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6月27日至7月1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在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作了为期15天的蹲点调查。这次调查延续了陈云一贯坚持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诀，围绕基层干部困惑、农民群众不满的养猪、农作物种植、自留地这三个关键问题展开。陈云带领调查组先后召开了10次专题座谈会，并多次到田间地头、养猪场和农民家里、集体食堂等进行实地考察，与当地群众吃住在一起，观察、分析问题的现状、成因，商讨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青浦小蒸调查缘起

陈云1961年的青浦调查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农村调查的有机组成部分，目的是摸清农村基层的真实情况，检验和完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60年五六月间，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粮食周转库存猛减，有的甚至只能销售一个星期；广大农村由于粮食减产和高估产、高征购，缺粮断粮问题更为严重，农业政策调整势在必行。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制定、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后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以下简称“农业十二条”）正式发出，要求全党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他“四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纠正。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时说：“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他率先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和广东调查农村问题。他在调研中发现，“农业十二条”解决的是自上而下刮“共产风”的问题，但没有解决公社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很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下决心制定一个全国农村必须遵守的公社条例，系统解决人民公社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六十条”），指导思想就是解决两个平均主义，明确保障农民的基本财产权和家庭副业的经营权等。毛泽东要求把条例草案发给全国农村党支部和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讨论。1961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级党委领导带着条例草案下农村调查研究，及时纠正解决发现的问题。由于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基层干部对条例的理解和执行能力也不同，各调查组纷纷向毛泽东反馈广大群众最为诟病的公共食堂、供给制、基本核算单位过大等问题。

1961年5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吸收各地调查结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取消了供给制，将“农业六十条”规定的公共食堂“应积极办好”，改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与条例修正草案同时发布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提出各级党委在“深入地展开讨论，并且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上，领导群众逐步实行”的新要求。

陈云就是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去小蒸公社调查的。青浦是陈云的家乡，小蒸是陈云1927年开展过农民运动的地方，解放后与那里也常有联系，对那里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地的干部、群众能够同他讲真话。

二、青浦小蒸公社蹲点调查实录

1961年6月中旬，陈云布置调查组先去摸底，为他随后的调研作准备。他提醒大家下到农村后，要坚决谢绝烟茶招待和请客送礼，说现在人民群众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这既是中央的规定，也是陈云始终坚持的工作作风。6月27日，陈云到达小蒸公社后，调查组向他汇报了群众的意见：一是吃不饱。二是基层干部不顾实际、瞎吹高指标，参24q6Kp9pfT15kJFJ4EnoE/Gl2PNEtWAoaFj8ePxQr28=加劳动少，生活特殊化，说“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三是干部在生产中瞎指挥，不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说“嘴唇两张皮，翻来翻去都是你有理”。四是没有把集体生产组织好，农民的积极性差。相反，对自留地、副业生产积极性高。基于上述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调查聚焦农村经济恢复发展的三个关键问题：农作物种植，关乎粮食产量的恢复发展；养猪，关乎肉食供应和农家肥提供；自留地，关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度过饥荒。

1.母猪应公养还是私养

青浦农民有养猪的习惯，苗猪一部分留下养肉猪，一部分卖出去换饲料。人民公社化和庐山会议后，母猪两度被收回公养。1960年母猪公养的死亡率高达89%，公社全年亏本3.8万多元，平均每一农户要负担16元。“农业十二条”规定“养猪应该两条腿走路，公养和私养并举”；“农业六十条”规定“社员可以饲养猪、羊、兔、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政策下达后，大多数农村已把肉猪下放给社员私养，但大部分母猪仍由公社、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公养，上海仍然不准农民私养母猪。农民要求把母猪也放给他们养，很多公社犹豫不决，因为中央政策并没有明确规定母猪是否应该下放给社员私养。中央政策的表述比较灵活，是考虑到要征求群众意见，还要修改和补充，同时可以照顾到不同的情况。但正因为写得比较活，基层干部和群众经历过前两年政策的反复变化，对于如何贯彻条例产生了疑虑和观望态度，小蒸这种状况不是个例。当时“中央和地方工作组、调查组纷纷报告：发还给农民的自留地，农民不要；苦口婆心地劝说农民饲养家畜家禽，农民就是不听”。

关于母猪是公养好还是私养好的问题，陈云分别召开了公家养猪和私人养猪两次座谈会。调查组去看了公社15个养猪场中的10个，陈云亲自去看了2个。在集体养猪场，陈云看到饲养员喂猪时就像食堂开“大锅饭”，哪头猪吃得多，哪头猪吃得少，根本没人管，有的吃得肚皮滚圆，有的却连一口食都抢不到。几十头母猪，只用少量稻草垫圈，圈里都是烂泥，母猪、奶猪遍体泥浆。饲养员发现陈云去视察，马上就通知其他猪场，临时垫上草，撒上石灰。问他们为什么不搞草？他们说，别的农活还来不及，没时间搞草。私养母猪几个人管一头，所以养得好；公养母猪一个整劳动力平均养四头，所以养不好。私养母猪养得好赚钱多，养不好要亏本，所以对母猪像对产妇一样关心，对苗猪像对婴儿一样关心。陈云蹲在猪圈旁观察，向养苗猪有经验的农民作调查。他们告诉陈云，母猪像孕妇一样怕小产，小产要赔本。他们会想各种办法保胎，最重要的是不使它受惊动。在外面挖肥，地受震动猪就要受惊，放鞭炮也不行，他们就在上面挂一个坛子把声音收进去。对最后生下来的比较瘦弱的奶猪要特别照顾，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个奶头上吃奶。奶猪习惯于在固定的奶头上吃，这样就长得比较均匀。因为饲养得当，一头私养母猪全年生产和养大的苗猪，至少比公养母猪多一倍以上。经过实地调查和开座谈会讨论，陈云和调查组认为，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母猪私养节省饲料、劳力和成本；农民有肉吃还能增加收入；公社增产肥料，肥料的质量也好。调查组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养猪事业，必须多产苗猪；而要多产苗猪，就必须把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是今后养猪事业能否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关键。”

各级干部和农民对于母猪私养也有顾虑。公社干部有“两怕”，一是怕农民偷杀肉猪拿到黑市出卖，二是怕国家迫切需要肉猪上市的时候农民不肯出卖。陈云问农民：“猪、鸡没收对，还是发还对？”农民答：“上面说没收也对，发还也对。”陈云问：“你们敢不敢养猪？”农民答：“还不大敢，说不定哪一天又没收了。”陈云说：“发还是对的，没收是错的。以后不没收了。”农民放心了，他们提出，现在正是下放的时机，因为可以搞到饲料。陈云就让公社干部打电话给青浦县委。管畜牧的书记担心，这是不是变成一条腿了？书记问了上海市委后，第二天告诉公社党委说，这个地方可以按照陈云同志意见试办。公社马上开会部署母猪下放。这一喜讯当天就传遍全公社，农民几乎家家都去抢购苗猪，把所有的小船都划出去抢捞可做猪饲料的水浮莲。把母猪还给农户后，快死的救活了，瘦的变胖了。

2.为什么种双季稻是“明增暗减，得不偿失”

在小蒸公社调研期间，陈云拒绝了县委安排的吉普车，经常步行到田间地头，随时向经验丰富的农民询问和请教农作物种植问题。当公社干部匆忙赶来迎接时，他摆摆手说：“我是来听真话的，不是来听汇报的。”有一次，陈云碰到社员陆小弟跪在泥泞中补种，他用扁担划出水位线，对陈云说：“双季稻根须浅，水过三寸就烂根；蚕豆根扎得深，水退还能收两担。干部要我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可稻子听不懂口号啊！”为了补贴口粮，农民在低洼田里偷种蚕豆。这种基于生存需要的“温和抵抗”，让陈云看到了政策与生态的深刻矛盾。

小蒸地势低洼，无霜期较短，当地农民习惯于种一季水稻一季蚕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后，上级领导认为种双季稻能增产粮食，于是逐年要求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时任小蒸公社金星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年回忆说：“当时农民对种双季稻特别有意见，因为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条件种好双季稻。老百姓、干部都知道不好，但不种不行，上面有指标。大家就说，双季稻是‘伤心稻’。”县统计局为了完成双季稻亩产放卫星的指标，甚至发明了“并田法”，将20亩稻田的稻谷堆到5亩田里测量。这一做法导致粮食征购过高、饥荒加剧。

陈云主持召开农作物种植安排的座谈会，调查组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细算了一笔账。种双季稻每亩收800斤左右，种单季稻每亩收580斤左右，表面上双季稻比单季稻每亩多收220斤左右。但如果全面算账，种双季稻影响寄秧田的产量，要多用种子，且种了双季稻就不能种夏熟（豆、麦），这三项合计共250—270斤，多于双季稻增产的220斤。另外，种双季稻还要多用肥料、劳动力，所有损失合计310—330斤稻谷，种双季稻显然得不偿失。在当时粮食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一亩地多收100斤粮食对农民意义重大。更严重的是，要保持双季稻单产就得靠化肥，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农民把这叫吃“子孙粮”。

农民的另一个诉求是多种蚕豆，少种小麦。从自然条件看，青浦地势比较低，地下水位高，不适宜种小麦。从经济效益来说，种小麦的收入比种蚕豆少。“农业十二条”指出：“作物安排、产量指标和技术措施，应该经过社员群众讨论，由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共同商量制定，由社员当家作主”。“农业六十条”再次明确“对于粮食作物和各种经济作物，都要根据当地生产习惯和可能，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那为什么当地干部还要求农民多种小麦呢？上海市委说，麦子农民不吃，有利于上交；蚕豆农民吃，收不上来。因为青蚕豆可以当菜吃，农民用它补充口粮不足的问题。县政府要求农民多种小麦，是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征购指标。“有的地方提出，种不种双季稻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对此，陈云用诙谐的语气说：蚕豆“吃到农民肚子里，也是肥水不落外人田。……这东西总没有吃到美国的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的肚子里。农民吃了这样，就少吃那样，算总账是一样的”。陈云调查后发现，农民多种蚕豆有三个好处：一是青蚕豆上市时，农民口粮就不紧张了，还可以增加收入；二是蚕豆的经济价值比大麦高将近一倍，出口蚕豆，换回小麦或大麦很有利；三是蚕豆有根瘤菌，可以增加土地肥力。

陈云还找了浙江、江苏跟青浦情况相仿或种植条件不同的几个县，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主要决定于无霜期的长短，以及人口和耕地的比例等因素；种多少小麦，主要决定于地势的高低和土质是否适宜。因此，不顾客观条件，把“单改双”作为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是不切合实际的。跟随陈云去调研的薛暮桥（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回忆说：“目睹上级的瞎指挥，深感这是造成三年困难的根本原因。”

为了解决小蒸公社农作物种植的问题，陈云邀请了种田经验丰富的农民参与决策讨论，最终形成了分层种植的方案：高地种单季稻，洼地种蚕豆，河滩养水浮莲喂猪。他郑重指出：“要研究，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轻易把群众的老经验吹掉。”这种向土地妥协的智慧，使1962年青浦夏粮产量回升19%。

3.农民自留地多了，会影响集体生产吗

陈云到小蒸公社之前，调查组先进行了情况摸底。他们一到农村，就看到农民把原来当作绿肥的红花草（学名紫云英）煮了当饭吃，把种的绿肥都吃光了；有人在集体劳动时偷藏稻种，有人掼麦把时故意不掼干净，回去自己搓麦秆；妇女们在集体劳动间隙还要采摘菱角、螺蛳补贴家用。这是无奈之举，更是生存策略。因为粮食征购后留下的400斤口粮不够吃，农民必须想办法。“听到陈云同志来了，他们很高兴，以为一定能够增加口粮。”有一天，陈云在调查途中碰见几位农民坐在桥上纳凉，就问他们解放以来生活过得如何？干部态度好不好？他们说：“分到土地后‘好过年了’，虽然还受干部一点气，可是比国民党时好得多了。”现在就是肚子吃不饱，他们拍着肚皮说：“肚皮这么大，是天天喝稀粥喝的。”

自留地究竟分多少合适？这是当时农村政策调整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各地对自留地政策的执行情况不一。就在陈云调研期间，上海市委还认为扩大自留地是助长资本主义尾巴。陈云查阅相关资料，了解了小蒸公社自留地的历史及现状。小蒸地区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有自留地700多亩，占耕地面积的3%；人民公社化时把自留地统统归公。“农业六十条”下达后，又重新分给农民自留地，只占大田的0.5%。而“农业六十条”的规定是：“自留地一般占生产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长期归社员家庭使用。”社队干部其实明白很有必要多分点自留地，农民可以种粮食和瓜菜，补充口粮；养猪积肥对增产粮食也有利；吃不完的东西出售后可以改善生活，也能减少一些偷盗现象。可又担心因集体耕地减少而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而且社员可能只关心自留地而不积极参加集体劳动。两难背后的实质是如何统筹解决集体和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陈云做了对比实验，发现农民在自留地每天用四个半M3ezPCTJq1yspRnfi9BBzw==小时种出来的东西，质量比在集体地里用七个小时种出来的还好。晚年陈云曾戏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陈云在主持关于自留地问题的座谈会上和社队干部们交换了意见，打消了他们的顾虑。换个角度看，自留地经营得好，农民生活有改善，再加上中央政策支持的包产落实、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等一系列措施，他们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就容易提高，国家征粮任务也就更容易完成。所以，增加自留地，不仅不会妨碍相反会促进集体生产的发展和征购任务的完成。陈云在天津介绍青浦调查情况时说：“没有自留地这个基础，我看很难讲民主。粮食不到户，讲民主是空的，民主得有物质基础来保证。”

三、青浦经验的试点扩散与向上传导

7月11日，陈云结束调查回杭州。7月12日和15日，他先后向当时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调查情况。在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里，他不顾心脏有病，接连在上海、浙江、江苏、河北等地与各级干部交流调研结论，督促他们放下思想包袱，从各地实际出发，贯彻落实中央的农业政策。在如何看待经济调整这个关键问题上，当时党内的认识存在分歧。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农村问题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再加上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冲突，中央政策的调整遭遇了层层阻隔。对于陈云来说，如何将基层调研结论转化为中央政策并得到贯彻执行，是一个艰巨的任务。8月，苏州借鉴青浦经验，将自留地比例提升至8%，并允许农民暂时耕种撂荒的集体田“借地度荒”，引起各方争议，陈云将其定义为“特殊时期的临时措施”加以应对。

1961年8月8日，陈云给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写信，并附上了《青浦农村调查》报告。邓小平批示，将陈云的信和调查报告印发8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庐山会议的重点虽然是讨论工业问题，但调整的总方针首先是保农业，解决粮食问题，并大幅下调了1961年的粮食计划指标。来自农村基层调研的真实反馈，进一步推动了党对农村政策的调整。

经过中央和各地的政策调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有所缓解。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然而，“1961年，粮食产量比1960年仍在下降，大大低于195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2.4%”。面对农村的严峻形势，陈云再一次选择站出来说实话。1962年2月，陈云先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全面分析经济形势，尤其是农业面临的严重困难。陈云指出，农业恢复的速度，只能“争取快，准备慢”，并详细说明了克服经济困难的六条意见。他的讲话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参会的邓力群晚年回忆说：“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怎么克服困难呢？陈云同志讲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

（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