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他曾经多次说：我是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他的军事生涯，在其光辉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先后担任党和军队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战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党和国家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努力营造有利于国家安全、发展、稳定和统一的战略环境，努力开创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方针和原则，形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军事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最适合做组织工作”的中山大学优秀学员

邓小平与军事结缘是在留苏时期。1926年1月，邓小平从法国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入校伊始，他十分重视两个问题：第一是阅读，第二是武装训练。他在1月19日至22日的《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的“对团体的批评与建议”一栏中这样写道：“一、武装训练的规定，很合乎中国革命情形及党的需要。二、有方法实行武装训练，特别是同志间互相督促，互相训练的工作能切实做到。”不久，他转入中山大学学习。当时，中山大学除了开设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等理论课程之外，考虑到学员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还专门开设了军事课，讲授军事理论，进行军事训练，组织学员到军事学院参观和到兵营打靶。在邓小平6月16日填写的《党员批评计划案》上，他表示自己对各项功课“很有兴趣”。他的优异表现得到校方高度评价。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给邓小平作的鉴定中有“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的评语。在派到冯玉祥部工作的人员名册上，中山大学给邓小平的鉴定是：“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在苏联的学习和训练，无疑为邓小平日后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功底。

1926年12月，应“冯玉祥要人”的需求，在中共和苏联安排下，邓小平等人提前结束学业回国。抵达西安后，受党组织委派，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这所学校名义上归属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总部，实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掌握。在中山军事学校期间，邓小平组织一些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官员或冯玉祥部成员的身份，宣传革命道理，开展革命活动；向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保卫总队推荐了一批毕业生，为北伐军培养骨干力量；积极建议，以中山军事学校学员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保卫总队为基础，组建一支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武装力量，这支部队和该校培养的一批有革命觉悟的军政干部，不少人参加了我党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迫于形势，下令将所属部队中所有共产党员集中到开封训练，名曰训练，实际上是“调离军队，搞集中营，洗脑筋”。得知消息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邓小平赴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担任秘书工作。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30e6fa9737a2fb92e330fde482ea3499008bf68e3eca551cf6e35469afd672bd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列席会议，亲历了我党这一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时刻。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会后，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到上海，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领导百色、龙30e6fa9737a2fb92e330fde482ea3499008bf68e3eca551cf6e35469afd672bd州起义的中共中央代表

1929年5月，蒋桂战争结束后，主政广西的俞作柏、李明瑞为巩固其地位，主动要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根据这一情况，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到广西从事统战工作，并先后派遣40多名干部进入广西，发展革命力量，准备武装起义。8月，邓小平抵达南宁后，很快就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把中央派来的干部安排到军政部门任职。随后，他促使俞、李释放了一批被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建议开办广西教导总队，任命共产党员张云逸为广西警备大队第四大队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队长，任命共产党员俞作豫（俞作柏胞弟）为广西警备大队第五大队大队长。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影响俞、李，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承认韦拔群领导的右江农军。9月，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建立红军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指示，通过了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准备武装暴动等重要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广西特委。这些工作，为后来的起义奠定了基础。

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反蒋，结果失败。在南宁一片混乱的形势下，邓小平和广西特委毅然决定把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和南宁军械库的武器弹药迅速转移至以百色、龙州为重点的左右江地区，开创革命斗争新局面。到百色以后，邓小平夜以继日地加快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1月，中共广东省委广西前敌委员会成立，邓小平任书记，统一领导左右江地区的斗争。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邓小平任前委书记（后兼任军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下辖三个纵队。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爆发，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后并入红七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辖两个纵队。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期间，把毛泽东、朱德创建红四军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红七军建设，中共中央予以肯定，指出：“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之后，邓小平同李明瑞等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使红军发展到7000余人，红色区扩及20多个县，拥有100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影响较大的几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

1930年秋，推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中央代表到达右江，指令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去攻打柳州、桂林等中心城市。邓小平对这个指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以弱小红军攻打大城市有困难，但邓小平的意见未被采纳。11月，红七军进入白区作战，部队连连受挫，伤亡很大，兵力已不足4000人。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部队转向江西，与中央根据地红军会合。随后，他与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转战黔、桂、粤、湘、赣五省边界，经大小战斗百余次，行程9000余里，于次年7月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后编入红三军团序列。在此期间，红七军攻占江西崇义脱离险境后，经前敌委员会研究决定，派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在上海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组建以来的情况，认真总结了百色、龙州起义前后的经验和教训。这篇长达1.6万多字的报告，后来成为《邓小平军事文集》的开卷篇。

领导百色、龙州起义，是邓小平军事生涯的重要发端，他一直怀念着参加这两次起义的战友和牺牲的烈士们。1962年，他为龙州起义烈士纪念碑题词：“革命胜利的果实，是烈士们的鲜血凝成的。红八军和人民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1981年，他为百色起义纪念碑题词：“纪念李明瑞、韦拔群等

同志，百色起义的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红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1931年8月，邓小平受党中央的委派，前往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他遵循毛泽东1930年2月为瑞金县制定的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他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抵制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遭到“左”倾领导的排挤和打击。1933年4月，在临时中央开展的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中，邓小平被撤销领导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受到的第一次磨难。

尽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邓小平并没有消沉。6月，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帮助下，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当秘书长，两个月后又担任总政机关报《红星》报主编。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邓小平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投入全部精力办报。他主编的70多期《红星》报，成为反映红军工作、生活的“一面大镜子”，成为传播国内外革命斗争消息的一架“大无线电台”，成为帮助指战员提高觉悟、改进工作的一个“政治指导员”，深受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欢迎和喜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邓小平和《红星》报人员被编在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开始长征。同年底，他再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并于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和长征途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拥护、执行和宣传毛泽东的军事路线。6月，他出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征、西征战役，历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这一时期，邓小平表现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干。红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是由他组织编写的，一些重大活动由他组织落实。作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他既要部署宣传鼓动工作任务，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提高部队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又要加强行政管理，减少病号，巩固部队；既要完成筹粮、筹款和“扩红”任务，又要检查部队遵守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情况，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红一军团的宣传工作搞得十分活跃。

担任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期间，邓小平主管党的组织、宣传和教育工作。他特别注意提高干部的组织观念，强调“军团政治部是要管师长、团长的”。当时的红一军团，军事指挥员到司令部办事时，大多要到军团政治部走一趟，汇报请示和研究工作。干部调动工作要到政治机关汇报情况，转递党的介绍信，向党支部交纳党费，都不能让工作人员代劳。这些做法进一步强化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在红一军团政治工作领导岗位上，邓小平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形成了独特的领导风格。有段时间，他和同在军团政治部工作的罗荣桓朝夕相处，倾心交谈，在一些重大的理论、思想观点上，他俩是一致的。东征战役前后，邓小平经常下部队检查工作，与干部战士谈话，了解情况。他话语不多，考虑问题周到、细致、实际，发言简明扼要，直入主题，常常是一语中的，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往往通过平静的语言表述出来。西征战役间隙，他亲自给红一军团机关的同志讲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学习国家、阶级、政党、统一战线等政治常识和革命理论。讲完课后，要组织讨论，出题测验，机关所有的干部都要参加考试。邓小平亲自判卷评分，并张榜公布。他上课的一个特点就是“严”。一次，供给部的同志迟到了，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供给部迟到”几个字。时间一到，即开始讲课。讲课中，供给部的同志到了，便悄悄地坐下来听课，课堂上他并没有批评迟到的同志，但写在黑板上的几个字却胜过有声的批评，以后再也没有人迟到了。在他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下，红一军团机关干部们都感到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同志后来都成长为我军高级领导干部。

和刘伯承率部坚持华北敌后抗战

1938年1月，34岁的邓小平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调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从此开始了他与师长刘伯承长达13年的共同战斗生活。“刘邓”也由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上一个独立的战区或战略方向的专属代名词。

邓小平赴任之际，正逢日军集结重兵发动山西南部作战。2月，在战局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和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先后指挥师主力发起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有力打击了日军的进犯。邓小平每次战斗都亲临战场，很快就赢得了部队指战员的认可和尊重。4月，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采取内线与外线、广泛的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结合的方针，贯彻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的原则，率部与第一一五师共同战斗，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歼敌4000余人，收复辽县（今左权县）、黎城等19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同年7月，邓小平亲赴冀南指导抗日武装的整顿、扩编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发动群众，挖沟破路，改造地形，推进平原游击战，发展和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这次冀南之行，邓小平在南宫县见到了美国大使馆武官埃文斯·卡尔逊。卡尔逊发现邓小平虽然个子不高，但头脑却像“芥末一样辛辣”。和邓小平交谈后，卡尔逊认真地研究起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撰写了《中国的双星》一书，用不少笔墨写到邓小平。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被外国出版物介绍到西方。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华北我军处于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之下。1939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发出第一期整军训令，要求提高部队战斗力，巩固挺进敌后发展的成果。邓小平积极贯彻整军精神，对部队进行了政治动员和组织整顿，为太行山区反“扫荡”斗争，提前进行了部署和安排。同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邓小平和刘伯承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次与制造磨擦的国民党军将领进行谈判，晓以大义，争取共同抗日。与此同时，对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犯坚决反击，先后给予石友三部和朱怀冰部以歼灭性打击，逐步改善了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1940年8月，刘邓率46个团，参加八路军总部发起的百团大战，精心组织了正太、榆辽战役等大小战斗529次，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拔除了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内的部分据点，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歼灭大量日伪军。此役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和决心。

1941年春至1942年冬，华北敌后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邓小平和刘伯承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提出以武装斗争为核心，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进，主动、积极开展游击，反对保守、退缩，全面对敌开展斗争。他们分期分批地将部分主力旅与军分区合并，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强化游击集团，组织武装工作队，渗入敌占区，宣传、组织群众，打击和瓦解日伪军，从而挫败了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和多次残酷“扫荡”。1942年9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担负起领导晋冀豫、太岳、晋豫（中条）、冀南四个区的整风运动、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生产救灾，使根据地军民度过了敌后抗战最艰难的时期。

1943年初，邓小平在涉县温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他以《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为题的报告，综述了同敌人在华北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总结出十条对敌斗争经验：（一）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二）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三）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四）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五）建设根据地与对敌斗争，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性；（六）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七）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八）敌人对我实行“总力战”，我们对敌亦加强“一元化”斗争；（九）我们的责任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十）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次会议史称“温村会议”，是华北抗战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邓小平的报告特别是他总结概括出的对敌斗争经验，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迎接战略反攻作了积极准备，对华北抗战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太行分局合并，邓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担负起全面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后，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指挥部队向平汉、津浦、德石、正太、同蒲、陇海等铁路线和部分中小城市的日伪军发起猛攻，不断扩大解放区，取得了歼灭日伪军10万余人，收复县城80多座的重大胜利，使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并打通了与华中、山东、晋察冀及晋绥解放区的联系。

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中，邓小平和刘伯承领导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及根据地军民，共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解放县城109座，与第一一五师一部配合创建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面积达18万多平方公里，拥有人口2400余万，军队近30万，民兵40余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抗日根据地之一。抗战时期，也是邓小平作为一位军事家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

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到解放大西南

邓小平曾经讲：自己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中，他和刘伯承一起统率部队，总是处在战略全局中的关键位置，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线，不畏艰险，勇挑重担，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创造了许多战争史上的奇迹。

1945年8月20日，晋冀鲁豫军区正式成立，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几天后，他和刘伯承乘坐美军运输机从延安急返太行前线，指挥部队率先反击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犯。9月，刘邓发起上党战役，全歼侵入解放区腹地的阎锡山部13个师3.8万人，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10月下旬，刘邓又发起邯郸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第四十军，争取高树勋率新编第八军战场起义。这两个战役的胜利，有力遏制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取得了组织大兵团作战和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经验。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进行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几个月内连续组织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城、闻夏、同蒲、临（汾）浮（山）、滑县、巨（野）金（乡）鱼（台）等九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2.4万余人。其中的定陶战役，连同中原突围、苏中大捷，被认为“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势的作用”。毛泽东根据此役经验及其他方面的经验，于1946年9月16日对全军下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并把定陶战役列为范例之一。

1947年3月，蒋介石将进攻解放区的战略由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根据中央军委关于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刘邓大军首先担起了这一重任。6月30日深夜，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共12万人，强渡黄河天险，直插国民党军战略纵深，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经过28天连续作战，歼敌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6万余人，迫使敌人先后从西北、山东、中原等地调动7个整编师、17个半旅驰援鲁西南，从而有力配合了西北和山东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

鲁西南战役胜利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士气高涨，许多指挥员要求再战，扩大战果。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权衡了整个战局，电示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这是一个历史上少见的决策，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刘邓立即调整部署，开始行动。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鲁西南歼敌9个半旅后，下一步怎么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

8月11日夜，刘邓大军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突然甩开敌人，兵分三路向南疾驰。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先后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拼杀出一条血路，终于在8月末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

进入大别山后，针对大兵团无后方依托和部队出现的疲惫现象，邓小平激励部队发扬为全局利益勇于牺牲的精神，英勇歼敌，多打胜仗，发动群众，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刘邓先后组织指挥了张家店、高山铺等战斗，一个月内解放县城20余座，迅速打开局面，站稳了脚跟。11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33个旅围攻大别山，邓小平和刘伯承分兵对敌。邓小平与李先念率一部主力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寻机歼敌15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军来势汹汹的进攻。在此期间，邓小平几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汇报大别山区军事、经济、土改、政策等方面情况。转战陕北中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并作批语转发：“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同时电告邓小平：对所能联系的同志，“将你所提的那些策略观点、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挺进和坚持大别山斗争，是邓小平军事生涯中异常艰苦的一段经历。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邓小平：“衣着黄旧，又黑又瘦，惟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不过，对这一中外战争史上的著名壮举，他自己只是平静地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话，叫做

合格。”

1948年春，刘邓率主力转出大别山与陈毅、粟裕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合师中原，在江淮河汉之间形成了以刘邓野战军为前锋、陈粟野战军为左后一路、陈谢集团为右后一路的“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实施大规模机动作战，调动和歼灭了大量的敌军，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建立了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我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这一时期，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制定的中原解放区的一系列斗争政策和策略以及对部队进行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工作，被党中央认为普遍适用于一切新解放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政策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这充分反映了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和在复杂情况下开创局面的卓越才能。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在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一起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与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80万人进行了一场战略决战。战役期间，他与刘伯承、陈毅率部袭取宿县，截断津浦铁路，扼敌南逃北援之要冲，提前达成对徐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分割包围；接着指挥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于双堆集地区歼灭由豫南增援之黄维兵团，对保证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淮海战役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的重大胜利，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此战役连同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部队以原有的7个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第三、四、五兵团，整个野战军实力达到28万余人，武器装备也大大加强。这一年，邓小平45岁。作为一位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和领导艺术达到了全面成熟的阶段。他的老部下秦基伟将军曾这样评述：“凡是在二野工作过的老同志都有这样深切的感受：小平同志不仅是目光远大、把握方向的政治委员，而且也是意志坚定、号令威严的军事统帅。平时我们到上面开会见到他，他都是不苟言笑，表情严肃。打起仗来，电话机中传来他那斩钉截铁的命令，便使你不敢不全力以赴。因之，即便是生性活泼、喜欢开玩笑的资深战将，在小平同志面前，也不由自主地谨慎起来。但是接触的时间长了，你就不难理解他的禀赋与性格。这是一种领导者的威严，一种影响部属的精神力量，一种不辱使命的责任感和坚强意志的外在表现。”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统由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准备在和谈破裂后发起渡江战役，并任命邓小平兼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3月底，邓小平在蚌埠以南的孙家圩子，连续主持召开总前委和华东局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意图，进一步讨论渡江作战问题。随后，他亲自动手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初，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纲要》。4月20日子夜，邓小平和总前委其他领导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大军分三路强渡长江，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并于4月23日占领南京。接着，总前委根据战局的变化，及时调整进攻部署，令渡江后的中、东集团对进，迅速完成战役合围，聚歼南京、镇江地区南逃的国民党军；同时，令西集团直插浙赣线，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兼程疾进，将南撤的国民党军5个军全歼于郎溪、广德山区。此时，鉴于汤恩伯集团约20万人退集上海，负隅顽抗，并企图准备从海上撤逃的情况，总前委命令三野集中8个军的强大兵力攻取上海。至5月27日下午，我军奋战16天，解放上海。渡江战役随后结束。

渡江战役是一次成功的强渡江河进攻战役，也是摧毁国民党统治政权的最后一击。8月4日，邓小平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向代表们作报告，指出：我们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正确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的游击队之配合。第三，敌人的脆弱。他认为，渡江作战的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不会遭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敌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1949年11月，邓小平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与刘伯承奉命率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在第一、第四野战军的配合下，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提出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两个月内消灭国民党军宋希濂集团和胡宗南集团共90余万人，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企图盘踞西南，伺机卷土重来的迷梦。1950年2月，邓小平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和刘伯承、贺龙等一起领导军民肃清匪患，恢复经济，实行土改。同时，他担负起领导解放西藏的任务，进行了十分艰巨的工作。10月，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指挥部队，发起昌都战役。经过3个星期大小21次战斗，共歼灭藏军9个代本（相当于团）5700余人，争取了1个代本起义，从而打通了进军西藏的道路，为解决整个西藏问题打下了有利的基础。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担负进藏任务的二野第十八军等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插到了喜马拉雅山和雅鲁藏布江。

从争锋华北到开辟中原，从决战淮海到进军西南，刘邓大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多年以后，邓小平在回顾二野历史时说：“回想战争年代，我们二野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

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总设计师

1952年，邓小平调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党的八大后，他连续10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直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直接参加了西藏平叛、原子弹研制、国防工业发展、三线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为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遭受不公正的批判和打击，失去一切领导职务。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5年1月，毛泽东批准成立以叶剑英牵头、邓小平等人参加的中央军委六人组，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邓小平由此进入军队领导核心并参与领导了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不久，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受命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邓小平本着对国家、民族和党的前途命运负责的强烈的责任感，义无反顾地发起一场全面整顿。其中，军队整顿是他精心选择的突破口，也是这次全面整顿的先导。他明确提出，由于林彪的破坏，军队建设中存在肿、散、骄、奢、惰问题，整顿军队要首先整顿领导班子，改变机构臃肿、领导软弱无力和纪律松散的状况，恢复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同时要抓编制、抓装备，筹划新的军事战略。这次对军队大刀阔斧的整顿，很快就收到了成效。但是，由于邓小平1976年4月再度遭受错误批判而被迫中止。尽管如此，邓小平“军队要整顿”的思想，仍然对军队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粉碎“四人帮”后的新时期军队建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历经“文化大革命”中两次被打倒的磨难，重新复出的邓小平走向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1975年初担任的全部职务。8月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81年6月，他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肩负起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重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倡导者和决策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同时，他也是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总设计师。

在领导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邓小平举重若轻、深谋远虑、沉着镇定、坚毅果敢，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领导实施了几次重大战略行动，出色地履行了人民军队在新时期的根本职能和神圣使命。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周边面临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也受到地区霸权主义势力不断升级的边境挑衅。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果断决策，我边防部队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5日实施对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并于3月16日撤回全部参战部队。对于这次行动，邓小平坚定地说，无非打烂一些坛坛罐罐，使得我们有一个安宁的边界，可以放心地搞四个现代化。针对有人担心我军多年没有打仗的疑虑，他说，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锻炼一下我们的部队。如果丢丑，这个也好，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一下，看到自己的本事不行，激励我们更加奋发图强。对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胜利后，人民解放军又于1981年实施收复法卡山、扣林山作战，1984年实施收复老山作战，此后又进行长达数年的老山坚守防御作战，边境地区的局势得到稳定。1988年3月，我海军舰船对窜到我南沙群岛赤瓜礁海区进行挑衅的越南海军舰船进行还击。这些自卫还击作战，保卫了我国领土主权完整，维护了国家尊严，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的形象，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战略环境。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在领导我军实现拨乱反正的同时，多次强调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抓紧抓好。在他的领导下，中央军委制订了新的战略方针，加强了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合同战役、战术训练，教育训练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为了检验新的战略方针，准备新的战役训练，中央军委于1981年9月13日至19日，在华北某地举行了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诸军兵种实兵演习。演习准备阶段，由于经费紧张，有关单位准备了大、中、小三个规模的演习方案，请示定夺。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指示按第一方案，搞大规模的，并力求节约。他说，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他指出，演习时各军区首长、各军兵种首长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儿，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在演习后举行的阅兵式上，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郑重提出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邓小平决策拍板的这次华北军事演习，极大地提振了军心士气，翻开了新时期我军建设史上继往开来的新篇章。

从1975年到1985年，邓小平对军队“消肿”问题整整讲了10年。这期间，我军进行了多次精简整编。然而，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没有转变，军队的“消肿”一再出现缩了再胀、再缩再胀的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深感精简整编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要搞革命的办法。1984年11月，他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泽东同志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就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1985年，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决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转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上来。同时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并在1987年顺利完成裁军任务。邓小平亲自领导的百万大裁军和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对于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总体建设，增强综合国力和综合国防能力，对于塑造中国的和平形象，推进

军队“三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高度重视解决台湾问题。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外国势力干预和插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等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的战略构想。他认为，实现祖国统一是既定目标，解决台湾问题既要有耐心，又不能无限期拖下去；解决台湾问题要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充分考虑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实际利益；我们绝不轻易使用武力，但决不做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在和平方式行不通的时候，最终用武力也必须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美国是中国统一的最大外部障碍，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怕倒退与美国的关系；人民解放军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系列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开创了新时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新局面。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键时刻，邓小平及时指明性质，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决策，迅速平息了政治风波，稳定了全国局势，使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尊严、安全得以保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继续和发展。

在领导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分析国际战略形势，从我国的国情、军情出发，对新时期的军事战略与作战指导，对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及其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方针与任务，对军队的体制编制、教育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武器装备、国防科研、军政军民团结、军事科学理论的发展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新的理论概括，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指出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国际形势总的趋势是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世界战争可以推迟或避免。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家统一问题。未来战争很可能是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常规战争，对待战争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要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立足于中国力量的发展，以发展特别是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发展来制约战争，促进世界和平。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适应，确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强调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武器装备是重点。注重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道路。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任务。

提出并实行国防与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使国防和军队建设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阐明了战略转变的实质，是充分利用相对和平时期的有利环境，抓紧时机，有计划有重点地搞好军队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

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国防建设、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基本原则。强调国防建设、军队建设要在大局下行动。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国力、军力。同时，在国防费不可能有大的增加的情况下，要立足现有条件，积极搞好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

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新的思想和原则。主要有：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的军队；必须加强军队政治建设，发挥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保证我军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军队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提高战斗力，要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行精兵政策，提高军队质量，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加强现代化海、空军建设，重点放在发展空军，建设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研究现代条件下的后勤工作，加强后勤建设；在现有国力下加速发展军队的武器装备，实行抓重点的发展战略；完善制度，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实现科学管理；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工作，发展我国军事科学。

提出改革是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制度是军队改革的重点，军队的改革要与国家改革相协调，从自身特点出发，积极稳妥地进行。

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战略形势的新变化，重新明确了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要继续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时，要研究战争形态和样式的新变化，适应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在继承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理论，实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邓小平的上述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创造性地阐述了新时期我国国防与军队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深刻揭示了相对和平时期国防与军队建设的规律，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及其军队和国防建设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在此之前，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

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表示同意报告的框架。对报告稿提到的军队建设问题，他指出：中国的武装力量，人数可以减少，但是质量要提高，不能削弱。中国是个大国，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保证不了国家的安全。军队的问题是加强装备，加强作战指挥能力，提高战斗力。这一真知灼见，是邓小平一生军事智慧的结晶，也是他在军事上对全党全军的叮嘱与期待。

1997年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他为新中国的诞生，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的心中。（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究院专业技术大校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