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夕的中华大地，正处在开启经济建设热潮、迎接科教春天的历史关头。国家面临着拨乱反正、整顿恢复的繁重任务，急需大量经济建设人才。城市还面临着数量庞大的返城知青的安置和大量年轻人无法升学的问题。如何满足广大青年的求学渴望、为蓄势待发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专业技术人才，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大问题。

大学分校创办缘起

针对“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科技教育界面临的急迫而严峻的拨乱反正形势，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他强调：“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中国的教育事业迎来了重要转折。

8月，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30多位科学界、教育界专家强烈要求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的文化考试，邓小平表态：“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经过一番努力，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12月10日，积聚10年之久的570万名考生走进考场，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高考，被誉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盛举”。这一次高考原计划招生21.5万人，录取率非常低，多个省市向教育部反映并要求增加名额。1978年2月28日，教育部、国家计委决定自1977级新生起，在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走读生，增加招生名额，增招的走读生在校期间和毕业后的待遇与住读生相同。招生工作3月结束，新生于4月入学。各省、市、自治区挖掘潜力，共增招新生6.2万多人，除青海省外，都招了走读生。

这一年高考，北京市报考人数达158996人，考生们分散在全市195个考点的3600个考场。根据考试成绩，北京市最低录取线定为260分，在校高中生最低录取线为327分，全市参加政审、体检的人数为17183人。区县初选后，剩余16277人。经过第一次在京录取新生6908人和增招录取走读生2057人，再加上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设立分院并录取新生590人，北京市1977级高校招生共录取新+ATeeBLtKrA3XuYE+RT5qDKUeNWyjwzbP/x1rrvqYno=生9555人（其中文科2916人，理科6639人），比原计划6342人多录取新生3213人，其中文科多录取1312人，理科多录取1901人。

1978年暑期，全国开始第二次招生工作。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加上应届高中毕业生，北京地区报名人数共94000多人，当年北京市录取17445人。尽管录取人数比1977年有较大增长，但仍有大批考试成绩较好的学生未能进入大学，其中高考总分300分以上者有1.6万人，而当年全国有半数以上的省、市、自治区的录取分数线不足300分。

1977年、1978年的高考招生，对于刚刚结束十年浩劫、财政十分困难的国家而言，已经是尽量采取传统挖潜方式来扩大招生了，但仍然无法解决供需失衡的困顿局面。事实上，政府和大学都有办学的积极性，也都希望扩大招生，但校舍、教室、场地、师资等都是制约因素。天津成为率先创办大学分校、探索解决供学矛盾的城市。1978年，林乎加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后，于7月27日专门召开教育部门会议讨论高校招生问题，决定采取自筹经费、高校办分校、学生走读、实行电视教学的办法进行扩招。8月13日，邓小平就此事作出批示：“我看可以让天津办，创点经验。”于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8所分校招收了6600多名学子，当年11月27日正式开学。

与此同时，北京市也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天津市办走读大学分校的启发下，北京市委也提出，依靠高等学校的帮助，依靠地方的财力、物力来发展走读制的高等学校。征得中央领导和教育部的同意后，北京市派人分赴各地调研大学分校举办情况。市革委会教育工作部副部长谭元堃赴南京、上海调研，黄宗煊赴天津调研。经过比较，教育工作部一致认为可以按照天津模式创办北京地区大学分校。

为什么选择天津模式？这是因为当时北京市各条战线的技术人才严重不足，工程交通、建筑系统的技术人员，平均只占职工总数的5.5%，农林、财贸等系统中技术人员所占比例更低，同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差距很大。只靠现有的大学分配毕业生，每年只有几千人，很难满足需求，而天津提出的大学分校能短期内满足一大批青年上学的需求，同时解决上述问题。于是，经北京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仿照天津市的办法创办大学分校，初步设想是把当年考试总分在300分以上、体检和政审合格的约2.6万名考生都录取，即除按照国家计划录取约1万人外，增办的大学分校再录取1.6万人左右。

1978年9月20日，北京市向国务院递交《关于大学扩大招生问题的请示报告》。10月26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扩大招生问题的意见》，肯定了天津市利用地方资源举办大学分校的做法，要求各地学习天津高等教育改革经验，挖掘地方力量发展教育事业。

同样是在10月，林乎加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却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响更强烈。林乎加到任后不久，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创办分校的做法，赢得了与会人员一致赞成。接着，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市各大学校长会议上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北京市委办分校的决定。他的提议当即得到大学校长们的支持。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后决定：北京市解决办学经费和校舍，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教学设备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

确定职责后，接下来就是动员部署。1978年11月15日，北京市委召开大学扩大招生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相关区、局和大学的负责同志。16日，与会人员回各单位分别研究。22日到25日复会，进行讨论落实，最后落实办校36所，共安排16210人，包括综合大学1所（1200人），文科和经济管理5所（2150人），外语4所（1200人），医科4所（1430人），师范3所（1800人），农科1所（500人），工科18所（7930人）。分校实行双重领导，即区办学校由市、区双重领导，局办学校由市、局双重领导，教学工作由大学负责。

11月26日，《北京日报》头版报道北京市将举办大学分校扩大招生，录取高考成绩300分以上的约1.6万名考生，号召全市有关部门加紧做好腾出校舍、制订教学计划、调配干部等工作，保证如期开学。紧接着12月2日，《北京日报》发布1978年北京市高等学校扩大招生简章、学校及专业目录。12月3日到5日，考生填报志愿，12月下旬发出录取通知书。12月14日，北京市革委会印发《关于成立北京大学第一分校等33所高等学校分校的通知》，明确了33所分校相关事项，另有3所分院在本校招走读生，不作为独立的高等学校分校。

攻坚克难顺利开学

初创时期的大学分校，面临众多实际困难，首先是校舍问题。由于原计划腾出的中学不够，小学也被列入腾房名单，最终在市委统一部署下，6个城区、近郊区腾出15所中小学，有关业务局腾出工厂、企业10处作为分校校舍。

为了腾房，各区、局做了大量艰苦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为了腾出12所中小学，把270多个班的学生分散到其他学校，共涉及40多所学校13000多名学生和教师，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很大。各区委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亲自到学校动员、督促，向师生和家长反复说明办大学分校的重要意义。原和平北街小学位于东城区和平里蒋宅口，有的学生转学后离家很远。东城区主管领导亲自动员，在家长会上说，大学分校非常重要，你们的孩子将来也要上大学，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最终腾退工作顺利完成。

紧接着是校舍修缮工作。市物资局调拨材料，市、区房管局集中了几千名工人进行“大会战”，只用了20多天时间就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各业务局在完成迁厂、并厂、腾房工作后，还负责进行修缮。部分新修的教室还装上了日光灯管和电视机、广播线路。至于课桌椅，中学的就把原来的留下用，小学的就捐出去再购买新的。许多业务局还为所属的大学分校调配职工，拨给一些办公家具、车辆和建筑工具等。市机械局、首钢公司为北京工业大学第一分校、钢铁学院第二分院安排实习，燕山石化公司为北京化工学院第二分院提供了较好的校舍、师资。

最后就是吃饭问题。市政府动员市区的饮食服务部门，组织有关饭铺及公办单位提供午饭。北京化纤学院分院紧邻京棉一、二、三厂，学生和老师们就去工厂食堂吃饭。

为筹集办学经费，北京市委先从地方财政中拨款1200万元，又挤出200万美元的地方外汇，派专人从国外进口了一批电化教学器材。1979年、1980年两年，北京市委还压缩行政费用、挤占基本建设经费，拿出3400万元作为分校日常费用。市科委也积极想办法，为北京工业大学第二分校争取了国家科委拨发的大量经费。

分校开办伊始，北京市就为分校配备了比较先进的电教器材，总计有25套闭路电视，1300多台电视机，6套语言实验室设备，670多台录音机，100多台投影仪和幻灯机，并成立了主要为分校和市属大学服务的电教录像中心，各大学分校比较广泛地使用了电化教学手段。当时，通过电教设备授课的课程132门，约占开设课程总数的37%。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分校三个系开设17门课程，其中有12门课程通过电视直播或录像进行教学，效果很好。

分校的领导管理体制分为三类：由市高教局直接管理的16所；由市各业务局主管的15所；由中央部门或中央院校主管的5所。大学分校建立初期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直属市委领导，党的日常工作由市委教育工作部管理。办学的业务和行政工作由市高等教育局负责，教学业务工作由大学本校负责。

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新建立的大学分校师资力量薄弱，又无办学经验，各大学本校为分校主要做了四个方面工作。

首先，派出教学领导干部主持教务工作。各分校的教学负责人和教务处长，以及大部分教学干部都由大学委派，负责分校的全部教学教务工作，保证了分校教学工作始终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不少院校的党委和校、系领导亲自检查过问分校的教学工作。

其次，派出1900多名兼课教师，承担分校主要教学任务，其中讲师以上占60%。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派到分院兼课的教师中，讲师、副教授占80%以上。北京邮电学院分院教师不足时，北京钢铁学院派了部分教师给予支援。北京农业大学派出的兼课教师和教学干部住在分校，经常下班辅导，兼做学生思想工作。

再次，为分校提供教材，有些院校还为分校图书馆提供了一部分图书资料。北京师范大学为了保证分校教学的需要，把原来为本校学生准备的教材先供给分校学生使用，动员高年级同学把用过的教材借给分校学生使用。

最后，为分校安排实验课。在分校成立的一年半内，25所理工科分校的学生，共做实验1530个，其中1163个是在本校做的，占总实验数的76%。为保证分校的实验课按时进行，本校领导想了很多办法。北方交通大学和北京第二医学院，安排分校学生白天做实验，反而把本校学生的实验课安排在晚上。北京医学院一些实验室星期日专门为分校学生开放。

经过一番紧张有序的筹备工作，在北京市和各所大学的全力支持下，1979年2月3日，北京市高等学校分校开学典礼在首都体育馆隆重举行。1.6万多名新生和500多名教师代表喜气洋洋地参加了开学典礼仪式。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市委市政府的负责同志、全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北京各高校和分校的负责人出席了大会。为筹办分校作出贡献的各单位干部和职工代表也应邀参加了大会。林乎加在开学典礼上向同学们表示祝贺，号召师生、干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共同把分校办好，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发展调整完成使命

1979年2月8日，36所高等学校分校正式开学，1.6万多名学子如愿走进了大学校园。陈志刚就是其中一位幸运儿。他是19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本来已经准备上山下乡了，因为高考恢复，参加了当年高考，但没考上。第二年，他再次参加高考，得了327分，而这一年北京高考的文科录取分数线是330分。3分之差，陈志刚以为又将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没想到，北京市创办大学分校，把全市300分以上的1.6万余名落榜生都接收到了分校，陈志刚被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终于成了一名大学生。

24岁的徐永利，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分校学生，在满心欢喜参加完开学典礼后，开始面对每天上下学的实际问题。由于分校实行走读制，当时他家住在海淀，每天都要坐公交车先到动物园，再转车到分校所在地东大桥。这个距离在同学中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了。他所在班级里有位来自平谷的女同学，因为太远了，只好在学校旁边和别人合租一间房子。因为孩子还小，她每一两周还得骑自行车回平谷看看孩子。为了省钱，她经常从家里带粮食做饭。尽管条件艰苦，但同学们克服种种困难，学习起来如饥似渴，无论在公交车上，还是周末在公园里，都能看到他们读书的身影。

学生们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北京市、各所分校和老师们也没有辜负学生们的期待。清华大学对分校教学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先是将抗战时期老干部郭霖调到清华大学一分校任党委书记主持工作，随后又把何作涛、罗林等老干部调来充实队伍。罗林原是清华大学组织部副部长，调去分校后帮助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先是改善了学生们的伙食，又着力解决了基础课教师缺乏的问题。他从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借调了一批教师。为了让教师们安心上课，还安排班车往返本校和分校。

教学质量是分校发展的根本所在。由于大学分校没有自己的师资队伍，教师大都从本校借调，北京市为此出台了一项充实分校师资力量、特批进京名额的政策，给了大概100个进京名额。北京市控制户口一直都非常严格，外地很难进来，这个力度可想而知。

这时候从外地进京的有贡文清和他的爱人。两人是同班同学，1959年至1964年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六机部，后来到重庆参与三线建设。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各地开始贯彻用非所学知识分子的归队问题，大连工学院、北航先后发函，希望调夫妻俩去工作，但都被工厂压了下来。贡文清得知情况后，便向厂组织科说明归队政策，通过谈判，贡文清为工厂完成最后一个洗衣机镀件生产线的设计图纸后，工厂就放行。1979年贡文清完成了收尾工作，1980年，夫妻二人终于回到北京，在北航二分院任教。二分院院长是北航的一位教授，书记是北京市二轻局的老干部张奇生。张奇生是1948年在北京中法大学入的党，后来在市委工业部、二轻局工作。其他分校一般也是这样的配置：党政干部基本来自北京市各相关单位，业务干部则来自各所高校，分校与本校是业务关系，与北京市是行政关系。

北航当时建了三个分院，即一、二、三分院，二分院设在朝阳区八里庄，是由原来北京市二轻局的一个小塑料厂改造而成。二分院主要是机械、材料、电子自动化三个专业，教师一部分从本校过来，还有一部分从三线调进来。北京市给北航二分院分了五六个名额，贡文清夫妻占了两个。到1981年初，二分院已经有400多名学生，三个专业共有六七个班。由于师资、教室等条件都有限，只得充分利用电视教学。北京市给分校每间教室都配有一台电视机。数学、物理这些基础课，老师们在中心教室上课、全校学生一起听讲，其他专业课则采取看电视教学、教师答疑的方式，一、二年级学生上课主要靠这个。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的心气高、干劲大，认真刻苦，分校也就慢慢发展起来了。

在北京市的大力支援、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分校学生取得了好成绩。1979年第一学期末，15所理工科分校数学统一考试，5000多人参加，及格率达94%，其中，80分以上的占50%。1980年上学期期终考试，理工科多数分校学生及格率在95%左右，其中，80分以上的达70%左右。文科分校学生的成绩也比较好。北京工业大学二分校有5名学生，被挑选参加了北京大学数学系专为优秀学生开设的群论课学习。在结业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并写出了论文。

分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面向北京”。从创建到发展，分校一直注意调动北京市各行各业尤其是用人单位的办学积极性。大多数分校聘请了对口业务部门的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成立办学指导委员会，经常听取用人部门对分校各专业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意见，来调整和改善学校的各项工作，使毕业学生能够尽快适应工作需要。1981年，为加速培养中医理论人才，北京中医学院分院开办了业余中医理论进修班；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开办中国普通高校第一个艺术类摄影专业的专修科，采用全脱产三年的学制，不仅设置专业课，还开设了政治理论课和文化课；1983年北京大学分校设置区域规划与管理专业，这是一个文理渗透的应用专业，将地理科学、生态科学同经济学结合起来，着重发展新型的城市科学，培养经济地理为主的规划与管理人才。

办分校前，每年北京市属高校毕业生加上中央部委所属高校分给北京市的毕业生共约3000人。开办分校后，仅78级、79级、80级三个年级，就培养了1.8万多名学生，分配到北京市各部门工作的约1.6万名，超过市属院校1966年以前和1977年以来培养的总人数。

办分校具有很大的应急性质，如何长久办下去，又是一道难题。由于师资、校舍、设备等条件的限制，要形成连续招生的规模很困难。到1981年、1982年招生时，年均仅有千余人。从1982年底开始，通过两年多的整合，到1984年时，8所分校停办，28所分校调整为18所，并加强了北京市较为短缺的外语、经济管理、计算机等专业。保留的18所分校中，3所由中央单位创办，15所由北京市创办，2所由市属企业创办，共有在校生11472人。

由于存在分散、难以形成学科优势和规模效益的缺点，更重要的是当时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正处于探索和酝酿时期，北京市为适应邓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三个面向”要求，顺应即将到来的教育体制改革大潮，为便于统一规划各分校的专业设置和培养层次，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开始了第二次调整，这就是组建北京联合大学。1985年3月，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市在12所大学分校基础上建立北京联合大学，下设12个学院；专业设置由学校统一规划，实行多层次办学，既办四年制本科，也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两年制、三年制专科。另外6所大学分校也发生了变化。同年5月，经北京市政府批准，铁道部主办的北方交通大学分校、市化工局主办的北京化工学院分院，以及航天部主办的北京航空学院第三分院并入北京联合大学，分别更名为电气化铁道学院、化学工程学院、航天工程学院。电子工业部主办的北京大学第二分校组建为北京信息工程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第二分校组建为北京计算机学院，首钢总公司主办的北京钢铁学院分院则继续保留原有体制。至此，北京市办大学分校的历史告一段落。

自1978年创办，到1985年合并调整，北京地区大学分校存续七八年间，给众多年轻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徐永利毕业后到北京市教育工委工作，1999年调入北京联合大学任副校长。陈志刚毕业后留校工作，1990年随学校并入北京工业大学。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的毕业生，奋斗在北京市各领域，成长为业务骨干和中坚力量。北京地区创办大学分校，不仅缓解了十年浩劫造成的人才短缺问题，还对地方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作出了有益探索，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责任编辑 黄艳 杨璐）

作者：常颖，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二级调研员；苏峰，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