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傅文忱（宋志远）（满族，1904年12月3日—1972年1月31日）是我党秘密交通战线的一员、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员、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机要交通科科长、密山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

父亲只读过三年私塾，但在那个时候已经很难得了，他在劳动间隙，读了大量反抗旧恶统治势力的名著，崇拜其中的民族英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了。他怀着不当亡国奴的志气参加了李杜领导的抗日义勇军。1933年1月，日军占领密山，义勇军被打散了。

1933年，父亲在他弟弟傅文连的引荐下认识了李发（中共吉东局负责国际交通的联络员），随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会。父亲毅然投身革命，冒着生命危险散发抗日救国传单，张贴反日标语，为抗日进行募捐。李发让他担任了密山至海参崴的国际交通联络员，开始了充满血与火的斗争生涯。党的文件、共产国际的指示及我党派往苏联学习的干部，大多经过这条交通线。

此后，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父亲常年翻越深山老林，跋涉激流，送去往来文件情报，接送过境人员。他深知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危险性，为了避开日伪特务的封锁，大多选择在夜间行动，半夜到达中苏边境黑背山下的表弟家，稍加休整，了解沿途和周边情况，在头遍鸡叫时，越过边境到达苏联，天黑以后再返回来。每当带领前往苏联的同志过境时，他对亲属只是说是为了给日本人交猎物，带人去打猎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好猎手，枪法一流，外出打猎常带回各种猎物，人称“傅大炮”，枪法好也成为他日后完成任务的重要掩护。我还清晰记得，1946年的一天，在密山城南，父亲让我和警卫员把草甸子里的野鸡哄飞起来，他一枪打下了好几只野鸡。

1934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吉东地区领导抗日斗争的杨松，经常给父亲讲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方针政策，使他的思想认识提高很快。1934年7月，父亲在给日本人拉石料的大车户中领导了罢工斗争，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革命立场。在这次斗争中他站在最前面，被大车压断了腿，也没有后退一步，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迅速成长起来。中共吉东局根据他的表现，由李发、杨松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5月，父亲护送杨松去苏联的途中，杨松传达了党组织安排他去苏联学习的指示。这年冬天，吉东特委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同志被捕、牺牲。危急时刻，父亲在把张松（李范五）等最后一批吉东特委的同志安全护送到苏联后，才踏上离家赴苏学习的道路。临行的那天晚上，父亲抚摸着我的头，对母亲说：“如果六年内我没回来，也没有音信，你就不要等我了。”

1936年1月，父亲一路艰辛到达海参崴，经过严格审查，2月到达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学习期间他的名字是陈志远，学校规定学员不准与外界联系。经过刻苦学习，他各科目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1938年3月，中央组织部通知父亲回国。他路经新疆到达延安，党组织决定他改名为宋志远。这批回到延安的同志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欢迎。父亲被分配到军委摩托化学校，在刘鼎校长的领导下，担任副大队长，负责技术培训。学校改编后，1938年4月他被调入抗日军政大学四期一大队学习，担任了中队党支部书记。在大队长苏振华和政委胡耀邦的领导下学习。在胡耀邦提倡发起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苏联早期以劳动模范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竞赛的群众运动）中，父亲因为表现突出，被授予“斯达汉诺夫学生”的光荣称号，胡耀邦亲自给他颁发了奖状和奖品。

1938年8月，父亲从抗大毕业后参加了在延安枣园举办的中央情报保卫训练班（二期），学习期间担任班长和支部委员。学成后被中组部派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担任机要交通科科长，负责党中央与外界的联系，保证我军急需物资供给渠道的畅通，经常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为了保证安全顺利地完成机要交通任务，父亲会根据不同任务和环境条件，化装成商人、老客等。由于他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

在西安八办期间，父亲与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建立了很深的情谊。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父亲的战友罗青长叔叔和杜希健阿姨得知我到了北京，专程来看我这个晚辈。见面时，罗叔叔回忆起与父亲在一起工作的情景，非常激动，称赞父亲工作认真负责，执行任务机智勇敢，体现了隐蔽战线英雄的崇高风范。我听后心情十分激动。

1940年，父亲被调到中央农委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工作，在吴德峰和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延安与苏联（国际线）的机要交通。他胆大心细，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被中央农委授予“甲等秘密工作者模范”称号并获得甲等现金奖励。

在大生产运动中，父亲响应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因表现突出，被评为劳动模范。他把自己打猎的收获—一条野猪腿送给毛主席，毛主席问他，打中野猪的什么部位？开了几枪？他回答说一枪就撂倒了。主席夸他好枪法。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父亲被安排在大会秘书处，专门负责会场内保卫安全工作，担任持枪保卫组组长。

由于长年紧张艰苦的工作，父亲积劳成疾，在延安患了伤寒并发风湿性心脏病，但他一直忘我工作。那年延安连降暴雨，一天夜里山洪突发，他住的窑洞被冲塌。紧要关头，他把大水中的一根木头推给了战友，并且大声叫他抱紧，自己却被滚滚山洪冲走，漂了整整一夜，天亮才游到岸边。

1945年9月，父亲随中央农委机关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一路同行的有邹大鹏、吴诚、陶斯咏、黄朴等。1946年3月，队伍到达东北局，父亲按照指示负责组织佳木斯发电厂工人建立党的组织，成立工会和护厂队，团结工人，严防敌人、土匪破坏。同年6月，刘转连率领三五九旅解放了密山地区，父亲被东北局任命为密山县民主政府首任县长、东安市市长，同时兼任土改工作团主任。

这时候的密山百废待兴，土地改革运动尚在初期阶段，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残余土匪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相互勾结，对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进行骚扰。父亲率领新政府和全县人民，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努力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协调党政军民关系，动员参军。面临各种困难，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在医院治疗期间，他得知密山驻军和老百姓生活困难的情况，坐立不安，病情稍有好转，就亲自前往当壁镇，办理对苏贸易，用密山当地的特产换来急需的食盐、棉布等物资，有效缓解了东安地区群众的生活需求并支援了驻军。

1946年7月，父亲由警卫人员护送，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二人班，在父母妻儿面前，他激动万分。奶奶抱着他的头说：“你这些年跑哪里去了？怎么不给家里来个信？妈想你把眼泪都哭干了。”此时，他才知道我母亲奚氏（在父亲离开家去苏联后，母亲就改嫁了，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确认为红军离散人员，享受五保户待遇）一直没有把他去苏联的事告诉家人，激动地对我母亲说：“这些年你受苦了，你的口真严啊！”

父亲离家去苏联前告诉爷爷：“千万不能让敌人杀了全家，一定要把马车和爬犁留着，以便在万不得已时拉着全家人逃到苏联去。”父亲离家不久，伯父傅文秀（担任国际交通员）被日本宪兵队多次抓到宪兵队“打通苏案”，追问我父亲的下落。这期间全家人一直对外说我父亲上山打猎被野兽吃了。日本宪兵哪里肯就此罢休，几次对伯父施以重刑，一次日本鬼子将伯母等家人陪绑，当着亲人的面上刑，灌辣椒水，并用枪托打断了伯父的三根肋骨，伯母当场被逼疯。伯父面对酷刑，经历生死考验，虽然眼睛被灌瞎，肋骨被打断，但坚贞不屈。日本宪兵没得到任何东西，就把伯父押送到鸡西的滴道煤矿下井背煤。直到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解放了煤矿，伯父经历九死一生，逃回家中。在伯父被日本宪兵抓走后，为了防备敌人进一步对其他家人迫害，全家从二人班海晏屯逃到五道岗避难。一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搬回来。其间伯父曾多次向苏军司令部询问消息，得知我父亲有可能回到延安的消息，全家有了希望，日夜盼望亲人归来。

父亲回到家乡曾经问爷爷，在日本鬼子残害家人最困难的时候，有没有把家里的满族皇状拿出来“领皇粮”。当得知没有的时候，他激动地说：有骨气！

当父亲得知堂弟傅文章去了苏联寻找他，一直没有消息，着急地说：没有组织关系，上哪儿去找哇？直到1958年这位叔叔从苏联回来了。原来，他在苏联没有找到人，就参加了苏联红军，投入了卫国战争，战后在苏联结婚成家。父亲知道后高兴地说：你是好样的！

1947年，父亲主动把二人班海晏屯老家的土地和房屋全部交公，体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精神。父亲对子女管教很严格，他要求我坚强、奋斗、独立，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革命者，提出给我改名字，把原来名字中的“珍”改为“坚”，寓意坚强意志，坚决斗争。1947年7月，我在父亲的影响下，在东安联中报名参军。临走前，他叮嘱我一定不能有优越感，要坚强，不怕苦，不怕牺牲，革命到底。

父亲一生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国家困难时期，他主动向组织提出减去行政级三级。他连睡觉的床都不用机关配发，而是自己用砖头架木板做成。他凭借一手木工手艺，从家里烧火用的木材中挑选出可用的材料，做了饭桌和既能装衣物又可以当凳子坐的“柜凳”。

父亲离开我们很多年了，生命可以消失，但精神永存。

（本文是傅文忱长女傅明坚遗稿，由傅明坚之子盛晓鹰根据手稿整理后提供，原名《致父亲》，刊发时内容作了节选。文中照片由傅文忱后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