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的历史贡献：“他和刘伯承、贺龙同志率部解放大西南，领导政权建设，参加领导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工作，推动西南地区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邓小平在西南工作和生活了两年零八个月，领导西南人民，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民主建政、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一系列斗争和建设，为迅速改变那里的混乱面貌，为开创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深入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1950年1月8日，邓小平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致电二野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杜义德并川南区党委，指出：这次西南战争虽很快结束，但整个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上仍然拿着武装。“所以在西南，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还要在合理负担、剿匪反霸、减租减息直到分配土地等等一连串的斗争中去表演，而且这个战争（或‘名’之为尖锐的斗争）要在土地改革完成时才会结束。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邓小平指出，“西南问题至为复杂”，“我们进行了比之行军作战尤为繁难的工作”。

1950年1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邓小平题为《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专论文章，明确指出西南建政面临的首要问题，“我们接收了一个很大的摊子，其中包括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90万人，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约40万人，国营企业的员工10万人，再加上人民解放军70万人，共210万人。这是最低的数字，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目，这些人必须养。”

他概括提出了改造“九十万”、发动“六千万”和提高“六十万”的任务。改造“九十万”，就是对解放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与俘虏的90万国民党军队人员进行改造；发动“六千万”，就是组织发动西南7000多万人口中的90%的基本群众；提高“六十万”，就是提高西南地区现有的60万部队的质量。

邓小平指出，对于收编的国民党人员不仅要给他们饭吃和住所居住，更要从思想认识上对其进行深刻改造，使其在学习中认识到我们党对待俘虏的各项政策。对首先起义的四川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经济上予以适当照顾；胡宗南部等国民党嫡系部队，分别调华东、中南和西北地区与人民解放军混编；其他临时拉起来的部队、地方团队和游杂武装则就地整编，一部分编入人民解放军或留作县武装，大多数人员遣送回乡参加生产；将级和上校级起义军官，集中到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和军政大学各分校研究班学习。为改造、团结这些起义、投诚部队和人员，人民解放军抽调了大批干部深入各起义、投诚部队，开展民主和诉苦教育运动，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他们中不少人后来参加了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

如何以混编方式对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进行平稳改编，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改编过程中，坚持实行团结士兵群众、争取军官的方针，除剿匪之初叛变的三四万人外，90万之众的起义投诚部队基本稳定下来。各地还在城镇和交通要道设置专门的收容所，收容流落的国民党部队官兵，不仅让他们吃饱饭，还组织他们学习中国共产党有关政策。这对避免出现大规模兵匪合流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改造整编中，按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的政策，对他们中的高级将领均在军队和地方作了较高的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1955年西南军区、四川省军区转地方安排的87名校级以上军官中，其中：由省委统战部安排在省和成渝两市参事室的有57人（将级39人，校级18人）；由省委组织部分配到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有26人（将级1人，校级25人）；因民愤大不便安排的，发生活费养起来的有4人。20余名起义将领担任了人民政府地级或人民解放军师级以上的领导职务。

有校级以上军官1200余人陆续参加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人民政协或在国家机关工作，很多人担任了领导职务。对7万余名上校以下起义军官也作了适当安置。一大批有技术专长的青年军官则分配到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机关工作或送进学校深造。在解放战争中立了功的，如刘文辉、邓锡侯、裴昌会、李振、陈离等数十名国民党起义将领，被授予解放勋章。另有多人被授予解放奖章，以表彰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

许多起义投诚的将领和人员本着爱国主义的初衷，铭记着党和人民的鼓励与期望，努力学习和工作，积极参加剿匪战斗、抗美援朝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和地方建设，有的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有的成为专业技术骨干，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1950年4月27日，邓小平就部队缩编问题和刘伯承、贺龙致电中共中央。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军区党委电，转发这个电报给各地参考。

切实调整城市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经济

1950年5月14日，邓小平就剿匪、征粮、调整工商业等方面的情况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起草报告，并报西南各省区市党委。邓小平提出，西南工商业困难的特殊原因就是因土匪而来的城乡隔离和交通死滞。西南局从公私、劳资两方面作适当的调整。5月16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这里的四项任务中有三项是经济工作，而且主要的任务还是发展生产。他认为，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邓小平系统论述了调整城市工商业政策的主要内容，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我们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

1950年5月，西南地区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并实现财经统一之后，进行了第一次工商业调整，比全国范围的调整早了一个月。邓小平强调，调整工商业“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具体提出，政府要扶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生产的东西销不出去的，要指导转产。

为了更好地推进城市工作，1950年12月8日至22日，西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后称西南局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地方召开的第一个城市工作会议，重点讨论研究城市工作的情况、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和城市建党问题。21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城市工作政策的报告，全面阐述了西南局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指示精神。

邓小平把城市工作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对于工厂、矿山、交通、市政等近代工业的管理。第二，组织、教育青年学生和团结文化教育界，管好学校教育工作，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城市是文化教育的集中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城市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第三，在经济战线上，从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加强市场管理，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和疏畅城乡交流。第四，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同时要加强清除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影响的思想斗争，及配合农村的反封建斗争。第五，加强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城市中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在这一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

毛泽东对西南局召开的城市会议非常关注，1951年1月22日，他致电邓小平并告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薄一波、高岗：“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1月24日，毛泽东将邓小平1月8日发来的报告批转其他五个中央局和华南分局负责人，并在批语中进一步指出：邓小平报告中“提到西南已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等语”。“请你们考虑，腾出一段时间，在5月1日以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

组织剿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

1950年2月18日，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根据各地土匪暴乱的情况，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综合汇报西南情况和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此前2月6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正确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步骤上首歼腹心富庶地区的土匪，之后推进至边缘贫瘠地区，特别要迅速净化四川腹地。

1950年7月22日至2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在西南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为什么要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邓小平作了具体阐述，他指出：这一斗争的目的，一是要“改变封建势力仍占优势的阶级力量对比，获取农民的优势和革命的巩固阵地。”二是为下一步土地改革做准备。“减租退押反霸为农村改革不可超越的步骤，做好这一步就是在群众条件和干部条件等等方面，为土地改革做了最实际的准备。”

要彻底肃清匪患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1950年5月8日，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重点分析了剿匪斗争的意义和策略，他指出：“剿匪是反封建的一个步骤。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斗争，目的是肃清全西南土匪”，“设立警备指挥部，建立情报组织，并制定出一定的联防章程。”

西南剿匪工作方针明确、部署得当、步骤稳妥。后来，邓小平在谈到二野历史的时候说，在西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

1951年1月6日，邓小平和贺龙、张际春、李达致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1950年剿匪情况。28日，毛泽东复电：“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缴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

1951年5月9日，邓小平起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西南局3、4两月工作综合报告，着重报告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5月16日，毛泽东对报告批注了九条意见，特别肯定“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在向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全国大中城市批转的综合报告中，毛泽东批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发给你们研究。我的意见附注在报告各段里面，并供你们参考。”

领导修建成渝铁路

邓小平谋划大西南经济恢复与建设时，首先想到的是兴修成渝铁路。为作出这项重大决策，邓小平主持多次调查研究，周密考虑。从历史看，修筑成渝铁路是四川人民长期以来的愿望；从现实来看，成渝铁路既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助于经济的复苏，带动钢铁、机械、煤炭、森工等行业的恢复和发展，又有利于西南

地区新政权的巩固和新秩序的确立。

1949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在上海时就当面委托兵工专家陈修和帮助物色兵工技术人才，并征询兴修成渝铁路的意见。8月中旬，邓小平派二野军械处陈志坚持他致陈修和的亲笔信到上海，通过陈修和为兴建成渝铁路和发展重庆的轮船制造业延聘了一批技术人员。12月3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作出“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的重大决策，并强调“要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不但可以恢复经济，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

1950年元旦刚过，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重庆解放一个月后的西南情况和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着重于修成渝铁路”，并详细汇报了修筑成渝铁路的方案。

邓小平说，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对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先用军队来修筑成渝铁路等诸线的做法，毛泽东认为“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1950年春，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请求修建成渝铁路的报告，提出了“依靠地方，群策群力，就地取材，修好铁路”的方针。在全国刚解放，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先拨2亿斤大米作修路经费”。

成渝铁路是清朝末年计划建设的川汉铁路的西段部分，西起成都，东至重庆，全长505公里。直到1949年四川解放，成渝段铁路工程只完成了少量土石方及桥梁、隧道工程，未铺一根枕木、一根钢轨，已完成的工程仅占开工段预算工程总量的34%。

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地的支持下，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开始动工建设。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西南军区驻地重庆市复兴关大操场隆重举行，第一批筑路主力军——西南军区军工总队及西南铁路局驻渝人员共2500余人参加大会。邓小平、贺龙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出席，邓小平在致辞中指出：“进军西南时，就下决心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做起。”他要求筑路军民克服一切困难，遵守劳动纪律，掌握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的指导，按计划完成筑路任务。

国家先后调集了3万多名军人和包括成都市民在内的10多万名民工参加筑路，成渝铁路工程历时两年于1952年6月竣工。7月1日，成都、重庆两地分别举行了盛大的通车典礼。邓小平在《新华日报》上为成渝铁路题词：“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七十三次行政会议上，邓小平听取了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汇报，指出“成渝铁路是一件大事，不但是西南，在全国来说也是一件大事”；“西南是交通第一，有了铁路就好办事。”

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使用国产器材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正如川西工业厅在《成渝铁路通车给川西工业带来了有利条件》一文中所说：成渝铁路“自重庆起衔接长江的水道运输，贯通了川西平原，沿途经过川中各地，都是物产丰饶、人烟稠密的繁荣区域，使重庆成都两大城市的工业品下乡、农产品和土特产得到顺利输出，促进了全区的经济繁荣，其经济价值难以估计”。成渝铁路是连接川西、川东的经济、交通大动脉，它的通车结束了四川没有铁路的历史，奠定了四川铁路交通网络基础，促进了四川地区社会经济交流和发展。

解决民族问题

1950年2月，全国的城市接收工作基本结束，西南党的工作的重心转向农村，民族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了邓小平和西南各级党组织面前。

邓小平一开始就意识到：“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邓小平开出的良方就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

1950年3月间，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和中共中央“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讨论拟定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对各少数民族施政方针》。《施政方针》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对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和发展事业，提出了较全面的政策、措施和要求。《施政方针》下发后，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对于少数民族工作的纲领是正确的，但是少数民族重视的是事实，如果只讲不做，他们就会怀疑和反对我们。所以，对于少数民族工作的各项决议，我们的责任是坚决实行。”

邓小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尽快在政治上实现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他从西南少数民族的实际出发，提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的康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应“首先开步走”。条件不够的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

邓小平和西南局决定，在川北平武县和西康省藏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试点。邓小平对这两个藏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作了具体指导。1950年11月25日，康定解放仅8个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便正式成立。这一成功的范例，推动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工作的稳步发展。

1950年11月7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问题，毛泽东于15日复电：“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按此施行。”在批转这份报告给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的电报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报告里所提的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你们注意研究，在你区有可采纳者则酌量采纳之。”

从1951年3月开始，西南各省、区少数民族地区先从专区搞起，由上而下进行，分别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建立民族联合政府。到1953年4月，西南全区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建立起各级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稳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全形势，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在医疗卫生方面，部队派出多批医疗队和防疫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帮助群众治病防病，并针对各种地方疾病举办医疗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自己的医务人员。

指挥部队进军西藏，西藏全境获得解放

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访问苏联途中，致信中共中央，作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毛泽东、中共中央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主要交给了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接到电报后，立即从军事、政治、组织和后勤等各方面着手，精心筹划安排部队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

邓小平等西南局领导经慎重考虑，报经中央军委同意，决定由第十八军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进军西藏不是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涉及复杂的政治、民族、宗教问题。1950年1月15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着重阐述了进军西藏的政策问题，强调进军西藏要军事与政治协同解决，政治重于军事，并于随后的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中提出了两条原则，即“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根据上述原则，第十八军迅速成立了一个西藏政策研究室，集中精力研究西藏情况，制定各项进军政策；此外，西南军区还成立了支援司令部，全力筹措各项物资，从粮食、弹药到护目镜、维生素片，均有所准备。

1月18日，邓小平就进军西藏的部署和成立中共西藏工委，起草中共中央西南局致电中央军委并报毛泽东告贺龙、李井泉电，明确十八军于2月底完成准备，3月出动，3月底主力集结甘孜地区，4月底集结德格地区，5月间占领昌都。6月份即可占领拉萨至日喀则中心地区，从军事上基本解决西藏问题。

1950年2月25日，中央致电西南局，提出要提前拟定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1950年5月11日，邓小平起草西南局致中央军委的电报，拟定了作为同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基础的四条方针：（一）驱逐英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暂维持原状，有关西藏改革问题，将来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协商解决。（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

在四条方针基础上，邓小平逐步细化，又形成了十项条件，包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等等。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政治争取工作，充分考虑了西藏现实，符合西藏各方利益，得到中央高度肯定，同意将其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政策基础。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里的分裂主义分子调集8000人的军队，在入藏必经之路的昌都地区设防，妄图凭借金沙江天险，阻挡解放军入藏。邓小平和西南局决定适时发起昌都战役，以战促和。1950年8月26日，邓小平、贺龙联名下达命令，要求参战部队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恩达、类乌齐地区，解放昌都，打下进军拉萨、解放西藏之基础。昌都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以及分裂分子企图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图谋，为最终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1年4月16日，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到达重庆，受到了邓小平等西南局党政军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邓小平指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能不能实现和平谈判，不取决于中央的态度，而是取决于西藏方面。

1951年4月22日，阿沛·阿旺晋美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充分协商，双方在邓小平提出的十项条件的基础上，于5月23日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

5月25日，依据《协议》，第十八军开始向拉萨等地进军。9月9日，先遣部队胜利进驻拉萨。12月，进藏部队陆续进驻察隅、日喀则、黑河、山南、林芝、江孜、阿里等各个地区，至此，西藏全境获得解放。

邓小平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宏阔的战略格局、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整顿党的组织和作风，加强党的建设

1950年5月12日，邓小平起草西南局、西南军区党委《关于干部整风的指示》及报中共中央的电报，分析了西南党员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出：“我们进入西南后，进行了接管城市、征粮、收税、剿匪和改造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任务确属复杂而繁重。各地多数党委及多数干部在执行这些任务中是非常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在这些工作中，也暴露出严重的缺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普遍地存在和发展着，从而产生了脱离群众的严重危险。不少干部把完成工作任务与实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对立起来，因而相当普遍地漠视政策和法令，一意孤行。有的同志甚至根本不学习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完全靠着自己意志和狭隘经验办事。许多在老区业已批判的错误，如乱捕、乱打、蛮干等恶习风气又在新区中重复起来。这不但发展了无政府无纪律的错误，而且大大损害了党的信誉，并使各项工作任务难于完成。”《指示》要求：各地整风必须与当前实际工作密切结合，从检查接管城市、剿匪、征粮、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项主要工作入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审查执行政策是否正确，反省个人作风好坏，得出结论，作出鉴定，以达到使干部在政策水平和思想作风上提高一步的目的。

6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他联系西南地区征粮、恢复发展生产等中心工作，具体分析干部队伍中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种种表现，指出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他说：“这里面包括政策与作风两个问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依靠什么办法来做好工作？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走群众路线。”

按照邓小平和西南局的部署，5月到10月间，西南地区各级党组织采取了自上而下分级召开各级干部会议或举办短期集训等方式，进行了一次比较集中的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的党内整风。

1950年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时间较短，着重点在于初步解决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尚未能集中解决。

1951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以三年的时间进行一次整党，以提高党员的条件，慎重进行城市及新区的建党工作，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任务。邓小平到北京参加了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返回重庆之后，结合西南实际情况，3月1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综合报告中谈了对西南地区整党的设想，提出：西南区财经系统留用人员非常复杂，而且新招收的青年和知识分子也很复杂，应引起高度的警惕。如不采取妥善而稳重的步骤分清好坏是很危险的。“西南今冬的整风则应以审查中层人员为中心。整党的关键应首先着重于县委领导。因为没有坚定的县级领导机关，任何运动都是没有保证的。”毛泽东复电：“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已转发全党

仿行。”

邓小平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从思想上解决了党员干部的精神懈怠问题，从政治上保证了西南各项工作的正确方向。毛泽东多次赞扬邓小平的工作“方针正确，成绩很大”，还多次转发邓小平的报告，将西南局剿匪、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以及整风、城市工作的做法推荐给其他大区。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为西南地区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出他求真务实的思想工作作风和善于把握大局、善于在复杂情况下开创新局面的卓越领导能力。（责任编辑 崔立仁）

【本文是2024年四川省哲学社科基金“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重大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川隐蔽战线斗争红色文化资源研究》（SCJJ24ZD45）阶段性成果】

作者：何薇，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靖涵，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