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56.2 文献标识码：A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苏州太仓人。生而美姿观，风采玉立。酷嗜宴乐雅集，日饮五六斗不醉。诗文著名于世，后七子之首，“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病亟时，刘凤往视，见其手《苏子瞻集》，讽玩不置也”（《明史》卷二百八十七）。主盟文坛，天下文士翕然以为斯文所在，王世贞代表了晚明江南文化的重要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曾搜集王世贞诗文书画和相关藏品，举办专题年度特展“写尽繁华——晚明文化人王世贞与他的志业”，并出版同名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2022），既充分肯定了王世贞的文艺成就，又重视他的影响力，甚至有“文艺制霸者”之称。就书画著述和文献整理方面，他的成果主要有《王氏书苑》《王氏画苑》各十卷、《古今法书苑》七十六卷，又有《弇州四部稿》所收的“书画墨刻杂文跋”共二十二卷、《艺苑卮言》十二卷（各种单行本的内容多寡不等）。我们关注的“书画苑”，始于王世贞万历三年至万历四年（1575—1576）官郧阳（今为湖北十堰郧阳区）期间，辑刻书苑画苑各若干种，没有最终完成。万历十八年至万历十九年（1590—1591）金陵翻刻本始冠以“王氏书苑”“王氏画苑”的丛书总名，并各附詹景凤《补益》，流行甚广。郧阳初刻画苑各零本，以“嘉靖本”的名义，被学界关注已久，而郧阳初刻书苑各零本则未闻有所关注。

一、王世贞镇抚郧阳期间整理书画文献

（一）万历三年至万历四年（1575—1576）

王世贞抚治郧阳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贞传》：“万历二年九月，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记录甚略。周颖《王世贞年谱长编》：万历二年（1574）“九月，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十二月二十九日抵襄阳”，万历三年（1575）“正月初一日，在襄阳”，有诗《乙亥元日独坐试笔，时余五十矣》“将登服政心犹懒”云云。“正月十五日夜，入郧阳，十六日，辟戟，延见吏民，料理公务。”万历四年（1576）九月，“为吏部纠以‘荐举过涉滥’，夺俸”，十月，“令回籍听用”，王世贞“遂离郧阳任，归里”。[1]

王世贞于万历二年（1574）擢升“督抚郧阳”，当年并没有抵达任所。抵达郧阳的具体时间是万历三年（1575）“正月十五日夜”。王世贞在郧阳的时间，实际上是万历三年（1575）整年和万历四年（1576）的前九个月，前后只有一年零九个月。这一年，他恰好五十岁。王世贞执政伊始，勤于政事，刻意振刷，后忤张居正，渐趋颓唐敷衍，遂有志于编纂整理书画文献。

王世贞镇抚期间颇重文教，尤重书籍的搜集与刊刻。清同治九年（1870）重修本《郧阳志》官师卷五之三宦迹：王世贞“辟清美堂，出帑金构书数百卷置郧”[2]。万历四年（1576）八月，湖广乡试毕，“而郧阳科举不兴，盖以其地僻陋而书籍匮乏故也。诸生除经籍数种外，余书罕睹。世贞着意劝兴文教，遂于是年遣使至南北各地，以赎锾购书，得‘十三经’、‘二十一史春秋’，以至盛明诸文章计三千余卷，而典故比详之书亦在内。印识其首尾，分置各郡以藏之，以供士子借阅。又精选‘四书’之文，付之梓，示诸书生”[3]。“清美堂”相当于郧阳公立图书馆，“付之梓”则为府学刊刻书籍，同时也发挥了“郧阳饶梓，武昌饶刻工”（《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八十二书牍《程巢父》）的产业优势。这些都是地方政府财政（“帑金”“赎锾”）助力文化事业的业绩。

郧阳公务闲暇，王世贞编刻诗文集并付梓刊刻。万历三年（1575），“时在郧阳，地僻政简，日寂寂无事，起居如一僧人，渐有脱世之念想。得暇编校己集，分赋诗文说四部，计一百七十余卷，将百三十万言”。至万历四年（1576）六月，王世懋来访，持《弇州山人四部稿》百八十卷而去，知此时诗文稿已刊刻完成。

与此同时，他又热心书画。万历三年（1575）

乙亥秋，山镇无事，不胜莼鲈之感，撰《九友斋十歌》，其序曰：“斋何以名九友也？曰山，曰水，斋以外物也。曰古法书，曰古石刻，曰古法籍，曰古名画，曰二藏经，曰古杯勺，并余诗文而七，则皆斋以内物也。是九物者，其八与余周旋，而一余所撰著，故曰九友也。”书斋内有石刻，有法书，有名画，更有藏书，又立意著述，是知王世贞在郧阳整理书画著作早有筹划，并非临时起意，唯山镇无事，得以从容编纂。

时已编成“书苑”“画苑”古雅罕见者各十余种，分刻之襄、南二郡。《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四《重刻古画苑选小序》记：“余镇郧时，尝欲荟蕞书画二家言，各勒成一书。《书苑》已就，多至八十余卷，欲梓之，而物力与时俱不继，其《画苑》尚未成。乃稍裒其古雅鲜行世者各十余种，分刻之襄、南二郡。郡地僻，不能传之上都，又会闻襄本已荡于江。友人王光禄孟起有志慕古，余搜箧中，仅得“画苑”，授之，俾翻梓以传。光禄请余题首。余尝谓书固小技，然纪言纪事要必托之以传。若画，最为无所系者，譬则天地间之佳木丽卉而已。”（明刻本20—21页，又收入《王氏画苑》卷首） ^[4]

王世贞先在书画两类论著中，分别挑选了十余种（“各十余种”），在襄阳郡（今湖北襄阳）和南郡（今湖北荆州）两地分别组织刊刻（“分刻之襄、南二郡”），也由此导致郧阳初刻书画苑零本的雕印面貌有细微的差异。王世贞有志于书画，刊书之举难免掺杂私意，幸好，私意不碍公事，勉强可以说是“帑金兴教”的一部分。唯王世贞赎锾兴教于八月，离郧归里于十月，前后仅两个月。他离开郧阳时，“书画苑”的雕印工作很可能尚未完竣。王世贞的继任者镇抚徐学谟[5]，与他同是太仓人，“同举于乡，最称莫逆”“四十余年兄弟之好”[6]，徐学谟大概也是心照不宣地成全了王世贞的夙愿，“书画苑”才幸好没有半途而废。后来，木质书版又不幸为洪水漂没（洪水发生在王世贞离任之后，我们尚未从《郧阳志》等方志中发现洪水的相关记录），所以，刷印纸本书的数量不多，存世传本极稀。王世贞后来回忆此事，反复说“闻且散佚不存”者、“闻襄本已荡于江”者、“板为洪水漂去”者、遗憾“不能传之上都”者，都是恍惚疑惑之词，是王世贞因事离开郧阳，刻书并没有完成，后来的各种变故不是他的亲历。离任时已刻成的成书有限，王世贞自己手中的存书不多。离任时未完成的，他只能购买，即使购买也不能得其全部，这也反证了王世贞去郧之时“书画苑”尚在雕刻之中，没有最终完成。

虽然可以明确“书苑”“画苑”辑刻于郧阳任上，但具体时日不详。考虑到王世贞镇抚郧阳，先期锐意政务，后期敷衍，他辑刻书画典型主要是在后期，而且也没有最终完成，因此，王贞世荟蕞书画二家言，大概率是在万历四年（1576）。

“书苑”“画苑”这两部书的主体部分，见于金陵翻本。在王世贞离开郧阳十多年后，万历十八年（1590），王元贞于金陵家塾翻刻《画苑》，十卷，总题为“王氏画苑”（扉页和书口上端有“王氏画苑”四字）。万历十九年（1591），翻刻《书苑》，十卷，总题为“王氏书苑”。两书各有詹景凤《画苑补益》《书苑补益》各若干卷。民国十一年（1922）泰东图书局据明本四部书合刊而成《王氏书画苑》。

《王氏画苑》末题“万历庚寅岁夏五日王氏淮南书院重刊”，而王世贞在半年前的万历十八年（1590）十一月二十七日离世，他没有亲见翻刻本的最终完成。郧阳与金陵的先后两次刻书，王世贞都没有亲眼完竣，不能不引为憾事。

（二）荟蕞书画二家言：类书与丛书的混乱和辨析

王世贞荟蕞书画二家言的详细情况，主要见于他撰写的六篇序跋。金陵翻本《王氏画苑》卷首王世贞撰《重刻古画苑选小序》《古今名画苑序》两序[7]，前序“裒其古雅鲜行世者各十余种”，即“郧阳初刻本书画苑”，也是这次金陵翻本“王氏书画苑”的底本来源。金陵翻本《王氏书苑》卷首王世贞《古法书苑小序》《古今法书苑序》两序[8]，前序云：“余所梓书画二家，皆自六季以后五季以前语，置之襄南郡斋，闻且散佚不存。余购仅得画家数家，以授光禄王君孟起重梓，行之矣。后又购得书家数卷，光禄君复请梓”。后序，又收入王乾昌刻七十六卷本《古今法书苑》，改题为《古今法书苑初序》。[9]王世贞“晚年欲行”，又撰写了“夫书法之源流自庖牺氏”云云的一篇《古今法书苑小引》[10]，冠于卷首，故而改称为“初序”。卷末有自署天弢居士《古今法书苑后跋》。[11]

以上各书共保存了六篇序跋。我们注意到，从王世贞各序提到的篇名看，尽管字面雷同，依旧可厘为类书和丛书两个系列：

类书序跋四种

[书]古今法书苑序（初序）

[书]古今法书苑小引

[书]天弢居士古今法书苑后跋

[画]古今名画苑序

丛书序两种

[书]古法书苑小序

[画]重刻古画苑选小序

丛书系列中“古画苑选”“古法书苑”（古法书苑选？），即金陵翻本“王氏书画苑”的底本。清人沈初著录的刊本“《古法书苑》三册、《古画苑》三册”，也许就是郧阳初刻本书画苑的残帙。[12]类书系列中，“古今名画苑”“古今法书苑”，是丛纂性质，意在分门别类地整理文献片断，因此属于类书的一种。今传《古今法书苑》七十六卷（上海图书馆藏明王乾昌刻本[GJ2301187]，参考日本早稻田大学藏钞本）卷首有《古今法书苑小引》《古今法书苑初序》（后者即金陵翻本《王氏书苑》第二序，这里改称“初序”）。推想，王世贞原先也有一部丛纂性质的类书《古今名画苑》若干卷。

作为丛书性质、意在保存各家著述原貌的“古画苑选”“古法书苑”，虽不甚明了，但是，金陵翻本《王氏画苑》表明当初至少有十六种，而被称为“明翻宋本”的画苑零本至少有十八种。这些情况说明，王世贞镇抚郧阳期间确实有书画丛书的辑刻之事。既有“画苑”，也有“书苑”，这是两部丛书，当时很可能只是多种零本，类似于类书，却没有完善的丛书体例。为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郧阳初刻书画苑零本”。总结如下：

类书两种

[书]“古今法书苑”，明刊本七十六卷

[画]“古今名画苑”，未成而罢

丛书两种（郧阳初刻书画苑零本）

[书]“古法书苑”，仅见六种

[画]“古画苑选”，已知十八种

厘清王世贞抚郧期间的“书画丛书”与“书画丛纂”的关系，再理解王世贞序，就会更顺畅一些。王世贞五篇自叙，约有以下数事。

第一事，王世贞首先立意编纂《古今名画苑》《古今法书苑》二部类书。自叙镇郧期间“尝欲荟蕞书画二家言，各勒成一书。《书苑》已就，多至八十余卷，欲梓之，而物力与时俱进不继”，又自叙“余所纂《画苑》未成而罢。《书苑》几九十卷凡三十万言，度无能为行者，镭之箧笥中”云云，所说的都是丛纂之作。仅成“八十余卷”或“几九十卷”的《书苑》，也就是今传《古今法书苑》的祖本。当时，《古今法书苑》稿成而未刊，后来由王乾昌修订并刻成《古今法书苑》七十六卷，半页十行二十字，全书二千三百余页，逾九十万字。卷首《古今法书苑小引》自谓“搜谢氏之碎金于丽砂的砾，索琅琊之群玉于玄圃峥嵘”（王乾昌万历刻本小引第6页），正是丛纂性质。自谓“略仿法书例”的《古今名画苑》，唯仅存“古今名画苑序”一序而已，我们既未见书，也未见著录，推想他自称“所纂《画苑》未成而罢”，是说预想的《古今名画苑》并没有最终成稿。

第二事，纂辑类书未成，因改意辑刻丛书，辑刻书画苑两部丛书各若干卷，仍然没有最终完成。为了弥补无力刊行《古今法书苑》的遗憾，“乃稍裒其古雅鲜行世者各十余种，分刻之襄、南二郡”，在襄、南二郡刊刻的是丛书，姑且名之曰“郧阳初刻本书苑”“郧阳初刻本画苑”，或合称为“郧阳初刻本书画苑”。虽曰丛书，今存郧阳画苑零本却没有发现冠以丛书总名的痕迹。王世贞序文自称“书画二家”，可以约略理解为“书法论著系列”“画家论著系列”，又感慨“今所刻虽不能三十之一”云云，是说刻书只是他搜集书画文献全部总数的三十之一，大概是刻书不完的感叹之辞。现有书画苑初刻零本，粗略统计，约三十万字，确实远远不及《古今法书苑》逾九十万字的规模，无怪乎他放弃类书改而从事辑刻丛书。

前两事发生于郧阳。类纂之作《古今法书苑》稿成而未刊，体例相同的《古今名画苑》未成稿。郧阳所刻“郧阳初刻书画苑”是丛书性质，是后来金陵刻本“王氏书画苑”的底本。

第三事，万历十八年至万历十九年间（1590—

1591），为重刻《王氏书苑》《王氏画苑》两部丛书，王世贞“搜箧中仅得画苑授之”，又言先购“画家数家”，后来又“购得书家数卷”。所谓书画数家数卷（家谓作者，卷谓著述），皆承续前文襄南郡斋刻本书画苑丛书而言。王世贞或言箧中，或言购得，据文义理解，王世贞手中存书有限，他需要继续购书。先后购买的就是他自己在郧阳刊刻的书画苑，我们暂时难以形成其他理解。[13]

第四事，王元贞据郧阳初刻本翻刻，总题为“王氏书苑”“王氏画苑”，丛书体例始告完备。詹景凤《书苑补益题辞》说“王弇山公得五种以为书苑，与画苑同刻于楚之郧阳，无何板为洪水漂去，王孟起重刻”云云，《四库总目》也步武詹说，认为王世贞“抚郧阳时，择取十数种付梓，板藏襄阳郡斋，因水涨漂失，寻复以刻本五种畀王元贞，翻刻于金陵”云云。王元贞刻“王氏书画苑”自谓“重刊”，是据旧本刊刻。詹景凤谓之“重刻”，这是郧阳本书画苑的重新刊刻。万历十八年（1590）翻刻《王氏画苑》，万历十九年（1591）翻刻《王氏书苑》，前后相连，历时两年“王氏书画苑”翻刻告竣。先有“郧阳书画苑”，再有金陵重刊本“王氏书画苑”，前者为母，后者为子，后者是据前者复制的。“已无初刻时完备”[14]。以完备言，王氏“书画苑”与詹氏所续“补益”，其实已经胜于郧阳初刻本。

我们还需强调的是，尽管我们说王世贞编辑书画丛书，但他的意愿更多倾向于复制古本，而不完全是编辑丛书。以《历代名画记》为例（见图1），王世贞郧阳初刻本《历代名画记》书口鱼尾上下题“《历代名画记》卷之一”（见图1A、图1B），这是张彦远原书题名与卷次，表明这是王世贞重刊古本的体例。金陵重刻王氏画苑本《历代名画记》书口题“王氏画苑卷之二”（见图1C），这才是刊刻丛书的体例，“卷之二”是《王氏画苑》全书十卷的第二卷，可约略理解为《王氏画苑》全套书的第二本，这个“卷之二”与张彦远原书自身的卷次无关。“卷之二”通编页码，包含了《历代名画记》的卷一（1—18页）、卷二（19—30页）、卷三（31—53页）。“卷之三”也类似，页码重新从“一”开始，包含了《历代名画记》的卷四（1—5页）、卷五（6—24页）、卷六（25—34页）。相比较而言，郧阳本《历代名画记》，全书十卷，各卷页码自为起讫（参见南京图书馆藏0110822、0118844两部）。

另一部郧阳初刻零本《法书要录》分装为上下两册，上册为《法书要录》的卷一至卷四，下册为卷五至卷十，上下两册各为长号头，上册从页一至一百一十，下册从页一至一百十八，都是通码，与《王氏书苑》也不同。根据这种情况推测，王世贞意在复制古本，而不是编辑丛书。即使有丛书意愿，也很寡薄，至少他没有明确冠以丛书总名。我们重读王世贞《重刻古画苑选小序》《古法书苑小序》两文，可以看到，王世贞从来没有说到过丛书总名，现存郧阳初书画苑零本也没有丛书总名的迹象。所谓“古画苑”（古画苑选）、“古法书苑”，都是笼统的泛称，而不是特指丛书总名的专称。

相关的混乱的辩析总结如次：弇州镇郧荟蕞书画之言的主要有类书两种、丛书两种。《古今法书苑》《古今名画苑》两部类书，属于丛纂性质（类书可分为丛纂、类纂、摘抄等），后者未成。又辑刻“书苑”“画苑”两部丛书，各收录书画论著若干种（确

图 1 《历代名画记》版本比较

资料来源: A 台北藏《历代名画记》初刻本卷一首页。B 毕斐影印“天津图书馆藏《历代名画记》嘉靖本”卷一首页。C 上海图书馆藏王氏画苑本（GJ2310610）《历代名画记》卷一首页。——案，A、B 为郧阳初刻本，出于同版，半页十一行二十字。C 为金陵翻本，据郧阳本重刻，点画加粗，每半页缺一行，文字略有改动。郧阳本第七行“荣河”，金陵翻本改为“荣河”，前者误，后者是。

切数量不明），没有证据表明当初冠以丛书总名，我们暂时称为“郧阳初刻本书画苑”。“类纂”与“丛书”不同，类书意在整理资料，将其分门别类地排列起来，丛书则尽量保存书画著作的原有完整形态。王世贞镇抚郧阳期间，两种类书都没有完成，他刻印的是两种丛书，已知有画学著作十八种、书法著作六种，共二十四种。他离开郧阳时，这二十四种只完成了一部分。

（三）寻找未见著录的郧阳初刻书苑零本

郧阳初刻画苑零本，目录学家历经多年查考，现已发现十八种，被笼统地称为“嘉靖本”。而书苑零本却未见著录，我们发现六种并撰为本稿。詹景凤称“王弇山公得五种以为书苑”，当是“散佚不存”导致的误解，而金陵翻本《王氏书苑》实际收书仅有四种。

考虑到王世贞在郧时间前后不足两年——万历三年至万历四年（1575—1576），故“郧阳初刻本书画苑”的刊刻时间，只能在这个时段范围内的后半期，甚至可能拖延到他离开郧阳稍后一些时间，这足以纠正叶德辉所谓“明嘉靖间刻本”之误。细读叶德辉《郎园读书志》卷六子部“汇刻唐宋画书九种十一卷，明嘉靖间刻本”，虽于题下注明嘉靖刻本，而论说仅有“此明刻白口十一行本，行二十字，字体方整，行格疏朗，颇有宋椠矩矱，不知何时何人所刻，大约明嘉靖前风气为近”“明时刻书至嘉靖犹多善本，如此类书多有丛刻”等语[15]，这些都是目验揣测之辞，并非确有证据。存世郧阳初刻画苑零本如《历代名画记》等，今人多仍叶德辉之旧，题为嘉靖刻本，应当予以订正，可以笼统地题为“万历初年郧阳初刻本”。王世贞抚郧后期，其政治热情曾遭打击，他曾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编辑他自己的著作《弇州山人四部稿》，万历四年（1576）六月其弟游郧时已经雕刻了一部分，至同年秋季全部雕刻完成。笼统地推测，王世贞谋刻书画文献于万历四年（1576）更为妥当。

表 1 王世贞画苑收书目录

见于著录的郧阳初刻本，仅有画苑零本，叶德辉著录九种，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子部一艺术类著录“十一种”（实际列出《画继》至《历代名画记》等十四个书名），题为“明翻宋陈道人书籍铺刊本”[16]。张玉范改定为“王世贞郧阳初刻画苑零本”，构建了与王元贞金陵翻刻本之间的联系。据各家著录并核查所知所见的部分古籍，统计所得“初刊本画苑至少收书十八种”（见表1）。

所见郧阳初刻画苑零本半页十一行，王元贞金陵翻本改为一页十行，其余大致相同，可以证实金陵翻本确是郧阳初刻本的翻版。换言之，金陵翻刻本是查考郧阳初刻本的基准，堪称索骥之图。按《王氏画苑》卷首王世贞《重刻古画苑选小序》“友人王光禄孟起，有志慕古，余搜箧中，仅得‘画苑’授之，俾翻梓以传”云云，据前表所示，王世贞当时手中并没有董逌等三种。

傅增湘著录“明翻宋本十一种”之后，接着说“尝见论书四种，行款亦同”（635页）。“论书四种”大概是别条所记的“《唐孙过庭书谱》一卷，唐孙过庭撰；《姜尧章续书谱》一卷，宋姜夔撰；《书断》三卷，唐张怀瓘撰；《续书断》二卷，宋灝溪隐夫撰。明刊本，十一行二十字”（622页），其中张怀瓘《书断》存疑 ¹ 。傅增湘直觉“论书四种”，很可能也是明翻宋本，与明翻宋本画苑零本属于同一系列。他谨慎地就此煞笔，没有继续讲述。现在，我们既已确定叶傅二氏所说的明翻宋本就是王世贞“郧阳初刻画苑零本”，那么，“行款亦同”的“论书四种”，应该就是“郧阳初刻书苑零本”。基于这样的推论，我们就有了查找“初刻书苑零本”的基本线索。

就“书苑”而言，《四库全书存目书丛刊》子部71册影印本《王氏书苑》，就是查找“初刻书苑零本”最好的索骥之图。翻刻本《王氏书苑》收书四种：一是张彦远《法书要录》十卷（433—554页），二是米芾《米海岳书史》一卷（555—574页），三是苏霖《书法钩玄》四卷（574—610页），四是黄伯思《东观余论》二卷附录一卷（610—683页，684—689页）。据此，王世贞郧阳初刻本书苑，至少收录《法书要录》等四种著作。与藏园著录合并，可知郧阳初刻本书苑至少收书八种，具体见表2：

表 2 郧阳初刻本书苑收录书籍

暂时排除藏园语焉不详的《书断》、尚未目见的《东观余论》[此书现存南宋嘉定三年（1210）刻本]，我们所见的“郧阳初刻书苑零本”，目前仅有表2中的其余六种。挂漏难免，或许还有其他，且俟他日考补。

龙游余绍宋撰著《书画书录解题》，因为《王氏书苑》没有注明底本来源，指责“其采用何本，俱未注明，最为失当”，说是“明人刊书通习”[17]。“采用何本”云云，若指《王氏书苑》《王氏画苑》，其来自王世贞郧阳初刻本，这是王世贞序与詹景凤序反复陈说的，自无疑义；若指“郧阳初刻本”，虽版本目录学家多称“明翻宋本”或“明翻宋陈道人书籍铺刊本”，而王世贞自己确实从来没有直接陈述过，甚至他的“郧阳初刻本书苑”也没有进入学术视野。余绍宋关心的，应该就是郧阳本的来源。

传世书画论著多赖钞本流传，较大规模的集结刊刻始于王世贞，成为明清时代乃至当下研究书画理论的基础材料，王世贞翻刻之举及其刊本优劣，值得充分研究，唯已有研究都集中于初刻画苑零本，而初刻书苑零本的发现与整理尚属初次。今就所见零本细述如次，努力寻找郧阳初刻书苑零本的版本来源，意在解读书籍传播与书画知识生成的关系。

二、苏霖《书法钩玄》四卷：关于“另见七篇”的考察

（一）严嵩刻本《书法钩玄》和王世贞翻刻本

苏霖《书法钩玄》，最善本是严嵩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严嵩刻本自序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嵩序称苏霖所著旧帙为其所得，“予昔奉使过衡山，得一旧帙，载元苏霖《书法钩玄》四卷、刘惟志《字学新书摘抄》一卷，其载先贤论议颇为明备。然问诸今士大夫，此书皆未之见，因取旧帙命治书者校之而刻”（严嵩《钤山堂集》未收录此序）。其时严嵩凶焰正炽。后败，所藏宝玩书画悉没于官，清周石林编次籍没账册为《天水冰山录》，明文嘉（1501—1583）辑录书画部分编为《钤山堂书画记》。隆庆元年（1567） ¹ ，严嵩贫病而死，嘉靖时代（1522—1566）就此谢幕。

严嵩序后三年（1560），王世贞与其彻底交恶，再后来甚至出现了王世贞撰写《金瓶梅》毒杀严嵩的传闻。王世贞初为严嵩座上客，后成敌对。陈田《明诗纪事》已答卷一：“元美父蓟辽总督悮，以分宜陷死。考其构祸之由：元美为刑曹郎，故与分宜父子善，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会王弟敬美继登第，分宜呼诸孙切责，以‘不克负荷’诃诮之。世蕃益恨望，日谮于父，分宜遂欲以长史处元美，赖徐华亭力救得免。杨忠愍之死，元美兄弟经纪其丧，嵩父子大恨。后严氏搜括海内书画，元美家故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严索取，王以临笔与之。严宴客出此图赏玩，客指摘为赝本，世蕃大惭怒。会唐荆川阅兵蓟镇，讥切一卒不练。及寇由潘家口入，京师大震。帝怒，分宜从旁怂臾之，遂置悮重辟”（《明代传记丛刊》第14册466页）。王世贞因其父王悮（1507—1560）之死，隆庆（1567—1572）初，上疏讼，“诏复其官”[18]。王世贞从严嵩座上客，转为眦裂寇仇。

王世贞抚郧期间辑刻“书苑”“画苑”两丛书，于“书苑”内收录了《书法钩玄》，时距严嵩身死已十余年。尽管经历了从友善到寇仇的变化，曾经作为严嵩座上客的王世贞，一定知道严嵩在其父屈死前三年刊刻《书法钩玄》。未闻严嵩之前的《书法钩玄》流传情况，即使曾有钞本或刊本流传也未必影响王世贞优先使用严嵩刻本。当然，王世贞郧阳重刻《书法钩玄》理所当然地删除了严嵩序，改十行为十一行，大体保留了严嵩刻本的基本面貌。

严嵩刻本固然精美，而王世贞重刻《书法钩玄》谅非严嵩刻书的缘故，而是因为苏霖书自身的学术价值。王世贞另外丛纂的《古今法书苑》七十六卷（GJ2301187），明显参考了苏霖的体例，并将苏霖《书法钩玄》全部散入其中，异文甚少。

（二）《书法钩玄》的七篇“另见”

所见郧阳初刻书苑零本《书法钩玄》有两本，半页十一行（严嵩刻本为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卷端题署“朱方苏霖子启编纂”。其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nlc.06868），苏霖自序首页钤“华国焕印”“九龙山樵”（见图2A）。目录页钤“窦友”印，上方一印模糊不可辨。末页钤“铁琴铜剑楼”印。此本刷印不佳，墨色深浅不匀，多墨洇，兼之保存不善，品相不佳。其二，赵寒山旧藏本（GJ2312029）（见图2B、图2C），莫友芝（1811—1871）《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卷二、《持静斋藏书记要》卷上著录[19]，丁日昌（1823—1882）持静斋旧藏，现存上海图书馆。案，以上两本《书法钩玄》，同版不同印，可相互参见。

赵宦光（1559—1625），久隐寒山，号寒山长、凡夫，世称赵寒山。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著录的都是“宋元旧本”，他认为赵寒山旧藏本是“元本”或“元刊本”。然而，严嵩“问诸今士大夫，此书皆未之见”，则严嵩之前，举世不闻有苏霖其人，亦未尝见元代刻印本的相关著录。赵寒山旧藏本实为王世贞郧阳初刻零本，后来流行颇广的金陵翻本《王氏书苑》即据此翻出，改十一行为十行，其他基本相同。赵寒山旧藏本卷末，清吴起潜跋云：

此书系赵凡夫家藏本，上方辩论盖其手迹也。凡夫笃意仓史之学，创作草篆，人品既超，书亦不蹑遗迹。卜居寒山。所著书数十种，皆于字学大有关系，如《说文长笺》等书，其所独解也。余获是书于邢江书肆，携归卒读，见卷首“梁鸿墓下”印记。凡夫居寒山，梁鸿墓想亦于此。前梁方伯治吴时，曾访其墓不得，遂遥祭焉。惜此时未见此书以为考证搜访之资耳。乙

图 2 郧阳初刻书苑零本《书法钩玄》

资料来源: A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nlc.06868)首页。B、C 上海图书馆藏赵寒山旧藏本(GJ2312029)，序言首页有“吴郡赵颐光家经籍”“丁日昌字静持号禹笙”，第一卷首页有“梁鸿墓下”等印。

云山人吴起潜题记。

钤印累累。序言首页，“陈琦家藏”“丁日昌字静持号禹笙”“□□流□”“陈士□印”“飞黄”“萝月轩主人”“松斋陈氏图书”“吴郡赵颐光家经籍”。目录首页，“景葵所得善本”“合众图书馆藏书印”“笔研精良人生一乐”“芝兰书屋”。第一卷首页，“池上书堂珍藏”“景葵所得善本”“□芸台印”“上海图书馆藏”“合众图书馆藏书印”“梁鸿墓下”。第三卷首页，“上海图书馆藏”“合众图书馆藏书印”“吴郡赵颐光家经籍”；末页，“赵颐光印”“寒山”。第四卷末行朱笔草篆“万历壬子中如二日胡捷寝阅”一行，与莫友芝著录所记“万历”云云小异。如月即农历二月的别称，中如即二月。万历四十年（1612），已届寒山晚年。赵寒山精于《说文解字》，撰著《说文长笺》。《说文长笺》卷末附录的《寒山帚谈》二卷，评论书法艺术，颇为后人珍重。

苏霖《书法钩玄》四卷，严嵩刻本卷首目录列举所收书论六十四篇，实际收录六十三篇（目录第五十四条“钮约评书”有目无文）。郧阳初刻书苑零本前三卷有删略，“李阳冰论古篆”“徐浩论书”两篇直接删除，没有任何说明，其他于卷内题下注明“另见”者，共七篇，列举如次，后附严嵩刻本的对应页码，见表3：

注明 “另见” 者凡七篇。金陵翻本《王氏书苑》同样缺此七篇。[20] 郧阳本与金陵本，两本相同（见图 3），表明金陵本根据郧阳本翻刻。

余绍宋评论“《书法钩玄》四卷，王氏书苑”：“书苑本于梁武帝《答陶隐居论书》、庾元威《论书》等篇，俱注云‘另见’，当非苏氏原本。王氏以其曾见于前列诸书，故不录耳”[21]。又评论“《王氏书苑》十二卷，明刻本”《书法钩玄》中卫夫《笔阵图》数篇：“俱曾见于《法书要录》中，故不复载，其例是也。然如孙过庭、姜尧章两《书谱》亦云‘另见’，则不可解矣”[22]。

余绍宋依据的《王氏书苑》，所收第一书即为《法书要录》。王元贞金陵翻本所据的郧阳本，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法书要录》为依据核查，“卫夫人笔阵图”“王右军笔阵图后”，见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法书要录》卷一（上册7a—8b页，8b—10a页），“梁武帝答陶隐居论书”“庾元威论书”，见于《法书要录》卷二（上册32a—33a页，36b—40b页）。后两篇，苏霖删节过甚，即使已见于《法书要录》，似乎也不应该删削不录。

相比较而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法书要录》下册的卷七、卷八、卷九是张怀瓘《书断》上、中、下三卷（35a—92b页），严嵩刻本《书法钩玄》卷二《十体书断》（38—42页），即此明刻本《书断》卷上的节选。因为是节选，自然也可以笼统地说已见于《法书要录》，唯此篇与《法书要录》差异过大，其实两者已经基本无关了，似不应该删削。相比较而言，苏霖所录的《十体书断》，与《太平御览》《百川学海》《说郛》的关联更为紧密（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九伪托类书部有论说）。[23]尽管如此，王世贞郧阳刊刻本《书法钩玄》为节省篇幅，删削不录，注明“另见”。这个“另见”，是另见于他自己刊刻的《法书要录》（前引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表 3 郧阳本《书法钩玄》的另见七篇

图 3 《书法钩玄》的三种明刻本

资料来源：A 严嵩刻本末页，B 郧阳刻本末页，C 毛氏汲古阁旧藏本末页书影（黄丕烈跋）（07525）。

郧阳刻本）。

（三）王世贞刊刻孙姜二谱的隐与现

龙游余绍宋困惑的是，《书法钩玄》的《书谱》《续书谱》两篇，注明“另见”，却不知缘何删削。这至少在金陵翻本《王氏书苑》中无从着落，所以余绍宋难以理解。

余绍宋的困惑，其实与王世贞辑录“书画苑”的计划设想、实际刊刻及社会流通等方面的错落差异性有关。我们可以推想，在王世贞的计划中，就如同“卫夫人《笔阵图》”诸篇已见于他书那样，之所以删除《书谱》《续书谱》两篇，是因为这两篇已经存在于他刊刻的其他书法论著之中了，所以也就删除不录了。传统社会的物流和商贸原本就很单薄，加之偶然性因素（“闻襄本已荡于江”“板为洪水漂去”之类），更是不易有序流传，金陵翻本《王氏书苑》无法得到郧阳本全套，仅仅刊刻了《法书要录》等四种，已远不如当初完备，这导致金陵翻本已经丧失了《书谱》《续书谱》见于他处的相关消息。王世贞当年便宜从事的“另见”，使得后来人往往难以索解。

金陵翻本虽然仅仅收录了《法书要录》《米海岳书史》《书法钩玄》《东观余论》四种，而郧阳初刻本实际上不止四种，孙姜二谱之所以被删除，是因为王世贞已经刊刻了《书谱》《续书谱》。可惜，余绍宋未见郧阳初刻本孙姜二谱，所以他感到困惑。既知王世贞刊刻孙姜二谱，那么他的困惑也就焕然冰解了。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唐孙过庭书谱一卷宋姜尧章续书谱一卷宋朱长文续书断二卷”（nlc.11801），合三书为一册，通码五十五页，篇页适中，便于装订成册，可能接近于当初形态。上海图书馆藏赵寒山旧藏“唐孙过庭书谱一卷姜尧章续书谱一卷”合册（GJ2313522），书口通码，凡十八页，两谱各九页。另一部“明刻本续书断”（GJ2300335）始于十九页，迄于五十五页。此两书通码相贯，原系一册而分拆。合并起来（GJ2313522+GJ2300335），恰好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相同。细审这两种馆藏本，出于同一刻版。

赵寒山旧藏本（GJ2313522），半页十一行二十字，上黑口，下白口，左右双边，其版式行款与他旧藏的《书法钩玄》（GJ2312029）相同，当系同时刊刻（见图4）。两本同钤“吴郡赵颐光家经籍”白文方印（《尔雅》“东北隅谓之宦”，郝懿行《尔雅郭注义疏》：宦与颐同），朱笔眉批的字体风格一致，想必也是同时期的手笔（见图5）。当王世贞万历三年至万历四年间（1575—1576）抚郧初刻“书画苑”时，赵寒山（1559—1625）时年十六七岁。只是赵寒山眉批笔迹近乎晚年，很可能是他晚年所得（“郧阳初刻本书画苑”流通甚稀，即使返回故里的王世贞也不易获取），这个推测似乎是合乎情理的。

A

B图 4 郧阳初刻本书影《书谱》与《书法钩玄》

资料来源：A 赵寒山旧藏《书谱·续书谱》合册（GJ2313522）首页。 B 赵寒山旧藏本《书法钩玄》（GJ2312029）卷一首页。——案，两书皆十一行二十字，左右双边，字体结构与点画形态如出一手。

A

B图 5 赵颐光钤印与朱笔眉批

资料来源：A赵寒山旧藏《书谱·续书谱》（GJ2313522）首页 铃印及页十三硃笔眉批。B赵寒山旧藏《书法钩玄》（GJ2312029） 首页铃印及卷二页二硃笔眉批。

三、郧阳初刻本孙过庭《书谱》可能源出南宋林机字证本

（一）《书谱》的两种传本：法帖本和释文本

孙过庭《书谱》，既是书法名迹，又是理论名著。宋明两代分别有对应的“法帖本”“释文本”两个系统。王世贞所能及见者，约略如次。

明代流传的孙过庭《书谱》，既有刻帖本（北宋薛氏帖本、太清楼帖本 ^[24] ，明代文氏《停云馆帖》本等），也有墨迹本（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刻帖本与墨迹本行款不同。《停云馆帖》卷三“孙过庭《书谱》”（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69—99页，参考东京大学藏本）等刻帖本流传较广。要注意的是，《停云馆帖》刊刻时间较长，约略集刻于“嘉靖十六年至三十九年”（1537—1560）。 ^[25] 可以确定，“停云馆帖本”在王世贞抚郧（1575—1576）之前约略二三十年。这是王世贞很有可能见到的刻帖。《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五文部墨刻跋孙过庭《书谱》记录了文氏停云馆刻帖和两种宋刻秘阁续帖，卷一百五十四艺苑卮言附录三还记录了另外一种“国初从真迹摹石”的明初刻本。据此，王世贞经手过眼的《书谱》有宋明刻帖本多种，眼福不能谓之浅。

释文本《书谱》，已知有两种宋代刻本、一种明初刻本。宋刻本《书苑菁华》卷八仅收录孙过庭《书谱》（1—9页），年代稍后的《百川学海》辛集同时收录了孙姜二谱（1623—1631页，1604—1614页。案，《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刻本缺卷，补以武进涉园影刻华氏本）。降及明初，陶宗仪《说郛》也同时收录孙姜二谱（[Sk881]46c—52a/[Sf2]4001a—

4006.a；[Sk881]52c—59b/[Sf2]4006c—4012.c），所见有两本：明刻宛委山堂本 ^[26]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 ，前者在王世贞之时都算不上是生僻书。

王世贞纂辑《古今法书苑》，据明万历王乾昌刻本核查，收录了“孙过庭书谱”（210—218页）、“张怀瓘十体书断”（90—102页）、“姜夔续书谱”（251—261页）等三篇，虽未注明征引来源，想必与王世贞的旧藏善本或者他本人刊刻的书画典籍有关。从《书谱》释文的文字异同看，历过多次校订，出版年代稍后的《古今法书苑》更接近于墨迹写刻本。也就是说，在王世贞的计划中，“孙姜两谱”已经单独刊刻，为避免重复，他就把《书法钩玄》中的相应篇章删除了。回到开头的余绍宋困惑，郧阳初刻书苑零本《书法钩玄》中的《书谱》《续书谱》两篇之所以注明“另见”，是因为王世贞当时已经刊刻了孙姜二谱，而余绍宋当时未能检得郧阳本孙姜二谱，因而产生了疑问。

比较《书谱》的两种版本，郧阳刻本与书法钩玄本，其文字差异计104例，各有优劣。以墨迹本和刻帖本参证，其中可判郧阳本为优的，共73例。尤为明显的是，严嵩刻本《书法钩玄》“曾参不入，未克箕裘”（[27a.3—4]），两句之间，缺失了“以子敬之豪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二十字（恰好是一行），当是推版错行之误，郧阳本不缺（[1b.11]）。以此而言，郧阳刻本与书法钩玄本两者之间，很难说是直接的母子传摹关系。

（二）郧阳本《书谱》接近于宋刻本《书苑菁华》

从常理推想，王世贞完全有可能依据刻帖录文刊刻。不过，他在郧阳所刊书画著作，皆据旧本翻刻，多数可以查找到明确的版本来源，想必这部孙过庭《书谱》也不能例外。先检索释文本系列中年代较早的《书苑菁华》，与郧阳本《书谱》比较，就其相似处，兹举三证如次。

证据一

郧阳本《书谱》“一时而书，有乖有合”的“乖”，

见于墨迹本第127行。

《百川学海》华氏本作“乖”（1626a.8）、严嵩刻本《书法钩玄》卷二也同样作“乖”（29a.7）。郧阳本《书谱》原作“丛”（4a.11），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墨笔改作“乖”，赵寒山藏本硃笔校改作“乖”。宋刻本《书苑菁华》第三册作“丛”（4a.3），与其他诸本明显不同。孙过庭《书谱》没有“丛”，托名孙过庭的《景福殿赋》及怀素、祝允明等人的草书“丛”，结体与“乖”有相似处，《书苑菁华》的释读或因此致误。王世贞所刻书画苑零本，俱翻刻旧本，并非校勘或有意而为。（见图6）

图 6 “有乖有合” 与 “有丛有合” 的版本差异

资料来源：A 赵寒山旧藏《书谱·续书谱》合册（GJ2313522）作“丛”，赵寒山硃笔改为“乖”。B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郧阳本《书谱·续书谱·续书断》合册作“丛”（4a.11），墨笔改为“乖”。C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书苑菁华》第三册作“丛”（4a.3）。D 《百川学海》华氏本作“乖”（1626a.8）。E 严嵩刻本《书法钩玄》卷二作“乖”（29a.7）。——案，孙过庭《书谱》墨迹本作“有乖有合”，诸家释文亦多如此。宋刻本《书苑菁华》作“丛”，郧阳本因之。“乖”与“丛”，草书字形的相似度较高，导致释文歧疑，当以“乖”为是。

证据二

《书谱》墨迹本第147至148行“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26.5—6）云云，“三手”两字写于行间，“执笔三手”或释“执笔”。郧阳本《书谱》作“执笔”（4a.11），宋刻本《书苑菁华》第三册同作“执笔”（4b.3），两本同缺“三手”二字。严嵩刻本《书法钩玄》作“执笔三年”（29b.8），“手”误释“年”。《百川学海》华氏本作“笔执图〔改作三手〕”（1626b.6—7），以“图”字属上句，且注以为“改作三手”，与墨迹行间增添文字不合。（见图7）

图 7 “执笔”与“执笔三手”的版本差异

资料来源：A孙过庭《书谱》墨迹本“执笔三手”（26.5-6），“三手”二字在行间。B郧阳本《书谱》仅作“执笔”（4b.11），缺“三手”二字。C宋刻本《书苑菁华》第三册同缺二字（4b.3）。D《百川学海》华氏本双行注“改作三手”（1626b.6-7）。E严嵩刻本《书法钩玄》作“执笔三年”（29b.8）。——案，孙过庭《书谱》墨迹本“图貌乖舛”为句，百川学海本“图”属上句，且以为“改作三手”，与墨迹不合。与前例同，郧阳本与《书苑菁华》相同。

证据三

郧阳本《书谱》“或折挫槎梓，外曜锋芒”（7a.5）云云。“锋芒”，孙过庭《书谱》墨迹本作“峰芒”。“梓”，孙过庭《书谱》墨迹本从木从卒，故二玄社影印本释读作“梓”（44.1），宋刻本《书苑菁华》也释读作“梓”（7a.8）。《百川学海》华氏本释读为“枿”（1629a.8）。北京图书馆藏本《书谱》改作“枿”，赵寒山旧藏本未见校注或眉批。今核查王乾昌刻本《古今法书苑》卷之六《书谱》，已改刻为“枿”（215b.6），并非王世贞不知此字，而是泥于所据旧本而不改。

《书苑菁华》据草书字形从木从卒释作“梓”，自无疑义，而据文句理解，则宜释读为“枬”，也不能排除孙过庭误写的可能性（见图8）。“槎枬”不辞。“槎枬”（chá niè），枯树的权枝。北周庾信《枯树赋》：“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迁，森梢百顷，槎枬千年。”清赵翼《落皮树》诗：“凌霄抽条枚，浥露透槎枬。”孙过庭谓用笔转折顿挫，形成干枯的树杈那样的形状，就显得锋芒外露了。这一段的原文意在比较外露与内敛：“消息多方，情性不一。乍刚柔以合体，忽劳逸而分驱。或恬憺雍容，内涵筋骨；或折挫槎枬，外曜峰芒。”（墨迹本43—44页），郧阳本姜夔《续书谱》征引同为“折挫槎枬”（17a.6—8）。“折挫槎枬”的相反面是“恬憺雍容”，“外曜峰芒”的相反面是“内涵筋骨”，“内涵”和“外曜”正是出于“情性不一”的两种书法美感，是并行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关系。当然，据墨迹本移录为释文本，犹如从稿本到定本，字形与文义发生冲突时，何者为先，各家看法有分歧，我们以为当以文义为先。否则，何必释文。我们在这里无意于讨论这些分歧。单从释文校订本来看，郧阳本《书谱》，与宋刻本《书苑菁华》文字全同，则是毋庸置喙的事实。

以上三例，都是早期释文家的独特看法，被后起诸家完全摒弃了。郧阳本《书谱》与宋刻本《书苑菁华》的这些异文考据，恐不宜视为单纯的巧合，

图 8 “槎梓”与“槎枠”的版本差异

资料来源：A 郧阳本原作 “梓”，校改作 “枠”（7a.5）。B 宋刻本《书苑菁华》作 “梓”（7a.8）。C《百川学海》华氏本作 “枠”（1629a.8）。D《书谱》墨迹本作 “梓”（44.1）。——案，《书谱》墨迹本 “梓”，从木从卒。而据文义，当以 “槎枠” 为优。

我们暂时认为两个共同源于更加古老的释文。

（三）寻找失落的南宋林机字证楷书本

我们据早期释文的独特性，认为郧阳本《书谱》与宋刻本《书苑菁华》都源于更古老的底本，两者是兄弟关系，而不是母子关系。详细比较各本的更多数量的文字差异，有助于理解这一点。我们列举的《书谱》异文考核，来源于以下两本的批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nlc.11801）、上海图书馆赵寒山旧藏本（GJ2313522）。据比对，批校更正的文字与《书谱》写刻本同。我们列表比对，并附宋刻本《书苑菁华》、明刻华氏本《百川学海》、明刻本《古今法书苑》（篇首有缺文）等三本，凡十三例，见表4。

根据前表的比较结果, 我们注意到: 第一, 《书谱》释文有早晚两个系统。以释文的精确程度而言, 晚期系列更为精好, 明显更接近于墨迹写本。相应地, 早期系列的讹误较多。南宋刻本《书苑菁华》的书谱释文讹误较多, 明代华氏本《百川学海》已大幅度订正。第二，早期释文，如前举异文看，郧阳本与书苑菁华本相同的有“龟龙花英之类”四例（no.4，11—13），这四例被后起释文摒弃了。第三，更多的情况下，郧阳本与宋刻本《书苑菁华》不同，凡八例（no.1—3，5，7—13），表明郧阳本是更为古老的释文。第四，更为晚出的《古今法书苑》，经王乾昌等人的“搜讨是正”，多数与《书谱》写刻本同，偶尔也保留了前期版本的特有讹误，凡两例（no.4，7），同时又增加了新的讹误，“错综群妙”误作“错宗”（no.9）。当然，各本相同却与《书谱》不同的“宜从集择”一例（no.6），北宋薛氏本与明代《停云馆帖》本并作“弃”（61.5/87a.3），或因两字草法字形相似而误。

表 4 书谱异文比较

特别是第二、第三两项，曾一度使我们特别困惑。从现存“郧阳初刻书画苑零本”看，王世贞意在重刻旧本，存真程度特别高，何以《书谱》差异若此？再者，比较早晚两个释文系统，释文的正确率越来越高（贴近《书谱》写刻本的程度），何以郧阳本《书谱》的正确率却最低？——我们怀疑，王世贞使用了年代更早的刻本。

有没有这样的释文本呢？很可能有。虽然暂时没有确证，但这个释文本是可能存在的，线索来自《百川学海》。

华氏本《百川学海》辛集“书谱卷上”（1623b—1631a）校注甚多，如“锺张亡没〔改作云〕”（1623b.5）、“百英犹〔改作尤〕精于草体”（1624a.4）、“无惑〔改作或〕疑焉”（1624b.4）等，而前引十三例俱无校注。文末题“嘉定戊辰冬改正三十五字”（1631a.12），没有改正者的姓名，他很可能就是谢采伯。“嘉定元年”（1208）是天台谢采伯元若刊刻《续书谱》并为姜谱撰写序言的年份。而左圭刊刻《百川学海》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 ^[28] ，在谢采伯之后六七十年。据《百川学海》华氏本《续书谱》（1604b—1614b），谢序云：略识姜夔尧章于一友人处，“又得其所著《续书谱》一卷，议论精到，三读三叹，真击书学之蒙者也”，

“自恨向者不能尽知而不获抠衣北面以请也，因为

锓木以志吾过云”（1604b.4—11）。颇疑谢采伯

锓木刊刻姜尧章《续书谱》之际，顺手校改了孙过

庭《书谱》释文三十五字（《百川学海》陶氏本双

行夹注者实际是三十六字），大部分被后起刻本

承用，兹列表5：

既称“嘉定戊辰冬改正”，则改正之先必有释文本。考虑到《书苑菁华》的辑刻者陈思约生活在宋理宗在位时期（1225—1264），在谢采伯之后近二十年。谢采伯用以改正讹字的底本，当然既不会是《书苑菁华》，更不会是《百川学海》。我们怀疑，谢采伯是依据“林机字证楷书释文本”。林机释文的相关信息，来自《庚子销夏记》卷一、《装余偶记》卷七相关记录的相互印证：

宋刻楷书书谱（《庚子销夏记》卷一）

孙虔礼《书谱》，余所见墨迹及宋人刻本皆草书也。然又有“正书本”，字法劲秀，大有钟王遗意，前人所绝未语及也。后有“嘉定”字，岂彼时上石乎？虔礼书有讹字，皆从旁注之。吴说一跋，书亦工，惜不全。吴说字傅朋，南渡后擅书名。跋云“若评法书，当以钟王为初祖；欲学王法，当以过庭为指南”，此确论也。[29]

宋拓孙过庭书谱 [即吴傅朋刻]（《装余偶记》卷七）

吴傅朋跋三十九行，小楷书，文不录。

后有释文。

右孙过庭《书谱》不惟翰墨飘逸，而文词赡蔚亦称之。观者病其难读，有“还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之叹。今访得字证刊附于后，庶几一览无遗，若过屠门而大嚼。乾道辛卯（1171）五月，福建林机跋。[30]

据孙承泽著录，“后有嘉定字”云云，就是“嘉定戊辰（1208）冬改正三十字”的节录。这时，吴说（1092—1170）已谢世将近四十年。“嘉定”云云，肯定不是吴说的手笔，应该是谢采伯刻本或类似的刻本。孙承泽记录的吴说跋文，《装余偶记》说是小楷书，39行，《大观录》说是“六百余言”。特别重要的是，《装余偶记》明确说，吴说翻刻了孙过庭《书谱》（“吴傅朋刻”，吴升《大观录》卷二说吴说获得宣和所刻《书谱》，可能是太清楼帖本，在江西上饶官署中据以翻刻，“镜置上饶署中”），而刊刻书谱释文的却是福建林机（“后有释文”）。吴说离世的第二年，乾道七年辛卯（1171），林机“病其难读”，引苏东坡诗，感叹辛苦而无所得，于是在吴说刻帖之后刻刊了释文。“今访得字证刊附于后，庶几一览无遗”，“字证”二字虽不可甚解，根据上下文细细推究，应当就是楷书释文，借以解决孙过庭草书难以辨识的难题。释文不是林机释读的，而是他访得的，具体来源不详。就现在所知的情况看，第一次刊刻书谱释文的是南宋林机字证释文本。后来的《书苑菁华》《百川学海》很可能都来源于林机字证本。各本刊刻时间汇总见表6：

表 5 书谱三种版本的异文比较

1. “谇〔改作谇〕”，原本如此，疑误。

表 6 各本刊刻时间汇总

根据释文异同的比勘，郧阳本具有早期版本的特有异文，这些异文被晚期各文本摒弃了。推测郧阳本源于林机字证本。我们可以推测《书谱》在当时的辗转写刻情况：

林机字证本——郧阳初刻本书苑

林机字证本——谢校本（？）——书苑菁华

谢采伯校订本——百川学海——金陵翻本书苑

唯孙承泽等人的著录过于简略，又未见其他记录相互参考。如此推论，证据过于单薄，姑存臆说如此，以俟他日再事考核。

（附）詹氏补益本书谱精确复制百川学海华氏本

詹景凤《书苑补益》收录了“唐孙过庭撰书谱一卷”（原刻本、四库存目影印本691—695页），相当精确地复制了百川学海华氏本，并完整地保留了华氏本的双行小注。华氏本释文比较准确，比较“锺张云没”（3.2），与“羲之云”（1.4）、“又云吾书”（3.3）、“人亡业显”（28.6）等例，“云”“亡”两字笔顺、笔势俱有不同，区别明显，当以“锺张云没”为是（见图9）。

与华氏本《书谱》相比较，补益本“答云故当胜”增一字“云”（691c.2/1624a.8），其余几乎没有变化。补益本前半“意违势屈二乖也”（692d.3/1626a.11），

A

B

C

D图 9 《书谱》的 “云” 和 “亡”

资料来源：《书谱》墨迹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A、B、C为《书谱》的“云”。D为《书谱》的“亡”。——案，“云”“亡”两字的笔顺笔势俱有不同。

因为华氏本“乖也”两字缩成一字位置，致使该行为二十一字，所以补益本自此行之后，每行错位一字。后半“一点成一字之规”（695a.7/1630a.9），因为华氏本的两个“一”占位少，该行实际上也是二十一字，所以补益本自此行起直至文末，每行错位两字。补益本录文末尾，缺“垂拱三年写记”六字，并尾题“书谱卷上，嘉定戊辰冬改正三十五字”一行（695d/1631a.11—12）。就释文准确程度而言，书苑补益堪称当时的最善本（今日已有更为精善的释文本）。

四、郧阳初刻本姜夔《续书谱》精确复制严嵩刻本

（一）郧阳本《续书谱》精确复制严嵩刻本

王世贞据严嵩刻本复制《书法钩玄》，虽在书内删除了《续书谱》，注明另见，却将《书法钩玄》卷三《续书谱》抽出，与孙过庭《书谱》合并单行。复制得相当精确，差异仅有以下13例（见表7、图10）。

第一，误损缺文字。例7“回性/回”，例11“擬/擬”，后字从土不从手。

第二，旁注误入正文。例2“手足足伸缩”，例8“大率/大率率”，例13“留而不常/流留而不常”。

第三，改字而未必优胜。例6“襟韵/襟运”。

第四，改正而优于原书。例1“晋魏/魏晋”，例3“鸟翅/鸟翅”，例4“清净/清劲”，例5“太令/大令”，例9“顾胯/顾盼”，例10“欹斜/歌斜”，例12“刚狼/刚狠”（二玄社影印《书谱》墨迹本48页作“刚恨”）。

第一种情况表明他们依据的严嵩刻本原书偶有损坏，匠师不觉，直接空白了。至于“礙”字从土，若非原书损坏，便是刻工滑刀所致。第二种情况，表明写刻匠师误把校改旁注混入正文。第三种情况，改襟韵为襟运，使我们联想到明人常把气韵生动改成气运生动，很可能是明人用字习惯使然。第四种情况最多，表明王世贞复制严嵩刻本时经过了校勘，这些校勘都优于原书。这些例子同时也说明王世贞刊刻古籍是相当严谨的，类似的情况也见于郧阳本《书法钩玄》。

表 7 《续书谱》两刻本的比较

A

B

C

D

E

F图 10 《书法钩玄》与《续书谱》的文字差异

资料来源：左，严嵩刻本；右，郧阳初刻本。A翅翅，3.9a.10/11a；B清清，3.10a.9/12a；C太大，3.11a.1/12b；D擬凝，3.16a.2/17a；E狼狠，3.16b.4/17b；F二玄社影印本《书谱》48页。

（二）《续书谱》的两个传本系列：标题有无之别

姜夔《续书谱》收入宋刻本《百川学海》辛集，卷首谢采伯序（收入《全宋文》卷六九七五），记录了姜谱为其所得，以为议论精到而锓木流传：

姜夔，字尧章，番阳布衣也。自号为白石生。好学，无所不通。尝请于□朝，欲是正颂台乐律，以议不合而罢。有《大乐议》《琴瑟考》《铙歌》等书传于世。予略识于一友人处，知其为名士，颇敬之，不知其能书也。近阅其手墨数纸，运笔遒劲，波澜老成。又得其所著《续书谱》一卷，议论精到，三读三叹，真击书学之蒙者也。夫自大学不明而小学尽废，游心六艺者固已绝无仅有，而尧章乃用志刻苦，笔法入能品。予固恨其不遇于时，又自恨向者不能尽知而不获枢衣比面以请也。因为锓木以志吾过云。嘉定戊辰（1208），天台谢采伯元若引。

郧阳初刻书苑零本之一的姜夔《续书谱》，十一行，二十字，左右双边。仅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郧阳刻本（10a—18b）、上海图书馆藏赵寒山旧藏本（10—19），两本同出一版。凡十四章，章无标题。以赵寒山旧藏本为例，其明显特征是取消了标题，段落离合分并也与他本有所不同，同时也舍弃了卷前的谢采伯小引。

郧阳本姜谱共十四章，百川学海本二十章，文字略同而段落分合差异较大。郧阳本没有谢序，以百川学海本1+2，3—4，5+6，7+8，14—17，18+19，20，10，11，9为序，将百川学海本第一条“总论”、第二条“真”并为一条，第五条“用笔”、第六条“用墨”并为一条，第七条“行书”、第八条“临”并为一条，第十八条“风神”、第十九条“迟速”并为一条，见表8：

因分章不同，有可能导致我们的理解分歧。大体来看，前九章论格法，后四章论风神情性，末章论书丹，这个次序优于百川学海本。郧阳本与百川学海本，除了章次不同、标题有无，另有文字差异。百川学海本第八章“临”末尾的以下一段文字，郧阳本缺：

如人之面无有同者，以此知定武虽石刻又未必得真迹之风神矣。字书全以风神超迈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双钩之法，须得墨晕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内，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体。虽然尤贵于瘦，使工人刻之，又从而刮治之，则瘦者亦变为肥矣。

或云双钩时须倒置之，则亦无容私意于其间。

诚使下本明，上纸薄，倒钩何害？若下本晦，上纸厚，却须能书者为之发其笔意可也。

夫锋铓圭角，字之精神，大抵双钩多失此，

又须朱其背时稍致意焉。（1611<7b>）

表 8 郧阳本续书谱与百川学海本谢序对应关系

郧阳本姜谱缺失以上一段文字，明刻《古今法书苑》同样缺少这一段，说明王世贞抚郧期间，编辑《古今法书苑》与《书苑》两书，使用的文献底本相同，至少是极为相近的。

《佩文斋书画谱》卷七收录的《续书谱》，有标题，无谢序，各章次第与郧阳本略同。《四库全书》艺术类书画之属著录本《续书谱》，前冠谢序，二十章各有标题，章次与百川学海本同。馆臣已发现这种差异，“《钦定佩文斋书画谱》第七卷中全收是编。临摹以前八则，次序相同。临摹以下，则九曰方圆，十曰向背，十一曰位置，十二曰疏密，十三曰风神，十四曰迟速，十五曰笔势，十六曰情性，十七曰血脉，十八曰书丹。先后小殊。而燥润、劲媚二则，则并无其目，盖所据之本稍有不同，而其文则无所增损也”。确实，佩文斋本有“如人之面无有同者”云云的一段。所谓“所据之本”当即郧阳本之类。

尽管存在诸多的细节差异，我们仍可大致将郧阳本与佩文斋本视为同一文本系统。于是，我们大体上可整理出两个传本系统：

郧阳本——古今法书苑本——佩文斋书画谱本

百川学海本——詹氏补益本——四库全书著录本

两个版本系列，各有优劣。只是，很遗憾，我们暂时没有查找到王世贞郧阳所刻《续书谱》的底本来源。百川学海本卷首谢序：姜夔“尝请于□朝，欲是正颂台乐律”，“朝”前空格以示尊尊之义，当是宋版旧貌之遗，其他一无考据。而郧阳本没有谢序，无法查证与宋刻之间的异同关联。

尽管如此，这个旧版一定是存在的。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卷之七钞录了《续书谱》（251—261页），与郧阳本《续书谱》至为接近，仅有个别细节的变化。例如：

1. 郧阳本《续书谱》，<2>no.3

“字之真态不以”云云（10b.11/252b.3），后者《古今法书苑》此六字挤为五字位置，或许是起初漏字，后期修版增入所致。“字之手足足”（11a.7/252b.10），后者删一“足”字。

2. 郧阳本《续书谱》，<3>no.4

“噼踊”改为“噼踊”（12a.9/254a.4）。

3. 郧阳本《续书谱》，<5>no.7+8

“大率率变真”（14b.8/256b.9），删一“率”字。

4. 郧阳本《续书谱》，<6>no.14，<7>no.15

二章合为一段。

5. 郧阳本《续书谱》，<8>no.16

“走皆须能承其上”（16a.5/258a.7），改作“走辶”云云，增一字，这一行字位密，也当是后期修版所致，不过也因此证实《古今法书苑》文献底本与郧阳本相同。

6. 郧阳本《续书谱》，<12>no.10，<13>no.11，

<14>no.9

三章合为一段。

“不同流留而不常迟遣而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一行（18a.5），末两字为双行小注形式，《古今法书苑》删“流”字（260b.1），全部为正文大字。“变态于笔端合情词于纸上无间心手”（18a.7），改为“变态度于笔端合情词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260b.3），这一行增加五字，字位甚密。

——这两处文字皆直引孙过庭《书谱》原文。今查孙过庭《书谱》墨迹本（1.300-307/p.51-52），确如《古今法书苑》所引。以常理推理，郧阳本重刻旧版，纵有小疏，谅亦不至于相差如此之多。颇疑王乾昌校刊《古今法书苑》之际，曾据《书谱》墨迹本或刻帖本有所改订。

郧阳本《续书谱》与《古今法书苑》，两者的相似度如此之高，后者的修订多属可取。令人不能不猜想，王元美斋头当时确有这样的一部旧版书。

令人不解的是，王世贞刊刻的《米海岳书史》，采用百川学海本（1540—1572）。姜夔《续书谱》（1604—1615）、孙过庭《书谱》（1623—1631），同在《百川学海》辛集，两谱紧挨在一起，近在眉睫，王世贞不会视而不见，他为何放弃这一版本呢？恐怕只有一个理由：王世贞认为他选用的底本，优于《百川学海》。

（三）詹氏补益本《续书谱》复制百川学海本

据前引天台谢采伯续书谱序，谢采伯得姜夔所著《续书谱》一卷，“因为锓木”云云，可知谢采伯刊本是姜谱第一次刊刻面世。唯此南宋刊本，未闻传世，仅知《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二艺术类著录“宋刊本”（15页，影印本1185—1186页），唯仅此“宋刊本”三字，实在难据以继续查考。据辽阳陈思《白石道人年谱》，嘉定元年（1208），谢采伯刊刻《续书谱》并序，然而年谱该年条下并没有刊刻与流传的相关说明（辽海丛书本，148—150页） ¹ 。宋刻诸书之中，目前仅知收入《百川学海》辛集。关于孙姜二谱的时间节点总结如次，见表9:

表 9 孙姜二谱的时间节点总结

詹景凤《书苑补益》收入“宋姜夔撰《续书谱》一卷”（四库存目丛书71.696—701页），经核查，詹氏补益精确复制了百川学海本，谢序、分段与标题、敬讳等并同。

《百川学海》所收《续书谱》，华氏本（1604—1614），陶氏本（1—20）、《中华再造善本》影印陶氏本（49.1—11）并同。卷前谢采伯序，次论说二十章各有标题（no.1—20）。詹景凤《书苑补益》仅有个别字的差异，如百川学海本标题的“真”“草”“临”，詹氏补益本分别写作“真书”“草书”“临摹”，余略同，可以确定詹氏补益本《续书谱》复制于百川学海本。《四库全书》本与詹氏补益本相似，提要云：“一曰总论，二曰真书，三曰用笔，四曰草书，五曰用笔，六曰用墨，七曰行书，八曰临摹，九曰书丹，十曰情性，十一曰血脉，十二曰燥润，十三曰劲媚，十四曰方圆，十五曰向背，十六曰位置，十七曰疏密，十八曰风神，十九曰迟速，二十曰笔锋。其燥润、劲媚二则均有录无书。燥润下注曰‘见用笔条’，劲媚下注曰‘见情性条’。”

案，元代刘有定注《衍极》卷三《造书篇》“尧章著《续书谱》二十条，其首章总论”云云，表明元人所见本也是二十章并各有标题的版本。现在看来，这个有标题的二十章版本最为通行。然而，这二十个标题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含糊不清，“燥润”“劲媚”二则有录无书，实属无谓。既有标题，而论说与标题不合，又不知其意旨何在，诚如四库提要所讥，“‘燥润’之说，实在‘用墨’条中，疑有舛误。又真书、草书之后各有‘用笔’一则，而草书后之论用笔乃是八法，并非论草，疑亦有讹”。作为孙过庭《书谱》的续编，余绍宋更是怀疑历来续书之体例，从无姜夔这般另起炉灶的，而且大段钞录孙过庭，“况其中《情性》一篇，全录过庭之说”。我们怀疑，姜夔此论，当日只是未定稿本，并未整理成书，传钞者各以己意整理，甚至连书名《续书谱》也未必出于姜夔手订。

五、郧阳初刻本朱长文《续书断》可能源出宋本

（一）《续书断》未见单行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唐孙过庭《书谱》、卷宋姜尧章《续书谱》、卷宋朱长文《续书断》二卷”合册（nlc.11801），《续书断》系朱长文撰著（上海图书馆藏本单独装订为一册，GJ2300335）。《续书断》又收入《古今法书苑》卷十二、卷十三（381—402页、404—423页），篇末王世贞跋云：

濡溪《续书断》自谓足以继怀瓘而越嗣真，然其大意在尊本朝而薄唐德，中间殊有未公者。如颜鲁公、张长史、李阳冰第为神品，似矣。虞永兴之虚和，欧阳率更之秀劲，褚河南晚节之超逸，岂在鲁公下乎？素瘦旭肥，前贤定论，亦不肯为轩轻也，犹之乎可也。蔡君谟习兼颜柳而未化，石曼卿习颜而失之俗，苏子美习素而失之懊，此其于欧虞尚隔劫也，今进而跻之乎妙，使同品。裴行俭、李邕、贺知章，其书亦岂苏石伦也，何所见而抑之能品，俾与李西台、宋宣献班也。夫腕中无宝，则可目中无珠，而更易于持论如此哉。王世贞志。(423a.3—b.3)

朱长文撰《续书断》（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编入品藻类） ^[31] ，收录于《墨池编》品藻门，未闻有单行本。为此，我们需要考察《墨池编》的版本源流。《墨池编》在明清两代共有三个主要刻本（见图11）。

明版一：明隆庆四明薛晨永和堂刻本，

二十卷

明版二：明万历庚辰蕲水李时成刻本，

六卷

清版一：清康熙五十三年隆朱氏就闲堂本，二十卷

著录家普遍认为“李刻即重翻薛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录自李刻。主要版本有明薛刻本与清

朱刻本两种。

明隆庆刻本二十卷，所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这也许是《墨池编》的第一个刊刻本。该版本有《墨池编》十册，后附《墨池续编》二册，凡十二册；十行，行二十字；左右双边，细黑口；书口下端刻“永和堂”三字；卷端署“宋吴郡朱长文伯原纂，明青州李尙子荩刻行，明四明薛晨子熙校注”三行。卷前首朱长文序，次乔懋敬序，次总目录。每卷前又各有本卷目录，与《法书要录》同，这是卷子本形制的孑遗，后来册装兴起就不再流行卷前目录了，仅此即可知其来由旧矣。薛晨称此本“乃朱伯原先生手定”“世无刻本，转相手录”“逐一检对，参校异同，疏其所可知而略其所难考，刻贻同志，以广其传”云云。

图 11 朱长文《续书断》《墨池编》版本比较

资料来源：A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郧阳本《续书断》26 页。B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二年永和堂刻本《墨池编》（A01464），第五册 29 页。 C 明万历庚辰李时成重刊薛晨本《墨池编》（GJ2301115），220 页。D 清康熙就闲堂刻本《墨池编》，231 页。

清康雍间刊刻本皆为二十卷本。陈志平《清刻本墨池编版本源流考述》：“康熙五十三年（1714）就闲堂雕版《墨池编》，是清代以来《墨池编》一切翻刻、重印之母本。”[32]朱之劢跋：“世藏正本，为鼠残阙，访求全帙足成”“原本不可得见，嗣复多方购求。儿象贤获旧抄一帙，纸色甚古，令与家藏摸覈，鲁鱼亥豕虽多，却无薛李等家之谬，可称善本”。（天一阁藏本<0004773>481页，参阅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33]

清康熙刻本碑刻门没有列举宋元明碑刻，卷末朱长文跋“自五代至于皇朝，碑碣尚完，而众听所易闻，不必繁述云”，与碑目对应。明隆庆刻本朱跋删除此数语，碑刻门增入宋元明三代碑刻，显非朱长文所为。据此，清康熙本虽刊刻时间更晚，却可能更接近于朱长文原貌。陈志平据清刻本朱长文自序“颜忠烈”一语，推断宋本不能早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34]清刻本避南宋第二帝宋孝宗赵昚（1163—1189）嫌名，则宋本当在南宋孝宗时期或稍后。

（二）《续书断》源于宋刊本《墨池编》

朱长文《墨池编》卷前自序于“治平三年丙午（1066）”，《续书断》自序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前后相距八年，其间有三位北宋皇帝：宋仁宗赵祯（1023—1063）、宋英宗赵曙（1064—1067）、宋神宗赵顼（1068—1085），《续书断》避这三位宋帝的讳，比较明显的有“真”“旭”等嫌名字。

据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雍正间吴下刻本《墨池编》“其中‘真’字皆缺笔，避宋仁宗嫌名，盖本宋椠翻刻者”。“真”字缺笔，即避赵祯讳。兹据就闲堂印本《墨池编》卷十《续书断》核对：

例一：就闲堂本卷十“宋王洙字原叔”，“隶即今之真字”（263b.7），“今所存汉碑皆与真字体异”（263b.11），“今之真字乃汉魏之际省隶而作也”（264a.1）。此三“真”字皆缺末笔，避北宋仁宗赵祯名讳。——隆庆本卷十（59b.8，60a.3，60a.4）、万历本卷三（248a.3，248a.7，248a.9）皆不缺笔。郧阳本《续书断》（53b.1，53b.6，53b.7）也同样不缺笔。

例二：就闲堂本卷十：“慎东美，字伯筠”（265a.6），“慎”字缺末笔。此例避南宋孝宗赵昚(1163—1189)名讳。——隆庆本卷十(61b.2)、万历本卷三(249b.3)皆不缺笔。郧阳本《续书断》（55a.1）也同样不缺笔。

据此，明隆庆与万历两刻本均不缺笔，而清代就闲堂本避讳，故《越缦堂读书记》谓之“宋椠翻刻”。即使《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五宋版子部著录的宋本《墨池编》确有其事，就闲堂也未必有缘得见惟深宫藏书。

以上两例皆征之于郧阳本《续书断》。据此宋讳核查，前举第一例“真”（53b.1，53b.6，53b.7）与第二例“慎”（55a.1），皆无缺笔。王世贞郧阳本《王氏书苑》刻于万历三年至万历四年（1575—1576），永和堂本《墨池编》刻于隆庆二年（1568），维扬琼花阁本刻于万历八年庚辰（1580），以时间线而言，仅有隆庆本早于郧阳本七八年，时间上虽早，郧阳本与永和堂本更为亲缘，两者出于同样或类似的钞本，也未可知。不过，也无法据此推断两者之间的母子关系。

特别明显的是北宋神宗赵顼嫌名“旭”。《续书断》没有直接写出张旭之名：

唐张长史〔名旭不书名者避御讳也〕……李白诗云楚人尽道张旭奇……（隆庆本墨池编卷九8b.10）

唐张长史〔名旭不书名者避御讳也〕……李白诗云楚人尽道张旭奇……（万历本墨池编卷三67a.3）

张长史〔不书名避御嫌名也〕……李白诗云楚人尽道张某奇……（康熙本墨池编卷九7b.10-11）

讳字“旭”之所以采用如此啰唆的表述方法，大概与《续书断》撰于宋神宗年间有关，俟细考。又案，“御讳”与“御嫌名”不同。《礼记》有“礼不讳嫌名”，郑玄注：“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两宋讳嫌名则是国家礼法制度。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嫌名》：“宋代制，于嫌名字皆避之。《礼部韵略》凡与庙讳音同之字皆不收。太祖讳匡胤，十阳部去王切一十三字、二十一震部羊晋切一十一字皆不收，它皆仿此。朱子《周易本义·姤卦》下，以‘故为姤’作‘故为遇’，避高宗嫌名也〔原注：宋板书贞字完字多是缺笔。贞音同祯，仁宗讳。完音同桓，钦宗讳。《雍录》以贞女树为正女木，树音同曙，英宗讳〕。岂不闻《颜氏家训》所云吕尚之儿，如不为上，赵一之子，傥不作一，便是下笔即妨，是书皆触者乎〔原注：金章宗泰和元年七月己巳，初禁庙讳洞音字，盖亦仿宋制也〕。”据此，仅有第三例合乎当时的制度。第一例和第二例，“名旭”与“不书名”前后矛盾，引李白诗“楚人尽道张旭奇”直书张旭之名，显非朱长文原本所有。

明郧阳初刻书苑零本《续书断》，也写作“张长史〔不书名避御嫌名也〕”（26a.2）“楚人尽道张某奇”（26a.4），《古今法书苑》同（389a.9，389b.1），与清刻本《墨池编》同，表现两者有相似的底本来源。清刻本朱之劢跋云：朱象贤“获旧抄一帙，纸色甚古”“鲁鱼亥豕虽多，却无薛李等家之谬，可称善本”。王世贞所据的可能也是类似的旧本。然而，仅此一例，无法推断王世贞所据旧本的更多细节。

郧阳本《续书断》“贞观”作“正观”者三例：欧阳询“正观初历太子率更令”（30b.4），褚遂良“正观中累迁起居郎”

(31a.4)，唐玄宗“开元致治，比隆正观”

(40a.9)。

——案，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卷十二卷十三（394a.9，395a.1，406a.6）、清刻本《墨池编》卷九卷十（<9>12a.8，<9>12b.9，<10>1b.1）都没有避讳，而是直书“贞观”。

郧阳本《续书断》“正观”三例，对应的明刻本《古今法书苑》与清刻本《墨池编》都直书“贞观”。“正观”，避北宋仁宗赵祯名讳，这也是残存的宋刻本考据特征。

张旭：“世或以十二意谓君以传颜者〔事具《墨池编》〕”。(27a.10)

徐浩论书云：“若藻曜而高翔，书之凤凰矣〔论具《墨池编》〕”。(32b.7)

夹注“事具《墨池编》”者二例，前者指清刻本《墨池编》卷二颜真卿《笔法十二意》，后者指清刻本《墨池编》卷十四徐浩《古迹记》。明刻本《古今法书苑》仅存前例（390b.9），后例无夹注（cf.396b.6）。《墨池编》属于丛纂性质（《书画书录解题》卷八丛辑类），在同一部书中的各篇章可以前后参阅，而《续书断》独立刊刻就需要予以夹注说明。这二例夹注，说明郧阳本《续书断》录自宋刊本《墨池编》。唯今见《墨池编》明清各版本俱有改易，已不复宋刊本当年旧貌。

六、郧阳初刻本米芾《米海岳书史》复制《百川学海》华氏本

（一）基于宋讳字的查考

金陵翻本《王氏书苑》第二种为《米海岳书史》（卷之六，四库存目书子部七十一册影印，555—574页），据郧阳初刻本翻刻。《四库提要》、詹景凤《书苑补益题辞》，再三强调了这一点。

郧阳明刻本《米海岳书史》，撰稿之初仅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艺术古籍类编》第一册影印书画史合刊本，题为“书画史（明翻宋本）”（《米海岳书史》：1—70页，《米海岳画史》：71—138页）。该影印本质量不高，《米海岳书史》第一页尤为错乱，仅页面右下角残存原貌，第三十七页首二两行与三四两行重复。末页尾题“米元章书史终”，与卷首原书名“米海岳书史”略有出入（百川学海陶氏涉园本卷端“米元章书史”，王氏书苑本题“米海岳书史”）。尽管影印本不很理想，却仍是难得一见的郧阳初刻书苑零本。拙文将竣，有幸见到了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画苑□□种□□卷”所收《米海岳书史》，极精好，足以完全弥补当时初见影印本的遗憾。又，出于同版的台湾藏本蛀蚀较多，又多残损页面，刷印不好，点画单薄，不及南京图书馆藏本远甚。

从行款和避讳字分析，郧阳本《米海岳书史》来源于无锡华氏覆宋本《百川学海·辛集》，郧阳本几乎是完全精确地复制了华氏本。《百川学海》现知三种版本：一是宋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二是无锡华氏覆宋本，三是武进陶氏影宋本。《百川学海》这三个版本大同小异（见图12），略有差异之处，凡有差异处，《米海岳书史》皆与华氏本高度一致。

王世贞郧阳本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百川学海本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字（宋刻本、华氏本、陶氏本三者并同）。每半页相差一行，其余几乎全同。尤其是避讳字的数量及其内部差异性，华氏本回改正字的数量较多。郧阳本全同于华氏本，而不同于宋刻本与陶氏本。相比较而言，兹以郧阳本与陶氏本先后为次，各记页数和行次，列举如次。

第一，“玄”，赵氏远祖赵玄朗讳。赵玄朗庙号“圣祖”，谥号“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两本皆不避讳，字不缺笔。“几玄不知何人”（32.11/30.4）、“蒋玄晖”（35.9/32.11）、“唐玄度”（56.6/51.11）、“玄度忽肿”（59.3/54.5）、“史称玄度”（59.4/54.6）等，凡五例。宋刻本（15b.4，16b.11，25a.11，27b.5，27b.6）、华氏本（1555a.4，1556a.11，1565b.11，1567a.5，1567a.6）也都不避讳。

图 12 《百川学海》匡字避讳

资料来源：A 宋刻本（8a），B 陶氏本（15.9），C 华氏本（1547b）。

第二，“殷”，北宋赵匡胤之父赵弘殷讳。赵弘殷（899—956）庙号“宣祖”，谥号“昭武睿圣皇帝”。“殷”，郧阳本不缺笔。“后有殷浩印殷浩以丹”（2.7/2.6）、“高赀殷勤”（61.2/56.2），华氏本（1541a.6，1568a.2）、宋刻本（1b.6，28b.2）皆不缺笔。

第三，避赵匡胤讳。“匡”(17.1/15.9)，仅有“匡帝业者”一例，两本皆缺末笔。华氏本（1547b.9）也缺笔。

——前三例，郧阳本与百川学海三本相同。

第四，北宋第三帝宋真宗赵恒。“恒”，

郧阳本俱不缺末笔，百川学海本或缺或不

缺。“陆机卫恒帖”（41.8/38.4），宋刻

本、华氏本、陶氏本三本都不缺末笔。“田

恒取齐”（44.10/41.3），华氏本（1560b.3）

不缺末笔，宋刻本与陶氏本并缺末笔。此

例又或窥见宋本于讳字亦偶有差误，毕竟

讳字超出了汉字的普遍使用习惯。若以讳

字缺末笔与否而论，郧阳本与华氏本同。

第五，北宋第四帝宋仁宗赵祯。“贞”，

郧阳本俱不缺笔。“贞观”，郧阳本与

《百川学海》陶氏本皆有“贞观”与“正

观”两种写法。两本同作“正观”的十一

例（8.6/7.11，10.10/10.1，36.2/33.3，

41.1/37.9，41.10/38.6，43.3/39.9，

43.10/40.4，45.11/42.3，46.2/42.5，

46.4/42.7，66.2/60.9）。两本同时写作

“贞观”的四例（32.1/29.6，65.8/60.4，

65.9/60.5，68.9/63.2），《百川学海》陶

氏本“贞”字俱缺末笔。其他的“贞明庚辰”（4.7/4.4），凡一例，陶氏本亦缺末笔。最后的“贞观”“贞明”共四例，华氏本（1570a.4，1570a.5，1571b.2，1542a.4）都不缺笔，郧阳本与陶氏本同。

第六，北宋末帝钦宗赵桓。“桓”，郧阳本俱不缺末笔，百川学海本或缺或不缺。“又晋谢奕桓温谢安三帖”（3.7/3.5），《百川学海》华氏本（1541b.5）不缺末笔，宋刻本与陶氏本并缺末笔。“桓公破羌帖”（12.11/11.12）、“桓谢帖”（51.8/47.6），华氏本（1545b.12，1563b.6）不缺末笔，宋刻本与陶氏本俱缺末笔。以上三例，明翻宋本与华氏本相同，与宋刻本与陶氏本不同。

第七，同前赵桓讳，与上讳音同或近者均嫌避，旧讳二字皆合回避。《日知录》云“宋板书‘完’字多缺笔”。“完”，郧阳本皆不缺笔。“六朝人书绢完”（3.11/3.9）、“世完”（61.5/56.5）、“公卿名完”（68.7B/62.12B），《百川学海》陶氏本皆缺末笔。唯“前完”（16.2/14.11），宋刻本（7b.11）、陶氏本皆不缺笔。以上四例，华氏本（1541b.9，1568a.5，1571a.12B，1547a.11）皆不缺末笔，明翻宋本与华氏本同。

第八，南宋第一帝赵构。讳“构”“购”等字。“购”凡十八见，郧阳本俱不缺笔。“李公麟收购”（1.9/1.9），“购得第一帖”（2.2/2.1），《百川学海》陶氏本缺笔，右下部作“丹”。以上两例，华氏本（1540b.9，1541a.1）皆不缺笔。其余十六例，郧阳本后页码行次之后附记华氏本页码行次，列举如下：“购于王氏”（3.10/3.8，1541b.8）、“令穰所购”（18.7/17.2，1548b.1）、“王诜购去”（24.11/22.12，1551a.12）、“宗室所购”

（26.10/24.8，1542b.8）、“购于钱景湛”（27.4/25.2，1552b.2）、“购得之”（28.7/26.4，1553a.4）、“购得枕卧”（31.2/28.8，1554a.8）、“购得钱氏王帖”（60.6/55.7，1567b.7）、“倾囊购得”（60.7/55.8，1567b.8）、“有志欲购”（61.2/56.2，1568a.2）、“散金购取”（61.2/56.2，1568a.2）、“难购也”（61.9/56.9，1568a.9）、“为人购去”（64.9/59.6，1569b.6）、“开元购时”（65.10/60.6，1570a.6）、“寻购”（67.1/61.7，1570b.7）、“以购书画”（67.2/61.8，1570b.7）、“购”右下部皆作“丹”。此十六例，华氏本皆不缺笔。类似的“遘”，“沈遘借阅”（28.5/26.3），宋刻本缺笔，华氏本（1553a.3）也不缺笔。据此，郧阳本与华氏本同。

第九，南宋第二帝赵睿讳。“慎”亦在讳例，“洪元慎”（37.1/34.1），郧阳本俱不缺笔，《百川学海》陶氏本不缺笔，宋刻本（17b.1）不缺笔而末点甚小，似铲而未尽者。“下自乾慎”（52.5/48.2）、“鲍慎”（70.7/64.10），郧阳本不缺，陶氏本与宋刻本（24b.2，32b.10）皆缺末笔。以上三例，华氏本（1557a.1，1564a.2，1572a.10）皆不缺笔，郧阳本与华氏本同。

第十，讳南宋第三帝赵惇讳。“惇”（6.2/5.10，13.6/12.6，29.3/26.11，38.4/35.3，48.8/44.9）两本皆缺末笔。另一处虽缺末笔而似有铲版之痕（25.8/23.8），一处不缺却似有添描之痕（25.10/23.10），这两处《百川学海》各本皆作“惇”，既不缺笔也不别讳。案，南宋第三帝赵惇，在位五年（1189—1194），年号绍熙，同音字“镎”亦在讳例。“李镎”（39.9/36.7）、“分前四帖与李锌”（41.9/38.5），两本皆不缺笔。“吾友李锌”（57.8/52.12），郧阳本与华氏本（1566a.12）并缺末笔，宋刻本（26b.12）、陶氏本（52.12）皆不缺笔。此例也表明，郧阳本与华氏本同。

——此前各例，郧阳本《米海岳书史》与《百川学海》华氏本同，与他二本不同。因此，与其说王世贞据宋刻本翻刻，倒不如说据华氏本翻刻。也就是说，王世贞辑刻《王氏书苑》所用的底本是《百川学海》华氏本。

第十一，百川学海本于北宋诸帝“太宗皇帝”（2.10/），“我太祖”（68.1/）并提行，“仁宗”（68.2/）前空格，是宋人刻书恪守宋讳之例。宋以后人没有这种尊尊的必要性，足证《百川学海》华氏本、陶氏本俱忠实复制于宋刻本。郧阳本《米海岳书史》与《百川学海》各本同。

——此例足证各本俱忠实于宋刻本。

据陶氏所说，《百川学海》在“咸淳以后翻刻有三”，其一为明弘治间（1488—1505）无锡华氏覆宋本。相比较而言，华氏本虽保留了部分宋讳，却又回改颇多，似乎并没有特别认真对待。武进陶湘涉园影宋本，意在影宋存旧存真，精确再现了宋刻本的考据特征，我们在查证《米海岳书史》的过程中尚未发现差异。虽然我们不能确定王世贞是否见过宋刻本《百川学海》，而王世贞却并不是非宋本不可，他既能重刻严嵩刻本《书法钩玄》，当然也能翻刻华氏本。华氏本成书于王世贞抚郧之前将近百年。对于考察王世贞所据底本而言，与其核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不如先核查无锡华氏覆宋本（上海图书馆藏本，第1540—1572页）。我们的结论如下：《百川学海》宋刻本与陶氏影宋本，恪遵宋讳；华氏覆宋本，于宋讳回改颇多。宋明两类版本，凡有讳字差异，郧阳本《米海岳书史》都与华氏本相同，无一例外。因此，我们推断：王世贞抚郧初刻《王氏书苑》之时，《米海岳书史》所用底本是《百川学海》华氏本，并且最大限度地精确再现了华氏本宋讳字的考据特征。

（二）宋刻宝晋山林集拾遗本《书史》

更进一步地说，米芾《书史》还有另一种宋刻本，题为“书史”，收入《宝晋山林集拾遗》，米宪辑，《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嘉泰元年筠阳郡刻本，其第六卷《书史》分装为第六、第七两册。“玮”“购”“桓”“贞”皆缺末笔为讳。赵昚曾用名赵玮，郧阳本不讳。“检校太师李玮”（2.1/1.12）、“其帖在李玮家”（3.2/2.12）等字，《百川学海》三本也都不缺笔，独米宪此本缺末笔。《宝晋山林集拾遗》在前，《百川学海》在后。《百川学海》雕版于宋度宗赵禧咸淳九年（1273），在米宪之后七十年，两书的避讳字异同可以窥见宋人讳例。

以上考察都与版本相关。若就学理言，尚须更进一步的讨论。米芾曾任宋徽宗书画学博士，稍后专任书学博士，书法艺术与风流韵事一直为宋人所津津乐道。他的书法言论，不仅在他的多种书画著作交叉出现，也被其他宋人屡屡记录，可以相互验证。《宝晋山林集拾遗》与《百川学海》毕竟都在米芾身后百余年。相比较而言，凡有异同处，多以《百川学海》为佳，后出转精。兹举三例如次。

第一例：

《百川学海》宋刻本（1b）

晋贤十四帖，检校太师李玮于侍中王贻永家购得。第一帖张华真楷钟法，次王濬，次王戎，次陆机，次郗鉴，次陆琉表、晋元帝批答，次谢安，次王衍，次右军，次谢万两帖，次王珣，次臣詹晋武帝批答，次谢方同，次郄愔，次谢尚。内谢安帖有“开元”印缝两小玺、“建中翰林”印。安及万帖有“王涯永存珍祕”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阅古书”印，后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梁秀以赭，是唐末赏鉴之家。其间有太平公主胡书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宝藏。侍中国壻，丞相子也。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无他好，留意翰墨，润色太平。淳化中，尝借王氏所收书集入《阁帖》十卷内……

《宝晋山林集拾遗》宋刻本<1b—2a>

晋贤十四帖，检校太师李玮于侍中王贻永家购得。第一帖张华真楷钟法，次王濬，次王戎，次陆机，次郗鉴，次陆玩表、晋元帝批苔，次谢安，次王衍，次右军，次谢万两帖，次王珣，次臣詹晋武帝批苔，次谢方冏，次郄愔，次谢尚。内谢安帖有“开元”印缝两小玺，“建中翰林”印。安及万帖有“王涯永存珍祕”印。十八卷前有“梁秀收阅古书”印，后有“殷诰”印。殷诰以丹，梁秀以赭，是唐末赏鉴之家。其间又有太平公主胡书印、王溥。自五代相家，侍中国壻，丞相子也。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无他好，留意翰墨，润色太平。淳化中，尝借王氏所收书集入《阁帖》十卷内……

左氏《百川学海·辛集》记“大卷前有‘梁秀收阅古书’印、后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殷氏名作“浩”（宋刻本[1a—b]、陶氏本[2]、华氏本[1a—b]三本并同）。《宝晋山林集拾遗》作“十八卷前有‘梁秀收阅古书’印、后有‘殷诰’印。殷诰以丹”，殷氏名作“诰”。以文义揣度，“十八卷”不可解。殷浩，传载《晋书》卷七十七，作“殷诰”亦不可解。晋贤十四人之中，陆珖，或作陆玩，《宝章待访录》作陆统。陆玩，陆晔弟，传载《晋书》卷七十七（与殷浩同卷），当以《宝晋山林集拾遗》为是。

米芾的这些记录，不易理解。这里提到的王贻永、王溥孙、尚郑国长公主。《宋史》卷二百四十九：“王溥，字齐物，并州祁人。太平兴国初封祁国公，七年八月卒，年六十一。”“溥好聚书，至万余卷”“又多藏法书名画”。其子贻孙、贻正、贻庆、贻序四人。“贻正子克明，尚太宗女郑国长公主，改名贻永，令与其父同行，见外戚传。”《宋史》卷四百六十四“外戚传”：“王贻永字季长，溥之孙也。性清慎寡言，颇通书，不好声技。”“咸平（998—1003）中，尚郑国公主。”“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遂加兼侍中。”“至和（1054—1056）初，复以疾辞。拜尚书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景灵宫使。卒赠太师、中书令。谥康靖。”

王贻永活跃于宋真宗咸平至宋仁宗至和间，荣华尊贵，又是名门之后，米芾因此称他为“侍中”“国壻”（尚郑国公主），又说他是“丞相之子”（王溥—王贻正—王贻永），后者大概是笼统的说法。王贻永离世时，米芾（1051—1107）只是出生不久的幼童，米芾与贻永的孙辈同时活动（“刘泾倅莫王贻永侍中孙为守”云云）。

这里所记的“晋贤十四帖”，《宝章待访录》也有记录：“晋武帝、王浑、王戎、王衍、郗愔、陆统、桓温、陆云、谢安、谢万等十四帖。右真迹在驸马都尉李公炤第。武帝、王戎，书字有篆籀气象，奇古，墨色如漆，纸皆磨破，上有开元二字小印、太平公主胡书印，美哉不可得而加矣，世之奇书也。王涯永存珍祕印、殷浩之印、梁秀收阅古书记字印。内郗愔一帖，即《阁本法帖》所录者。昔使王著取溥家书，与阁下书杂模，模此卷中独取愔两行，余在所弃，哀哉。谢安慰问帖，字清古，在二王之上，宜乎批子敬帖尾也。”（目睹篇第28条。《百川学海》华氏本1532b页，参考陶氏本辛集上册104—105页）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三：“太宗留意字书。淳化中，尝出内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汉晋以下古帖，集为十卷，刻于秘阁，世传为《阁帖》是也。中间晋宋帖，多出王贻永家。贻永，祁公之子，国初藏名书画最多。真迹今犹有为李驸马公炤家所得者，实为奇迹。”（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23页）

这些记载的大意是说，王家收藏的书画极富，宋太宗摹刻于《淳化阁帖》所用的晋宋法帖，有不少来自王贻永家藏。“晋贤十四帖”中的郗愔“二十四日帖”两行（聚珍版徐朝弼《淳化阁帖释文》30页：“廿四日愔报比书想悉达／日谅弟佳不及数字愔报”），被摹入《淳化阁帖》卷二（109页）。后来，“晋贤十四帖”归李公炤所有。李公炤即李玮，传载《宋史》卷四百六十四“外戚传”（与王贻永同卷），亦以书画收藏著称。米芾《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跋谢安石帖》记录了这卷晋贤帖 ^[35] ，唯称“东晋十三帖”，未详缘何缺少了一帖。后者记“元符中，归翰长蔡公。建中靖国元年十月日，以余笃好，见归”，是原帖已经零散，其零帖之一的“谢安帖”六十五字，先归蔡京，再归米芾，是“宝晋斋”三宝之一，刻入《宝晋斋法帖》（《中国法帖全集》第11册，第8—9、17—18页）。

第二例：

《百川学海》宋刻本（1b）

又有唐摹右军帖，双钩蜡纸摹。末后一帖是“奉橘三百颗，霜未降，未可多得”。韦应物诗云“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更待满林霜”，盖用此事。开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参军学士诸葛颖、谘议参军开府学士柳顾言，释智果跋其尾。

《宝晋山林集拾遗》宋刻本<4a>

又有唐摹右军帖，双钩蜡纸模。末一帖是“奉橘三百颗，霜未降，未可多得”。韦应物诗云“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更待满林霜”。开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参军事学士诸葛颖、谘议参军开府学士柳顾言，释智果。

引案，“奉橘三百颗”，《宝晋斋法帖》摹刻。此帖之前还有《平安帖》《何如帖》两帖，三者摹于一纸，合称“平安三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卷末“开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参军事学士诸葛颖”“谘议参军开府学士柳顾言”“释智果”四行，《法书要录》称之为“押署”。《宝晋山林集拾遗》文末止于“释智果”，辞气未完。

第三例：

郧阳本《米海岳书史》（10.4—12.1）

王献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颗，晚雪，殊不能佳”，上有梨幹黎氏印，所谓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书卷首见此两行十字，遂连此卷末，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员外郎柳公权记后细题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连之，余辨乃右军书，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公权误以为子敬也。缝有贞观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刘季孙，以一千置得。余约以欧阳询真迹二帖、王维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砚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刘见许。王诜借余砚山去不即还，刘为泽守行两日，王始见还，约再见易而刘死矣。其子以二十千卖与王防。唐太宗书窃类子敬，公权能于太宗书卷辩出，而复误连右军帖为子敬。公权知书者乃如此。其跋冯氏《西升经》，唐经生书也，乃谓之褚书者，非也。盖能书者未必能鉴。余既跋定之，苏子瞻于是跋诗曰“家鸡野鹫同登俎，春蚓秋蛇总入奁。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箴”，盖以晋史太宗赞贬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欲上攀右军，故大骂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

《宝晋山林集拾遗》宋刻本<6b.5—7b.2>

王献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晚雪，殊不能佳”，上有梨斡黎氏印，所谓南方君子者。跋尾半幅云：因太宗书卷首见此两行十字，遂连此卷，若珠还合浦、剑入延平。太和三年三月十日司封员外柳公权记后细题一行曰“又一帖十二字连之，余辨乃右军书，云：思言叙卒何期，但有长叹念告”，公权误为子敬也。缝有正观半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刘季孙，以一千置得。余约以欧阳询真迹二帖、王维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砚山一枚、玉坐珊瑚一枝以易，刘许矣。王诜借砚山去不即还，刘为泽守行两日，王始见还，约再见易之而刘死矣。其子以二十千卖与王防。唐太宗书窃类子敬，公权能于太宗书卷辩出，复误连右军帖为子敬。公权知书者乃如此。其跋冯氏《西升》，经生书，谓之褚书者，同也，盖能书者未必能鉴。

引案，两者异文，先举郧阳本《米海岳书史》，再举《宝晋山林集拾遗》，列举如次：“三百颗”作“三百”（10.4/6b.5），“遂连此卷末”作“遂连此卷”（10.6/6b.8），“司封员外郎”作“司封员外”（10.7/6b.9），“误以为子敬也”作“误为子敬也”（10.8—9/7a.2），以上各缺一字。“玉座”作“玉坐”（111.1/7a.5），字形小异。“约再见易”作“约再见易之”（11.3/7a.7—8），增一字。“而复误连”作“复误连”（11.5/7a.10），缺一字。“冯氏《西升经》，唐经生书也，乃谓之褚书者，非也”作“冯氏《西升》经生书，谓之褚书者，同也”（11.6—7/7b.1—2），缺“唐经”“乃”三字。按，后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乃谓之褚书者非也”，优于两宋本。

《宝晋山林集拾遗》又缺末段“余既跋定之，苏子瞻于是跋诗”云云九十字（11.7—12.1）。这一段特别要紧，体现出米芾对王献之的态度，“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也”。倘论“天真超逸”，米芾本人也不遑稍让。

郧阳本《米海岳书史》“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绝不曾见真迹摹本枕卧积时”（影印郧阳本三十三页第一行），《宝晋山林集拾遗》脱去。《宝晋山林集拾遗》末增“余年十岁写碑刻”等四条，他本未见。据张丑《真迹日录》卷四著录元章四帖真迹“余年十岁写碑刻迹”“下麻纸”“东南多茗草”“荆州六合笺”云云，明系四帖，《宝晋山林集拾遗》将第二帖和第三帖合并为一条，当从张丑析为二条。清文渊四库全书本脱去“添入羲之两字传入晋州法帖以为羲之书聋瞽可笑”至“板行以纪其事沈板余官潭留书斋半岁临学后为”百余字，对应于郧阳本的二十四行（31.7—33.8），相当于脱去一整版有余。

至于段落分合，也有差异之处。“余阅书白首无魏遗墨故断自西晋”“晋贤十四帖”，郧阳本《米海岳书史》、陶氏涉园影宋刻本《百川学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书史》皆为一条，宋刊《宝晋山林集拾遗》卷六第一页各自成条，较优，可从。“王诜每余到都下”云云，“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尽之间”云云，郧阳本与四库全书本都各自成条，较优，而宋本《宝晋山林集拾遗》则连成一条（《中华再造善本》第七册，42页），且“太宗”两字之前也没有表示尊崇的空格，似非宋本应有之式。

尽管宋刻本极为贵重，“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而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对于文字内容和学术研究而言，未必凡宋必优。我们需要将宋刻本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区别对待。

七、郧阳初刻本张彦远《法书要录》具有宋本考据特征

（一）王世贞刊刻《法书要录》

王世贞郧阳初刻本《法书要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中国国家图书馆（11325+45274，cf.CBM2182）、北京市文物局、上海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藏明刻本，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所见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两部、上海图书馆一部，与郧阳初刻本“汇刻唐宋画书九种十一卷”如出一手，当为郧阳初刻书苑零本。

所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张彦远《法书要录》（11325+45274），有“傅沅叔藏书记”等，分装为两册，分别通计页数（长号头）。上册卷一至卷四（11325），通码，110页，下册卷五至卷十（45274），通码，118页。此即《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子部一艺术类著录为“明嘉靖刊本”（623页），未言鉴定依据。

中国国家图书馆还有另一部徐乃昌旧藏本（CBM2182），品相逊于前者，分装为四册：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前两册为“卷一上”，后两册为“卷二下”，页码与前本长号头全同。是本钤“积学斋徐乃昌藏书”“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诸印。《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子部艺术类著录，“是正嘉间风气”（623页）。藏园著录两本，时间有先后，随见随录，宜其先后略有差异，而“正嘉间风气”与“嘉靖刊本”其实相去甚微，可证藏园目力坚定不移。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艺术类著录北京图书馆藏徐乃昌积学斋藏本，疑问“傅氏谓为嘉靖间所刻，不知据序跋，抑据目识也？”换言之，王重民认为傅增湘鉴定为嘉靖本的依据并不充分。

所见上海图书馆藏本（GJ2301143），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两本同出一版。钤“项子京家珍藏”“南邨老人”“宗仪之印”等藏印，印主是陶宗仪（1329—约1412）、项元汴（1525—1590）。如果印章可信，项元汴得书已在年过半百之后；陶宗仪则在郧阳初刻本之前二百余年，必无缘及见，其藏印疑伪，或藏书者得陶氏印章钤之以增声价耶，俟他日再事考订。又有“制科征士”“中秘写官”“昌平王氏北堂藏书”“王氏北堂”“凤城”“蕙铃”等印，印主皆不详。

我们注意到卷前《法书要录》总目录，于卷一增加了“上五卷目”，于卷六前“下五卷目”各一行，刻本所见是卷一至卷四为上册，卷五至卷十为下册，与目录有少许差异。上下册书口鱼尾上题“法书要录”，鱼尾下分别题“卷一上”“卷二下”，后者的“卷一”“卷二”不是《法书要录》的卷次，而是王世贞所辑“郧阳本书苑”的丛书总卷次，或许理解为“郧阳书苑”的第一册、第二册更恰当些。王世贞把《法书要录》当作丛书的第一种，因篇页多，分为上下两部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就装订为上下两本）。

然而，王世贞郧阳初刻书画诸书，并非全部如此。例如，《书法钩玄》书口鱼尾下题“卷之一”“卷之二”“卷之三”“卷之四”却都是《书法钩玄》自身的卷次，书口下方页码也都是每卷从一开始，不是全书通码。《历代名画记》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与《法书要录》完全不同，似乎表明王世贞当时谋刻“郧阳书画苑”整体构想尚不明晰（丛书总卷次与单本卷次含混不清，金陵翻本《王氏书画苑》仍旧没有改变）。

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金陵翻本《王氏书苑》共十卷，前五卷即此《法书要录》，是整部丛书的一半篇幅。《法书要录》被均分为五部分。每部分两卷，被分别编为“卷之一”（四库存目丛书影印本435—462页）、“卷之二”（462—493页）、“卷之三”（493—508页）、“卷之四”（508—531页）、“卷之五”（531—554页）。金陵翻本目录亦题“上五卷目录”“下五卷目录”（434—435页），虽然与郧阳初刻本有一字之别，而两者的母子关系也因此隐约可证（见图13）。金陵翻本《法书要录》使用的底本，源于郧阳初刻本，这也是王世贞《前序》与詹氏《书苑补益题辞》明言无误的。

与郧阳初刻本相比较，金陵翻本删除了每卷卷末“法书要录卷第某”一行尾题。金陵本每半页虽少了一行，而多数情况仅有个别文字增减造成的不同。以下先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次举金陵翻本，记其主要增减字差异，兹举二例如次：

卷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郧阳初刻本卷端标题下署“唐河东张彦集”（5a.2），金陵翻本署“唐河东张彦远集”（435c.2），资料来源：A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郧阳本卷一首页。B 金陵翻本卷一首页。——案，郧阳本“所见蚩沮”“媛不自作”，金陵翻本分别作“嗤”“妖”。郧阳本题署“唐河东张彦集”，缺“远”，金陵翻本增字补足了“张彦远”全名。

A

B图 13 《法书要录》郧阳本与金陵本比较

增一“远”字，改正了郧阳本的错误。郧阳本师宜官条“酒因大售其饮足削书而退”（10b.11），金陵翻本增“俟”作“俟其饮足”云云（438d.2）。

卷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郧阳初刻本“桓玄筋力”（见图14）、“妙最得王体”（44b.5），“筋”字似是而非，“桓”缺末笔，金陵翻本前后两字并从正体，后字不缺末笔，金陵翻本又删除“妙”，改作“最得王体”（457b.8）。郧阳本“王洽以并通诸法”（465.b），金陵翻本增“下”字，改作“王洽以下并通诸法”（458a.1）。郧阳本“四海同文果处处追寻”（49b.6），删“果”字，金陵翻本改作“四海同文处处追寻”（459c.9）。郧阳本“壁中书相类”（51a.8），金陵翻本改字作“壁中书又类”（460c.3）。

王世贞明言购得“书苑”零本交给王元贞重刻。虽曰“重刻”，实际上也有如前所举的修订，如前例，这些修订大致是可取的。《书苑补益》则是王世贞之外的新增部分，卷端明署“皇明詹景凤、王元贞同校”，而《书苑》正编是重刻，仅于《法书要录》总目下署“皇明朱衣、姚汝循同校”，在王世贞原本上校订，也同样没有关于校订的相关说明。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郧阳初刻本上册卷三褚遂良《右军书目》“行书五十八卷”，条目错乱：第22—29条（58b.10—59b.10）居前，第13—21条（59b.11—60b.9）居后。中国国家图书馆徐乃昌旧藏本（CBM2182）、上海图书馆藏本（GJ2301143）同样错乱。金陵翻本改正了错乱（464c.7—465c.10）。郧阳本颠倒如此，未详当时缘由。

图 14 《法书要录》各版本差异比较

资料来源：A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郧阳本“桓玄筋力”（44b.5），桓缺末笔。B 金陵翻本《王氏书苑》“桓”字不缺笔（457b.8）。C 郧阳本“王洽以并通诸法”（465.b）。D 金陵翻本增字改作“王洽以下并通诸法”（458a.1）。

此例说明，《法书要录》曾有大段的错乱。金陵翻本不动声色地予以修订，意在为尊者讳。很明显，金陵翻本明显优于郧阳本。

（二）宋讳字“恒”“桓”及其相关混乱

郧阳初刻本的宋讳字，比较明显的有“恒”“桓”等字，前者避宋真宗讳，后者避宋钦宗讳。由于没有发现避宋高宗赵构讳，因而暂时武断地认为郧阳初刻本的底本来源雕刻于北宋末年，唯目前没有发现这个宋刻本进行具体的比勘。

由于有避讳字的存在，我们可以比较郧阳初刻本与金陵翻本的差异，以“恒”为例，并两本的页码与行次，先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郧阳初刻本（分装为上下两册，各自通码），后记金陵翻本 ¹ ，约分

为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两本讳字都缺末笔作“怕”。《法书要录》卷一“如骑骡驳驳怕欲度骅骝前”（郧阳本上册15b.7/金陵翻本441b.8），“瓘子怕字巨山”（18b.10/443a.7）。卷二“范仰怕献上张芝缣素书”（25b.4/446d.9），“臣见卫怕古来能书人录一卷”（29a.10/449a.2），“卫怕子弟”（37b.6/453c.5），“卫怕书如插花美女”（48b.7/[1]54a.8） ¹ ，“怕加宝爱”（49b.5/459c.8）。卷三“卫怕”（69b.1/470c.1）。卷四“卫怕”（91b.6/483a.1）。卷七“卫怕祖述飞白”（郧阳本下册46b.5/514b.8）。

第二，两本讳字都有不缺末笔。《法书要录》卷一“瓘子恒亦善书”（郧阳本上册12a.11/439c.5），“卫恒”（21a.7/444b.9），“卫恒巨山”（44b.9/457c.2）”。卷五“骋志恒俗”（郧阳本下册15a.11/501b.10），“越恒规而涉往”（15b.9/501c.8）。卷八“古文四：卫恒”（53b.9/518d.10），“章草八：卫恒”（54b.5/519b.8），“草书二十二：卫恒”（54b.11/519c.4），“恒得其骨”（61a.4/522d.10），“卫恒云姜孟頴”（65a.9/525b.3），“卫恒云魏初传古文者”（66a.1/525c.7），“卫恒云昭与钟繇”（66a.7/525d.3），“恒着乌巾”（67b.8/526c.7），“卫恒字巨山”（68a.6/526d.6），“恒得其骨”（68a.7/526d.7），“恒常玩之”（68a.8/526d.8），“恒之从女”（68b.1/527a.2），“布被中恒手画肚”（86b.7/536d.7）。卷十“心腹中恒无他此一事”（117b.4b/554a.4b）。

第三，郧阳初刻本缺末笔，而金陵翻本不缺笔。《法书要录》卷五“犹怕德之仁智”（郧阳本下册7b.5/497b.8）。卷六“子恒济”（22b.10a/[3]24a.3a）²。卷七“卫恒古文赞”（39a.2a/510c.10a），“卫恒李诞”（43b.9/513b.6）。卷八“卫恒”（55b.1/519d.6）。以上诸例，毋妨视作重刻本的偶尔失误，因失误导致了避讳字没有再现。

第四，郧阳初刻本不缺笔，而金陵翻本缺笔。《法书要录》卷三“第十七报怕何如”（郧阳本上册60a.9/464d.6），“羲之报怕何如”（60a.9b/464d.6b）。卷八“卫怕兼精体势”（郧阳本下册90b.7/539a.6）

——这三例似乎重现了宋讳，暂时不易理解。

尽管仍然存在后两种情况，而两本相同毕竟是绝大多数。就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分析，这既是宋讳，也是两本母子版的证明。

情况比较复杂的《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右军时代的习用语言，今日已不易理解。其中之一的“怛”（dá）或“怛怛”，通常解释为“忧”，或细言之曰“忧伤”“忧惧”。东晋之前的《诗·齐风·甫田》“无思远人，劳心怛怛”。《毛诗注疏》卷八释“犹忉忉也”；《毛诗讲义》卷三释“忉忉，忧也”；《毛诗李黄集解》卷十一释“忉忉、怛怛，皆是心之劳也”；《诗补传》卷八释“忧而伤也”；《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十一释“痛也，悲之极而至于痛悯悼之深也”；《待轩诗记》卷二释为“惊惧也”；《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卷六释为“惨切貌”；《御纂诗义折中》卷六释为“惨切伤神，更甚于忉忉矣”。东晋之后的杜甫《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别离忧怛怛，伏腊涕涟涟”，“离忧”与“怛怛”联类，仍是诗义之遗。语义虽稳定，而字形与“恒”相似，与缺书末笔的“恒”更为相似，因而可能引起混乱。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下册卷十帖辞为据，以“怛”为考察对象，并记前后两本页码和行次，兹举数例如次：

例一：两本同作“怛”，正确。“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区区一方任耳，而怛忧不治为时耻之，但今卿重熙之徒必得申其道更自行有余力相私也。”（109b.9a/549d.2b）两本均作“怛”，与文义相符。附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法书要录》卷十作“怛”、《墨池编》卷五作“怛”。

例二：两本同作正体“恒”，正确。“舍内佳不中书何似家中疾笃恒救旦夕比知觉有省书想至”（99a.6a/543d.8a），按文义为“恒”。

例三：两本同作正体“恒”，并误，应该都改正为“怛”。“复委笃恐无兴理诸人书亦云尔也忧之恒恒得停乃公私大计也。”（99b.4a/544a.7a）“十月十五日羲之顿首月半哀伤切心奈何奈何不可居忍得十三日书知问此何似恒耿耿吾至勿勿小佳更致问王羲之顿首。”(113a.2a/551c.3a)“足下晚各何似恒灼灼吾坦之欲不复堪事内然力不一一王羲之顿首。”(116b.4a/553c.2a)“足下各复何似恒灼灼故问王羲之白。”(116b.5a/553c.3a)以上四例，前后两本同作“恒”，都是没有缺笔的正字，然而按文义考虑，应当写作是“怛怛”。

例四：前本正体后本讳字，并误，应该都改作“怛”。“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余粗平安。”（94a.2a/541a.4b）“汝当須过殡还恒有悲恻。”（96a.8a/542b.5a）“贼势可见此云方轨万万如志但守之尚足令智者劳心，此回书恒怀汤大 ¹，处世不易。”（99b.1b/544a.4b）“复数橘子即云乃好可噉久得新栗此院冬桃不能得多送触事何当不存往恒语然独折。”（103b.10b/546c.1b）两本都写作“恒”，唯前正后讳，金陵翻本缺末笔，或是临笔偶误。据文义，当作“怛”。

例五：前本错误，后本改正为“怛”（见图15）。“道祖席下乃危笃忧恒忧恒。”（99a.11b）金陵翻本与四库全书本并作“道祖瘠下乃危笃忧怛忧怛。”（544a.3b） ² 金陵翻本作“怛”是正确的，而且“瘠”正“席”误。

以上是“恒”与“怛”引起的混乱，加上“恒”字缺笔的讳字，就更加混乱了。

郧阳初刻本《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还有一些错乱，比如“谢二侯”三字一帖，凡三见，疑有重复。《古今法书苑》收入卷三十四、卷三十五，改题为：“右军书语”（1005b—1034a页，1035b—1064b页），同样也是三见，备举如次（为便于查证起见，这里移录了次帖开头的几个字）：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郧阳初刻本下册卷十：

谢二侯（此三字一行）。山下多日……

(96a. 4/1012b. 8)；

谢二侯（此三字一行）。五月十四日……（98a.2/1017b.1）；

谢二侯（此三字一行）。贼势可见……(99a.11-99b.1/1021a.4)。

金陵翻本完整地保留了以上三条，次第与文字皆同（542a.10，543b.2，544a.3）。此条既表明以上三本为同一版本系统，也表明了金陵翻本与郧阳初本之间的关联。附记，津逮秘书本仅有第一条（608.8，cf.620.7，630.3）。四库全书本《法书要录》同样仅保留第一条，删除了后两条。

郧阳本所录帖辞，每帖开头数字作正文大字（或许有兼标帖名之义），余皆作双行小注，因而帖辞之间的分界清晰。前引“谢二侯帖”前后三见，似无前后帖辞窜乱的疑问。王世贞编纂的《古今法书苑》也是如此。两厢对读，可证王世贞当年所据的旧版书确实就是如此。仅就此例而言，郧阳本实难称善本。邢邵云：“误书思之，更是一适。”（《北齐书》卷三十六，479页）我们当然不如邢邵高情达识，却也愚钝地相信郧阳本具有进一步深思考索的价值。

A

B图 15 《法书要录》郧阳本与金陵翻本比

资料来源：A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郧阳本下册页九十九（99b），B 金陵翻本《王氏画苑》卷之五页二十六（544a）。——案，金陵翻本“道祖席下乃危笃，忧怛忧怛”（544a.3b），郧阳本误作“忧怛忧怛”（99a.11b）；“席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痛下”；“恒怀汤大”（544a.4b），恒缺末笔，郧阳本不缺（99b.1b），两本俱误，应作“怛”；“忧之怛怛”（544a.7a），两本同，俱误，应作“怛”。

（三）郧阳本卷末张彦远小传校勘

张彦远《法书要录》十卷，卷首《法书要录序》自叙家世与成书大略。卷末又有张彦远小传十六列，首列有六个空格：

第一列：张彦远，河东人。能文，工字学。隶书□□□□□□喜

第二列：作八分。其家既出累世缙绅之后，且复好事，故藏积

第三列：图书如钟张卫索王羲献而下，

每至成轴。其大父稔

第四列：已有书名。初得钟繇笔意，

壮岁遂仿献之，暮年人许

第五列：有羲之风度，盖凡三变而后成此。其遗风余泽，沾馥

第六列：后人者，特非一日。彦远既世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

第七列：笔不愧作者。观其为论，以谓书非小道本以助人伦

第八列：穷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秘，

灵怪不能以适其形，则

第九列：知盘薄胸次者固已吞云梦者八九矣。其流于笔端，

第十列：自应过人，矧夫历代奇观一一到眼而心传手受处

第十一列：复有家学耶。尝作《法书要录》一十卷，具载古人论书

第十二列：语，且以传列之。又以九等品第书学人物，自汉至唐，

第十三列：上下千百载间，其大笔名流几不逃彀中矣。更撰《历

第十四列：代名画记》为十卷，自序其右云“得此二书，则书画之

第十五列：事毕矣”，观其编次之善，

果非虚论。又尝以八分录前

第十六列：人诗什数章。至其仿古出

奇，亦非凡子可到〔出画谱本传〕。

传文末注“出画谱本传”五字，“画谱”应该改作“书谱”。张彦远小传，见《宣和书谱》卷二十“八分书”第二人。该传又载《历代名画记》卷末（毕斐影印郧阳本，225—226页），文字小异。

《法书要录》附张彦远小传，与《宣和书谱》《历代名画记》相比较，分为三种情况：

《法书要录》小传与《宣和书谱》同，与《历代名画记》不同：第二行，“八分”，《历代名画记》作“八分书”。

与《历代名画记》同，与《宣和书谱》不同：第三行，“其大父”，《宣和书谱》作“大父”。第九行，“吞云梦者”，《宣和书谱》作“吞食云梦之”。第十行，“心传手受”，《宣和书谱》作“手传心受”，倒乙二字。

《宣和书谱》与《历代名画记》相同，而《法书要录》与之不同。第一行，原空六字，两本并作“外多”两字。第五行，“而后成”，两本并作“而后有成”。第八行，“适其形”，两本并作“遁其形”。第九行，“盘薄”，两本并作“盘礴”（《古今法书苑》作“礓礴”）。第十二行，“以传列之”，两本并作“以完传列之”。第十五行，“虚论”，两本并作“虚语”，改一字。

张彦远传文短小，而异文如此之多，是令人惊奇的。这些异文，表明《法书要录》与《历代名画记》所附张彦远小传，都是两书各自原有的。倘若是王世贞校勘所增，那么两篇小传应该相同，至少不会如此差异。王世贞手边的《法书要录》虽不可见，但《古今法书苑》据“书谱”征引的张彦远小传（799—800页），除了“礓礴”一处之外，其余与今本全同。现在看来，前举三书各有来源，而不

是母子相承。

《法书要录》小传首行“隶书□□□□□喜作八分”，空缺六字，估计是说张彦远的隶书如何如何高妙，他特别喜欢八分书体，《宣和书谱》就把他列入八分名家之列。这里的“隶书”与“八分书”，按《宣和书谱》的理解，是两种不同字体。《宣和书谱》列出的隶书名家仅有韩择木一人（卷一），八分书名家有于僧翰、张彦远、贝冷该、释灵该等四人（卷二十）。张彦远喜欢八分书，很可能与唐玄宗八分书石台孝经之类的帝王垂范有关。传末记录张彦远的书法作品“今御府所藏一十有一”云云，其中“八分诗”四件，另有“草书”七件。张彦远擅长八分书，名位唐代四家之一，而宣和御府所藏张彦远的草书反而多于八分书。草书“临王羲之初日帖”等七件，皆为临写王羲之的作品。这里的王羲之“初日帖”“还问帖”“思想帖”“丹阳帖”“清和帖”“别纸帖”“书问帖”七帖，都见于《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仅有“别纸帖”之名未见。

《宣和书谱》长期以写本的形式流传，刊刻本始于元人吴文贵。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六著录类：《宣和书谱》“为吴文贵裒刻而非裒集”。明刊本王弇州《古今法书苑》卷二十二载有此书跋后二篇，“知书画两谱历来只有传钞之本，吴文贵始为校订付梓”“吴文贵刊本，至明初已不可得”（上海图书馆藏明代王乾昌刻本640—641页）[36]。《古今法书苑》收录了相当罕见的“跋后二篇”，但不能确定王世贞与吴文贵刊本的关系。王世贞胞弟世懋曾手钞《法书要录》，绝口不提各种刊本，更没有提及乃兄重刻《法书要录》。当然，仅以《宣和书谱》所录张彦远小传，据以推断《法书要录》的刊刻时间以及底本来源是相当无理的。唯《法书要录》中出现的北宋帝讳，有助于我们推测其底本与宋本有关。可是，如果《法书要录》确实存在过北宋末年的或写或刻的某种版本，卷末张彦远小传源于《宣和书谱》，那么，北宋末年《宣和书谱》已经开始流传，这又牵涉到《宣和书谱》的流传史了。

暂且就此煞笔吧。

八、结语：文献传刻助力书法知识生成

我们关于郧阳初刻本《王氏书画苑》的研究，其目的有二：一是希望在郧阳初刻画苑零本之外，寻找出郧阳初刻书苑零本，版本目录学者著录的画苑零本已有十八种之多，而书苑零本尚告之缺如。我们今已发现了《书苑》零本六种；二是查考这六种零本所依据的底本来源，其中，苏霖《书法钩玄》、姜夔《续书谱》都据严嵩刻本复制；孙过庭《书谱》有可能源于已经佚失不存的“南宋林机字证楷字本”、米芾《米海岳书史》源于百川学海华氏本；朱长文《续书断》、张彦远《法书要录》，仅据避讳字可知残存宋本的考据特征，暂时难以精确寻找其底本来源。

郧阳初刻本画苑零本，版本学者多著录为“嘉靖刻本”，其实多据嘉靖刻书时代风格的观风望气，并没有确切的铁证。正如王重民质疑傅增湘“谓为嘉靖间所刻，不知据序跋，抑据目识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依据王世贞书画苑序“余镇郧时”“寘之襄南郡斋”云云，对照王世贞的宦游踪迹。他万历三年至万历四年（1575—1576）在郧阳，前后不足两年，《书苑》《画苑》辑刻于万历四年（1576）的可能性更大些。无论如何，郧阳初刻本书画苑都不能断为“嘉靖刻本”，理应称为“万历本”或“万历初年刻本”，对于我国书籍史似不无裨益。

明代江南刻书，在嘉靖年间趋于鼎盛，形成全新的风格，称为“苏式嘉靖刻本”。“字体方正、板直，横画较平而略微向左倾，竖画直，撇捺也尽量拉直，与自然书写本不同。”这是适合刻书提升效率的刻工字体，是现在宋体字的源头。版式方面，“多为白口，左右双边，单黑或单白鱼尾面”[37]。从字体与版本两方面看，郧阳初刻《王氏书画苑》确实近于“苏式嘉靖刻本”。唯该书刻于郧阳，郧阳当地流行的却是“京式嘉靖刻本”，当地写工刻工的习惯不能不影响到书板面貌。可能是来自苏州太仓的王世贞，把家乡的刻书风格带到了郧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刻书风格。万历三年至四年（1575—1576），距嘉靖（1522—1566）末年，其实仅仅相差短短的十年时间，技艺匠作风格自然延续，不会因为帝王更替而突然改变方向。因此，从刻书风格看，著录家把郧阳本书画苑题为“嘉靖本”并非无因。只是，依据王世贞的宦历年谱，我们只能断为“万历初年刻本”。也就是说，郧阳初刻画苑零本与书苑零本，都不是嘉靖刻本，应该改订为“万历初年刻本”。

我们查考版本源流，曾详细查证了避讳字，而这些对嘉万刻书的精确年代判断作用不大。据《史讳举例》：“明承元后，避讳之法亦甚疏”“明讳之严，实起于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之世”“万历（1573—1620）而后，避讳之法稍密。故明季刻本书籍，常多作尝，洛多作雒，校多作较，由字亦有缺末笔者”[38]。沈德符于万历年间撰《万历野获编》卷一“避讳”专条之外，补遗卷二“命名禁字”云“避讳一事，本朝最轻”，补遗卷三“门官不避讳”更进一步地讶异当时不讳御名，“恬不为怪”[39]。启祯时期，距明代灭国已经不远，君臣视若无睹，转而竞尚虚文，矻矻于自我神化。王世贞辑刻书画苑于万历三年至万历四年间，正是避讳甚疏的时期，由避讳判断刻书年代实无助益。

我们查考郧阳初刻书苑零本，既是文物学或版本学的范围，又是艺术传播学的范围。艺术思想和美学观念的流传，固然可以求之于书画诗文，从商贾式的艺术收藏转化为艺术观念的源泉，而更多却不能不依赖版刻书籍。我们希望借助于版本目录学，讨论书画艺术观念的生成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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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男，江苏盐城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佛教美术、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