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画，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欧亚草原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分布区域。作为欧亚草原岩画分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西北地区的岩画在艺术风格、制作题材等方面，均与欧亚草原岩画存在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如图像中体现出的欧亚草原因素，鹿形大角、装饰在动物岩画身上的“S”形纹饰、双涡纹等等，从这些图像因素可知欧亚草原艺术对于中国西北地区岩画的影响不容否认， 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西北地区曾长期是东西方这两种文明的交会与缓冲地带。

所谓“欧亚草原”，是指横亘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西起欧洲多瑙河下游，呈连续带状向东延伸，经东欧平原、西西伯利亚平原、哈萨克丘陵、蒙古高原，东达中国东北的松辽平原，东西绵延15000多公里，大致分布于北纬40°~50°和东经20°~120°之间。欧亚草原在中国境内的南部边缘大致与长城接近，即长城地带及其以北的中国北疆亦是欧亚草原东端的一部分。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学术界大体将欧亚草原分割为三大区域，即以伏尔加河、顿河、乌拉尔山中心为西部区，以阿尔泰山中心为中部区，以蒙古高原中心为东部区，其间还可细分出不同的亚区域郭物：《马背上的信仰——欧亚草原动物风格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自古以来，欧亚草原是草原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文明扩散和传播的起源地之一。

“欧亚草原因素”指的是涵盖了欧亚草原地区岩画中所具有的当地风格的因素。以下对中国西北地区岩画中某些可辨识的、具有欧亚草原因素的主题、风格进行探讨，以期从“图像”层面揭示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并对岩画年代的断定提供一定的依据。

一、缒杖／武器（人物手臂、腰部前后的长杆锤状物）

在狩猎岩画中，表现有一些人物形象身后常垂有一长杆锤状物，或手持长杆圆头状物体，头顶呈蘑菇状。此类形象在欧亚草原岩画中屡见不鲜，在我国北方地区也有大量发现，如新疆天山，内蒙古阴山，宁夏中卫北山、灵武东山，青海舍布齐、野牛沟、卢山等地。

例如宁夏石嘴山大西峰沟的岩画（图3-2），画面中有马1匹，牛1头，人物2个，人物下方有一对称组合的动物（似为虎的形象）。画面中人物头呈蘑菇状，其中一个人形刻画不完整，腰部配有一长杆圆头状物体，形制较大，另外一个人形腰部仅配有一长杆。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中表现了多人持弓的场景（图3-3），弓的形状、头顶的表现方式（蘑菇头）、身后的长杆锤状物都和阿尔泰一带的岩画十分相似。

关于这一图像的解释，学界持有不同的观点。第一，被认为是权杖头。俄罗斯考古学家库巴若夫（V.D.Kubarev）曾经指出，见于图瓦、阿尔泰地区、蒙古等地岩画中人物腰部的锤状物是一种“权杖头”（图3-4），是武士决斗的标志，与中亚的奥库涅夫（Okuneve）和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可断代在公元前第2千纪。吕红亮先生亦赞同这一观点，在他的《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探讨中》一文，专门有一小节对西喜马拉雅岩画中表现“权杖头”的图像进行描述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探讨》，《考古》，2010年第10期。。并认为中国西北以及西藏西部岩画中的权杖头也可归结到这一传统中，对其断代在公元第1千纪以前。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探讨》，《考古》，2010年第10期。李水城、林梅村等人也注意到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出土的一些“权杖头”遗物，认定这些仅见于西北地区的权杖头并非华夏文明固有的文化性质，而属于近东或中亚传统李水城：《权杖头：古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4期；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26页。。

第二，被认为是一种性器。如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里第Ⅱ、Ⅲ、Ⅳ、Ⅴ、Ⅵ组画面中人物腰部悬有一锤状物（图3-5），王炳华先生认为这表现的是性器，这也是康家石门子岩画被确定为生殖崇拜岩画的主要依据王炳华：《新疆天山生殖崇拜岩画初探》，载《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2～400页。。

第三，被认为是棍棒。由波兰学者安杰伊·罗兹瓦多夫斯基著，肖小勇教授翻译的《穿越时光的符号——中亚岩画解读》一书中，将这类图像释读为猎人绑在腰间追逐动物所用的棒子（图3-6）。因在公元前1600～公元前900年的高加索中部地区遗址、南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文化和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考古曾出土过形状类似的器物，〔波兰〕安杰伊·罗兹瓦多夫斯基著，肖小勇译：《穿越时光的符号——中亚岩画解读》，北京：商务印刷馆，2019年，第25页。故而有这种解释。

哈萨克斯坦岩画学者库巴列夫对这种图像曾进行过专门研究，认为这是一种武器，称为“缒杖”，在中亚的奥库涅夫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出现的时间是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之间。不过根据费朗克福等人的研究，若就整个欧亚草原的情况来看，缒杖的使用可以延续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佩带缒杖是中亚乃至欧亚草原地区（包括中亚和我国北方草原以及青藏高原）游牧部落武士和猎人的标志。也许是翻译的原因才导致有不同的称呼存在，第一和第三种解释在年代和作用上是相同的，所以可认定二者是同一种含义，统称为“缒杖”似更为合理。

二、动物纹风格

动物纹风格是所谓“斯基泰三要素”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包括我国北方在内的整个欧亚草原地带非常广泛地流行着。从表达形式角度看，动物纹风格以勾勒各种动物（多为鹿、虎、羊、马等）身体的轮廓为特点。这些动物往往被塑造得富于动感，长瘦的弯腿常常向前伸出（在这种风格的早期，其前腿是弯曲的），大腿肌肉平滑。胸部一般单薄，常常刻画出内涡旋图案。经历了从早期的野兽猛禽的咬斗、蜷曲、涡旋形纹样向马、牛、羊、驼等家畜对称纹样风格的发展历程。

三、鹿

动物纹风格中首要的符号是鹿，最早阶段的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风格包括三种变体，第一种是通常所说的“踮脚鹿”，它的腿是直的，宛如悬挂在身体上，蹄向下伸。复杂的风格化的鹿角，通常呈多重“S”形，从圆形眼睛处向后伸展。第二种变体与第一种主要区别在于姿势的不同。这种变体鹿的双腿屈于身下，制造者似乎是要表现出这个动物在跳跃或奔跑之中。第三种类型则主要见于鹿石，在岩画中也有发现，鹿角的造型非常繁缛，或卷曲，或缠绕着伸向身背，且有着一种独特的“鸟嘴形的”嘴。〔波兰〕安杰伊.罗兹瓦多夫斯基著，肖小勇译：《穿越时光的符号——中亚岩画解读》，北京：商务印刷馆，2019年，第85页。

四、踮脚鹿

西北地区岩画中发现的“踮脚鹿”形象比较少，主要见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其他地区也有零星发现，如八强子岩画点刻画有鹿（图3-8）和大角羊的形象，鹿的脚尖踮起，背部有一个三角形凸起；在宁夏中卫岩画点发现一幅；宁夏灵武马鞍山也有一幅，鹿角向后弯曲，没有分支，背部上有一个小三角形凸起，腿是僵直的，蹄向下伸，脚尖踮起，与新疆阿勒泰地区发现的岩画的鹿的形象相似，属于典型的北方草原早期铁器时代动物的特征。在中亚吉尔吉斯斯坦雅尔塔拉克塔什也有发现。

第二种类型的鹿，其造型开始表现的是饱满圆润，动态感强烈，制造者还详细刻画出鹿身体的各个细节，如鹿的腿部关节与肌肉，造型形象逼真，如回首张望状的鹿、屈足的鹿，个别鹿的造型与自然写实性风格鹿石上的鹿形图像非常相像。其角呈梳状，且仰向背部的特征，带有塔加尔青铜牌饰鹿形的某些特点，与南西伯利亚广为流传的塔加尔时代青铜用具上的鹿形王建新：《浅谈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古代岩画调查、记录与研究的方法》，载《2009年第二届中国·银川国际岩画学术研讨会论文》，2010年，第9～19页。有着相似之处。这类鹿在宁夏贺兰山岩画、内蒙古阴山、新疆等地的岩画中均有发现。

如宁夏贺兰口的一幅画面中，鹿仅有1只，位于岩面正上方，身体部分用剪影式表示，梳状角仰向背部，枝杈对称分布，仰脖抬头，身躯丰满，腿弯曲，表现生殖器，用密点敲凿法制作，凿痕较深（图3-10）。灵武马鞍山也有发现，位于岩面最下方的鹿，身体部分用剪影式表现，仰脖抬头，角较大，呈树枝状，且做回首状。内蒙古阴山岩画中的鹿图像，华丽的鹿角后背，腿或细短，或屈足，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图3-11）。

五、鹿石风格的鹿

这类鹿形象的风格新颖、造型独特、制作精细，与日常所见的鹿岩画有别，在我国北方系岩画中找不到它的原型，但与蒙古国、外贝加尔湖地区流行的鹿石上鹿的风格、造型雷同，被称为“鹿石风格的鹿”。它在我国北方的新疆阿尔泰地区广泛分布，在宁夏、内蒙古、青海以及甘肃等地发现也有少量分布，也暗示着这一外来的文化因素在这些地区并未形成更为广泛的影响，而仅仅只是在某一地区产生了局部、间歇性的渗透。

这些鹿岩画的共同特点是：背部有一个驼峰状（三角形）突起，喙状嘴大张前伸，脖颈部过分伸长前倾，圆睛，腿部表现得不呈比例的短而简略张志尧：《阿尔泰的东方鹿石和西方鹿石》，载《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岩画中造型奇特的“鹿石风格”鹿岩画（也有人误称“鸭嘴兽”），其实是蒙古、外贝加尔、阿尔泰等地流传的鹿石上刻制的鹿，这些鹿石风格岩画中鹿的嘴部都刻画成喙状，应属于东方鹿石体系。其流传时间约与斯基泰时代相关朱存世，李芳：《试析青铜时代贺兰山、北山岩画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兼论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走向》，《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5月第3期。，约相当于我国的青铜时代。另外，这种造型的鹿在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地也是作为岩画的一种题材。如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西北160公里处的塔姆加雷岩画中，有一幅上下排列的3只鹿岩画，鹿的形态为背部呈驼峰突起，颈部特别长且前伸，各有两只枝状角后仰，腿呈蹲踞式；奥什市西北40公里的雷骑套山苏拉特—塔什岩画，也有与蒙古鹿石上的鹿形态相同的鹿岩画〔俄〕H.JI.奇列诺娃：《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一文及该文图二：9、10，载《文物考古参考资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1979年编印。。

所谓鹿石，系“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6世纪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上的一种重要的古代文化遗迹，因碑体上雕刻了著名的图案化的鹿纹样而得名”

〔俄〕B.B.沃尔科夫著，王博，吴妍春译：《蒙古鹿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多分布在蒙古（图3-12）、俄罗斯南部草原地带、图瓦、阿尔泰及我国的新疆靠近蒙古的阿勒泰地区的青河、富蕴两县，以及阿克苏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区。鹿石的形状和大小各异，高一般在0.5～4米之间，形状为宽的矩形石板或是未经加工的天然巨石。所蕴含的文化含义，最具代表性的是认为它是武士的化身。也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墓葬的标志，还有人认为其上所镌刻的纹路反映了世界中心及宇宙树的思想，也有人认为鹿石极有可能是用来沟通天、地与人实现联系的某种媒介。从上述观点可以推测出，鹿石上所刻绘的动物显然和祭祀有着密切的关联，系一种神兽（鸟）。同理，“鹿石风格的鹿”俨然也继承了这种稳定性与纪念性，所以出现在岩画的构图中，无论是其造型、分布位置，还是表现手法上，均明显与鹿石如出一辙。这种鲜明的特征和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斯基泰风格”相仿，无疑表明了这种类型的岩画显然是受到了外来文化因素的冲击，如活动于阿尔泰、蒙古、外贝加尔地区的民族。

六、动物咬斗、追逐纹

除占优势的鹿母题外，早期游牧时期的刻画也包括许多捕食性动物（狼、猫科动物）、马、骆驼。一只或一群捕食性动物追逐其他动物，特别是攻击鹿和牛，是常见的主题。这类纹饰中，猫科捕食动物的口或蹄爪都非常靠近草食动物的尾部，而草食动物则在惊恐地奔跑，以表现“痛苦折磨的一瞬间”，更确切地说是表现怪兽、肉食动物吞咽草食动物的刹那。这曾经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所谓“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一个非常流行的母题。②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探讨》，《考古》，2010年第10期。类似的画面在西北地区岩画中都有发现，尤以内蒙古阴山岩画最为突出。而且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上亦屡见不鲜，一般认为其年代大致都不会晚于公元前2世纪。②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探讨》，《考古》，2010年第10期。

七、对兽式（或称对称组合）

动物岩画的装饰性，还表现在多个形象的组合上，即同一画面中出现同种类动物的对称组合。在岩画中发现的对虎、对马、对羊、对牛等动物的形象，曾在南西伯利亚特普赛和哈萨克斯坦斋桑泊岩画中也有发现，在中亚、西亚地区的青铜艺术中也较常见。

如贺兰口有三幅对兽图像，对马图2幅（图3-13），对羊1幅；中卫发现有对羊、对牛各1幅，牛的身体部分用轮廓式表示（图3-14）。在内蒙古阴山、乌兰察布，新疆呼图壁中也有此类图像。盖山林先生认为见于阴山和乌兰察布的对兽式岩画主要出自匈奴人之手，但并非是其首创，而是受斯基泰艺术影响而衍生出来的作品。③③盖山林：《内蒙古岩画艺术解读》，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在原始艺术中，凡是以“对兽”形式出现的纹样，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生殖繁衍的宗教与巫术之意。

除了以上极富特征的动物身体装饰外，研究中还应注意岩画中对动物四趾的表现，比如鹿和牛的趾部都刻画成尖锥悬立状。这类蹄足的表达并不多见，其造型手法与阿尔泰巴泽雷克墓葬动物纹样有一定相似性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探讨》，《考古》，2010年第10期。。

八、小结

通过上述例证和讨论，可知我国西北地区的岩画包含有不少公元前1千纪甚至公元前2千纪的作品，从中显现的更多的是与欧亚草原岩画的某些共性，通过岩画中的相似（相同）题材、功用等方面的分析与比较研究，再基于考古学方法中确定了年代的实物，就可以推断出这类带有明显外域艺术特征的岩画年代。

通过对岩画中表达的动物纹“主题”以及其他的图像因素（缒杖）的观察，可以看出西北地区与中亚青铜文化曾有过密切的交往，且在图像主题风格上与欧亚草原古代岩画有着紧密的联系，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千纪。同时，虽然在岩画中发现了这些具有欧亚草原艺术因素的图像，但在西北有些地区岩画的整体题材中，还没有处于主导地位，如宁夏贺兰山、青海岩画中的某些题材，只是丰富了岩画的内容与艺术风格。总之，见于岩画中的这些欧亚草原因素，表明西北地区制作岩画的民族吸收或接纳了欧亚草原中的文化因素，并进一步将其发展，从而丰富与拓展了了本民族文化艺术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