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14日，美国财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给刚刚成为部长特别助理的哈里·怀特（Harry Dexter White）布置了具体的任务。

他指示怀特，就建立“盟国间稳定基金”起草一份备忘录，该基金将“为战后国际货币安排打下基础”。

无论这份工作听起来多么技术性，摩根索心中有一个极为远大的全局性目标。

多年后，他对杜鲁门总统解释道，他的目标是“将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和华尔街移至美国财政部，并在各国国际金融交往中创造一个新概念”。

这个新概念涉及“使美元成为战后整个世界外汇交易的基本单位”，深得他信任的怀特将雄心壮志灌输给了摩根索。

于怀特而言，这就是那个能够使他一举成名的机会。

怀特计划

1942年3月，怀特提出了后来众人皆知的“怀特计划”第一稿。

这个计划自然而然将世界和平作为其基础和前提，当时尚遥不可及。

新加坡几周之前刚刚沦陷，这是同盟国在二战中的一次惨败，13万名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士兵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沦为战俘。丘吉尔将此役称为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降”。

怀特看得比波涛汹涌的战争大浪更远，他看到了战争结束后的经济挑战。

他清晰地阐述了美国在战后世界中将立即面对的“三个无法逃脱的问题”：

第一，“防止外汇交易的扰乱以及货币及信用体系的崩溃”；第二，“确保对外贸易的恢复”；第三，“为全世界重建、救济以及经济复苏提供所需要的巨额资本”。

他主张立即开始制订并实施有关计划，“建立具备相应资源、权力和组织结构的机构，以应对战后的这三项重大挑战”。正是这些想法催生了战后三个所谓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银行。

怀特坚持认为037a7739b5de3b2278b45436c666d4f7，解决这些问题不能等到敌对状态结束以后。

对丘吉尔来说，这类建立空中楼阁的胡言乱语让他非常恼火，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蓄意忽视了怀特与凯恩斯的努力。​

对于怀特而言，制订富有远见的重建计划，这一行动本身就将成为“赢得战争的一个因素”，因为“战前10年国际经济交往的惯例是依据丛林法则，更弱小国家率先屈服。而如果联合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战后世界不会再退回到战前那种模式。如果侵略的实际和潜在受害者能够对此更有信心，那么击败轴心国会更加容易”。

如果未能迅速采取行动，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世界将面对“一段混乱竞争的时期：货币紊乱、经济萧条、政治扰乱，最终导致……接下来的10年中，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由其点燃的可能是更大规模的军事战争”。

与他8年前的第一份财政部报告一样，怀特对于其工作的现实意义非常有信心。怀特勾画出了用来执行其计划的两个新设机构的详细蓝图：一个叫“联合及联系国稳定基金”，另一个叫“联合及联系国复兴开发银行”。他并未建议设立一个贸易机构，这与他将贸易视作一个货币问题的观点相一致。

这些名字大体上保留了下来：很快它们将化身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者现在称作世界银行。

怀特对他的银行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向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进行重建提供贷款并对私人贷款进行担保（贷款担保是一项新政措施，意在压低利率），从地缘政治重要性出发，在两个拟设立的机构中，基金组织显然更加重要。

怀特的稳定基金公开声明的主要宗旨是，大幅并永久性地削减国际贸易以及相关联的资本流动的壁垒。

1914年以前，金本位制史无前例地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且无须任何像怀特所建议的那种复杂的、正式的国际协定。后来，金本位就被称作一个可怕的幽灵，要对20世纪20年代所有的货币政策过错负责。

美元特权

怀特刻意没有言明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在即将到来的岁月中，这是一个令他痴迷其中的目标，即抬升美元的地位，使之成为全世界唯一的黄金替代物，使得黄金的跨境流动不再能够决定和改变美国的货币政策。

美国的货币政策将完全由美国专家依据其判断而制定，并将通过固定汇率的方式传递到全世界其他地方。

这类想法令英国的当权阶层感到担忧。英国外交部美洲司的一名官员指出，美国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即“在取得全面胜利后，美国将会崛起，并成为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霸主”。

罗斯福当局也不愿等到胜利之日再来力推其对世界的设想。怀特认为，美元只有在黄金牢固支持的情况下，才能扮演其所赋予的世界性角色，在其档案中，有一份题为《黄金的未来》的长篇未发表手稿。

“黄金是迄今为止发明的最佳国际交换媒介。”他写道，“黄金相对于任何其他国际结算手段的优越性……在全球多个地区一次又一次地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一个拥有充足黄金储备的国家，能比一个没有或几乎没有黄金储备的国家，更加自由和有效地开展国际贸易与金融。”

美元是否可以取代黄金，成为国际交换的媒介和储藏价值的工具？他的答案是：可以，但当且仅当美国最终愿意，且有能力以固定数量的那种冰冷、坚硬的金属来兑现那些美元的时候。​

怀特的结论是，世界对美元极具信心的一个因素，毫无疑问就是其大量的黄金储备，国际协定也取代不了黄金。

直到布雷顿森林会议过去了1/4个世纪之后，他的判断才被证明是正确的。那时，美国黄金储备不足且迅速减少，引发了对美元的挤兑并导致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瓦解。

怀特的计划有一个内在的倾向，即它将迫使全球流通的美元数量越来越大。

由于没有相应数量的黄金来支持那些美元，外国美元持有人发生恐慌，并要求一次性索回黄金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怀特知道存在这种风险，却宁愿淡化它：

“逐渐稳步地抛弃‘自动调整式’的货币体系，转而趋向更多的‘管理’……其效果是使一些国家可以在更长时间内维持有利的国际收支状况，以及使其他国家在更长时间内承受不利的国际收支状况——前提是后者有足够多的黄金储备可以出让。”

这就是问题所在。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意味着黄金储备的持续下跌。早晚有一天，赤字国的黄金将不可避免地消耗一空。

而他提议的稳定基金，可以“使黄金的流进或流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它将通过遮蔽国际失衡正在不断积累的危险信号来实现这一效果。

一边是国家管制贸易和不可兑换货币，一边是机械的金本位体制下的自由贸易，稳定基金成为两者之间的折中方案。

怀特提议的全球基金将稳定全球货币市场，即使各国货币可以长期按照固定汇率在相互间进行兑换；而与1914年之前的金本位制相比，它将给各国政府留出大得多的裁量权，来干预和管理各自的国民经济。

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美国优先

怀特的稳定基金，将按照一套详细而复杂的规则运行。

它允许成员政府从基金处购买其他成员的货币，前提是此类需求是有限度的，以黄金或其他货币做了充分抵押，并且完全是出于应对与贸易有关的国际收支困难的合理需要，即不能仅仅是为了增加黄金或其他强势货币的储备。

作为对这些权利的回报，成员政府将承诺在加入基金一年之内，放弃所有对与基金其他成员国进行外汇交易的限制，不在未经基金允许的情况下调整汇率，不与其他基金成员达成歧视性的双边清算或汇率安排，并且逐步而持续地降低进口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

最基本的一点：怀特的基金将使世界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出口战车将受到保护，因为其他国家承诺不实施新的贸易壁垒或进行竞争性贬值，不像它们20世纪30年代时所做的那样，而基金制裁此类行为的能力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保护。

相反，美国政府在其自身经济政策方面，几乎享有不受限制的自主裁量权。

因为其货币取得了统治性地位，加之其控制全世界2/3的货币黄金，这可以确保美国永远不需要向基金借款，而怀特的投票方法将赋予美国的有效否决权，保证美国自己永远不会受到谴责。

其他国家则将接受这个计划，为的是在紧急情况下获得维持生计所必需的美元，而美元则将通过以固定价格与黄金绑定得到支持。

在现代人眼中，似乎很难理解为何美国愿意投入如此巨大的政治努力，来建立一个所有货币按照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全球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拥有大额贸易顺差，其他货币则面临贬值的市场压力，那时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固定汇率来抵消美元的升值压力；当美国还是一个盈余国时，它对“全球失衡”基本不予关注。

美国政策的一个要点就是，支持一个弱势美元以帮助美国出口商，并保护国内生产商免受外国的竞争。

在一篇提议建立促进国际经济交流新体系的长篇大论的文章中，最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怀特强烈呼吁就此征求世界上最大的反资本主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意见和同意。​

怀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需要贸易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然而，鉴于苏联对进口实行绝对的国家控制，它没有理由加入一个承诺不对贸易设限的基金。

但是，怀特在苏联身上看到了未来的浪潮。放眼全球，“所有的改变，方向都是朝着政府加大对工业的控制，加大对竞争和自由企业运营的限制”​。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后，他私下认为苏联式的计划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在全球传播，这一有案可查的观点显示出，相比创设一个恢复私人企业之间的贸易的体系，他更感兴趣的是将美国和苏联锁定为政治盟友。

“班科”方案

凑巧的是，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完全自发地于1941年8月，开始酝酿他自己关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这只比怀特正式起草其计划早了几个月。

两者的计划从表面上看惊人地相似。计划背后的结构性，支撑显示出他们二人的设计理念存在很大差异，反映出了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

与怀特一样，凯恩斯设想的体系也是既要能支持自由贸易，又要能防止全球收支失衡发生，且当失衡真的发生后，该体系允许以最低限度的经济痛楚来纠正失衡的状况。

凯恩斯对任何重新恢复金本位制的想法都感到厌恶，他将金本位制称为“野蛮的遗迹”。

“我的设想是，我们将在战后继续现有的汇兑管制的做法，而且我们不打算按照战前的做法回归自由放任的货币安排，即使用黄金或其等价物自由地进行货物的国际买卖。”

当时，一边是英国需要管理战后贸易，一边是美国对非歧视的要求，两种几乎无法调和的需求令凯恩斯深感困扰。

他在1941年期间的通信，显示出他的情绪在绝望与乐观之间来回转换，绝望是因为美国人的坚持与顽固，乐观则是觉得美国人最终将被迫调整其雄心壮志以适应现实状况，并改变现实状况以实现其雄心壮志。

例如，他有远见地提出美国将不得不试图“通过为欧洲重建献上一份大礼的方式，来减轻它削减全球失衡状况的压力”。这一点最终以马歇尔计划的形式成为现实。

与怀特一样，凯恩斯坚持认为，一个体系必须给各国经济政策制定者留下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裁量的权力，且将重建并维持多边贸易体系以及消除歧视性和抑制贸易的双边协定，视作货币问题而非贸易问题。

凯恩斯的建议后来被称为“凯恩斯计划”，其基本的运行原理比怀特计划更加复杂，目标也更远大。

国际交易的清算将通过一个新设的国际清算银行（International Clearing Bank）来进行。

各国的中央银行和国际清算银行，实际上都不持有任何外国货币。各国中央银行将通过对国际清算银行中各自的“清算账户”进行借记和贷记的方式，在彼此之间买卖各国自己的货币，而记账的单位则是新创造的“银行货币”。

凯恩斯将这种银行货币称作“班科”（Bancor，法语，意为“银行黄金”）。班科将与所有成员的货币和黄金保持固定的汇率。

除了通过贸易途径获得班科外，各国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缴纳黄金来增加它们清算账户中的班科信用。但是，不可以用班科来兑换黄金；班科只能用来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清算账户做转移。

这种不寻常的非对称机制，反映出了凯恩斯的核心思想：国际清算银行将成为一个促进全球流通货币增长、为货币紧缩制造障碍的工具。

成员国每出口一个物项，都将增加其在国际清算银行账户中的班科余额；每进口一个物项，则会减少班科余额。

对一国的班科储备总额（通过出口超过进口的方式获得）以及持有班科债务总额设置上限，这么做是为了阻止各国积累过高的盈余或者赤字。每个国家的限额，将与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成比例。

美英同盟

创造一种名为班科的国际新货币，显然是凯恩斯建议中最大胆的一个方面。

同时，凯恩斯将他的银行视作英美的联合产物，其他国家则按照事先已经确定的条款加入进来。这么做将“使新机构的宪章和主要细节得以确定，而无须遭受一场国际会议导致的延误及提出的混乱建议”。

“我设想管理层和有效表决权应该永远属于英美两国。”凯恩斯写道，“伦敦总部的主席是英国人，负责处理英联邦（加拿大除外）、欧洲和中东的银行业务；纽约jCKubMEhGmdgcFuKrWBKYA==总部的主席是美国人，负责处理北美、南美以及远东的银行业务。”

很少有才智出众的人，能够像他一样不顾一切地坚持中间路线。他的国际货币联盟计划也不例外。

它以折中的方式，将o7QgnfvyXEV928u1BmTBoA==受管理的贸易与自由贸易混合在一起。债权国将被迫调整政策，债务国也无法逃脱市场的纪律。成员可以从国际清算银行借款，并使用这种信用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所有国家都必须在适当时间结清账户，否则就将自动面临调整措施。

银行可以接受黄金作为其体系的投入物，这算是勉强对历史做出的让步。但是，银行将成为一个黑洞，黄金永远不能从中流出。凯恩斯将这一奇怪的特征称为“单向兑换”，反映出他剥夺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作用的决心。

擂台现在已经搭好，两个方案可以一决高下了。

在思想和才华的战场上，凯恩斯计划定将胜出，而交锋的地形环境对怀特更为有利，因为他的国家持有黄金以及唯一可靠的黄金代金券，即美元。

最终，美元才是战争结束后世界其他国家需要的东西。尽管凯恩斯才华横溢，但他也不是点石成金的米达斯国王。

英国只剩下唯一的一个可以使用的手段，那就是撤出这个战场。

没有大英帝国的参与，将不会再有什么国际会议和新的全球货币体系。但是，英国如果想要成功脱身，就必须从别处获得数额巨大的资金援助，不仅为了应付战争余下的时间，而且也为度过战后将立即开始的过渡期。

关于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资金援助，有一个机会将于两年之后出现。

在宣布即将于布雷顿森林召开重要国际会议前夕，纽约的银行家为了对抗罗斯福的财政部进行了最后一搏。银行家以一笔大额贷款诱惑英国人，换取英国放弃拟议的金融体系计划，因为该计划可能会损害银行家的国际借贷业务。

英国财政部副大臣大卫·维利爵士将这份出价转达给了凯恩斯，并提出了如下这个难题：

“真正的困惑在于，我们不知道在1945年与摩根索先生和怀特博士合作，或是与纽约的银行家合作，哪一个更有可能产生我们希望看到的实际结果。”

凯恩斯将毅然决然地站在摩根索和怀特一边，因为这才是拯救他的世界货币新秩序设想的唯一希望。他将不会回头。

本文选编自《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本.斯太尔著，符荆捷、陈盈译，机械工业出版社授权刊载，202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