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始终是凝聚社会力量、巩固政治基础的基石。陈云作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其统战实践不仅体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深刻把握，更展现了立足国情的政策创新。

在财经工作中团结重视民主人士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和民主人士之间的交往很密切，他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认为：“有民主人士监督我们，对工作有好处”，“只有一派人讲话，听不到不同的意见，那么，工作就会出毛病”。

陈云到北平后第一件事情是物色干部，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物色干部，当时在中财委工作的焦善民回忆说：“陈云同志的办法是不拘一格，广泛招收人才。”陈云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搞“五湖四海”“就地取材”。他曾说：“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起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大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

陈云很快注意到懂经济的党外民主人士。陈云知道周恩来与党外朋友交往多，熟悉党外朋友的情况，他致信周恩来：“请你告诉我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些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推荐和陈云一再敦促下，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中财委委员包括党外民主人士梅龚彬、章乃器、胡厥文、盛丕华、包达三、俞寰澄、冷遹、吴羹梅、李士豪、千家驹、李民欣等。

陈云对民主人士态度诚恳，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面对不熟悉的情况和问题，会向他们讨教。陈云曾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还有一次，章乃器给陈云打电话说，千家驹和沈志远要和陈云商谈市场经济问题。第二日，陈云约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到自己住所谈了几个小时。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提出：向香港商人购买棉花应尽快着手。经过认真讨论，陈云请章乃器代他起草给香港钱之光的电报稿，加以落实。他们又建议：上海解放后，外币应禁用禁持。陈云就请千家驹写个禁用禁持外币的意见发给上海、华东。千家驹曾回忆他把起草的电报交给陈云看时的情景：“我们拟了一个电报稿给他看，他完全同意，并照发，仅在后面改了一句话。”

1951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根据统一战线政策和《共同纲领》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必须配备适当数量的党外人士，并做到有职有权。1951年11月17日，中财委发出关于各单位与民主人士团结问题的通报，通报总结了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四条经验：一、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二、一切重要决定，应有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如部长、副部长等）参加决定。三、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如电报、公文）和上级来的指示，下级来的报告，均应使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每天在做什么事情他们都知道。四、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

对旧政府人员实行“包下来”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大中城市的不断解放，如何对待旧政府遗留下来的公职人员（包括官僚资本企业职工），成为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948年8月7日，较早接管城市的东北局根据两年来的经验提出：对于接收企业中的旧职员，除“不愿为人民服务，或因作恶过多为工人痛恨不能留用者外，其余凡愿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务、不作破坏活动者，都应给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在旧政权下的工作人员，包括公务员、警察、邮政、财政、金融等各类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大型厂矿企业的管理人员。陈云认为，“原封原样，原封不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党统一战线团结面越宽越好的政策体现，不能抛弃“原封原样”的初衷，把人家一脚踢开，还是要用人，要“包下来”。

对此，党内有些同志不理解，认为应该将这些人员遣送回家，还有的人怀疑他们的政治可靠性，同时对国家的经济承受力表示担忧。1950年2月13日至25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有人就提出，新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比较困难，吃国家饭的人数已经达到750万人，到1950年，预计将达到900万人，其中包括各大中城市接管时“原封原样”过渡到人民政府和有关岗位上的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职员和技术人员。然而，国家各项开支都很急需，战争还在进行，军需惊人，铁路要上马，经济要恢复，当时实际上赤字已经达到79%，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养那么多闲人？

针对种种疑虑，陈云认为：“全部接收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财政上负担很大。但是，裁了这部分人，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更大。现在养着这部分人，从财政上看是个损失，但从另方面看，政治影响好。”他耐心地讲道理：现在我们在国家预算中列出一笔支出，供给这一批人吃饭，可以使他们安下心来，同时还可以瓦解尚未解放的西南地区残余国民党军队人员的斗志，使他们认识到，新中国有家可归，将会有很多人跑过来吃饭。至于对他们能不能给予政治上的信任、他们能不能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出力的问题，陈云与同志们一起经过分析比较，指出：这些人员，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属于雇佣劳动者，都是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的，只要领导正确，他们是可以做些事业的。陈云提出，对待他们的政策应该是：政治上信任，工作上安排，生活上不使他们有家庭之累。

194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提出：旧人员一般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决，必须给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对留用的旧人员，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要向他们说明困难，适当降低待遇。对精简下来的人，不可踢开不管，而应举办训练班，受训期间的工资照减薪后的六折至七折发给，以保证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这一指示为合理妥善地使用旧人员中的各类专业人才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也充分彰显了我党长期以来在人才政策上的高度开放性和广泛包容性，受到广泛欢迎。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统一战线在民族问题上的具体应用，通过区域自治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巩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在西藏和平解放进程中，陈云主张以经济补给缓解民族隔阂，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奠定物质基础。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驻藏部队进驻购粮购物，推动物价大涨，其中粮、菜、柴涨势突出。陈云指出：物价的上涨可以通过增调物资、平抑市场来解决。1952年4月，陈云起草给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及财政经济委员会等的电报。电报强调“财经问题是西藏重大的政治问题”。在陈云的建议下，为满足补给及稳定西藏市场，除解放军加强军垦外，中央还通过加大补给力度以及向拉萨人民银行划拨外汇，发展同印度贸易等手段缓和当时形势。

陈云就曾多次指导解决西藏财政、金融、贸易、交通等问题。据原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管理局局长张逢时回忆：1953年的一天，黄敬同志通知我到陈云同志那里去……到了那里，见到陈云同志正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谈话。陈云同志说，

解放军进了西藏，西藏很有希望。当前运输困难，主要靠公路，靠汽车。但汽油不够，能否设法用煤作动力，请搞汽车的同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之后，由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管理局布置南京汽车制配厂进行试验，并在青藏公路上进行了试车。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推进民主改革过程中面临复杂局面。分裂势力垄断粮食交易，与外国勾结，哄抬物价，使粮价暴涨四五倍，威胁民生稳定。1956年3月18日，陈云依据西藏特殊社会经济结构，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电报中提出：如果西藏地方政府在粮价下降、藏钞跌价时愿意要我们收回藏钞，你们必须在各地准备足够数量的光洋进行收兑，避免市场筹码的青黄不接。降低粮价的斗争是一场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你们必须随时注意各方面的动态，慎重处理。中央财政大力补助西藏财政，既避免激化民族矛盾，又逐步瓦解封建经济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地区开展经济统战的典范实践。

保护非公有制经济

陈云通过经济手段，将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统一战线框架，既巩固了政权基础，又为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1950年，私营工商业普遍遇到困难，主要表现是商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由此引起营业亏损，关店歇业增多，失业人员增加。依困难的程度来说，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重于其他地区。上海市面上发生了吃白食、分厂、分店、抢糕饼、打警察、聚众请愿和捣乱会场等严重事件。鉴于私营工商业存在的严重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调整工商业的重大决策。关于工商业的调整工作，陈云提出，要坚决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尽量予以保护扶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950年5月5日，陈云在一份简报中提出：“准备扩大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加工和定购数量，并适当地放出货币，收购农产品和上海私商的纱布。”在具体实际工作当中，例如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尽量保护扶植，以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他邀集了较大的私营工商业者同国营公司一起开会，共同商定1951年的生产计划。由与会者自报生产能力和当年准备生产量，从总体上分析出全年可能的生产总量和需要供应的原材料，平衡后定出生产和分配计划。在分配中，国营企业采取让额让利的方针，满足私营工商业的生产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民族工商业者胡厥文、盛丕华、郭棣活等人都很激动，他们说：“党和政府这样信任我们，与我们一道来商量，把国营企业生产的底告诉我们，平衡供应和需求的数字，满足我们的生产能力，这种态度和方针让我们很受鼓舞。”

社会主义改造采取和平赎买政策，比如“四马分肥”、定息制度。1953年，陈云具体负责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党内有一些干部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情绪，忘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忘记民族资产阶级仍是团结对象，而产生想挤垮一些私营工商业的想法和做法。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一位党内部级干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在工商组讨论会上发言，提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等错误意见。1953年，国家制定私营企业利润分配方案，落实“四马分肥”的原则，使资方得到应得的利润。1956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所代替，“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

为了维护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关系，陈云多次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的价值。1956年7月21日，陈云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作了题为《要使用资方人员》的讲话，指出：“在资本家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好的。我们要把这部分好的东西当作民族遗产保留下来”，“要走和平改造这一条道路”。11月28日，陈云在全国公私合营企业工会基层干部大会上强调：“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是采取没收，而是采取逐步赎买的政策，是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他坚持党的赎买政策，采取分步走的方针，先将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然后逐步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他采取的是稳妥的、不挫伤民族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办法。如对上海大纱厂的公私合营，他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先采取国家加工订货的方式，以取得经验，在局部树立样板后，再行推广。

同时，陈云强调，在执行党的政策的同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要富有人情味。对资本家要“网开一面”，不要“左右打耳光，两面夹攻”，要尽量使他们心情舒畅。整个赎买政策实施过程中，资本家总计获得了33.5亿元人民币，资本家非常高兴，拥护党的领导。

陈云认为，资本家创办的企业是与他们的家族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害怕我们会砸了他们苦心经营的牌子，所以，我们要保护好他们的牌子，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陈云在有关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原有工厂和店铺的招牌是不是需要改掉？我看最好把它保存下来。如果统统改掉，编成号头，使人搞不清楚，还不如‘瑞蚨祥’‘全聚德’等各种各样的牌子挂着好一点。”

重视技术人才

陈云十分重视对技术人才的任用。他指出：“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1956年7月21日，陈云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讲话，要求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使用资方人员，并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使用资方人员、吸收资方人员参加业务部门工作的好处，强调要注意倾听资本家的意见。他指出，好处有两方面：“一个是把资本家拉进来‘唱对台戏’，一个是可以利用资本家的长处”，“本家有本领，应该说是财富”，“吸收资本家参加业务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

1950年2月，上海工商业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荣毅仁从申新集团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当时的中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接纳了他的建议，并很快在全国推行。1951年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私营棉纺厂就此完全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1954年9月，荣毅仁的申新集团宣布进行公私合营。由此，荣氏积淀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荣毅仁作为上海工商业界公私合营的发起人，因此也被冠以“红色资本家”的称号。1957年当选上海市副市长后，荣毅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改变过去不问政治的态度。他还引用了陈云的一句话：“从一个资本家转变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条很好的、唯一的道路。”

全民族抗战胜利后，玻璃工业先驱王幸生受国民党政府迫害，亡命香港。他在香港铜锣湾建起香港远东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远东”玻璃造型美观、质量过硬，畅销南洋。王幸生抵达已解放的北平后，受到陈云的接见。在陈云支持和委派下，他奔赴沈阳开拓玻璃工业，开始将在香港积累的资财全部投入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1月，公私合营的新中国玻璃厂在沈阳诞生。这是王f3Euu87dqfz0C+tEKZdkTbe+9H6OrGPzM29pE7PR6YA=幸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在大陆投资的第一座工厂。

侯德榜被称为“制碱大王”。对侯德榜的永利碱厂，陈云多次过问生产经营状况，并从资金和销售上给予帮助。陈云认为侯德榜是国内有名的化学专家，向党中央建议“请他担任财经委员会高级技术顾问”，使其为国家化学工业建设作出很大贡献。

陈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统战工作，构建了一套以经济手段为纽带、以政治包容为内核的治理范式。他通过中财委平台打破党派壁垒，使章乃器、千家驹等非党经济精英深度参与国家决策；以“包下来”政策实现对旧政权技术官僚的改造式吸纳，将社会动荡转化为建设动能；在西藏问题上，以物资调配与市场调控替代强制手段，开创了以经济手段消解民族隔阂的先例；面对私营经济，则通过加工订货、定息赎买等制度设计，既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又保留企业家积极性。尤为重要的是，陈云始终将人的改造置于经济转型之上，其“保留企业招牌”“利用资本家技术”等主张，展现了政治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责任编辑 崔立仁）

作者：陈云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