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短暂的革命生涯，与团组织有不解之缘。早在1920年8月，张太雷便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1920年11月，更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与谌小岑、胡维宪、吴南如等七人在天津创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据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时的同事鲍里斯·舒米亚茨基所讲：张太雷所领导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比较彻底的中国青年组织的楷模”。这无疑是很高的评价。之后，张太雷又受青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委派负责团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并于1922年5月5日主持召开了宣告团正式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一大），而他也作为团的创始人之一被载入史册。

1925年1月26—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团三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对全团工作作了重新估量，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事关团的发展的紧要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并作出了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对推动团的整顿纠偏具有重要意义。张太雷自1924年8月从莫斯科回国之后，便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加团中央局工作，为团三大的筹备、召开和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传达共产国际五大、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精神，为团三大奠定思想基础

1924年六七月间，共产国际五大和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相继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分别以中国代表团秘书兼翻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两次大会，并在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上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现状作了重要发言。随后，张太雷围绕他参加的这两次大会的主要决议和精神，撰写了《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对于世界政治经济之观察及其现在之策略》《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两篇专题文章，发表在1924年9月11日出刊的《团刊》第10期。文章阐述的诸多观点，对团三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d4792203308f4fbc700d5e2a5dfa2c3b1c38dee4df6c8082ccc27d3d5a129e0

首先，对党、团关系作出界定。界定和摆正党、团关系以使其能切实有效地履行各自的职能，是党、团在成立初期就重点关注的一项课题。张太雷在受命开展党、团工作过程中也对此问题进行过多番努力。早在1921年11月，张太雷在主持制定团的临时章程时，便明确提出团的宗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及拥护青年权利”。随后，1922年5月，由张太雷主持召开的团一大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进一步规定了青年团的性质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为改良青年工人、农人的生活状况而奋斗，并为青年妇女、青年学生的利益而奋斗；一方面养成青年革命的精神，使向为解放一般无产阶级而奋斗的路上走”。亦即明确规定了团的主要职责是专做青年运动，为争取广大青年权利、改良广大青年生活状况而进行经济、政治斗争。两个月之后，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在参考共产国际所规定的“少年共产团与共产党之关系”的基础上对党、团关系作出了规定：“在青年劳动者一切经济和教育利益奋斗的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是个独立的团体；关于普通政治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则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这即是说，作为青年组织，团可以有相当的独立领导开展经济和教育斗争的权力，但在政治斗争方面，应与党“协定”。随后，党、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就两团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议：“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全自主之权。”本来，依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团在政治上是要服从党的，再加上团本身也是在党的帮助下创立发展的，而且党作为“共产主义全部运动的指导者”，团在政策上应当完全服从共产党。但考虑到当时团拥有三四千名团员，未经全国大会通过，就骤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政策须绝对服从共产党”，可能会发生意外“误会和反动”，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应当完全服从。这本是从大局出发作出的一项决议，但未免又稍显模糊不明，究竟哪些具体工作是团需要与党“协定”的，哪些是有完全自主之权的，并没有明白划定，以致团在本该重点开展的且有自主之权的工作方面，也因受到“协定”的影响而备受限制。或是一些人对“独立”“自主”等字眼认识不清，团内开始出现“第二党”的错误倾向。加之之后党又抽调了不少重要团员去做党的工作，甚至连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之初也有几个人被党中央调走去兼任党的工作，或是派遣一些党员兼做团的工作，由此带来的党、团工作不分以及团组织涣散、团内超龄团员过多等问题，给双方均带来不少困难和障碍。诚如邓中夏所言：处在两种团体之下的人，“应受何方命令，真不知如何决定才好”。尽管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再次对党、团关系作出了规定：“第三次大会认青年运动为本党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但直到团三大召开前，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对此，张太雷在《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一文中强调：“青年团是要跟从共产党参加国民运动，这是没有疑义的。”清楚传达了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关于党、团关系的规定。这就为团三大恰当规定党、团关系以及纠正以往党、团关系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提供了遵循。

其次，对团的基本任务作出阐释。要想有力地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并取得胜利，稳固的组织基础和强大的组织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受党的影响，团在成立之初即已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发展壮大自身组织、与广大群众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奋斗的重要性。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在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基础上，提出要“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共同进行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不久，9月10日，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第二十一号通告“本团与各种青年团体之急应联络”，提出“应该联合全国为自由而战的一般民众，结成一个最大的群众势力，一致的在同一战线上努力奋斗”。随后，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如施存统等人也多次谈到“一天一天地使我们势力强壮起来，使大多数群众集中在我们的旗帜下面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24年7月，青年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在总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青年运动自青年共产国际三大以来取得的成就和现状的基础上，对其基本任务重新进行了规定，即“一方面是掌握广大劳动青年群众和建立自己的组织，另一方面，还应当支持民族革命运动”。据此，张太雷在《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关于殖民地之新议决案》一文中将团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问题概括为“怎样发展他自己和对于青年群众的势力”以及“怎样援助国民革命”。也就是说，要采取何种举措去充分吸引广大的青年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加入到团内，发展壮大青年团的组织力量和对于青年群众的势力，并团结、动员、组织广大青年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此外，张太雷还重点强调了团要加强对青年群众的领导以保证其“青年无产阶级组织”性质的问题：“青年团要在革命青年群众中有影响势力而能领导他们做青年运动，必把这班群众组织在自己领导之下。”这也为团三大制定切实有效的策略以发展壮大自身组织力量并完成其基本任务指明了方向。

再次，对团的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作出申明。通过宣传教育来启发广大青年的阶级觉悟，增强他们的斗争能力是推动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途径。早在1922年5月召开的团一大上，就专门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和由张太雷起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强调要利用一切宣传机会，“总动员向群众公开的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并且要到青年工人、农民、学生中开展识字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运动、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免除学费的运动、男女教育平等运动、非基督教学生在基督教学校内的平等待遇运动、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等。1923年8月，团二大通过的《教育及宣传决议案》更是明确规定：“教育工作是本团根本工作之一，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青年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重大的责任。”并对教育及宣传的内容和方法作出了规定。随后，1924年3月召开的团中央二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团员的训练及纪律决议案》《平民教育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对宣传和教育工作进行新的部署。由此可见团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但观其成效，却并不理想。据施存统所讲，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的运动既然做得无几，而言论的宣传也实在做到太少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宣传方法不当，“只晓得高谈学理而不注重讨论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宣传的范围过于狭小。从宣传的内容来看，除经济、政治之外，其他方面均缺乏有力的宣传。从宣传的对象来看，除少数工人和知识分子之外，其他群体也多未顾及。再者就是团员的宣传能力太薄弱，GGYIJTyjpB745H9KrvPulRUPKakMvaenr1SMz/j7uK0=对于主义的研究和了解过于浅薄。这很大程度上也与团内训练不足有关，以至于团员普遍存在“缺乏责任心”“自由行动”“不守纪律”等缺点，从而影响到此项工作的有效开展。1924年7月，基于引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青年团巩固和发展自身组织、更好地开展民族革命运动的考量，青年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

明确提出了“必须通过在我们团员和广大青年群众中去大力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教育工作，用阶级斗争精神教育他们”的要求。同时，还特别强调为了避免团员思想一般化和团组织瓦解的危险，

必须“进行系统的强有力的教育和训练本团团员的工作”。据此，张太雷结合青年运动需要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作出了申明：一方面，为着吸收青年团体中的革命分子到自己团体中而发展自己团体的需要，团可以在这种青年团体中“与青年群众接触做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另一方面，在团与其他团体_{X8q5MExuyfFcDIdwEmVTnjehRE40Cs38mjEBOqz+Q3Y=}共同开展国民革命运动的背景下，团可能会有“丧失无产阶级性的危险”。为了使团本身有所发展，“而共青团员亦不会堕落于阶级合作的错误中”，也“只有广大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团内的共产主义教育”这种方法。这也是团三大重点对团内的教育及训练工作进行部署的重要依据。

建团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团在政策的制定和具体工作的开展等方面出现偏差是在所难免的。张太雷作为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接轨的使者，甫一回国便发文传达共产国际五大、青年共产国际四大精神，给党、团领导人切实有效地领导开展团的工作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也为团三大着力解决以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偏差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聚焦解决突出问题，指导团三大成功召开

早在1924年9月，团中央就决议召开团三大。彼时，张太雷刚从莫斯科回国不久，以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与中共中央代表蔡和森，团中央主要负责人邓中夏、林育南等召开了一次团中央局会议，经过商讨作出了召开团三大的决议。

从1924年12月下旬起，张太雷便投入团三大的筹备工作当中，先后与党、团主要负责人商讨团三大的会议地点、参会代表、会期、议程等事宜。其中，会期因时局变化几经更改，最终定为1925年1月26日。此外，张太雷还与恽代英、任弼时、张伯简、项英、林育南、张秋人等组成议案准备委员会，共同起草会议文件。

在此期间，张太雷还积极参与了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的筹备工作和大会期间的各项工作，并作为团的代表参加了中共四大。这次会议针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强调要加强党对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领导。根据议程安排，时任团中央委员的林育南在会上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报告。据天津代表李逸回忆：“林育南报告青年运动时，有人纷加指责，表示对SY（英文Socialist Youth的缩写，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引者注）工作不满。张太雷坐在我身旁，私下对我表示，为林育南抱不平。他说SY过去在刘仁静主持下是搞得一塌糊涂，但现在育南、中夏、代英等人都很努力，不该把过去的乱账算到现在负责人头上。”这段回忆，一方面说明当时团的工作确实存在不少弊端以至于引起不少指责；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张太雷实事求是看待团的主要负责人功过是非的优良品格。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14个文件和决议案。其中，《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党团关系、党团分化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张太雷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会后，中共中央于1月24日发出第一号通告，委派张太雷专门负责“S．Y．中央工作”。张太雷也顺理成章地担当起了贯彻中共四大精神、指导团三大顺利召开、着力解决团的突出问题的重要责任。

1925年1月26日，张太雷主持了团三大的开幕式，并作了政治报告。报告既肯定了团二大一年半以来的成绩，也指出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当天，大会通过由华林、任弼时、刘尔崧、刘伯庄、恽代英组成主席团，并组成宣传与出版物委员会、非党青年运动委员会、教育训练委员会、经济斗争委员会等七个审查提案的委员会，决定张太雷参加前两个委员会，任弼时参加后两个委员会。经过四天的报告与讨论，大会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经济斗争决议案》《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宣传及煽动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等15项议案。按照党、团要求，张太雷在指导会议聚焦解决团在工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和偏差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首先，在事关全团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党、团关系方面，张太雷同与会同志讨论后认为，尽管过去党、团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均对此有过详细规定，但事实上并未切实按照决议规定的各项内容进行。党因工作需要而调动团内负责同志的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团员数量太少，人才不敷分配，使团的工作遭受极大损失。因此，有必要按照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青年运动决议案》中规定的党对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以及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中规定的“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是无疑的。……少年共产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来对党、团关系进行整顿。

其次，在事关团能否保持“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的性质方面，张太雷同与会同志讨论后认为，团在以往的工作中是存在着只重视政治斗争而忽视与无产阶级青年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斗争的错误做法的，以致团不能得到广大的无产阶级青年的同情与信仰，也未能在无产阶级青年中间树立自身的基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反动势力的高压，经济斗争的工作不易开展。另一方面则是从团员的成分来看，大部分是学生。尽管学生热烈同情无产阶级革命，但囿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很难深刻认识经济斗争的意义，因而不能深入到无产阶级青年中去开展工作。作为一个旨在“领导无产阶级青年群众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如若不能与无产阶级青年发生密切联系，很显然会失去它成立的重要意义。为此，必须努力纠正此种错误，“为谋无产阶级青年的经济向上而斗争，从经济斗争以引导他们到政治斗争”。

再次，在事关能否“使全中国青年群众普遍了解本团的主义与一切主张，使他们认识本团是唯一无二的、最忠诚、最勇敢的代表被压迫阶级，特别是代表无产阶级青年群众利益的团体”的宣传工作方面，张太雷同与会同志讨论后认为，以往的宣传工作事实上也是存在一些缺点的。比如，在宣传对象上，偏重对一部分较进步的知识分子进行宣传，而忽略了对青年工农、兵士、妇女的宣传；在宣传内容上，偏重宣传抽象的理论或广泛的政治主张，而忽略从青年本身的具体问题出发来进行宣传；在宣传方法上，偏重文字的宣传，而忽略了口头的宣传。且宣言、传单之类的宣传，或文字艰深，或篇幅冗长，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大的影响。更为紧要的一点是，部分团员宣传能力不足，不知道或是不敢担负宣传煽动的责任，严重影响到宣传工作的切实进行。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之后的宣传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必须努力到青年工农、兵士、女工、女学生中间去，

结合他们关注的具体问题、具体要求，选择他们所能接受的简短有力的言语文字、标语图画等来灌输理论。同时，要尤为注重培养团员的宣传能力，使每个团员都能明确了解团体的主义与一切主张，成为有力量的宣传煽动家。

又次，在事关能否“深入青年群众，使本团成为群众的组织”的团内教育及训练工作方面，张太雷同与会同志讨论后认为，在中国当时的客观环境下，通过团内的教育和训练工作使团员在短期内“都能明白主义及团体责任和政策，在团体纪律之下，去参加实际活动”是极为重要的。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团内的教育及训练工作同样存在一些缺点，比如，团员多不能明白团体的意义、责任、主义、政策及内部组织训练的作用，且缺少集体化的团结精神以及与其他团员相互进行思想、行动方面的严格批评和纠正的习惯，以致不科学不实际的空想主义、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个人主义盛行，团体组织和纪律涣散。还有就是各级机关不善于利用机会去教育及训练团员，忽视对于实际问题的讨论、解决、执行及主义上的系统研究，且没有注意培养从事教育及训练工作的人才。这就客观上提出了加强团内的教育和训练工作、整顿团的组织与纪律的要求。为此，他们特别规定了各级机关对于此项工作的注意事项，要求他们在团体纪律之下，利用机会使每个团员参加实际活动，并作有系统的指导，从行动上得到理论，再将理论应用于实事，从而养成领导群众的才能。此外，还提出了团内教育及训练的四种口号：“学习列宁主义；严守团体纪律；积极参加工作；获得青年群众。”

最后，这次大会还作出了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定。之所以更名，一方面是为了向青年申明团的主张和目标：“我们相信为要促成中国的革命运动，必须引导中国的青年认识而且信赖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所最恐怖的名辞，我们正应当狠（很）勇敢的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与青年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青年团组织名称保持一致。青年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联合组织，是代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青年组织。用共产主义青年团来命名，可以表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共同的目的和利益的，是决心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青年和国际无产阶级青年携手，共同加入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的”。

总之，在团的工作出现一些问题和偏差甚至停顿的情况下，团三大召开了。张太雷作为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同与会同志对全团工作作了重新估计，并对一些事关团的发展的紧要工作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规定，对推动团的工作走上正轨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强团的工作部署，推动团三大精神贯彻落实

在团三大上，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任弼时等九人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召开的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张太雷、恽代英、贺昌、张秋人、任弼时五人组成中央局，张太雷任总书记兼妇女部主任和会计，并担任《团刊》编辑。这也就意味着张太雷正式承担起了团中央的领导工作。1925年5月6日，张太雷因工作调动被免去团中央总书记职务，离开了这一领导岗位。尽管张太雷在团内任职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仍在有限的时间内与组织部主任任弼时、宣传部主任恽代英等共同签发多篇团中央通告，对团的工作进行了部署、整顿和改进，推动了团三大精神的贯彻落实。

首先，传达团三大精神，要求各地学习研究与执行。会议召开之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1925年3月20日，张太雷与任弼时共同签发团中央“关于青年团三大报告”的第三十一号通告。通告指出，团三大的文件现已出版，不久将寄给各地。各地收到之后，务必组织各级机关召集会议一一学习研究，并决定实行的具体办法。这种下发会议文件并要求各级机关开会学习、研究、讨论的做法，对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对团内的教育及训练工作进行部署，改进方法和内容。如前所述，团三大高度重视团内的教育及训练工作，并对其重点、内容和方法作出了诸多规定。为了加强此项工作，1925年2月7日，张太雷与恽代英共同签发团中央“关于订阅团刊”的第五号通告，要求各地“强迫”团员长期订阅《中国青年》或《平民之友》，以充分发挥报刊的教育功能。1925年3月，张太雷又专门签发团中央组织部通告，对团内的教育及训练工作作出了详细规定。通告明确指出，团内的教育工作应分为政治及策略之研究、地方问题及社会现象之分析、研究主义及团体组织三种，并分别制定了开展这三项工作的具体方法。对于政治及策略之研究，通告指出，各地组织部须注意根据《向导》《团刊》及中央通告和当地机关的规定，有计划地分配报告者，轮流到各支部去作报告。同时，组织部亦应指派指导员，到各地去详细解释全国的政治状况，使团员能常与国内政治生活及社会问题接近，增长政治常识。对于地方问题及社会现象之分析，通告指出，各地组织部在当地每一政治问题及社会斗争发生时，须详细分析其事略、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以及团应采取的态度。这样才能使全体团员积极参加地方政治5d1c4be7e233bf20c79b501d4dbc2e74及社会活动，明了当地情形，养成有力的活动者。对于研究主义及团体组织，通告指出，各地可组织训练委员会，由委员会分配演讲员到各支部去巡回讲演，以及设立团校做团员的普遍训练。如此细致又切合实际的规定，无疑对此项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再次，对团的组织工作进行整顿和部署，订立制度规范。其一，严格入团手续，建立团证制度。根据团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修正章程》，团员入团时“须在该地方委员会登记，报告中央备案，并须由该地方委员会签字发给团证”。这一方面是对团员身份的确认；另一方面也能限制党、团人员之间的随意流动，更好地规范党、团关系。照此要求，1925年2月7日，张太雷与任弼时共同签发团中央“关于发给团证”的第七号通告，宣布了团三大关于给团员颁发团证的决定，并要求各地组织部在一个月之内调查好团员的准确数目并上报到团中央组织部，以便颁发团证。4月14日，张太雷又与任弼时共同签发“关于团证的分发及应用”的第四十一号通告，要求各地注意分发及应用团证的手续，如须在团证上填写号码、发给日期，并把团证作为缴纳团费、参加大会的入场凭证等，开始建立比较规范的团证制度。其二，改进技术工作，建立正常的工作制度。团三大认为，团的工作之所以会呈现种种缺点，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技术工作的欠缺，故而要求“各级委员会均应注意改进技术上对于调查、整理、统计、报告等工作，使其更适宜于促成本团的发展”。1925年3月11日，张太雷与任弼时共同签发“关于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的第二十六号通告，严厉批评了各地在技术工作上存在的陋习，如未注意有条理的规划以及整理、统计平时工作成绩和各种会议记录等，以致各地委员会一旦改组，便无从考查以前的工作和各种手续，造成工作停顿的局面。并要求各地要切实整顿，按规定建立和保存会议记录、造团员登记册、转移团员的组织关系、按时收纳团费和分配刊物、召集和组织会议、定期向上级报告工作等。4月14日，张太雷又与任弼时共同签发“关于团中央文件的执行”的第四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改正与团的章程和纪律相违背的忽视执行及答复团中央通告的行为，从速执行团中央以往的各项通告，尤其是分部报告、填调查表等。通过督促和引导，使各地逐步改进技术工作，建立起正常的工作秩序。其三，制定保密细则，建立保密工作制度。鉴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团三大认为，“在反动政局之下本团的秘密是必要的”。1925年3月20日，张太雷与任弼时共同签发团中央“关于注意保密工作”的第三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在反动时期必须注意保密工作，并提出了一些做保密工作的具体办法，如对于文件、刊物、住址，“务须格外谨慎”。通信地点“认为不妥当和秘密时，请从速更换并知照中局，来信所用各种名词，均用译号代替”。这可以说是在特殊条件下推行的非常之策，也是保证团和各项工作安全的重要条件。

团三大作为对团的工作进行整顿纠偏、推动团的工作开始走向正轨的一次重要会议，与张太雷的筹备和指导是密不可分的，张太雷也不愧为中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责任编辑 王兵）

作者：河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