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1875—1931），湖南湘潭人，原名杨承瓒，字皙子，号虎公、虎禅，清末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共中央特科重要情报人员。在时代的洪流中，他本着爱国救民立场，参加维新派，做过保皇党，支持孙中山，营救李大钊，给杜月笙当过师爷，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了由旧式文人到共产主义者的华丽转身。
上下求索而不得
杨度生于1875年1月10日，父亲是湖南省湘潭县姜畲镇石塘村的普通农民，30岁时便撒手人寰。剩下孤儿寡母，幸得伯父杨瑞生接济，才渡过难关。杨瑞生早年参加湘军，因战功累升至朝阳总兵。他很喜欢聪明懂事的侄子杨度，视如己出，聘请塾师授其学业。在伯父的厚爱和良师的精心点拨下，杨度刻苦攻读儒家经典，树立远大志向，16岁那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度”，意做度量天下之人，建立不朽之功。
1893年，杨度第一次乡试便考中举人，旋即赴京参加会试，朝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正途迈进。但由于不屑于作八股文，尽管文章思想出众，终因不合规制而名落孙山。就在杨度苦闷之时，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杨度痛心疾首，与在京湘籍考生一道参加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签条约，整军经武。虽未能成功，但就此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开始走上救国图存的道路。
1895年，回到湖南的杨度拜师名儒王闿运。历经三年研习，自认洞穿“帝王之学”，再赴京城参加会试，竟二度落榜。深受打击的同时，又亲见百日维新失败，杨度痛定思痛，断然抛弃科举，开始攻研西方哲学、政治学等知识，希冀找到实现治国安邦宏愿的新路径。
1902年，杨度东渡日本，负笈游学。他目睹也曾经受人欺压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便呈现出繁荣富强景象，思想上受到巨大冲击。他一边埋头学习《天演论》《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等西方政治理论名著，一边深入考察日本的实业、教育、军事等发展状况，系统研究英、法、美、德、日等国政体，尤其推崇日本的君主立宪制。1907年，他在《中国新报》上连载《金铁主义说》系列长文，详尽阐释了自己的君主立宪思想，提出要把清政府改造成实行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体制，对内扩张民权，大办工商，对外加强军事，巩固国权，从而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
杨度的政治主张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以辅国公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国考察到达日本时，专门派随行参赞熊希龄拜谒杨度，希望杨度能为考察组代写报告。杨度倾心尽力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文章，将自己为中国未来勾勒的君主立宪蓝图清晰地表达出来。看过文章后，袁世凯、张之洞两位权臣联名保奏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1908年，清廷授予杨度四品京堂，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参与预备立宪。
33岁的杨度从一介书生成为朝廷命官，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但是，他没有看清，腐朽的清政府从未真正想过放弃君主专制，不过是借立宪之名缓和统治危机罢了。三年后，伴随着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清朝寿终正寝。杨度通过清政府推行君主立宪的梦想化为泡影。
民国已立，杨度积极参与南北议和。他以袁世凯私人代表身份，到上海秘密会晤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力劝孙中山自解大总统之职，以保国家之统一，为促成袁世凯当上大总统立下汗马功劳。随后，他支持袁世凯称帝，出任“筹安会”理事长，为复辟帝制效力。当袁世凯读完他撰写的《君宪救国论》时，大加赞赏，亲笔题字，赐杨度“旷代逸才”匾额。
然而，洪宪帝制仅仅存在了83天，就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中被迫取消。三个月后，袁世凯命丧iqm9WqxEA8o/0fC2yUY29WLf3V5SBbuoyt/ucvW64YQ=黄泉。杨度也不得不潜入幕后，淡出人们的视野，遁入空门，法号虎禅师。当张勋复辟时请杨度出山，被他一口回绝。此时的杨度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君主立宪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
半哭苍生半哭公
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此拉开序幕。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和随后成立的共产党纷纷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
身虽在野的杨度，仍然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当他看到蓬勃而起的工农运动浪潮时，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了。自袁世凯倒台以来，他目睹民国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感受到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任何旧的政治势力都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局面，只有唤醒民众，实行民主革命，国家才有希望。他想起1905年在日本东京会见孙中山时的场景，当时他提出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如今，孙中山正在南方建立根据地，积极准备北伐，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他感到是自己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1922年，杨度先是接受孙中山特使刘成禺的委托，游说直系军阀曹锟，阻止吴佩孚援助广东的陈炯明，成功打消了曹锟派兵南下，与陈炯明夹击孙中山北伐军的念头，从而帮助孙中山渡过政治危机。
同年9月，勇于迁善补过的杨度赶往上海会见孙中山。他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他向孙中山表示：“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劫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孙中山握着杨度的手赞叹道：“皙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真是可人！”
此后，杨度便跟随孙中山全身心地投入民主革命。他利用自己与北洋军阀各派系都有联系的特殊身份，打入北洋军阀内部，游说曹锟，献计张宗昌，进行分化离间工作，为南方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贡献力量。当孙中山要介绍杨度加入国民党时，杨度说：“我不加入国民党，是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的。”
正当杨度同孙中山精诚合作之时，孙中山因积劳成疾于1925年病逝于北京。杨度万分悲恸，呈送挽联深表哀思：
英雄做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毁家纾难为革命
孙中山留给杨度的一份宝贵遗产，便是介绍他结识了中共领袖李大钊。杨度之所以能够弃旧图新，完成人生蜕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杨度就阅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许多文章。这些文章高屋建瓴，精辟透彻，令杨度对李大钊产生了敬慕之情。当他在上海莫里哀路拜见孙中山时，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那时，李大钊正与孙中山深入讨论“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问题，虽是初次见面，却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年秋，杨度在北京宣武门北洋议员胡鄂公的家中，再次见到了主持北方革命运动的李大钊。李大钊对他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在与李大钊几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后，杨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深深为李大钊崇高的人格魅力和深邃的思想所折服。在李大钊的身上，他仿佛看到了那指引自己前行的灯塔，坚定地选择了接受李大钊的领导，为共产党做有益的工作。
此后，杨度积极奔走于京沪之间，为共产党朋友穿针引线，开展统战联络工作。当时，他利用自己与段祺瑞政府中上层人物的关系，主动了解了许多政情内幕，暗中及时通报给李大钊，以帮助中共北方党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1927年4月5日，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无意中遇到了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两位老朋友寒暄一番后，杨度从汪大燮处得知张作霖已经决定要对共产党开刀，并要对躲在苏俄兵营里的共产党人进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杀。此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确实已躲进东交民巷gyiJzsZ78h3E4U5HWGK9FLOLkB+1tSqy9RsWQN86gus=的苏俄兵营里，张作霖竟然不顾国际公法要闯进使馆抓人，李大钊等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杨度连忙推说有事，中途退席。回到家中，他立即让长子杨公庶速去章士钊公馆，向章士钊讲述情况，让章士钊从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俄使馆。章士钊不敢耽误，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了在苏俄使馆b/l02OUThD5AqErXR5HUDL2glv5hVfpig2As0vd8qyU=中的李大钊。得到消息后，有人不相信张作霖敢于和外国使团冲突，认为这个消息不可靠，就没有马上转移。因此，除少数几位同志转移到别处隐蔽外，李大钊等多数人留了下来。
4月6日早晨，杨度特地派杨公庶到东交民巷附近去察看动向。果然，张作霖派兵把苏俄兵营包围得水泄不通，并进入兵营大肆搜捕。包括李大钊全家4口人在内的36人被捕，被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
杨度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试图使李大钊等人不至于被军法速决，以赢得时间，再作进一步营救。而后，他两次派儿子杨公庶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安慰。
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竭力周旋。同时，他断然卖掉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块大洋，用来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许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参与了营救。在营救活动中，杨度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表示同意，予以资助。但当李大钊知道后，坚决反对，严肃地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的牺牲，令杨度悲痛欲绝，也让他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同时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所感动。他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遂与夫人徐粲楞商量决定，卖掉家中值钱首饰，变卖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钱款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杨度毁家纾难、支持革命的事迹，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极为感人的一幕。
革命者淋漓的鲜血，彻底唤醒了杨度那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促成了其晚年最重要的人生转变。
朝闻道夕死可矣
1928年初，杨度将母亲、妻子遣居长沙、苏州，自己迁居上海，以卖字和为人撰写碑文及墓志铭为生。因杨度以汉隶和魏碑书法见长，文才出众，故慕名前来求字者络绎不绝，请其代书寿诞文或撰写墓志的酬金也极为丰厚。除了日常生活花销外，杨度将所余的钱款全部捐献给上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用来营救被捕同志、抚养烈士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
杨度为党的事业不惮劬劳、慷慨解囊的行为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所看重。时任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专门对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布置：杨度虽然很复杂，但他的思想已发生重大变化，他社交面广，深谙世情，如果能当上杜月笙的师爷，就可以利用杜同国民党高层密切的关系，了解到国民党高层的动向，对保卫党的安全肯定是有用的，所以要做好他的工作，用他这种特殊身份为党服务。
几天后，陈赓在一位可靠人士的陪同下来到杨度家中，得到杨度的热情接待。当陈赓提出希望杨度能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特别是联系杜月笙时，杨度慨然应允。
按照党的指示，杨度很快由章士钊陪同来到杜公馆。杜月笙对杨度极尽恭维之能事，当即提出自己在薛华立路有一住所，愿奉送给杨度居住，并说：如蒙不弃，在下今后就对皙子兄执门生礼。杨度推说不敢，可章士钊在一旁打圆场，这事也就应了下来。
以后，陈赓又同杨度多次接触，谈得十分投机，杨度主动提出愿意接受中共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任务。但杨度不同一般人，特科要用他工作，必须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在周恩来主持下，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认为：杨度确有较高的政治觉悟，自愿为党工作，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方面贡献力量；他有很好的情报条件，青帮头子杜月笙与国民党上层关系密切，他可以从杜处了解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动向；他交际甚广，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情报，是隐蔽战线正需要的人物，应当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同时应注意保护他的安全。据此，党中央批准了使用杨度从事情报工作的意见。
当陈赓将中共中央的决定告诉杨度时，他特别高兴，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陈赓布置他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国民党高层反共的动向。杨度就经常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接触，了解国民党南京统治集团的最新情况；从杜月笙处探听帮会活动情况，特别是国民党与帮会勾结策划镇压革命力量的阴谋活动。一旦搜集到这些情况，他就整理出来交给陈赓转报周恩来。
在与陈赓一起工作时，杨度一再表示愿继承李大钊先生的遗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周恩来根据杨度的表现，认为他确实已经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批准他为中共秘密党员。杨度激动地对自己的子女说：要想救中国，我看只有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做到。
1931年春，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杨度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不避艰险，将曾经收留毛岸英、毛岸青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藏匿在家中，从而帮助其躲过捕杀。潘汉年接手中央特科情报科后，指定夏衍作为杨度的联络人。
由于杨度的特殊历史和复杂的人生际遇，有些同志曾经怀疑他的入党动机，杨度不无感慨地对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面对各种怀疑和责难，杨度晚年最信赖的周恩来对他深情地说：皙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
1931年8月，杨度因中暑卧床不起。9月17日，一代英才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自撰一副挽联，来表明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历程：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逝世后葬于上海公墓。周恩来曾秘密和aTO00ncMN8j1c14sm3ISTDEEspHqrDZ2EKa4toftCRk=陈赓、潘汉年一同到其墓前致祭。
作为杨度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一直怀念这位在白色恐怖下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的战友。他曾对人说：“提到杨度时不要忘记他是我党的秘密党员，对党有很大贡献。”“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映杨度夫人徐粲楞受到冲击，周恩aa3870614eda3fd2957b2f637d6ecc70来马上指示有关同志对她要注意保护，使其免受伤害。周恩来这样关心杨度及其家属，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在隐蔽战线上有过重大贡献的同志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75年冬，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1978年，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难忘的记忆》一文，明确指出了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实。夏衍、李一氓等分别发表纪念文章，将杨度晚年入党及为党作出的独特贡献公之于世。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历史最终替杨度说了公道话。修订后的《辞海》“杨度”辞目中赫然写道：“杨度于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杨度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转换过许多阵营，可是一颗心却始终如一，那就是救中国。他的身上有着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虽历经坎坷曲折，但从未停止脚步，最终在晚年选择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近现代无数致力于救国救民仁人志士的一个缩影，也是隐蔽战线冒险犯难、无私奉献、甘于无名的典型。（责任编辑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