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乌托邦”情怀是师陀的重要精神特质，师陀以此为根基构建出潜藏于乡村—都市双重批判下的“乌托邦”精神家园。以“乌托邦”情怀为着力点深入探究师陀的精神世界，分析其作品的独特性，观照隐于文字中容易被人忽略的对现实世界“审美超越”，有助于更全面、充分地了解和展现师陀的创作和心理。

关键词：师陀；“乌托邦”情怀；精神还乡；乡土情结

师陀，本名王继曾，字长简，曾用笔名有芦焚、佩芳等，这位来自中原大地的现代作家，以其独有的风格、突出的个性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师陀创作生涯中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创作几乎构成他文学创作的主体。一方面，他与沈从文等京派作家一同活跃在文坛上，展现出乡土中国的文学形态；另一方面，他受到左翼文学思想的影响，用文字来批判和讽刺现实世界的黑暗与丑陋。因此，师陀的创作兼具京派自然田园叙事与左翼批判救亡叙事的双重特征，这也使与之相关的研究具有更多的言说空间。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聚焦于师陀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讽刺，即从左翼批判救亡叙事的角度来研究师陀的作品、探究师陀的心灵。少数学者注意到了师陀在揭露现实世界的丑恶的同时勾勒出的“乌托邦”世界，但普遍缺少对师陀作品中“乌托邦”世界的充分阐释。实际上，师陀的“乌托邦”情怀是不应该被忽视的。诚然，丑与恶在师陀的笔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文字里没有美与希望，更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乌托邦”想象。细读师陀的作品，会发现其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荒芜的现实世界，一个是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乌托邦”世界，而后者既是他漂泊无依的灵魂的栖息之地，也是他批判现实世界的参照物。因此，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上，以师陀的“乌托邦”情怀为出发点，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更加全面地解读师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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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陀的“乌托邦”意识

（一）人生经历对师陀的影响

1910年，师陀出生在河南杞县的一个败落的地主家庭。在那个位于中原大地的普通村庄里，师陀度过了童年岁月，也生长出独属于他自己的个性气质。在师陀的回忆里，父亲是悲观无能的，母亲是暴躁愚昧的，兄长是专横的，他的童年总是充满了严苛的责罚，哥哥打他，母亲打他，比师陀大的孩子也打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师陀，常常感到孤独——“这样，我常常还感到自己很孤独”[1]。他过早地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不易，所谓的“家”带给他的也只有伤心和憎恨。童年的经历直接影响着师陀日后的创作，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显现着忧虑、阴郁、怯懦的气质。但是，对他来说，童年也不是只有痛苦，挨打后栖身的旷野就柔软了师陀的内心：“特别是挨了母亲的打，我便逃出去，逃上旷野去，直到黄昏过去，天将入夜，才悄悄回家。”“这时落日给了我不少安慰。”“落日在田野上布遍了和平，我感到说不出的温柔，心里便宁静下来。”[2]无边的旷野接纳了师陀那颗孤独敏感的心，温柔的落日抚慰了那个不安无助的灵魂，因此童年的旷野成了师陀内心永远的栖息地，是他热爱、向往的地方。在后来的写作中，师陀将最温柔的语言尽付与这个避难的港湾，而这个港湾也成为其“乌托邦”精神世界的空间基础。

青年时期，师陀离开故土，从乡村走到都市，先后来到北京和上海。一方面，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动荡，人民流离失所，师陀目睹了不少的乱象，溃乱的现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师陀构想“乌托邦”世界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漂泊于外乡的经历也让师陀企盼着一个心灵的归宿。在北京，师陀和京派作家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师陀常向京派的刊物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季刊》等刊物投稿，和卞之琳、靳以、李健吾等京派作家交往渐多。同时，李健吾、朱光潜等京派批评家分别对师陀的作品进行了正面的评价，进一步明晰了师陀与京派作家在创作方面共有的特质，这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师陀的进一步创作。尽管师陀本人并不愿意将自己纳入任何一个流派，但不论是与京派作家之间的交集，还是作品中显现出的与京派的某些特质的相似之处，都说明师陀与京派之间有着极深的渊源。京派作家大多自称为“乡下人”，师陀也说自己是来自乡下的人，出身背景以及相似的对故土的怀念之情让他们有了更多的交集，诗化小说的追求、对乡土世界自然之景的美好刻画等相似的特质让他们的联系更加紧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师陀与朋友之间书信往来甚密，只可惜相关书信几乎荡然无存，但师陀曾提到过沈从文“对青年后辈，他极热情”[3]，沈从文也曾高度赞扬师陀，认为他的小说是“值得读后再读的书”[4]，而透过“文革”之后沈从文写给师陀的长信，可以看到沈从文对师陀如兄长一般的关怀，“沈从文以自己生命的美丽滋润着师陀的心田”[5]。可以想见，在师陀早期的创作生涯中，这般“生命的美丽”同样也滋润了他那颗漂泊不安的心，让他在批判乡野的愚昧落后时也能看到那片土地的美丽。1936年，师陀离开生活了五年的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这座被现代文明影响最深的都市中，师陀既深刻地认识到乡村的愚昧与衰败，也意识到都市的堕落与腐朽，他既不能认可自己所属的乡土，更无法认可所处的都市，所以心灵的漂泊无依成了一种必然。正是这种漂泊无依的情感体验，促使师陀建构自己的“乌托邦”世界，以期获得暂时的慰藉。而这个世界既以其童年的原野为根基，也以其与京派作家共享的自然与生命的美丽为养料。

此外，在师陀的人生旅程和写作道路上，鲁迅先生给予他极大的影响。师陀自称是“鲁迅迷”，虽从未见过鲁迅先生，却一直热爱着鲁迅先生笔下的文字。从青年时期开始，师陀就酷爱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不论是短篇小说、散文还是杂文，在鲁迅先生的作品全集出版之前，师陀基本上都陆续阅读过，且不止一遍。[6]师陀曾说：“我是个鲁迅先生思想崇拜者，凡是他的著作能买到的我就买，买不到的我就借。”[7]鲁迅先生对民族国家的担忧、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影响着这个满腹忧国忧民情怀的青年人。因此，师陀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向鲁迅靠拢，他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这个社会，用自己的笔来刻画这个社会，像鲁迅先生一样试图拯救这个病态的社会。师陀不仅继承了鲁迅先生的启蒙立场与批判和讽刺的手法，也被先生作品中的“希望”影响着。他在写给鲁迅先生的悼文中感念道：“鲁迅先生却是从沙漠来的，那里没有水源，没有花草，有的只是不易耕植的一片沙碛，他一路种下花木，寻觅甘泉……”[8]师陀同样是以跋涉者的姿态在一路坎坷向前，就是因为始终坚信“甘泉”就在前方。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师陀都处于险恶环境之下，但他挺着铮铮傲骨，在小小的“饿夫墓”中，批判现实中的种种恶象。他纵然处于绝望之中，但心中的“希望”不曾破灭过。

（二）师陀“乌托邦”意识的具体表现

师陀的“乌托邦”意识首先表现在他对“逃避式乌托邦”的建构上。诚然，师陀的作品呈现出一幅幅现实世界的“浮世绘”，但在刻画这些“浮世绘”之时，他发现不论是乡村还是都市都存在着极大的问题，他既无法认同自己所属的现实中的乡土世界，也无法在“毁人炉”一般的都市中找到归属感。无处皈依的心灵自然而然地渴求慰藉之地，而这个慰藉之地正是师陀在对乡土和都市的双重批判中，悄然建立起的“乌托邦”世界。

师陀曾写道：“我不喜欢我的家乡，可是怀念着那广大的原野。”[9]“家乡”指向丑陋的人事，“原野”指向美好的自然。正如前文所言，“原野”是师陀避难的港湾，也成为师陀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同时代批评家孟实（即朱光潜）在评价师陀文章时就指出师陀对家乡、对过去的时光同时有着憎恨和留念两种情绪，憎恨它残留的“封建式的余孽”，但同时又怀念它流淌着的“牧歌风味的幽闲”。[10]尽管家乡的人与事让师陀感到绝望，但美丽的自然、无边的旷野却是师陀的“希望”。正如现代学者梁鸿所说：“在这荒原之上，毕竟还蕴含着作者最初的希望和温柔的怀想，它们时时激起作者活下去的愿望，也使他的空虚最终没有变成绝望。”[11]因此，在沉郁的文字中，总有描写乡野图画的清丽语言；在昏暗的世事里，总有明亮的自然之景。“原野”成了师陀“乌托邦”世界的空间基础，这是他为自己建构的理想世界，也是支撑他始终不曾陷入无边黑暗的光明所在。

师陀在短篇小说集《果园城记》的后记里写道：“我凭着印象写这些小故事，希望汇总起来，让人看见那个黑暗、痛苦、绝望、该被诅咒的社会。又因为它毕竟是中国的土地，毕竟住着许多痛苦但又是极善良的人，我特地请渔夫的儿子和水鬼阿嚏来给它增加点儿生气。”[12]师陀纵然看清了这个黑暗绝望的社会，但内心依然有着对美好人事的相信、期待和渴望。热心的邮差先生、负责的卖油翁、充满生气的渔夫的儿子还有水鬼阿嚏，这些美好的人在果园城的世界里幸福安逸地生活着，让人感觉美好温暖，这与果园城里其他封建、愚昧、落后的人所呈现出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师陀有意识地为这个封闭自足的小城增添生气，而这生气正是来自对美好人事的想象，是他内f/bdgdqURDuIaAe/cb4YqnmTCw01PxDQVNh6um36IRs=心的“乌托邦”精神家园中理想人性的体现。

此外，在长篇小说《结婚》中，师陀特意设计的人物“佩芳”，以及佩芳一家在乡下的生活，其实也是他心中的“乌托邦”世界的映射。师陀在谈及创造“佩芳”这一角色时说道：“她必须是个艰苦朴素的人，必须是个具备高尚精神的人，必须是个能同情他、对他温柔体贴的人，否则他是不会为着娶她甘心借高利贷去做投机生意的。”[13]可见，“佩芳”这一人物本身就是美好的、理想化的，也可以说是《结婚》中唯一的正面人物，甚至“佩芳”这个名字，也是师陀早期的笔名。师陀用极其温馨自然的语言描述佩芳一家在乡下的生活，表现出他们精神上的满足与幸福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这是传统道德文化的代表。而胡去恶在上海这个大染缸里曾挣扎着向“佩芳”所代表的美好和理想靠拢，其实也蕴含着师陀对和谐乡村生活的向往。然而，在都市欲望的撕扯下，这个向往变得不堪一击，其实也揭示出“佩芳”的生活只能存在于理想中，存在于想象中的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世界里。

师陀的“乌托邦”世界的空间基础来源于自然的乡土世界，与现代社会完全割裂开来；对美好人性、生活的想象也是质朴的，与乡土大地紧密相连。但是，师陀的“乌托邦”情怀又并不仅仅体现在他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刻画，还表现在他XEfbrITVV92Fs5eGt0j0WwjZxuTGJ64joCHwhblLCnw=同鲁迅一般，在批判现实世界的同时又依然怀揣着“希望”。在师陀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其对“希望”的坚守：“然而这些都不算什么，因为人是还要活下去，且在走着路。”[14]“希望的芽，即令受了摧挫，依然执拗地幻想着，一直把幻想构成确凿的事实——在心里，一任其长上去的。”[15]“后来我就把这个八尺楼改成‘饿夫墓’。饿夫墓是孙登的墓……他生在魏晋之间，逢乱世，所以他期待着和平。我住在饿夫墓里，也期待着和平，期待中国胜利。”[16]师陀坚守着与鲁迅先生一样的“希望”，始终不曾让黑暗和绝望吞噬自己，始终站在黑夜里等待黎明。在短篇小说《一片土》中，师陀写道：“他需要的是一只心灵的暖床，一片空中弥漫着蜜味的安宁土。于是，他佩上小小行囊，提了行杖，装扮成一个老于行脚的人，叼着出号大的烟袋——以备在寂寞的荒原上燃起青烟——独自上路去了。”[17]师陀始终在追寻“安宁土”的路上，又因为求而不得而陷入生存的焦虑中，但他依然在追寻，在选择，依然心存希望。前途渺茫不定，义无反顾的跋涉姿态正是师陀心存希望的表现，而这“希望”从根本上来自他对“安宁土”的相信和渴望，也是其“乌托邦”情怀的核心体现。

二、师陀对“乌托邦”精神家园的建构

师陀的“乌托邦”情怀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他在作品中所塑造出的“逃避式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师陀的精神栖息地，也容易被人忽略。以师陀的“乌托邦”情怀为切入点去分析他的作品时，这个存在感并不那么强烈的“乌托邦”精神家园才能够被发现并轮廓清晰起来。师陀构筑的“乌托邦”精神家园一方面以乡土世界为空间布景，刻画出一幅幅美丽的自然之景；另一方面构建出平和美好的人文社会，展示了理想的生活状态。

（一）乌托邦的空间布景：生机盎然的乡土世界

1.精神还乡——想象中的“桃花源”

师陀的许多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精神还乡”。“或是说我们跟阿嚏一样，我们也同样想看看我们的故土。”[18]自离开故土，师陀几乎一生都在外漂泊，从北京到上海，都市的喧嚣和复杂让师陀倍感压抑，这位离乡游子与城市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他不可避免地怀念起故乡，并以还乡为模式创作了许多作品，以求寻找心灵的慰藉。这个慰藉，自然不是乡土世界的人和事，而是那片自童年起就温暖了师陀内心的“原野”。在精神还乡的过程中，师陀的情感被一分为二：一方面，他“看”到了乡土世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对那个封建、落后、愚昧的地方感到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他“看”到了乡土世界里美好的自然生态，并在其中放松徜徉，寻求心灵的真正归宿。

《果园城记》是师陀以还乡模式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也是师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集将师陀想象中的美丽乡土世界的自然之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与描写人事的悲沉语调不同，师陀不吝以最生动活泼的笔调描写果园城自然生态的方方面面。果园城城如其名，有像云和湖一样展开的果园，清甜的香气、耀眼的色彩装饰着这座小城：“假使你恰好在秋天来到这座城里，你很远很远就闻到那种香气，葡萄酒的香气。累累的果实映了肥厚的绿油油的叶子，耀眼得像无数小小的粉脸，向阳的一部分看起来比搽了胭脂还要娇艳。”[19]果园城里的动植物生机勃勃，阳光带给人无限的温暖，洗去熏染着人们肺腑的尘念：“羞涩的辣蓼草侧着头在偷偷看我；空中弥漫着收割过的谷田里的香气，干草的香气；阳光抚摩着我的肩膀，把我照得浑身发懒。”[20] “郊野上好风光，天色澄蓝，阳光充沛地照耀着新犁起的田地、树林和大路，仿佛向人报告好运。而鸟儿在柳树上鸣唱着……”[21]斑斓耀眼的色彩，馥郁迷人的果香，金灿灿的阳光温柔地照耀着果园城的一草一木，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甚至是一条河流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里的空气是清新温柔的，露珠也是闪闪发光的，一个安宁祥和、温暖美好的“桃花源”跃然纸上。当暂时远离那些丑恶的人与事时，文中的“我”不止一次在这样美丽的景色面前感到满足、放松和喜悦，师陀也正是在这样的自然之景里暂得心灵的慰藉，通过“精神还乡”平和精神、松弛紧张压抑的内心。

在《果园城记》之前，《宝库》《寒食节》《摆》《巨人》《落日光》等短篇小说就已经设置了以还乡为主要线索的行文模式。《宝库》里返乡的杜振标，怀着对家乡的思念、带着满腔的热情重返故土，但回到故土后却发现没人给他的土地耕种，在寻求帮助时反而遭到别人的嘲笑，他既无助又愤懑，但这片辽阔无垠的土地依然是他的精神栖息地：“干燥的风从旷野上吹来麦的香气。黄鹂在远处歌唱。斑鸠在上面叹息。画眉则在树枝间飞来飞去地追逐……现在他觉得各样都很美好：麦香，树林，阳光，斑鸠的叫声……心里是说不出的满意。”[22]这片土地抚慰了杜振标的心灵，让他短暂地远离带给人痛苦的世事，收获了幸福和满足。《寒食节》里的三少、《摆》里的“我”、《巨人》里的巨人、《落日光》中的“他”都经历了出走又回归故土的过程，他们无不因为故土的人与事感到痛苦与烦闷，却又在自然田园中得到短暂的安慰。这些人物的还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师陀在精神上的还乡——他重新回到那片带给他慰藉的原野，在描绘浮世乱象之余，享受这个美好的自然天地。

2.“在路上”——纯粹的田园空间

当与丑恶的人事联系到一起时，师陀笔下的自然田园就会变得可怖起来——萧瑟、荒芜、了无生气；但一旦远离这些丑恶的人事，师陀笔下纯粹的自然田园就是一个理想中的美丽世界。因此，师陀笔下的田园空间多呈现出“在路nHw6ggtu9qbU505LIouI16wq/F8g/e8tygB9+ERLauY=上”之感，即游离于人群之外，从过客的角度描写田野山间，不牵扯其他的人与事。这些美丽的自然田园之景静静地映照在行路人的眼中，给人以无限的快慰和暖意。

在散文《乡路》中，“我”坐在牛车上畅快地前行，驰骋在嫩绿的原野之上，入目是明丽的田园乡土之景：“白杨，翠柳，村落，丰饶的原，向后滑行。绿的，绿的，绿的浩瀚的海……”大自然赋予万物缤纷的色彩和勃勃的生机：“抖的一闪，是火一般的桃，烟雾似的棠梨，鹅黄的菜田，……滑行着……”家禽被驰骋的牛车惊动，机灵地远离道路：“鸡娴雅地叫，从路中吃惊地隐进麦田。猪仔摆弄着耳朵，蹒跚地走向池塘……”[23]一片恬静祥和、温情美丽的田野乡间景象通过“我”的眼睛展现出来，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来并流连忘返。在散文《轿车》中，“我”坐在骡车上去看太行山，路途中乡村山野的美景尽收眼底：“远山隐迷在雾里，附近小岭同矮岗在雨脚下起伏；道旁，麦田上凝着水珠，像缀满了蚌珠的仙衣；村落霡朦，绿柳含烟……”[24]雨雾迷蒙，远山如黛，大片大片的麦田上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道旁的柳树在雨雾的滋润下绿得柔和可爱，乡村山野好似仙境一般，这般清丽的色彩与俗世的昏暗截然不同。在散文《过岭》中，“我”在路途之中，深深沉醉于夕阳下的动人景色：“晚霞发出彩绢的光，一缕一缕斜横在头顶。”“一颗星像水银珠，在西南方光亮得灼灼闪耀。”[25]在散文《行脚人》中，“那汉子”在行路中也遇见了无数的美景：“清冽的溪水在涓涓泻流，碰着石块，激起明亮的水花。”“晚空弥漫着落日的余光，烂霞如火似烟，织遍了天空，与静静的溪水相辉耀。”[26]师陀的作品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景物描写，无不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看似平凡的景物，在作者的笔下熠熠生辉，带给人难以言表的感动和震撼。如若不是怀揣着对自然的无限热爱和向往，断然无法写出此间的诗情画意。

此外，《过岭记》《一片土》《谷之夜》等小说中都不乏对纯粹田园空间的描写和刻画。师陀笔下的景物散发着柔和可爱的气息，仿若善解人意一般，带给行路之人欣喜和温暖，流露出作者对田园乡野的热爱和向往。师陀虽然热爱着乡野的美丽自然，却一面憎恨着乡土的丑陋人事，一面又无法离开都市，进退维谷之间，他只能通过文字来描绘自己所向往的世界。阳光、晚霞、溪流、果树、菜田、鸡犬……师陀带着满腔柔情将这些景象绘成想象中向往的乡土世界。抛开现实的人事，远离喧嚣的都市，这一幅幅纯粹的自然之景，共同拼接构建出师陀的“乌托邦”精神世界。

（二）乌托邦的人文社会：平和美好的简单生活

1.童年“乐园”——往昔回忆

“我想不出对于我们长年作客的人还有什么地方比我们童年朝夕游息之处更加亲切。”[27]师陀的许多散文都和他的童年有关，他时刻牵挂着故土、怀念着童年。纵然无法忘怀童年时遭受的苦难，师陀却依然忍不住将其中带给他温暖和快乐的人事记述下来，以少有的温情笔调造就一片天地，从而安抚漂泊在外的游子的灵魂。

在散文《失乐园》中，师陀用温情的笔调回忆了自己童年的乐园：“每当秋后，场上已收拾得干干净净，月亮照着光光坦坦的场面，晚饭后就热闹起来了。这是孩子们的乐园。”[28]在师陀的笔下，幼时的他和一大群孩子在这个禾场上玩得快活而尽兴，笑闹声充满了整个乐园。师陀的笔调里充满了怀念，甚至多年后因为一些变故回到家乡，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禾场上的乐园。后来因为年岁渐长，读书进学，他慢慢地远离、失去这个乐园，但“对乐园却依然是向往着的”[29]，这个童年的乐园逐渐变成师陀心里的乐园。当师陀再次回到这个曾经的乐园时，却发现现在的孩子们在社会现实的压迫下不再拥有童真，反而变得像一个大人，“他们被残害去天真，被轧去一切快乐，被逼着不得不负担起成年人的任务，不得不负担起成年人的忧愁”[30]。所以，不仅仅是成年的师陀失去了这个乐园，现实世界也彻底地失去了这个乐园。对比师陀对现实世界的描写可见，他所向往的乐园实则为乐园里平和美好的氛围，以及没有被丑陋的世事所沾染的孩童般的纯粹、天真和无瑕。

在散文《同窗》中，师陀也同样用满怀柔情的文字描述童年时期的快乐：“大家笑着，嚷着，一溜烟跑出去了，像出了笼的鸽子似的飞到外面去了。”“到了仲秋节，先生和同学都回到家里去了，后园里再也没有人走进来，这时候我们便爬到枣树上……空中充满了秋天特有的香气，天空是蓝的，高的，耀眼的，阳光温暖地照着阒无一人的院落，一点儿声音都听不见，于是我们冒了危险摘下最后一颗剩在枝上的枣，在许多年后我们回想起来我们的嘴里似乎还留着一种余味。”[31]这样的温暖和快乐随着吃进嘴里的枣子一起留在了师陀的记忆里，令他多年后仍会一遍遍地回味，字句间淡淡的温情将他对纯粹快乐的童年的怀念表现得淋漓尽致。

师陀在很多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刻画了童年时期的幸福，那是没有直面严酷生活重压的单纯的美好。这些柔软的文字中流露出师陀对美好童年时光和简单人事的怀念之情，以及对平和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2.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美好想象

师陀在许多作品中都描绘了自己心之向往的美好生活：人与自然是和谐交融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和谐友善的。人们在没有被破坏的自然生态里诗意地栖居着，这是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般怡然自得的生活。

在短篇小说《牧歌》中，师陀描绘了田园乡村生活的恬淡宁静：“他们有青青的山岭，静静的溪柳，明朗的天，淡白的云。他们呼吸着芬芳的空气；按祖先的老法子管理牛羊；小葡萄园植种在沙丘上。自由自便过活，真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32]这里的人善良淳朴，他们在这片山野里顺应天时地利，在没被外界的丑恶打扰之前，过的是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活。在这里，爱情也是甜蜜的：印迦和雷辛这对有情人在美丽的山野间相会，他们的世界是“明朗的，流着恬静、和悦、温爱、蜜一般的芬芳”[33]。这和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废名笔下的竹林世界何其相似，人性的美好和自然的美丽交织在一起，共同谱写出一曲动人的田园牧歌。师陀用最明丽、最温柔的文字刻画这个“乌托邦”世界，这也正是他向往的美好生活。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牧歌》中的田园牧歌世界最终被外界毁灭，也印证了师陀想象中的美丽世界的遥不可及。

在长篇小说《结婚》中，师陀这样描绘“佩芳”一家在乡下的生活：“从你尽量刻画的字句间，我想见你们老宅前面的大树，屋后的荒原。你说你们的生活虽是穷苦，过得却井井有条。每天你首先起身，用冷水洗过脸，拢拢头发，赶紧上设在大庙里的学堂去。那个以自力创办小学的老校长，你父亲的学生，因为你在大学念过书，也特别对你敬重。你弟弟顶无聊，起来得顶晚，他帮你父亲把杂货铺的牌门打开，将香烟、肥皂、毛巾整理好，然后坐下去读你父亲上天下午给他讲的古文；你父亲戴上老花眼镜，就在你弟弟对面，开始极吃力地读电机学或植物学；而在里边，你母亲则烧饭扫地，一切琐碎杂事归她负责。你们把屋后的荒园改成菜园……园子里只听见你们一家快活的喊声、嚷声、笑声，原来你和弟弟到后面小河里抬水，因为不小心，水溅了你一脚，再不然就是他拿知了或小虫把你吓一大跳。接着你们累了，该休息了，你坐在树底下看莎士比亚，鸽子便安闲地落在你前面不远的地上……你活画出一幅乡下和平空气的图画。”[34]这是极普通、极琐碎的日常生活，可在师陀的描述中显得格外温馨动人。父亲、母亲、佩芳和弟弟，再普通不过的一家人在乡下过着平和朴素的生活，在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与幸福，这和深陷都市欲望漩涡的胡去恶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是并不富足的生活，胡去恶却过得一塌糊涂，最后走向毁灭，而佩芳一家的生活却显然是美好温馨的。师陀描写佩芳一家生活，絮絮叨叨的语言里是脉脉的温情，这幅平和安宁的乡下图景，是胡去恶舍不得抛弃都市繁华但内心向往的，也是师陀为他心中的理想生活所绘就的。

《果园城记》中果园城里渔夫的儿子、水鬼阿嚏、可爱的邮差先生和卖油翁，《铁匠》中的铁匠，《巨人》中的巨人等人物为师陀的理想世界增添了无限生气，他们都是美好人性的化身，于山野田园间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如此平和安宁的状态是师陀内心的“乌托邦”社会的人文精神所在。

三、师陀“乌托邦”情怀的背后

（一）“乡土情结”——漂泊心灵的短暂慰藉

不论是在精神还乡的过程中对自然之景的美好书写，还是在回忆往昔中对童年时光的生动刻画，或是对美好人事的想象，其实都是漂泊在外的师陀通过对童年、故土的描绘给予心灵的短暂慰藉。在师陀看来，对于常年做客的人而言，童年朝夕游息之地是最为亲切的。因此他总是不可避免地回忆起往昔的美好时光，那是他最珍贵、最美好的回忆。这个向后看的“逃避式乌托邦”，其实正是处于黑暗和绝望中的人修建给自己的“桃花源”。虽然师陀建立的“乌托邦”世界远不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以及废名的竹林、黄梅故乡一般完整而宏大，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建构这个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慰藉漂泊无依的心灵。远离乡土却又无法融入都市的游子们在自己的心里筑了一座故乡小城，城外是让人触目惊心的恶象，城内是让人能够暂时喘息的美好家园。

这种“乌托邦”情怀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乡土情结”，也是20世纪出走乡村的知识分子们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结。因为长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经历以及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外的游子不可避免地想要寻求归宿。当这种归属感无法从外界获取时，他们便从精神上回归往昔的乡土世界，代替外界来给予自己归属感。事实上，也许并不那么美好的乡村，在现代都市文明的衬托下，在作者迁徙无依的生活中，被有意识地加工成漂泊者用以栖息的精神圣地。“知识者的‘乡土’通常出于精神制作，它本是不可还原、不可向经验世界求证的。”[35]赵园对“乡土情结”的这一认识可谓是鞭辟入里。受“乡土情结”影响的作家们往往将乡土世界描绘得纯洁而宁静，比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那座“希腊小庙”就是沈从文对故乡的浪漫想象和抒情刻画。师陀虽然憎恶乡土世界里丑恶的人事，也看清了其中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但依然怀念着童年和原野，依然愿意用美好的文字来记述它们。

但师陀与沈从文又是截然不同的。沈从文的乡土情结让他沉醉于自己建构的“希腊小庙”，而师陀的乡土情结仅是带给他短暂的慰藉。师陀清醒地认识到这个被构造出来的“乌托邦”乡土世界的虚幻：“我们的前辈说往事如烟，这是一个恰当的比喻。我说恰当，并不是因为它像烟样的从人间消灭，而是说往事的颜色有点儿像烟的颜色，使看见的我们向往，同时又感到茫然的空虚。”[36]师陀在这个向往的世界里短暂地得到慰藉，让他不至于在无边的陌生和黑暗中陷入绝望，然后又重新提笔上路，认真地绘出一幅幅“浮世绘”。这样的“乌托邦”情怀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它安抚着作者的灵魂，鼓励着作者前进，使作者在现实世界中能够得到慰藉。

（二）从批判和反思出发——双重批判眼光

师陀的作品中描摹的不只是他的“乌托邦”世界，更多的则是着眼于现实的“浮世绘”。与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着重建构“希腊小庙”不同，在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苦难面前，师陀没有选择逃避或是无视，而是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有着对底层人民的同情，有着对美好社会的渴求和希望，因此他选择正视现实，将浮世种种乱象写进文章里。在师陀的笔下，现实中的乡土世界是封建落后、冰冷麻木的，果园城的时空是静止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因循守旧，这里有被封建思想荼毒的女性、作恶多端的乡绅地主、困顿于生活的失意人，但这里的人没有改变的欲望或勇气，他们的世界是荒芜而丑陋的；而都市世界则充斥着金钱和欲望，是堕落而腐朽的，《结婚》《上海手札》里描绘的上海完全是被名利、欲望主导的城市，这里秩序混乱、人性堕落，这个“大染缸”迷失人的本心，过度地放大人的欲望，遗祸无穷。师陀的“乌托邦”情怀正是以批判和反思为出发点，批判和反思现实世界与构想“乌托邦”世界互为表里，相互促进。

一方面，批判和反思的思想促使师陀构建自己的“乌托邦”世界。正是乡村和都市存在的种种问题，才激发了师陀对现实世界的审美超越，他构造的“乌托邦”世界是脱离现实中的乡村和都市的理想世界；而他的“乌托邦”情怀也促使他进一步批判和反思，以求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让梦想中的“乌托邦”变为现实。

另一方面，师陀建构出的“乌托邦”世界是他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有力武器。首先，想象中的美好世界和现实的恶象形成鲜明对比，让人更加叹惋于现实的不堪，进而反思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在《果园城记》中，师陀有意识地为果园城添上的生气与其他在果园城中麻木绝望的人对比鲜明，让人更加清晰地感知到果园城中的人是如何被封闭在这座小城里，囚禁在数千年的压迫和封建思想里。其次，师陀的作品中不止一次描写了美好世界被丑恶打扰，以至于彻底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这正是他对现实的有力批判和反思。在短篇小说《牧歌》中，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被“城主”打破，阶级压迫毁灭了这个原本美好的“桃花源”，牧歌变成挽歌，让人感到无比压抑。最后，师陀笔下的人物追求理想生活的失败，进一步增强了批判和反思的力度。《结婚》中的胡去恶最初确实是努力向代表着善与美、代表着传统道德文化的“佩芳”靠拢的，但在都市“大染缸”的浸润中，他彻底迷失在欲望的漩涡里，与最初所求相去甚远。诸如此类的求而不得，不得不让人正视现代都市文明存在的繁杂问题，思考都市社会对人的异化，进而叩问自己的灵魂是否依然保持最初的纯粹。师陀筑造了理想的“乌托邦”世界，让人看到乡土世界的和谐美好，但又通过对黑暗的现实世界的描述，让人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这样清晰的对比，更加赤裸裸地揭露出现实世界的残酷黑暗。

在城市和乡村的碰撞中，师陀从城—乡两个角度出发，批判现实、关怀民众、反思文化。作为一位有品格、有担当的作家，如此激烈的批判和讽刺正是因为他的心里仍抱有希望——希望一切都会越来越美好，希望梦想的“乌托邦”终有一日能够成为现实。

（三）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思考与坚守的“希望”

师陀不止一次表达他对庄子的热爱，在《我的风格》《我如何从事写作》等多篇杂文、随记里，都提到了庄子对自己写作风格的影响。诚然，师陀创作的直率质朴、诗化的散文和小说，和庄子的写作风格有着相似之处，但庄子对师陀的影响不仅仅在风格上，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师陀影响颇深。在师陀的构想中，自然的生态环境和纯粹和善的人是支撑理想世界的两个根本要素，而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则是这个理想世界的具体形态。

人与自然和谐交融，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生存智慧。而在现实的世界中，乡村日趋凋敝，极目满是荒芜的土地，“火车”将无数的人带离乡土，留下的人则在因循守旧的封建生活里一步步走向死亡；都市里倒是人山人海，却拥挤而喧嚣，人们在这里忙着追逐利益、满足欲望，生存空间完全有悖于自然生态，“这省会，据说是住着25万人的城。这里盖了一座纪念馆，人家正在参观，它倒下来了。这里凿了一条运河，凿了10年，总不见流水。此外最著名的是整日整年吹着的风沙，人到这里，就像走进了沙漠，连一棵像样点儿的草和树都看不到”[37]。正是在对城乡的双重失望、双重批判下，师陀将自己理想中的自然生态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描绘了出来——自然环境优美，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师陀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思考，也警示世人关注现实中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失衡关系。

在对城乡的双重失望和否定下，在国家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局中，如何建设理想家园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们面对的同一难题，师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痛苦其实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上共同的困扰。乡土的封建落后、都市的腐朽堕落，让本就面对着国仇家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万千知识分子陷入看不到出路的困境之中，但他们没有停止过追寻光明的脚步，依然在努力构想新中国的未来并为之奋斗。“人是还要活下去，且在走着路。”师陀作为万千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始终以跋涉者的姿态讲述故事、寻找出路、构建理想。乱世之中，他在小小的“饿夫墓”里以笔为武器，以坚决的姿态期待着和平，等待着光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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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师陀.阿嚏[M]//果园城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59，54.

[19]师陀.果园城[M]//果园城记.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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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师陀.宝库[M]//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1.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349.

[23]师陀.乡路[M]//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58.

[24]师陀.轿车[M]//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60.

[25]师陀.过岭[M]//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66.

[26]师陀.行脚人[M]//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09.

[27][31]师陀.同窗[M]//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58，160-161.

[28][29][30]师陀.失乐园[M]//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39，40，40-41.

[32][33]师陀.牧歌[M]//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1.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225，230.

[34]师陀.结婚[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4.

[35]赵园.地之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5.

[36]师陀.铁匠[M]//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130.

[37]师陀.父与子[M]//刘增杰，编校.师陀全集1.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299.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