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作为纹饰的一种，动物纹饰不仅在我国西北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范围，在我国以外的其他草原地区也多有发现，显示出这曾是一个几乎风靡整个欧亚草原的文化现象。
在通常的情形下，动物纹其实更能体现出当地族群的价值观，是承袭其文化传统与自我表达的方式及手段。从中还可以显示出其与畜牧经济的生业方式所存在的某种紧密联系，也是探索西北地区人群交往方式及过程的重要线索之一。
虎噬食草动物纹是欧亚草原地区常见的一种动物纹装饰，在我国北方地区也曾极为流行，也是岩画和饰牌中多见的题材。邵会秋先生在其所撰写的《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文化的交往——以动物纹装饰为视角》一文中，依据具体形制变化划分为六种形式，主题反映的都是虎噬羊或鹿，但在不同的时期，随着时间推移其形制却慢慢发生了演变。最初的时期，是在画面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然后到IV式时被吞噬的动物比例开始增大，虎的姿态也从I式的蹲踞式变成了伫立式，到V式时，虎身开始由初始时的素面增加了明显的阴线纹或是斑条纹，乃至最后变成密集的斑条纹。被吞噬的食草动物则从最初期的尺寸很小，演变到其比例逐渐增大，形象从整体较为抽象变得写实。从其演变过程可以揭示出，虎与被吞噬的食草动物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和它们在整cAZYiXMtfXhBNtiW/WbeglHxWAa/RgqgM8G15ybMzaQ=个画面构图中所处位置的意义。对虎的偏爱可能是某一个族群的文化传统，但随着畜牧化程度的加重，羊这类食草动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反映在这一主题中就明确表现为其比例的渐次增大，在画面中的位置也逐渐更趋于醒目。邵氏还通过对境内外这类饰牌产生年代的分析，认为它们均不早于战国时期，很可能受到中国北方地区的影响而出现的，最早是出现在燕山北麓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中，而后通过多种途径逐渐向西传布到整个北方青铜文化的分布区以及新疆和欧亚草原中部区，如境外草原地区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文化等邵会秋：《中国北方、新疆和欧亚草原文化的交往——以动物纹装饰为视角》，《西域研究》，2018年第2期。。若是此种推测成立的话，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社会之间的交往已经变得频繁起来，也间接证明了跨地区的交流与影响是相互作用的，显然为一种双向性的交流。另一学者乌恩先生也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欧亚早期游牧文化产生的关键。在公元前7世纪之前，夏家店上层文化就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高度，其繁荣程度远超其他草原文化。他们的研究显示了目前还不好确定何处是某一种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的真正起源地，其起源和传播的问题显然相当复杂，但至少表明了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欧亚草原之间的文化传播已经非常迅速与广泛了。
四、岩画中的三角形人物形象
人物形象，是动物之外的一个被着重表达的岩画题材，也是西北地区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岩画的制作者们将过去曾经长时期聚集在动物身上的视线转移到人自身之时，其实标志了人的自我已得到了极大程度地提升，代表了这些创作者眼中看到的情景及他们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呈现，如神灵信仰、传统观念、禁忌与习俗等不同的方面。这一题材也在彩陶中屡有发现，如马家窑文化时期的彩陶。岩画中的人物形象，主要是描述人物的具体动作与行为，在表现手法上多数是粗糙简略的，通常并不重视对人物面部五官的刻画，或以圆形表示头部，或以粗短、细长的线条代表身体，造型其实已经颇为程式化，并常常忽略人物手指和衣服，少数戴有头饰和尾饰（或似生殖器），有的则戴帽，相对数量较少。这其中，比较特殊的是西北内陆地区发现的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人形，郭物先生认为，这种三角形构图的形象可能来自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岩画遗址塞伊玛里塔什（Saimaly-Tash），并在公元前3千纪～公元前2千纪前期由生活在费尔干纳盆地的牧牛人向东传播所致（图3-1）。其身体则由两个对立的三角形构成，迥异于其他地区。
郭物：《通过天山的沟通——从岩画看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新疆在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联系》，《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事实上，不仅在岩画中发现有这种对三角形的人物形象，在天山北路出土的双耳彩陶罐上也出现了类似造型的形象。不难看出二者都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这种现象显然是文化内涵趋同性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