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西北地区岩画制作族群的研究，必然与岩画年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关于岩画具体年代的推断，又是该研究领域的一大难题，学者们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和共识。加之西北地区岩画分布范围广、内容复杂多样，以及历史上生活于西北地区的狩猎和游牧民族众多、迁徙频繁等因素，对其制作族群的判定实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历史上，一些狩猎、游牧民族曾一直在西北地区活动。根据史书记载，在西北地区，较早出现的氏族或部落有戎、狄、荤粥、鬼方等，这些远古民族可能就是西北地区早期岩画的作者。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因为历史久远，缺乏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去证明这些。

春秋战国时期以来，在西北地区生产、生活的狩猎、游牧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纥、吐蕃、党项等。史料中对这些民族有很多记载，现代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们也对这些民族在西北地区的起源、发展等问题有大量的研究，加上这些民族的考古资料也相对较为丰富，部分民族甚至有本民族文字的遗留，基于以上诸多因素，可对西北地区部分岩画的制作族群做出一些推测。

一、匈奴

据史料记载，匈奴作为强大的游牧民族联盟，兴起于西汉前期的内蒙古阴山一带。匈奴在强盛后，屡次进犯西汉边境，并控制了西域大片疆土，对西汉政权造成了强大的威胁。汉武帝时期，匈奴被逐出河西走廊地区，退居漠北一带，并分裂为五部。

从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陆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以装饰性动物纹为主要特征，因为在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发现数量最多，又最具特色，因此被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部分青铜饰牌上的动物纹图案，具有强烈的装饰性，被考古学家认为与匈奴有紧密的联系，充分体现了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狩猎、游牧文化的风格特征。这些青铜饰牌中的图案造型，在贺兰山的动物岩画中也有所发现，并且在风格、内容、样式上非常相似。这也说明二者属同一时期的产物，共同的区域分布、共同的年代，说明它们共同的制作者很可能为当时的匈奴。通过对陶俑、壁画等考古资料以及古文献记载的分析可知，盘发为匈奴人的主要发式之一，即脑后和两鬓披发，头顶结髻。贺兰山人面像岩画中，有的在头顶出现圆或尖的部分，两鬓分别披有长发，其样式与匈奴盘发的发式基本相一致，这种人面像很可能就是匈奴人的作品。

二、塞种人

塞种人，又称塞人、斯基泰人等，属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塞种人原属于中国新疆伊犁河流域的游牧民族。据古文献记载，公元前1000年左右，塞种人就在帕米尔高原、天山及新疆北部等地区活动。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其经济生活主要为“随畜逐水草”，在秦朝时期塞种人进入阶级社会后，建立了政权。约在西汉初期，塞种人受大月氏人的驱赶，遂向南迁徙。

兴地岩画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库鲁克山兴地河沟中。岩画刻于距河底约2米、长约18米的石壁上，制作方法以凿刻、磨刻为主（图6-1）。经考古学家考证，兴地岩画是塞种人进入塔里木盆地时留下的，其依据如下：1. 苏联的考古学家在里亚契皮等地发掘了确定属于塞种人的金字塔式的穴室，这种穴室的构造与兴地岩画中的建筑物大体一致；2.兴地岩画中的建筑物上有类似篆文“牛”字的图案，这个图案可能是一种族徽或图腾崇拜的对象。塞种人源于姜戎，据史料记载，牛在羌戎社会具有重要地位，甚至被当作图腾加以崇拜；3.兴地岩画中发现的“卍”形符号，与广泛分布于中亚草原地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中的太阳神图案是一样的。而根据学者分析，安德罗诺沃文化氏族和部落可能就是塞种人的来源之一。

另一处被认为属于塞种人岩画的，同样位于新疆中北部的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呼图壁一带最早是塞种人游牧之地，而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人形头部帽子的样式与史料中描述的塞种人的特征大体一致；倒三角形的身体造型、腰部的刻画、整体舞蹈造型的塑造，与西伯利亚一带表现塞种人的石刻非常相似，这种形象，在新疆木垒博斯塘牧场和内蒙古阴山地区也有发现；康家石门子岩画中老虎图案，可能体现了岩画制作者对虎的原始崇拜，史料中有新疆地区塞种人崇拜虎的记载，而且考古资料也能证实这一点——在阿尔泰地区出土的塞种人棺木、南天山阿拉沟发掘的塞种人的墓葬中均发现有相似造型的老虎图案。

三、突厥

突厥是继匈奴、鲜卑、柔然之后，又一个活动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的游牧民族。关于突厥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历史上，突厥曾是北亚的一支游牧民族，6世纪中叶活跃于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在南北朝至唐朝时期活动于中国西北地区，并逐渐强盛起来。

在西北地区，与突厥有关的岩画主要见于内蒙古的阴山和乌兰察布草原。

在内蒙古阴山地区，发现有很多羊的岩画图案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阙特勤碑碑头上的羊形图案一致（图6-2）。阙特勤碑是研究突厥汗国历史必不可少的材料，于1889年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河谷发现。碑由大理石刻成，背面刻有隶书体汉文，共十四行，每行三十六字，碑的正面和侧面刻有古代突厥文（图6-3）。碑文内容为纪念后突厥汗国的重要人物阙特勤。因为阙特勤的考古依据确凿，故而基本可以确认在阴山地区发现的那些与阙特勤碑碑头的羊形图案一致的岩画为突厥人的作品。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岩画中，发现了很多与古突厥文相同的符号图案，这些岩画应该也是突厥人所作。在俄罗斯叶尼塞河畔和蒙古等地发现一些带有古突厥文题刻的岩画，可以确定为突厥人所作，将内蒙古的一些岩画与之相比较，也可以确定其族属关系。

另外，在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发现有一些将鬃毛剪作三个辫子的马形图案。将鬃毛剪作三辫的马形，一般称之为“三花马”，这种岩画形象在俄罗斯的一些地方也有发现。据史料记载，“三花马”曾在唐朝的突厥民族中广泛流行过，岩画中“三花马”形象应该属于唐朝突厥人的作品。

四、回纥

回纥，即回鹘，属中国古代少数民族部落。“回纥”一词来自古回纥文，“回鹘”这个名字来源于其部落“韦纥”“乌护”。在历史上，回纥原属铁勒诸部的一支，后统一铁勒诸部，回纥逐渐成为铁勒诸部的统称，一般认为，回纥是今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祖先。回纥历史上主要活动于新疆一带，在中国甘肃、内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中亚的一些地区也有分布，其部落乌护居住在新疆的天山一带，韦纥居住在土剌河一带（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土拉河）。

目前能确定为回纥岩画的仅见一幅，位于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几公海勒斯太沟畔的石壁上（图6-4）盖山林：《阴山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3页。。这幅岩画由金属器具划刻而成，内容有人形、植物、车轮，另外还有两行清晰的古回纥文题字刻于画面的左下方。通过比较古回纥文题刻与岩画图案的刻痕、构图关系等因素，基本可以确认这幅岩画为回纥人所作。据史料记载，古回纥文发明于8世纪，所以这幅岩画可以确定为唐晚期之后的作品。另外，这幅岩画也反映出古代回纥人在这一地区的活动痕迹。在西北其他地方，也能见到一些类似风格的岩画作品，但因为缺乏确凿的证据，无法准确判断其是否为回纥人所作。

五、吐蕃

伴随着军事的扩张，吐蕃从唐初时期不断向西北地区迁徙。甘肃和青海地区则是吐蕃的主要迁入区李吉和：《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西藏研究》，2003年第4期。，内蒙古和宁夏等地也有吐蕃活动的痕迹。在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宁夏贺兰山、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等地就发现了一些极有可能为吐蕃人所作的岩画。

在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怀头他拉岩画中，除了部分图案为元朝之后的岩画作品，大部分岩画则为唐朝所作。主要画面集中于一巨大E7UKm+W/o2PpEQp6tP4O/9K6IdYpT46FJG2kSHFA6lM=石块上，内容有植物、牦牛、圆形符号、六字真言（图6-5）汤惠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7页。、万字符等，由金属工具敲凿而成。因为有六字真言、万字符等佛教元素的存在，再结合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基本可以确定这些岩画为吐蕃人的作品。

另外，通过与新疆克孜尔石窟中第31窟、32窟中出现的吐蕃刻画图（与岩画有区别）的比较，可以发现其与宁夏贺兰山、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一些岩画作品，在题材、风格、技法上大体是一致的。同样的骑马场景，尤其是马和骆驼的细节刻画，都证明了这些岩画很可能就是历史上的吐蕃人所作。

六、党项

党项，原属西羌的一支，所以又被称之为“党项羌”。汉朝时，羌族大量内迁至甘肃西部、陕西中部一带。唐朝时，党项陆续经过了两次向内地的迁徙，但依旧以零散的部落为组织。宋朝时，李元昊即位夏国王后，通过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党项文明的发展。到西夏时期，党项经济、文化获得了空前发展，后被成吉思汗所灭，党项也逐渐消失。

在宁夏贺兰山岩画中，党项人也留下了他们的文化痕迹。如在石嘴山韭菜沟发现中的塔图形，因其形制能够在西藏岩画中找到渊源，被认为是“在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党项不断东迁后的产物”张亚莎，龚田夫：《西藏岩画中的塔图形》，《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综合这些细节，这些塔图形应该属于西夏或更晚时期的党项人所刻制。另外，在内蒙古阴山地区和巴丹吉林沙漠地区，也发现有类似形制的塔图形岩画，推测应该也是党项人所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宁夏贺兰山贺兰口，发现了刻有西夏文“佛”字的岩画；同样在贺兰口，有一幅人面像图案岩画，有长长的发饰和耳饰，五官由形似羊形的符号构成。在人面像旁边还刻有西夏文题字。这幅岩画乍看很像是西夏时期的党项人所作，但通过对西夏文题刻与岩画的刻痕、制作技法等的对比可以发现，这些题刻与岩画应是由不同的人群所刻，属于不同的时期，西夏文题刻应该是晚于人面像的。

七、鲜卑

鲜卑是中国古代属东胡系统的民族之一，据考证其原居于大兴安岭一带。在中国历史上，鲜卑的迁徙是在魏晋之后，因为规模庞大，路途遥远，实为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鲜卑迁至西北地区的氏族或部落很多，分布也广，除了广为人知的慕容段氏、拓跋乞伏外，另外还有一些不同的鲜卑氏族或部落也曾在西北地区活动过周伟洲：《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

关于西北地区岩画中，哪些属于鲜卑人的作品，确是一个棘手的研究内容，只有个别学者对其进行过推测和讨论。朱存世先生对宁夏贺兰山白芨沟彩绘岩画进行研究后，认为白芨沟彩绘岩画应为鲜卑的乞伏部所作④朱存世：《贺兰山白芨沟彩色岩画的时代及民族归属》，《草原文物》，2014年第1期。，他的依据有两点。其一是在白芨沟岩画中的人骑图案和射猎图案中，人物的发式均为编发，并附着于脑后，末端翘起（图6-6），这与古文献的记载是相同的，与河西地区考古发掘的壁画中的乞伏鲜卑的发式也大体一致。第二点是白芨沟岩画中的人骑图案，马的额部有突出物，据研究这应是将马的鬃毛扎成辫形后形成的鬃髻。通过与考古出土的鲜卑双马纹牌饰中的鬃髻（图6-7）④朱存世：《贺兰山白芨沟彩色岩画的时代及民族归属》，《草原文物》，2014年第1期。的比较，可以认定其为鲜卑人的作品。

除了上文所述的少数可以基本确定制作者身份的岩画外，在西北地区大部分岩画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族属关系的，学者只能通过对岩画年代的大体判断，再结合历史学和民族学等学科材料，去探寻历史上这些岩画分布地区的民族迁徙与活动范围。例如，陈兆复先生曾对河西走廊西端的甘肃黑山岩画的族属关系做过研究陈兆复：《古代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01～202页。。他认为，在历史上，河西走廊一带游牧民族活动频繁，羌、匈奴、大月氏等游牧民族先后成为在这一地区活动的主要民族。因为至汉朝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已掌握了汉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与文化，但在岩画中没有任何反映，故其认为这一带的岩画应早于汉代，其应为古羌人、匈奴或大月氏等民族的作品。另外，通过与部分岩画中所出现的动物、人形造型的比较研究后，陈兆复先生还认为新疆昆仑山的部分岩画，也应与甘肃黑山岩画属同时期的作品，并具有相同的族属关系。

总之，鉴于缺乏足够的史料记载、考古资料等确凿的证据，西北地区岩画的制作者的身份成为一个复杂的、困难的研究内容。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只能对少数岩画点的岩画，通过将题刻、史料记载、与其他岩画的比较等手段结合起来，对其族属关系做出大致的推测和判断，而对大部分岩画是无法做到这些的。唯有寄希望于日后随着岩画研究的深入、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从而能够对西部岩画的族属关系做出进一步的讨论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