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日本日中出版株式会社出版了西里龙夫的回忆录《在革命的上海—一名日籍中共党员的记录》。西里龙夫,1907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193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外籍党员之一,也是潘汉年情报系统的重要成员。抗战时期,西里龙夫以记者身份为掩护,协同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日籍反战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西里龙夫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自己参与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几则轶事,遍寻国内书籍论文,发现这几则轶事暂无人引用过。2025年3月2日,是“左联”成立85周年纪念日,特撰小文,以示纪念。
1930年3月,西里龙夫从东亚同文书院毕业,进入上海日报社做记者,被安排在政治经济部门,负责上海标金(即金条)市场的新闻报道工作。《上海日报》是上海历史最久的日文报纸,1903年12月创刊,初名《上海新报》,1904年3月更名为《上海日报》。
1930年3月至6月,西里龙夫住在上海白保罗路3号上海日报社的宿舍。这一段时间也正好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一段时期。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
西里龙夫的同级同学岩桥竹二,毕业后进入上海每日新闻社工作,住在施高塔路永安里。西里龙夫和岩桥竹二在东亚同文书院读书期间,就曾在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的领导下参加过反战斗争,思想都倾向于共产主义。王学文在《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一文中曾回忆说:“我去指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这批成员中有的成为日本的优秀共产党员。其中有的人和左联的同志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
西里龙夫闲暇时经常去找岩桥竹二玩。而当时尾崎秀实也恰好住在永安里,一来二去,三人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尾崎秀实于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是二战传奇间谍佐尔格“拉姆扎”情报小组的重要成员,1941年10月被捕,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被绞杀。1926年,尾崎秀实大学毕业后进入朝日新闻社工作。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任《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在上海三年多的时间里,尾崎秀实和很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成为挚友,在“左联”成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尾崎秀实对比自己小6岁的西里龙夫和岩桥竹二非常关照。在当时,西里龙夫和岩桥竹二都是刚入行的新手,而尾崎秀实已经是很有经验的知名记者了。对于如何报道新闻,尾崎秀实教给他们很多。也是在这一时期,西里龙夫经过尾崎秀实的介绍,结识了夏衍和冯乃超。
夏衍曾在日本留学五年,冯乃超是日本华侨,自小在日本长大,所以两人和西里龙夫沟通起来毫无障碍。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冯乃超被选为常务委员,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部长。1929年9月,冯乃超与李书城之女李声韵结婚。后来,根据党组织安排,冯乃超转入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1932年3月前往武汉,投靠时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的岳父李书城,利用李书城的社会关系做情报工作。1956年,郭沫若率中国文化考察团访问日本,冯乃超是该团的副团长。西里龙夫和冯乃超时隔26年在福冈再度相见,两人都颇有沧海桑田之慨。1930年,冯乃超和西里龙夫在上海初识时,两人都还没有从事中共情报工作,后来两人都成为中共情报战线上的一员。
1930年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左联”和“社联”存在很多交集,夏衍虽然没有在“社联”担任职务,但是也高度参与了“社联”的工作。夏衍评价“社联”:“它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也比其它联盟更大,没有社联的努力,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不可能在中国迅速普及的。”

“社联”成立后,为了扩大影响力,中共党组织考虑到夏衍的日语较好,而且跟西里龙夫是好友,于是安排夏衍联系西里龙夫,争取能在《上海日报》上刊载日文版的“社联”纲领,把“社联”成立的消息宣传到日本。夏衍按照组织安排找到西里龙夫,希望西里龙夫能将“社联”纲领翻译成日文,并在《上海日报》上全文刊载。西里龙夫欣然受托,很快就完成翻译,然后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在《上海日报》的文艺栏中全文登出了“社联”纲领。但是没有预料到的是,日文版“社联”纲领登出后,很快就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警察发现了。他们把这一情况通报给了上海日报社,要求以后要严禁此类左翼文章刊载。报社对西里龙夫进行了批评教育,考虑到他是新人,对很多新闻报道禁忌还不熟悉,所以没有给予其更严重的处罚。
西里龙夫在回忆录中记述,“社联”纲领在《上海日报》刊发前后,有一天,夏衍突然找上门来,说是“左联”要召开一次大会,希望西里龙夫能够帮着寻找一处安全的会议场所。1930年的上海,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共产党员被抓被杀是常事。为了确保参会人员安全,西里龙夫思来想去,最终还是觉得自己的住处最安全。
西里龙夫当时住在狄思威路27号的龙冈家的二楼。龙冈是日本人,曾是上海海关的高级职员,后来在日本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后,龙冈从上海海关辞职,转而想创立属于自己的通讯社。龙冈对于新闻事业不熟悉,所以就请了中村农夫来协助。中村农夫是东亚同文书院的第18届毕业生,西里龙夫是第26届。作为学长,中村农夫一直都非常关照西里龙夫。筹建通讯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靠中村农夫一个人很难办到,于是他又找来西里龙夫帮忙。西里龙夫是兼职帮忙,平时还是在上海日报社工作,闲暇时帮着处理通讯社的筹建事宜。
龙冈住宅的前门位于租界内,中国的警察无权管辖。后门位于华界内,租界的警察无权管辖。如果是租界的警察来抓人,可以从后门逃入华界,租界警察就无权再去抓人了。如果是中国警察来抓人,可以从前门跑入租界,也就安全了。龙冈住宅的一层客厅非常宽敞,足以容下二三十人开会,而且龙冈平时也不住在那里。西里龙夫告诉夏衍后,夏衍也觉得用龙冈家当会场非常安全,于是就定了下来。
西里龙夫记得,会议当天有20多人参加了大会。胡也频主持会议,鲁迅出席了。夏衍希望西里龙夫能以日本代表的身份致辞,西里龙夫愉快地答应了,用日语讲了一段话。当时给他做翻译的是郑伯奇。郑伯奇1917年赴日留学,1926年归国,在日本生活了九年时间,精通日语,6b9f444764f93ea24be30530ffaca96062018cff52ba3dd785ba54b2656ba7b8当时是“左联”的常务理事。

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和西里龙夫是好友。西里龙夫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938年,西里龙夫在南京从事情报工作时,党组织派倪兆渔做他的联络员。当时为了保护联络员的安全,都必须使用化名。西里龙夫给倪兆渔取名为陈一峰。“一峰”二字就是因为胡也频曾用过“一峰”的笔名,西里龙夫特意给倪兆渔取此化名,以示对胡也频的纪念。
西里龙夫和鲁迅其实早就相识。当西里龙夫还在东亚同文书院读书的时候,他就经常到内山书店去买书。内山书店位于北四川路的北端,从新公园拐一个弯就到了。店主内山完造对这些来买左翼书籍的日本年轻人都非常友好,经常请他们一起喝茶。当时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都会去内山书店,鲁迅也是常客。后来在喝茶的时候,西里龙夫结识了鲁迅。鲁迅对日本的左翼青年非常关心,只要碰到了都会热情地和他们聊天。
在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创立过程中,西里龙夫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7月中旬,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在上海成立,许幸之被推选为“美联”主席。同年9月1日出版的《红旗日报》刊载了《中国最先锋的美术集团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一文,但其中仅介绍“美联”在上海成立,没有介绍成立的具体地址。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了“美联”成立的地址,“我代表‘文委’去参加了他bfc9dfa2d71da1a4532c1350f240870099e569d1e13669bf56f222be176be137们的成立大会,我还依稀记得成立大会是在旧法界环龙路的一间双开间二楼的前厅举行的”。西里龙夫在回忆录中则详细记述了选定“美联”成立大会会址的具体过程,对明确“美联”成立的会址细节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许幸之是“美联”成立的核心人物。他于1904年出生于江苏扬州,20岁时东渡日本求学。1929年秋天应夏衍邀请归国,担任中华艺术大学的西洋画系主任。在“美联”成立时,他一直都没有找到一处适合开会的场所,最后只好委托西里龙夫帮忙。西里龙夫想到了当时上海新公园旁边有一家中餐馆,紧邻日本海军陆战队,是日本军人聚会的常用场所,每到饭点会有日本军人进出。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地方,许幸之考察后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西里龙夫利用自己日本人的特权,把整个二层包了下来。“美联”就在餐馆的二层举行了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上,中国朋友非常热情,纷纷邀请西里龙夫致辞。西里龙夫盛情难却,作了即席发言。事后,许幸之为了表达对西里龙夫的感谢,特意送给他一幅自己创作的名为《失业者》的油画。遗憾的是,在西里龙夫被捕后,这幅油画也遗失了。《失业者》是许幸之1927年创作的一幅作品,至今未发现原作,仅有画作照片留世。(责任编辑 崔立仁)
作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