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通向民族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来到了新的历史起点。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增强文化自信，就是要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命题，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和目标。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2024年5月5日至10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其间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点从未改变，那就是我们和平良善的本性、博大包容的胸襟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它根植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生长于中国人民的灵魂深处。这一重要论述高度概括了中华文明道德智慧和伦理精神的核心意蕴。根植于中原土壤的中原文化道德观是中华民族伦理文明的重要源头，崇尚中正中和、仁爱良善、道义正义。在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原文化道德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原智慧。”[2]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守正，文化建设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要守好传统文化正气，更要保持创新锐气，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FzSnztbFB439QYx3yTC2Zw==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多次引用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以八大家中的“三苏”之一的苏辙为例，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苏辙的“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以他们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人生感悟，告诫今人不要迷失方向。

弘扬和宣传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生平事迹和家国情怀，对于展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有着积极意义。文化自信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但根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八位散文大家的合称。唐宋文坛以他们的文学成就最高，流传最广，故称唐宋八大家，尤其苏轼更是现代人认可的文学上的巨匠。给予后人深远的影响。

唐宋八大家，他们个个饱经沧桑，几度沉浮，但各自都活出了真实的自己。让我们一起重温他们的文学精湛造诣，感受他们无与伦比的艺术境界，品味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百味，崇仰他们伟岸高洁的人格力量。同时，也希望通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和他们的事迹，将他们的思想情怀、家国情怀传递给世人。

“唐宋八大家之间弥漫着同僚情、父子心与师生谊。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尽相同，虽然都饱经沧桑几度沉浮，但在从容与自信中，都活出了真实的自己。他们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主张，高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胸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终于抵达道德与人格的辉煌境界，把中华文化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们始终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至今仍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3]

——题记

一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多次引用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以八大家中的“三苏”之一的苏辙为例，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苏辙的“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以他们的治国理政思想和人生感悟，告诫今人不要迷失方向。

弘扬和宣传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生平事迹和家国情怀，对于展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有着积极意义。文化自信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但根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八位散文大家的合称。唐宋文坛以他们的文学成就最高，流传最广，故称唐宋八大家，尤其苏轼更是现代人认可的文学上的巨匠，给予后人深远的影响。

文脉绵长，弥久芬芳。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八大家之名，始于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明代中叶，唐顺之所编《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此八家。明末茅坤承两个人之说，选辑《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4]

茅坤生于明代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湖州府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中进士。历任青阳、丹徒两县知县，因政绩卓著，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擢升为礼部和吏部官员，后受牵连在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被降职。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茅坤辞官，隐居40余年，以授徒讲学为业。他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在这一时期完成。后来，结束官宦生涯，专务家业，《明史》载：“用心计治生，家大起。”

茅坤是浙江湖州人，这让笔者对湖州又生出更多好奇心。湖州，山水清远，人文荟萃，素称富庶之地，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藏书文化就是湖州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湖州，可以感受到“宋韵文化”。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

“一部书画史，半部在湖州。”湖州了不起。数年前，为了更多地了解湖州文化，笔者从上海赶到南浔古镇小住，非常喜欢坐在赏玉阁的木窗边，静观楼下静静的河水木船、人来人往。或者，一个人靠在温泉中，看绿树如荫的天井，那种幽静别致至今都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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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古镇位于浙江湖州南浔区，枕河而居，理水为镇，这里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地处杭嘉湖平原北部，太湖之南，东与江苏苏州（吴江）接壤，这里也是湖州市接轨上海的东大门。

南浔是一个有着浓郁水乡气息的江南古镇，梦里水乡、汤汤运河、幽幽园林，让笔者魂牵梦萦。那临河而建的水乡民居、那古老的石拱桥、那青石板的路上静谧的美、那河岸的垂柳，无不篆刻着岁月流芳。

看尽小桥流水人家，依旧是流连忘返的地方。南浔，难寻！这座原生态古镇，没有人山人海，却美得独一无二。诗人、散文家徐迟曾在自传体长篇小说《江南小镇》中，用了66个“水晶晶”来描述南浔的美。从此，“水晶晶”也便成了南浔的代名词。

南浔，明清时期为江南蚕丝名镇，用这里的河水缫的丝，白、匀、细、圆、韧，品质绝佳。靠着位于京杭运河口的便利，早在南宋时期，南浔一带已是“耕桑之富，甲于浙右”，至明清时期，更是富甲一方。富则富矣，富而藏书，这就令人钦佩了，想起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话：“虽系钟鼎之家，却亦是书香之族。”相比乌镇和西塘，我感觉南浔更具有底蕴和书香。

嘉庆年间，湖州的状元郎姚文田在他的书房里写了一副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中国人对书籍有着与生俱来的敬畏和珍视。千年的文脉不断，无非藏书与读书。纸质书的脆弱在兵燹（xiǎn）面前暴露无遗，但读书人的信仰就是书籍。书籍是文化的城堡，尽管电子屏前碎片化阅读成为趋势、坐进书房读书开始变得奢侈，但是笔墨中的文化仪式感，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电子信息化时代依然不可替代的文化根基。因此，总有一些人默默地关注着书页图册，默默地守护着一种对书籍文字的信仰。

江南自古为藏书之乡。藏书的风气可以上溯到六朝世家贵族的家学传统。尤其是在明代，藩王崇尚著书、藏书、刻书，后来，此风气衰弱以后，旧时王府藏书流入民间，“湖州书船”往来其间，伴随着民间刻书业蓬勃发展，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便形成了浓厚的藏书风气。“家藏而与天府埒（liè），而通经之士崛起白屋，抱残守缺者后先相望。”

其实，书的形式如同肉身，哪怕形式毁掉了，其承载的思想、内容、记录也是强壮的。当孔子周游列国身心疲惫地回到鲁国，他做的事情就和老聃一样，整理国家档案，编《春秋》，删改《诗经》。所谓“孔子著春秋，则乱臣贼子惧”。

当秦始皇的焚书之祸坑灰未冷之际，汉儒们凭着记忆顽强地默写先秦典籍，从墙砖里掏出一部部经典，编织出他们对先贤圣者的各种理解。诸葛亮舌战群儒，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孔明先生，治何经典？

当司马迁身陷囹圄，身受极刑之后，维系他生存意志的还是编写《史记》。并且自我鼓励：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湖州藏书甲天下”，湖州自古便是藏书、刻书的文化重镇。明代则以茅坤的白华楼藏书称于海内。茅坤家业富庶，热衷收藏。茅坤的藏书楼名“白桦楼”“玉芝山房”，有藏书楼数十间，仍然装不下。

此外，茅坤还投入大量时间教育家族中的子弟，《文钞》便是在这个过程中选辑完成的。

“研究表明，‘唐宋八大家’称谓的正式出现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事，始自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明代万历七年（1579年），这部书的初刻本由他的侄子茅一桂校勘，并刊刻于杭州，这部古籍承载着‘唐宋八大家’之名确立的重要记忆。研究‘唐宋八大家’称谓的由来，明代刻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以下简称《文钞》）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存在，这部书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

“这部古籍前面有《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总序》的题款为‘万历己卯仲春归安鹿门茅坤撰’和‘侄茅一桂校刊’。

“万历己卯为明万历七年（1579年），比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记可知，《文钞》初刻本共144卷。辽博藏本是残卷，仅是其第一部分《唐大家韩文公文钞》共16卷12册。幸运的是，全书的总序保存完整，书中的《韩文公文钞引》也保存完好。

“史料记载，明代刻茅坤编《文钞》刊刻于杭州，当时便受到追捧，一书难求，以至于民间多次再版，甚至出现了借用茅坤的影响力印制‘唐宋八大家’文集的相近版本。

“目前人们知道的影响比较大的第一次再版发生在明代崇祯元年（1628年），此时距初刻本发行已经50年，在时任山东学政的方应祥主持下，茅坤《文钞》得以再版，后人称其为‘方应祥刻本’，全书共166卷。

“方应祥在《重刻八大家文钞叙》中简单介绍了这一版本的刊刻缘由后，写明：‘因向吾友孝若氏，乞其家藏手批原本，捧持以往，为东方指南。此愿不遂，乃与子将及其甥杨次弁，谋校雠付梓人，公诸四方。’这里的孝若，是茅坤的小儿子茅维，字孝若，又号僧昙，是明代著名的戏曲文学家。方应祥以山东学政的身份向茅维借阅家藏的茅坤手批原件用于再版，却没有借到，不得已与其子和外甥杨次弁找寻校对人和出版商，将《文钞》再版发行。这件事侧面反映了当时茅家人已经注意到了茅坤编《文钞》的遗产价值，也为茅家人自己再版祖先著作埋下伏笔。

“果然，在‘方应祥刻本’再版仅3年之后，明代崇祯四年（1631年），茅坤之孙茅著重新修订了茅坤《文钞》，并主持了另一个新版本的刊刻，即‘茅著刻本’。

“茅著刻本题有：‘归安鹿门茅坤批评，孙男陶叔著订。’其《跋》记有：‘虎林本行世既久，不无模糊……虽读父书，希绍祖业，用是与舅氏吴毓醇重加考较，精于杀青。’所署落款为：‘岁在辛未，跋于虎丘之卧石轩。’

“辛未年为明代崇祯四年。事实证明，茅家对当时的图书市场判断是非常正确的，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今所行者，皆著重订本也。’说的是茅著刻本刊行量大，后世用的都是这个版本。”[5]

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叙》中提道：“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曰《八大家文钞》。”也就是说，茅坤选编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是为了给学写文章的人们提供一个参考资料，以帮助他们在科举考试中取得良好的成绩。说得再直白一点儿，《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实是茅坤自编的“科举宝典”。

唐宋八大家，堪称中华文脉中的“最强文化天团”之一。

“唐宋八大家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极负盛名的矩阵，历经风霜砥砺，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资源。1112年正月十六，北宋都城汴京上空忽然云气飘浮，鹤群盘旋于宫殿之上不肯离去，宋徽宗赵佶亲睹此情此景兴奋不已，于是欣然命笔创作《瑞鹤图》。‘就在这一年，唐宋八大家中最小的苏辙去世，这八人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真正登上了历史舞台，终于可以被盖棺论定，其卓然成就已定为历史事实。’”[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曾推出首档聚焦‘唐宋八大家’的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节目以八位文化宗师波澜壮阔的人生故事为线索，搭建‘古今双向穿越’的核心架构，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电影化拍摄+XR创新呈现’的节目模式，揭秘一代宗师磅礴跌宕的人生故事，直击传承千载的‘唐宋名篇’诞生的历史瞬间。节目中，主持人撒贝宁不仅与专家学者组成‘文脉探访团’完成古装实景穿越，还将邀请宗师穿越千年重返故地，见14471d7b2cb803406300ab94ee1ad9ef151272ad248dae026eb124be9af05b95证今时之盛景。古今穿越之间，观众与宗师‘共成长’的同时，也将开启一段文脉绵长194fcbd24fa69bf1dd463ebe9e279cfe536d11ec6cac63cd2d58f3e6d518e363的文化主题线路游。

“韩愈出任潮州刺史，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祭鳄鱼文》，更留下‘潮水潮山尽姓韩’的佳话；苏轼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赤壁赋》引发千年来的艺术回响；欧阳修在洛阳挥笔‘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留下对这座城市的无数美好回忆……唐宋八大家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一个千古名篇的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

“为了真实生动地还原八位宗师的生活场景，再现宗师的传奇人生故事，节目通过电影级高质感的拍摄制作，‘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让观众在高吟浅唱中捕捉大唐的心跳，于亭台楼阁间触摸大宋的指纹。

“近200个恢宏的实体场景，近2万平方米考究的舞美陈设……为了真实还原唐宋历史，让千古名篇的诞生拥有真实且唯美的文学意境，节目组特地在总台无锡影视基地实景搭建影视化拍摄，为宗师故事的铺陈奠定了高品质的基石。同时，节目组贴合宗师的人生轨迹，在潮州、柳州、黄冈等十余城市百余点位展开联合录制，增强了古今碰撞的戏剧效果。”[7]

唐宋八大家，他们个个饱经沧桑，几度沉浮，但各自都活出了真实的自己。让我们一起重温他们的文学的精湛造诣，感受他们无与伦比的艺术境界，品味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百味，崇仰他们伟岸高洁的人格力量。同时，也希望通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和他们的事迹，将他们的思想情怀、家国情怀传递给世人。苦难的暴风雨不值得歌颂，然而历经暴风雨所诞生的精神却值得人们再三玩味。

唐宋八大家，是中国文学史的高峰。我们先从韩愈说起。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诗人，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泰斗式人物和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韩愈故里孟州说”在学术界和文学界得到权威认可。作为孟州的文化象征，韩愈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品格，彰显了孟州人民独特的气质风范。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韩愈为“文起八代之衰”，明代人推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韩愈和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反对魏晋六朝以来骈体文内容空虚、形式浮靡的不良文风，提出恢复先秦两汉的古文文风。他们要求立意深刻，内容有益世道，从实际出发，主张文道合一的“文以明道”，兼有文学革新和思想启蒙的双重意义。

韩愈广为流传的名言有：“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等等。

韩愈不仅留下了《师说》《祭十二郎文》等千古名篇，而且其一生创造了331个成语，比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飞黄腾达”“悲天悯人”“铺张扬厉”“克己慎行”“摆袖却金”“俊杰廉悍”“面目可憎”“俯首贴耳”“摇尾乞怜”“蝇营狗苟”“触目惊心”“轩然大波”“不平则鸣”“一落千丈”等。

“踔厉奋发”这个词语，就源自韩愈所写的《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世称昌黎先生。很多人误以为，河北昌黎是韩愈的出生地，而韩愈非但不在昌黎出生，他一生也未曾到过昌黎。既然如此，那为何韩愈自称‘郡望昌黎’，昌黎县的碣石山上还有一座韩文公祠？

“原来根据《昌黎县韩氏家谱》记载，后魏时，定州刺史韩均徙居昌黎（今河北昌黎），为昌黎韩氏的始祖，其孙为曹州司马韩仁泰（即韩愈的高祖）。可见，昌黎韩氏是韩氏的一个支族，昌黎郡是韩氏的望出之郡。韩愈不忘自己的血脉之源，一直以昌黎为荣。传说韩愈临终时，还因无法安葬于昌黎而含恨，命人从昌黎的碣石山上移植了两棵柏树种植在自己坟上，寓意着自己永远心向故里。”[8]

韩愈自言郡望昌黎，其实就是说，是因唐代人有崇尚郡望、壮其门楣的风俗。

韩愈出生在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他自幼熟读经史，恪守儒家圣道，一生踔厉奋发，以恢复儒学为己任。35岁时，晋升为监察御史。51岁时，韩愈任唐宪宗的刑部侍郎（819年），上书奏章《谏迎佛骨表》，劝皇帝不要迎佛骨，以免劳民伤财、荒废朝政。为此惹怒了唐宪宗，差一点儿被定为死罪，经裴度等人说情，才改派潮州任刺史。

韩愈被贬到偏僻、荒蛮、落后的岭南（潮州刺史）。彼时的潮州是“有罪乃窜流”的处所，是“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的化外之地。

在去潮州的路上，韩愈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潮州距当时的京师长安有几千里之遥，从长安出发要走3个多月才到潮州，在皇帝眼里，韩愈就像已经被判“死缓”的地步。

按那时惯例，贬官（犯错误下放的官）一般都不理政务、不问政事，因为怕惹火烧身，但韩愈没有怨天尤人，在潮州任上8个月，照样为百姓办实事，依然踔厉奋发。鳄鱼为害，他就带领军民在河边驱除鳄鱼。韩愈还写了《祭鳄鱼文》，其文字矫捷凌厉，雄健激昂。此后再“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

韩愈还带领大家释放奴婢、兴办学堂，传播中原先进文明，为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注入新的文化元素。虽唐代律令已明令严禁贩卖奴婢，但潮州因地处偏远，贩卖奴婢的陋习仍相当严重。为此，韩愈创造性地采用“计庸免之”与“着之赦令”相结合的方法来合理化解这一矛盾。梁衡先生在《读韩愈》中说得好：“纵观古代文人，被贬官者多多，凡是直抒其心意的文人，大都留下仕途失意被贬和流放的历史。但不同的是，他们在人生低谷中的行迹，却有着千差万别。这些文人雅士，大乌纱帽一旦变成小乌纱帽，多表现得心灰意冷，在自舔伤口中，写出些悲悯自怜的诗歌。而韩愈与众不同，尽管他在被贬官的路上，也曾写下‘收吾骨瘴江边’的自怜诗章，但到了潮州赴任之后，却将自身伤痛闲置一边，把庶民百姓冷暖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潮州百姓称赞他：“异乡名人留芳踪，爱吾潮邑振雄风。韩愈治潮方八月，世代敬仰韩文公。”今天，千年以后的潮汕地区，崇韩敬韩一直成为习惯。宋代，潮州人还专门为韩愈修建了一座祠堂。潮州城外鳄溪被改名为韩江、笔架山改称韩山，公园里有景韩亭，灵山寺有韩愈塑像，赵朴初先生因此赞道：“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

韩愈的一生臣心如水、清风高节、廉明公正，一心为国为民。

韩愈54岁那年，镇州发生大规模叛乱。朝廷下诏书安抚。可是诏书下达，文武百官无人请缨。最后，韩愈慷慨领命。“君王有难，韩愈当挺身而出”，他单人独骑，独闯叛军大营，化干戈为玉帛，为朝廷平息了一场叛乱。谁能想到，写出“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这般柔美文字的人，却有这样的魄力和胆量。

接下来，该说说柳宗元了。

柳宗元（773年-819年），唐代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运城永济一带），别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据专家学者研究，柳氏是河东著名的门阀士族。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3人之多。柳宗元诗文皆工，由友人刘禹锡整理编成《柳河东集》。

在《十三邀·许知远对话许倬云》那一期里，许倬云讲（大意），唐代开元、天宝，喧喧哗哗，但是到了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九江司马的时候，他写了《琵琶行》，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这一落，落差多大？渡过那个难关，靠几个人：韩愈、柳宗元等等。柳宗元写了一篇《种树郭橐驼传》，驼背的园丁，种什么活什么。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能做这么好？他说，我爱护植物，我把植物照顾得好。刘禹锡就忽然想起：咱们这些人是天上的植物啊。所以，把郭橐驼的精神搬到人间来，不是很好嘛。这一下，韩愈就解脱了。所以，每一个关口要有关键性的人物，提出一些关键性的课题。

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是《古文观止》的唐代选文之一。这是一篇寓言体的政论性散文，文中讲，原来他从小就得了佝偻病，背部隆起，就像骆驼一样，乡里人就给他起了“橐（tuó）驼”这么个外号。他知道后不但不生气，还说这个外号起得好，干脆连原来的名字也不要了，就叫“郭橐驼”。他家住在长安城西边。郭橐驼以种树为职业，长安城里的富贵人家，都争相找他买树。

郭橐驼栽种的树木，移植到别的地方，没有不活的，而且枝繁叶茂、早生果实，果子结得又大又多。别的种树人，都比不上他。有人去问他，你为什么种树种得那么好，有什么诀窍。他说：“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shì，移植、栽种）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卷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抓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意思就是：我郭橐驼没有特别的方法，只是顺着树的天性罢了。种树的方法很简单，根部要舒展，根旁尽量用原土，培土要弄平，土要捣结实。这些基本动作完成后，就不要再管它了。打个比方吧，栽种时要像对孩子一样细心，栽好后就像对垃圾一样弃之不顾。这样，树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它就会按照自己的本性茁壮成长。我只不过是不妨碍它的生长罢了，并不是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办法。有些种树人却不是这样，培土的时候，不是过多就是过少。把树栽下去之后，总是担心它，所以早晨去看一下，晚上又去摸一下，人都走开了，还要回头去看看。更有甚者，用指甲划破树皮来观察它是活着还是枯死了，摇晃树根来看它是否栽结实了，这样违背了树木的自然生长。虽然说是喜爱它，实际上是害了它。虽说是忧虑它，其实是仇视它。我哪里又有什么能力呢？

柳宗元塑造了一个善于种树的郭橐驼形象，并赞其种树的成功之道在于“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就是说，郭橐驼种的树木之所以能长得高大茂盛，原因在于他顺应树木的自然生长规律，使树木得以顺其本性地成长。他虽然是个手艺人，地位不高，但对自身技艺的理解和把握已经上升到“天道”的高度了。如果生在当代，他就像日本的“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一样，也一定可以获得一个“果木之神”的称号而风靡全世界。

这就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这句话的出处。在《晋问》一文中，柳宗元写道：“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民自利者，即顺人之欲，随人之性，而非让不懂民情的官吏去瞎指挥，如此反而挫伤了百姓的积极性。

读经史可以长知识，读杂书可以广医闻。笔者觉得，我们的医学工作者，同样需要反复读《种树郭橐驼传》。有一次，我给一位患者朋友开的处方上，就曾写下《种树郭橐驼传》，并嘱咐其回去看。郭橐驼种树之道，不独可以通于吏治，且可以通于医治，尤其是治疗慢性病更应取法于此。医生临床执匕，果能勘透人的生理病理，治疗上顺应其天性之自然，而如种树一样，芟（除草）之薙（剃）之，辅之翼之，培之固之，未有不遂其生者。

“有问之，对曰：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这里所说是植树的大关键、大原则：惟因其性有不同，则须因木因时因地制宜，不能忽略其客观具体情况。这很像老子《道德经》中所言：“太上，民不知有之，百姓皆谓我自然。”无为而治。如何顺应其性呢？“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无动无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面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早）而蕃之也。”过度治疗、过度干预，未必是好事。凡扶助树木生理之自然，则树自能硕茂。倘治病能扶助人体之自然，则人自能康健。

“他植者”就像社会上那些庸医。“他植者”是怎么做的呢？种树时，树根拳曲着，又换了生土；给树培土的时候，不是过紧就是太松。过度担心、一味求快，早晨去看了，晚上又去摸摸，已经离开了，又回来望望。更严重的，甚至掐破树皮来观察它是死还是活着，摇动树的根部来看培土是松还是紧，这样树木的天性就一天天远去了。这样的“爱”实质上却是对树木的伤害；从表面看是担心所植之木，实际上却是“仇视”之。这是“他植者”不如郭橐驼之所在。

郭橐驼后一句说的“吾又何能为哉？”他自认为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本领，因为他只是顺木之性而已，并没有“爱之太恩，忧之太勤”，与“他植者”相比，他反而做得更少、更轻松。

临床工作中常常有治病易而善后难的情况，此时病已去，当善后调养，以养代药，让其恢复人体之自然。否则揠苗助长，欲期“其早实为蕃”，匆忙投猛剂，结果必uEQM27SnwuHUDu/ezJm8A+KO2H11AmNhzp1m6g/w4JA=适得其反。

“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凡用药滥投滋补，反滞其生机，动辄换方，或药尚就奇冷僻，根拳而土易者，势必违其生理，业医者当不慎之？

“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医道中蛮补横填则为太过，轻药淡味则属不及，皆无益于病。

“苟有能反是者，则又受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疏密，而木之性日益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此数语，正中当今医界时弊。今之医生，投药虽有合病机，生理已默然渐复，而病家或嫌效之不速，为医者又茫无定见，辄更易其方；又或诊断本已明确，复日抽其血髓，是不啻摇其枝柯以拔其本实也，而生理日以离矣，无怪医药不效。

除了顺应自然，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慎药守方外，读“郭橐驼种树”的故事，还要认真体会他培土植树之旨。治慢性病，若懂得培土一法，常可峰回路转，得心应手。

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栖，林茂则赴。教育也是如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机制，也需要“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想想看，我们有多少家长，对孩子也如“他植者”一样，“爱之太恩，忧之太勤”，他们拥有一双“停不下来的手”，让孩子写作业、上补习班、学钢琴，做这个做那个，还不停地唠叨，其结果就是自己反而成了最大的肇事者；少数不负责任的父母对孩子放任不管自然是错误的，但绝大多数家长更要牢记的，恐怕还是“该放手时需放手”。

这些“爱”和“忧”从表面看起来是家长对孩子的关爱，实则由于根本不了解孩子的“天性”，所以，只是用自以为对孩子好的方式强加给孩子，殊不知，不顺天性可能导致“害与仇”。“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溺爱又何尝不是一种伤害？“顺天致性”，理应为教育的核心。

773年，柳宗元出生于京城长安。4岁时，母亲卢氏和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幼年在长安度过，9岁时遭遇建中之乱，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792年，柳宗元被选为乡贡，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唐代德宗贞元九年（793年），21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声名鹊起。不久，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去世，柳宗元在家守丧。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 798年，26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官阶从九品上）。801年，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正六品）。803年农历十月，柳宗元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唐代顺宗永贞元年（805年）迁礼部员外郎，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的革新运动，失败后多次被贬，历任永州司马、柳州刺史等职。唐代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实行大赦，宪宗在裴度的说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京。农历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年仅47岁。

有的人总是贪婪成性，不懂得进退，有感于此，柳宗元写了一篇寓言小品文《蝜蝂传》。原文如下：“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zhi，跌倒，被绊倒）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蝜蝂本不存于世，盖由柳宗元氏所臆造。而这小虫灭绝之原因是：所负载超其承受力多甚，终致坠地亡毙而绝其种。

柳宗元说，有一种小虫子名叫蝜蝂（fùbǎn），它有个习性，就是特别喜欢背东西，看到什么就背什么，它背上的东西越来越重，虽然疲惫不堪，但却不愿停止，最终蝜蝂被压得爬不起来。这小蝜蝂“好上高”，喜欢往高处攀爬，直至用尽力气，摔死在地上。写到这里，柳宗元感慨道，世上也有这种贪得无厌的人呀，见到钱财就只管取来……终日想着升官发财，变本加厉地贪赃枉法，总有一天，他们的下场也如那小虫一样。柳宗元以蝜蝂的故事告诫人们，贪婪无度是自取灭亡的本源。蝜蝂之灭绝，正因为天地间不允许此等物种存在。

钱财乃身外之物，人在世间，能安身立命，就够了。无法安身立命，才叫悲哀。有感于此，柳宗元写了一篇寓意深刻的《哀溺文》。其序云：永州人都善于游泳。一天，江水暴涨，有五六个人乘小船渡湘江，中途船破，皆游。其中一个人虽尽力却不如寻常。伙伴说：“你是最善游者，今日为何落后？”他说：“我腰缠千钱，重，所以落在后面。”伙伴问：“何不去掉？”他摇头不答，不久更疲倦了。已游过去者立在对岸呼叫并长声喊道：“你太傻了，太‘蔽’了！身且死，钱有何用？”他依旧摇头，于是溺死。我怜悯他，又联想：岂不有被大量财富“淹死”的人吗？！于是写作了《哀溺文》。

柳宗元生活在唐代中期，那个时代，安史之乱后形成了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的局面。唐代顺宗永贞元年（805年），以王伾、王叔文为首的官僚士大夫集团在顺宗支持下进行革新，柳宗元是其中一员。他们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打击宦官专权，但终因政治力量不足，革新以失败而告终。革新失败后，柳宗元与刘禹锡等八个人一同被贬地方任司马，柳宗元任永州司马。被贬谪永州期间，柳宗元创作了一首五言绝句、千古绝唱藏头诗《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suō）笠翁，独钓寒江雪。”大家看，这首诗第一个字连起来是什么？千万孤独！一般人的孤独假如是1的话，而立之年的柳宗元，他的孤独是1000、10000！这就是为什么笔者不主张让童年的孩子过早地去背诵这首诗，不是说诗不好，而是小孩子过早体会“孤独”，未必是最好的时机。

寒冷的冬天，成千上万的山中不见一只鸟飞过，无数的小径上也找不到一个人的足迹。这世上有那么多人，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感觉，自己处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中。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独一个人坐在蓑衣和斗笠里的船上，独自在寒冷的江水中垂钓雪花。表面上写冬天的孤独与冷清，山林冰封，鸟雀无音，小径荒凉，人烟绝迹，实际上是写他此刻的心情——人与人之间如此冷漠、感情如冰啊。“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你看到那个孤独老人了吗？他独自乘船、垂钓于漫天飘雪的江中，那就是我，孤独又怎样？悲壮又如何？秉志特立的悲壮气节，难道不值得敬佩吗？

柳宗元描绘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孤独：“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前两句渲染景色，群山冷寂，不QI1cAXZXjJ8mOrEkSfn3gwd4dERtkKorBCqGWbHApfA=见一只鸟儿，村庄小路一个人影都见不到。表面说的是群山、鸟儿、村庄、小路的状态，实际是在写当时所处的“千万孤独”现实心境，映衬了下联，在天寒地冻、大雪飘飘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却划着小船游荡于江水之中，身穿蓑衣，头戴斗笠，面对山川河流，引竿垂钓。

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解这首诗的时候，说《江雪》写得非常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一幅绝美的画卷。诗的意境，就是安静。言外之意，老师是让我们安静地读书，不要心猿意马。后来，才理解了语文老师的苦心，他没讲孤独，也许，是怕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太孤独吧。

柳宗元投身到王叔文的“永贞革新”改革当中，打击强权，举贤任能，清除朝廷积弊，减免赋税，解除民间疾苦。半年之后，“永贞革新”归于失败，33岁的柳宗元被断崖式流贬到永州任司马。这个时候的柳宗元，仕途失意，心情压抑，怀着满腔热血的他，怀才不遇，报国无门，但并没有自暴自弃，他自比屈原，追求理想和抱负，坚持不懈，不计一切后果。柳宗元在“千万孤独”的时候创作《江雪》，此内容表达了孤寂之情的无奈，表现自己的傲骨，纵使面对恶劣的环境，依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初心，来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

在永州，柳宗元写下著名的《捕蛇者说》，感叹“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柳宗元以直接对话的方式，呈现“苛政比老虎还厉害”的赋税压力。如对话中，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蒋氏大戚，汪然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意思是：我可怜他，并且对他说：“你怨恨捕蛇这项差事吗？我打算去对主管收税的官吏讲一讲，更换你的差事，恢复你的赋税，那怎么样？”姓蒋的听了大为伤心，眼泪汪汪地说：“您是哀怜我，想让我活下去吗？那么我干这个差使的不幸，还不及恢复我的赋税那样严重。”

前面我们提到《十三邀·许知远对话许倬云》，在那一期里，许倬云说：今天的教育，教育的是凡人，是过日子的人，今天的文化是一个打扮出来的文化，是舞台式的文化，是导演导出来的文化。今天日子过得太舒服，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现代人忙的是买这个手机、买那个手机，忙的是赶时髦，忙的是听最红的歌星的歌。人这么走下去，也就等于变成了活着的机器。我们讲《西游记》，心猿意马，孙猴子是心，意是那个白龙马。心在导路，马只载人。猪八戒是欲望，好色贪吃，但是还非他不可，这个欲望还驾驭着这匹马。到最后，求真经，真经给了你是无字的。那个无定河，先死了才能过去。

山谷里面花开花落，没有人看见它，那花白开白落了，因为它不在我们理解的世界里面。

我的历史观：个人的地位最小，最短的是人，时段最长的是文化，更长的是自然。我们中国人过日子，都是人跟自然整合在一起。中国有二十四个节气，我们过日子总是注意到人跟自然的变化同步进行，以至于到诗词歌赋，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中国人注重的就是这个气，这个气是天地之间的正气。这个气就是神，不是具象的神，不用他来吩咐你做什么、你不做事我赶你去伊甸园，这个气是你自己培养的。

我，伤残之人（许倬云出生时患有先天肌肉萎缩，13岁才能靠双拐走路），要能够自己不败。不败不馁。幸亏从小生下来就是如此。如果一棒槌让你长到15岁，那就叫人一棒子就打倒了，那完了，起不来的。我从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残缺，不去争不去抢，往里走安顿自己。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若能真正了解自己，那就真正心无芥蒂，无拘无束，自由坦荡，死也无憾。只有失望的人，只有无可奈何之人，他会想想：我过日子、为什么过？我们平民的日子，可以说无处没有诗意，无处没有画景，无处不是跟自然相配，无处不是和人生相合。在这种平淡的生活中，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历代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但朴素地尊重人与自然的协调，并总结出一套与自然相处的规律。春天是什么样的季节，要看什么鸟、什么花开了。春耕播种。哪怕有灾害，只要有条件，都要按部就班地做。

人这一生，该怎么活？或许，从《十三邀》这期对话许倬云老先生的访谈节目中，我们可以获得答案，那就是：我们要学会在平淡的生活中汲取力量，坚韧地活着，像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所有普通人一样，不管遭遇什么，都会向前看，选择活下去。这种平凡人的韧性，往往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其次，我们要认清自己的长处与局限，从而作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不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到极致，也许离成功更近。认清自己，可以帮我们在苦难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再者，生命无法一帆风顺，历史注定无法永远安宁，但静下心来读一读前人的故事，我们总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答案，在滚滚车轮下步履不停。

自知的力量、生活的力量和历史的力量，这是许倬云在90岁的人生中所仰仗的三种力量。拥有这三种力量，任时代的波涛再汹涌，我们依然可以冷静生活，从容面对。

我们说回柳宗元。

柳宗元与韩愈被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被并称为“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被并称为“王孟韦柳”。以“永州八记”为代表，柳宗元寓言式小品散文，是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经典。柳宗元一生留下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

“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6ZCeKsQdTEGcH3NUUzn71w==，皆为朝廷大吏。同父辈一样，柳宗元有着强烈的入世思想，渴望得到朝廷的认可，衣锦还乡，在河东延续柳氏家族。可惜柳宗元一生仕途坎坷，究竟有没有回到过河东也成了一个谜。

“令运城人津津乐道的，是一则关于柳宗元的传说。据说柳宗元祖居——柳家堡正门外，有一块奇石。那奇石高约四尺，纹理自然，洞通四面。相传，每逢月亏夜深万籁俱寂之际，宝气四溢，华光闪烁，隐约可闻‘咯咯咯’的雄鸡叫声。后来柳宗元参与政治革新失败，为了避免祸及族人，即命河东的柳姓人家举家外迁，曾经风光无限的河东柳氏，只留下了这块奇石。更富传奇色彩的是，这块奇石曾被一分为二。几年前，此石的上半部分刚被发现，与下半部分破镜重圆，所幸整块奇石并未损坏。如今，这块奇OhY3i1P6ieUAEuVo9H5tAg==石已竖立在运城虞乡的柳宗元广场上，与其塑像遥相辉映。”[9]

柳宗元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有所寄托。

二

接下来，说说苏轼。

苏轼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位列唐宋八大家，书写了“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文化传奇。三苏祠是蜀中久负盛名的名人祠堂。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了解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以及三苏祠历史沿革、东坡文化研究传承等情况。‘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10]

三苏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其中不仅有千年文脉的赓续，更有良好家风家教的涵养。苏轼能够成为流芳千古的文化巨人，被视为道德高尚的千年英雄，与他耳濡目染接受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

嘉佑初年（1056年），苏洵和儿子苏轼、苏辙第一次出川到东京，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闻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三苏”的称号由此而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的诗词至今仍被人们口口相传，我们景仰苏轼，热爱苏轼，也希望能更加了解苏轼。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词人、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的散文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全才”。苏轼喜交游，推奖后进不遗余力，一时知名之士皆归之，如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号称苏门四学士。

当你遭遇种种坎坷时读苏轼，他会劝说你：“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当你顺遂无忧时读苏轼，他会告诉你：“人间有味是清欢。”当你彷徨失落时读苏轼，他会安慰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当你沉湎往事时读苏轼，他会点醒你：“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当你受挫困厄时读苏轼，他会激励你：“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当你知音难觅时读苏轼，他会宽慰你：“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当你静夜独思时读苏轼，他会陪伴你：“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无论是在春宵一刻的“花有清香月有阴”中，还是在“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常心中，雪泥鸿爪、浩然正气——东坡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苏轼很会睡觉，这可是一种能力，他善于与自己和解。要知道，睡眠，约占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即工作、生活（吃饭、洗澡、娱乐、办琐事）与睡眠，可见睡眠的重要。在海南的俚语中有一个字叫“冲”，是过瘾、快活的意思，有“吃冲不比睡冲，睡冲不比睡冲冲”的讲法。“睡冲冲”讲的就是睡得很甜、很够、很过瘾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事业和生活而努力奋斗一生，却唯独没有停下来，让身体与自己好好相处。

苏轼很会睡觉，还会书写睡眠的乐趣，难怪，他下笔“如有神”了。按照中医的说法，五脏藏五神，吃饭就是给我们的“五脏神”祭献供品。可你知道为何“五脏”被称为“庙”吗？五脏藏神听似玄学，却有据可循，《灵枢》中有说：“血气已和，荣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意思是：只有形神兼备时，“人”才能称为一个健康、有活力的人。其中，形指的是五脏：心、肝、肺、脾、肾；而神指的是五脏中蕴藏的精神心理：神、魂、魄、意、志，也就是中医中的“五志”。“五志”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概念，它具有物质基础，也就是精气，它以精气的形式贮藏于五脏之中。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

张萍在《苏轼的睡眠书》中说：“苏轼是宋代第一个大量书写睡眠的文人。闲暇时光里身心舒畅的怡悦、疾病缠身时饱受折磨的痛苦、都在他的睡眠书写中留下了痕迹。苏轼精神世界中的悲哀迷惘、守真不屈、超逸旷达也投射在了睡眠书写中。更可贵的是，苏轼在睡眠书写中注入生命的哲思，包括对人生至味的探求，对自在生命的追索，对至善至美的珍视。在苏轼笔下，睡眠从生理需求的层面，上升到人生哲思的高度，蕴含了丰厚的文化品格。”

宋代人最会睡觉。读宋诗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如陆游直接把美睡比作胜按摩一样，不少文人似乎都对睡觉情有独钟，纷纷将睡觉写入诗文中，比如杨万里、范成大等。苏轼谈睡觉有秘诀，比如四体要无一不稳。《师友谈记》记载：“吾初睡时，且于床上安置四体，无一不稳处。有一未稳，须再安排令稳。既稳，或有些小倦痛处，略按摩讫，便瞑目听息。既匀直，宜用严整其天君。四体虽复有苛痒，亦不可少有蠕动，务在定心胜之。”

文人喜其雅，平民喜其义。可以说，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之人，是泱泱中华最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一个典型符号。关于苏轼，一直有说不完的话题。苏轼的方方面面乃至对他本人及作品的诠释和解读，已成为丰厚、强劲、宝贵的精神文化传统，穿越时光，滋润着现代人的心田。

饱经风霜未曾褪色，光阴流逝更添厚重。在外媒评选的12名“世界千年英雄”中，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苏轼一生爱石，仇池石是他最喜爱的藏品，这不仅是因为它拥有美丽的外表，更在于其中所蕴含着的深刻文化内涵与苏轼的思想不谋而合，流露出浓厚的乐园色彩。身处顺境，他能享受最好的；身处逆境，他能承受最坏的。他能享受命运的馈赠，也能承担人世的打击，无论好的坏的，都变成他生命里的风景。“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轼留给我们的最有意义的人生格言。苏轼的一生风雨坎坷，但他乐观豁达，心怀热爱生活的情感，给了无数人精神慰藉。如今，苏轼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文化偶像，他的创作才华、文学成就和人生态度仍然闪耀着光芒，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灵。无论何时何地，在精神中与苏轼相遇都是一种幸福。

苏轼，在政治主张方面，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激进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是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因讥讽朝政被贬任杭州通判；历徙湖州、黄州、常州。哲宗嗣位，苏轼被召回朝廷，任中书舍人。后又与司马光面争新法“不可尽改”而出任知杭州。后朝廷启用新党，苏轼又被一贬再贬。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广东惠州。苏轼在惠州生活了4年。苏轼花掉所有的积蓄，盖了一所房子，与红颜知己朝云、长子苏迈、三子苏过和孙子们一起生活，过着不宽裕但还算清静的日子。当时已经50多岁的他认为：大概这里就是自己最后的归宿之地了。后来朝云因病去世，苏东坡心痛，以参悟佛道来寻求安慰。写下一首小诗：“白头潇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本意是：虽然苏翁头发白了、身体也生病了，不过还能“春睡美”，听几声钟声，心情还不错。不料传到朝中政敌耳中，其中一个叫章惇的宰相就说，看来苏轼过得还挺悠闲呢。章惇就对皇帝建议：苏轼字子瞻，琼崖有个地方叫儋耳，想必与苏轼挺有缘分，不如把他贬去那里吧！

据记载，这个陷害苏东坡的章惇，还是他的好友。俩人年轻时曾一同出游，章惇胆大过人，敢独自一人横跨悬崖上的独木桥，苏东坡曾预言他日后敢杀人。没想到一语成谶，章惇想杀的人就是他。真是世事多变，造化弄人。

在苏轼曲折的被贬经历中，最后一站是今天的海南省儋州市。1097年，年逾花甲的苏轼被贬为琼州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其胞弟苏辙则被谪迁广东雷州。这是当时被贬得最远的官员。黄州、惠州和儋州，一次比一次偏远。当时政敌还给苏东坡下了“三不”禁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

那时的琼州（今天的海南岛）“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琼州，远离中原、孤悬海外，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更是“瘴疠之乡”，暑热交织间毒蛇猛兽遍地，凶险到了“非人所居”的程度。他在一封信中表示“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做好了死的准备，言外之意，自己垂老投荒，有去无回，难以生还。到儋州后，苏轼又写下《到昌化军谢表》：“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此时他已经62岁。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1100年，遇赦的苏轼即将离岛北归，写下了这首《别海南黎民表》。

苏轼把黄州、惠州、儋州三个贬谪地当成自己的功业，其实是带着一种自嘲的口吻说的。要知道，当时，苏轼在儋州，据他自己写的诗词记载，物质极其匮乏，精神极度痛苦，已经达到了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几乎饿死的境地。苏轼在被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常通过寄情饮食以缓解失意之苦。

在海南的多数日子是难挨的，苏轼有一次看见好多白蚁死在他的床柱上。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7月至元符三年（1100年）6月，年过六旬的苏轼在海南岛度过了近3年时光。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苏轼北返时在常州逝世。当时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享年66岁。南宋高宗朝，赐太师，追谥号“文忠”。

如果说黄州见证了苏轼的文学创作巅峰，惠州留下了他关注民生、体恤民情的热心肠，儋州则至今传扬着苏轼凿泉挖井、开设讲坛、推行文教的美名。在被贬海南儋州期间，苏轼不改随遇而安的本色，写下“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的诗句。据统计，苏东坡在海南共创作诗歌170余首、各类文章160余篇，同时续写完成了《易传》《书传》《论语说》3部经学著作。在苏轼的儋州书写中，儋州是自然环境恶劣之地，充斥着飓风、虫蛇、瘴雾，此外，生活的困难和交通环境的不便，也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苏轼也喜爱儋州的椰子、沉香和蛤蜊等独特物产。

苏轼研究现在已是一门“显学”，学术界对其诗词文的整理与研究以及校注、笺注种类繁多且水平较高。但是，少有人对“轼”字“咬文嚼字”。

苏轼的这个“轼”字，大有讲究、颇有学问。苏洵为两个儿子写的《名二子说》中，精确地勾勒出两个孩子的性格特征。其中针对苏轼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轼，指古代车厢前方用作扶手的横木，在多数情况下没用，但少了它不行。苏轼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父亲担心他因此吃亏，希望他像“轼”一样，身处重要的位置，但要善于隐藏自己，才能保全自己。苏辙性情温和，父亲认为他“善处乎祸福之间”，比较会守“中道”，并不太担心苏辙。什么是“中道”？《尚书·洪范》明确提出关于治国安邦的“中道”，核心意蕴是“无偏无陂”“无偏无党”，即超越个人偏好，中正无私、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苏轼参加礼部考试时，文章得到欧阳修赞赏，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恐该文为其门生曾巩所为，为了避嫌，列为第二。欧阳修讨厌四六文（骈文），在他当了主考官以后立志改革科举文章的形式，力图加大“策论”在科举考试中的力度，策论就是作贴近时事评论的文章。要求“切于事实，实事求是”。欧阳修倡导文风应该平实自然。这一年科举文章考题“刑赏忠厚（对待惩罚要宽容，对待奖励要大方）之至论”。

古代，一个学子想要为官从政颇有建树，除了参加会考，还有一条名士举荐的途径。由于苏洵当时年事已高，且其是在长子苏轼出世之后才立志读书，为了保险起见，苏洵和儿子苏轼、苏辙是揣着地方官员张方平写给当时官声如日中天的欧阳修的举荐信进京的。尽管进京后苏轼并没有把这封举荐信交给欧阳修，他还是进士及第。据《宋史·苏轼传》记载：“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大意是：主考官欧阳修阅卷时，读到一篇好文，立论高远，文字老到，颇有大家风范。他认为能写出如此好文的，定是门生曾巩无疑。可是，如果给自己的学生第一名，岂不让人怀疑我们师徒徇私舞弊？于是，给这人第二名。殊不知这篇文章，不是曾巩写的，而是苏轼写的。换句话说，苏轼只拿到了“榜眼”，而不是本来应得的“状元”。这是苏轼与欧阳修的第一次交集。

致命的魅力总来源于极度自信，“人这种东西，有人身上是有光的，有人就没有。区别就在于人的悟性，奔赴美好，向阳花开。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当中，自信满满，借题发挥，说司法就应该宽容，使用了一个叫作‘皋陶为士’的典故，大意是：古时，尧帝手下有个司法官，三次要判一个人的死刑。尧仁慈，不同意，要赦免。苏轼借题发挥，说司法就应该这样宽容，正好对应上面那个考题。

“做学问的人都很认真，欧阳修思忖：只好向人家苏轼请教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一代文豪欧阳修，恭恭敬敬地向22岁的苏轼请教：‘请问你这个典故有出处吗？’不料苏轼说：‘有啊！《三国志·孔融传》里面就有！’欧阳修说：‘没有啊，那篇文章我都会背诵，没有啊？’苏轼说：‘您再翻翻看，肯定有。’

“老头够辛苦的，回家又翻《孔融传》，翻了一宿没找着，回来又问苏轼，说没找着啊。不料苏轼说：‘哎呀，您还真去找啊？我跟您说实话吧，那是我杜撰的。’‘哎呀！后生！怎么能杜撰呢？你的依据是什么呢？’苏轼说：‘我是推理出来的，尧是圣君，圣君都仁慈，肯定会赦免一个罪犯的，对不对？’”[11]

欧阳修为人谦虚，但在读书方面颇自负，曾声明：“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皋陶为士”的典故，欧阳修却不知出处。他问苏轼，苏轼回答道“想当然耳”——原来是他杜撰的。欧阳修回到家，感慨苏轼的才华，跟家人说了一句话：“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你看看这个苏轼，竟然把当朝翰林学士耍弄了一回。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中也提到这件事，不过是说梅尧臣来质问苏轼，不是说欧阳修问苏轼，但无论是谁发现苏轼‘造假’，都说明苏轼为文的大胆和狡黠。按理说，欧阳修发现这一问题后，完全可以重新判卷，减他的分，或者干脆不给苏轼发‘毕业证’。可欧阳修毕竟是大师，他反而逢人就说苏轼会读书，会灵活运用知识，这是把书读到家了。从此更加重视苏轼，为苏轼扬名。说：‘我读苏轼的文章，往往喜极流汗，后生可畏！我应当隐退，让这个小青年出人头地。’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记住我的话，30年后没有人会谈起我，却一定会记住苏轼的名字。’果不其然，苏轼后来居上，英名传天下，文章耀千秋，成了唐宋八大家之一。如今想来，欧阳修真是胸怀坦荡，值得今人学习。”[12]

苏轼和他的弟弟苏辙成功地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仁宗说：“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俩人。”苏轼出道的起点就很高。曹皇后也知道苏轼，仁宗的这句评价，就是她在宋神宗时期——此时她已是太皇太后，转述给宋神宗的。

苏轼生于1037年，苏东坡比欧阳修小整整30岁。当苏轼还是个小镇青年的时候，他就听说过范仲淹。当时读书界流行一个说法：“韩（韩琦）、范（范仲淹）、富（富弼）、欧阳（欧阳修），此四人者，人杰也。”等苏轼到汴梁参加考试的时候，范仲淹已去世。苏轼读了范仲淹的墓碑铭，泪眼汪汪，说：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

那个写“杨柳岸晓风残月”“针线闲拈伴伊坐”的柳永，苏轼没有见过，但赞赏过他：人皆言柳耆卿俗，然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高处，不过如此。

“艺”与“道”的言说是中国艺术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针对创作活动中“艺（技）”与“道”的关系，苏轼提出了“有道有艺”“技道两进”“道可致而不可求”“学以致其道”等观点。“《警世通言》记载，苏轼拜谒王安石，在其府上看到两句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轼想当然以为菊花在深秋盛开且耐久，怎会风吹花落‘满地金’？于是添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一日秋风过后，苏轼看到自家后园菊花花瓣散落一地，想起当初‘不懂装懂’耍小聪明给王安石续诗，不禁心生懊悔。”[13]

一个人天赋异禀、木秀于林则容易招人忌恨。“乌台诗案”里构陷苏轼的便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沈括原是苏轼的同僚，借道拜访老友，抄录苏轼诗文，另附笺注释其诋毁变法、讽刺圣上之意，一同上呈神宗。神宗大怒，将苏轼羁押于乌台狱中。

你若好到毫无保留，对方就敢坏到肆无忌惮。这是董卿在《朗读者》中说过的一句话，确实如此。不要毫无保留地对别人好，人际交往中的感情并不总是对等的。对一个人太好，往往容易适得其反。懂得感恩的人，会因此感到压力；而不懂感恩的人，则会肆无忌惮、得寸进尺。没实力却逞强的后果，往往是你不能承受的。人不怕穷，也不怕苦，怕的是睁眼瞎。这就是人性。

以“乌台诗案”为起点，苏轼因在党争中不合时宜的表现，被一贬再贬。虽然元佑八年间位列三品大员，只距宰相一步之遥，但次年改元即遭宰相章惇报复，这一次被贬往更远的岭南。

苏轼仕途之路身不由己，仕途失意，屡遭贬谪，羁旅漂泊，越走越远。他厌倦了仕途坎坷。孤客悲凉，别愁断肠，甚至发出“何处是吾乡”的感慨。林语堂说：“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形，昙花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王弗与苏轼伉俪情深，是苏轼生活和政事的好帮手。1065年，王弗不幸病逝，年仅27岁，留下幼子苏迈。熙宁八年（1075年），结发妻子王弗去世10年。在密州（今山东诸城）的苏轼，梦见了王弗，想当初，和王弗结婚的时候——那是公元1056年，自己19岁，王弗16岁，如今啊，10年过去了……王弗逝世10年后的一晚，苏轼因思念亡妻，夜梦与王弗相会，醒后潸然泪下，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江城子·己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王弗去世后的第二年，苏洵病逝，苏轼回乡奔丧，其间，经王家岳父母撮合，娶王弗堂妹王闰之为继室。此后，王闰之一直跟随苏东坡经历了20多年的宦海浮沉，为其生育了两子，并被封为同安郡君。1093年，王闰之在与苏东坡共同生活了25年之后，不幸病逝于京中，苏东坡悲痛为其写下了祭文《祭亡妻同安郡君》。苏轼去世后，苏辙按照其遗言，将其与王闰之合葬于江苏常州。

爱情是人类的本能之一，它是人类最深刻的感情之一。爱情可以分为亲情、友情、浪漫爱情、灵魂伴侣和升华的爱。爱情是两个星球碰撞出的新宇宙。关于爱情的研究很多，影响最深远的是罗伯特·斯滕伯格提出的爱情三角理论，该理论认为，不同的爱情都由三种成分构成，即亲密、激情和承诺。

有人说，世间男女之间的爱，大致分为三种：理智的爱、无私的爱、自私的爱。这种说法过于笼统。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都希望我们彼此能互相珍惜、理解彼此。俗话说得好，暖一颗心要几十年，伤一颗心却只是一瞬间。

1936年，一位女作家的小说处女作打破了美国文坛的出版记录，更惊艳了整个世界。这位女作家叫玛格丽特·米切尔，10年后因一场车祸结束了短暂的一生。而她的这本著作，却带着她的精神跨越近一个世纪，直至今日依然感染着无数读者。这本书就是大名鼎鼎的《飘》，又被称作《乱世佳人》。

无论是青春懵懂的初恋，还是阅尽百态后的成熟，敢爱敢恨的主人公斯嘉丽都毫无保留将全部的自我倾注到每一段感情中。28岁的斯嘉丽用她庞大的人生经历，向读者展现了足以称为财富的感情经验。

爱情并不是一件努力了就会有收获的事。若是你情我愿，即便相隔千山万水也能终成眷属，但若是一厢情愿，即便近在咫尺也难以修成正果。故事的最后，作者留白了“斯嘉丽和白瑞德最终的结局”，或许这样的结局更加符合此时的斯嘉丽。

人生的答卷，并没有标准答案，就算最终与斯嘉丽相伴到老的人并非白瑞德，也没有任何遗憾。

毕竟斯嘉丽追求的是幸福，而非具体的某个人。更重要的是，斯嘉丽一步步走来为自己赢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财富，她完全可以拥有一段开放式的人生故事。斯嘉丽用自己的三段婚姻，引发了近百年来无数读者对婚姻生活的讨论与思索。可婚姻智慧并非人生经验的全部，与其思索最终的结局，不如躬身入局，去探索自己人生中未知的幸福。

《水浒传》中的高衙内是太尉之子，按理说不缺女人，为何非要得到林冲妻子林娘子？高衙内钟情于林娘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高衙内不是什么正常人，他自从遇见林冲的妻子林娘子后是茶不思饭不想，直接相思成疾了，可谓是“一见良人误终生”，那么高衙内为何对林冲的娘子念念不忘呢？

先了解一下高衙内的为人：那厮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惧怕他权势，都叫他花花太岁。高衙内是一个喜爱调戏别人妻子的官二代，是典型的纨绔子弟。想起三国时期的周处，他在义兴非常出名。当然他出的不是美名，而是恶名。因为他个子比较高，从小就死了父亲，没有读书的机会，人很野蛮，动辄就用拳头打人，老百姓都害怕他。义兴的河中有条蛟龙，山上有只白额虎，再加上周处，这三者一起危害百姓，当地称之为“三大祸害”。

后来有人想了个办法，劝说周处去杀死猛虎和蛟龙，希望三个祸害通过内战互相残杀。于是周处立即杀了猛虎，又下河去斩蛟龙。周处同蛟龙一起搏斗，三天三夜都没有出来，当地百姓都认为他死了，高兴地对此表示庆贺。结果周处杀死蛟龙后，从水中出来了。听说乡人为自己已死而庆贺，方知大家把他当作祸害，因此有了悔改之意。后来他寻访有修养的名人陆云，听从他的教导，洗心革面、改过自新，最终成了非常了不起的忠臣，为老百姓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和周处不同，高衙内是个毫无底线的阴险小人，但林冲自身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当高衙内刚开始盯上林娘子时，林冲就不该选择忍让，他完全可以暴打或者直接杀死高衙内，然后像王进一样，带着妻子一家逃跑。但是，林冲放不下他的身份，“八十万禁军教头”虽然只是禁军中的低级武官，根本没有什么权力，但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朝廷编制内人物，林冲想的是，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当然，林娘子的确美貌无双。书中并没有直接描述林娘子的长相，只在林冲休妻时，描述了林娘子悲痛欲绝的情形，“如西苑芍药”“一似南海观音”，从这些简单描述来看，林娘子必然是人间绝色。另外，高衙内之所以穷追不舍，是因为他一直没得到。佛家说人有八苦，得不到就是其中之一。而林冲的娘子就是高衙内得不到的女人。得不到的永远在心头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因为得不到，林冲娘子的靓影始终在高衙内的心头骚动，所以高衙内在一次又一次失败后，还是那么执着。施耐庵在《水浒传》文本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当高衙内把林娘子堵在路上，不让她回家，林娘子在情急之下，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来戏。”在高衙内见过的女子中，还没有林娘子这样不一般的女子，让他有想娶回家的冲动。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满足欲望和抑制欲望，似乎都不是上上策；有效管理欲望，细水长流，地久天长。高衙内当然不这么想，也不会这么做。

再者，经常碰钉子，也激起了高衙内的好胜之心。常言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到的更挠人心。功名利禄也好，爱情也罢，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高衙内常年混迹情场，可以说阅女无数，但偏偏得不到林娘子。在她这里失败，高衙内非但没有垂头丧气，反而激起了他的好胜之心，内心如同一团烈火在燃烧，对林娘子更加势在必得。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但也挡不住林娘子忠贞不屈啊，最终林娘子自缢身亡。高衙内和西门庆其实是一类人，不断地追求欲望，最终也只能被欲望反噬。

从林娘子的角度来看，林娘子不跟高衙内好，也不能说明她的人品有多高洁，是因为林娘子看清了高衙内的本质。

林娘子和《红楼梦》里的鸳鸯，有点儿像。不能说鸳鸯不做贾赦的妾，就说她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贾赦的妾很多，今日朝东、明儿朝西，鸳鸯过去了，算哪门子事。过不了几日，就不要她了，秋桐就是这样被贾赦送给儿子贾琏的。

假如鸳鸯嫁给贾赦，失去了贾母的支持，后来，贾赦又嫌弃她。她在贾府连最低等的丫头都不如，像周姨娘一样活着，还不如直接让她去死。这不是鸳鸯想要的。邢夫人说的那些好话，都是为了骗鸳鸯的。

林娘子也跟鸳鸯一样，嫁进高家可不是去享福的，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她。高衙内不可能娶她做正妻，最多是妾。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正妻，高衙内这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人，是不会因林娘子而收心的。林娘子在高家要过妻妾相争的日子。林娘子，想想都觉得害怕。

林冲没有妾，对她也好，她用不着整天提心吊胆。这可比嫁给高衙内安逸。

林娘子的父亲、丈夫都是教头，知道一些事，也看到了高家的未来。高家要是被抄了，高俅什么也没了，她又失宠，林娘子的日子将怎样过下去？

别把林娘子拒绝高衙内、看得有多高尚。林娘子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想过普通人的生活。她只不过看得多一些而已。她总是往不好的一面去想，才让她走上不归路，和鸳鸯一样，上吊了。

总的来说，林娘子宁死不嫁高衙内的真正原因是，她从高俅、高衙内身上看不到光明。

有的青年人感慨：房子可能毁掉，人百年之后可能化为青烟，日子也可能朝不保夕，比如唐诗“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多数人接受不了这个，急于抓住一点儿看上去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也许，很多人渴望的不是结婚，而是渴望能从烂泥一般的生活中脱困，所以把希望寄托于他人，或者指望别人能够有力托举自己。对有些人而言，婚姻是遮羞布，用来掩盖自己一事无成的事情，但是结婚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每个人都有自己要直面的人生课题……

当然，这属于信息时代的想法。在苏轼和王弗结婚的时候，这样的想法是不会有的，虽然，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压力，但那个农耕时代，一切都慢——就连压力也是慢慢地才感觉到的。

唐宋那个年代交通非常不便，李白感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真不是矫情。我们看一段史料的记载就大致明白了：北宋嘉佑四年（1059年）秋，苏洵带着22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两位新科进士，从家乡眉州（今四川眉山）走水路出川，前往东京（今河南开封）办理注官手续。你知道他们父子仨从四川眉山到河南开封，花了多长时间吗？整整两个月！你以为两个月就到开封了吗？错，整整两个月，他们只走到荆州。从荆州到开封，还要多少天，我们只能猜想啦。

这，还是坐船，走的水路。如果需要跋山涉水，走陆路，估计要更长时间。在当时，他们父子仨出川之后，从嘉州到江陵，过三峡，直到荆州上岸，水路1680余里，过11个郡。

如此漫长的路途，如果没有诗、没有酒，那该多么索然无味。还好，有诗陪伴。到哪里都是“诗意地栖居”。一路写诗，一路风景，漫长的旅途反而增添了意外的乐趣。比如，在前往京城出仕的途中，路过刘备托孤和驾崩的永安宫旧址时，苏轼感叹旧日宫殿已经无存，于是写下《永安宫》：“只应法正死，使公去遭燔。”说刘备不听群臣谏阻，执意要攻打吴国为关羽报仇，最终导致兵败身亡。看了诸葛亮所布的八阵图遗址，苏轼、苏辙写下同题诗《八阵碛》。锋芒太露的苏轼在诗中感叹诸葛亮用兵太过谨慎，少年意气似有不满之意：“崎岖事节制，隐忍久不决。志大遂成迂，岁月去如瞥。”而性格沉稳内敛的苏辙则更多地惋惜诸葛亮大志未遂：“中原竟不到，置阵狭无所。茫茫平沙中，积石排队伍。独使后世人，知我非莽卤。”

我们可以再将时间的镜头往回拉，猜想一下：嘉佑初年（1056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前去汴京（今河南开封）参加科考，路上该有多么艰难，得耗费多少时日啊？他们父子仨收拾行李，出川，自阆中上终南山，走上古栈道，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然后，前去汴京，参加科考。

路上耗费的时间姑且不说，接下来，等待科考的结果，又得一年左右，也就是到嘉佑二年（1057年），才知道：苏轼、苏辙兄弟俩同榜中进士，苏洵落榜。

从知道科考的结果到办理注官手续，又耗费两年左右的时间。

很多人羡慕木心《从前慢》中的描写：“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看了上文的“慢”，你还真的羡慕“从前慢”吗？

“唐宋八大家之间弥漫着同僚情、父子心与师生谊。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尽相同，虽然都饱经沧桑几度沉浮，但在从容与自信中，都活出了真实的自己。他们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主张，高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胸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终于抵达道德与人格的辉煌境界，把中华文化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他们始终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至今仍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14]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去世前两个月，苏轼写下最后的诗作：“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把人生最大的磨难当作一生最大的功业，这是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境界。想起林语堂的话：“人生不过如此，且行且珍惜。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着配角。”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卒于英宗治平三年四月戊申（1066年5月21日），享年58岁。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苏洵擅长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佑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与《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苏洵18岁科考落榜后，度过了10年游山历水的落拓生涯。娶妻后，程夫人对其游荡不学“耿耿不乐”。在妻子的支持下，苏洵“年二十七始大发奋，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三字经》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这里的“苏老泉”指的就是苏洵。

1056年，47岁的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赶考，苏轼、苏辙兄弟俩金榜题名，从此一门三苏惊天下。自27岁到37岁，苏洵至少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无一例外都落榜了。他曾写了一首打油诗：“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与自己的儿子苏轼这个考神比，苏洵的仕途真是比登天还难。从18岁到37岁，苏洵的“考龄”已经整整20年，他的青春、生命、理想都被这个制度折磨殆尽。不得不说，苏洵的考试运气真不怎么样，但正是他“始发奋”的20年，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成就了他的两个qGjgW4h9wRRDpmclN2hVs6QqG7Bittqpjf3kqadh8CA=儿子。作为思想家的父亲带给儿子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严格，一方面是行为规范，另一方面是学习习惯。

作为“资深复读生”，反复落榜之后，37岁的苏洵痛定思痛，作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决定：焚稿明志，不考了。

苏洵一生与功名无缘，只悉心教导两个儿子读书。

一段路，如果走了很久很久，依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换一个方向。放弃了科考，不代表放弃了学业。为了显示自己与往日一刀两断的决心，他一把火烧了自己10多年写的上千篇文章。没有了功名的羁绊，苏洵选择读书的范围更广，读书也更加愉悦。

之后，苏洵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五六年来，只读书不落笔，他读遍经史子集，当各种深刻的思想积淀成熟，就要奔涌而出的时候，才开始写文章。相较于王安石，苏洵在政坛上则稍显黯淡，但其文学成就超群，他创作了《六国论》等一大批流传后世的经典政论文。这时，那个应试学者已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思想家苏洵。他的散文，充满了力量，也蕴含了深刻的哲理。

苏轼苏辙的才学获得了包括欧阳修在内的一众高官权贵的赏识。这使得原已名噪一时的苏洵，愈发名满天下。然而直到逝世，他也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当时，如果不是进士出身，想要名满天下，难以让人信服，比登天还难，可苏洵做到了。嘉佑五年，看到苏洵不考试的决心，朝廷终于给了他一个官——这个官叫“秘书省试校书郎”，试官是一个见习官，不是正式的，而这个官的官阶是九品，我们都听说过“七品官叫芝麻官”。九品官，比七品芝麻官还小的官职，低到不能再低了。那一年，苏洵51岁。第二年，因为朝廷要修《礼书》，将苏洵迁任霸州文安县主簿，官阶倒是升了——从八品，还不到八品。这是苏洵此生做到的最大官职，修完《礼书》，58岁的苏洵，郁郁而终。

也许，如果没有科举的失意，也就没有思想家苏洵，没有那些纵横捭阖、气势磅礴的文章。二十七，始发奋；三十七，弃科举；五十一，方九品。

苏辙（1039年-1112年），字子由、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19岁时与兄苏轼同登高第，文章誉满神州。北宋时期官员、文学家，其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散文著称，擅长政论和史论，著有《栾城集》等行于世。

“夜雨对床”一直是苏辙与苏轼的精神高地。由于俩人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都异地为官，不得常见，偶尔见面，则舍不得睡觉，彻夜长谈。政和二年（ 1112 年），苏辙逝世。原拟葬苏辙于眉州祖茔，但后来仍葬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他一直守护着哥哥的墓，死后也葬在他的身边，实现了兄弟俩早年“夜雨对床”、长叙此生的誓言。

苏辙与苏轼情感深厚，“乌台诗案”发生时，苏轼在湖州被执时仰天高呼：“子由，以妻、子累尔！”苏轼首先呼喊的是弟弟子由（苏辙）。苏辙也确实是北宋第一暖男，他的一生都在想着如何捞哥哥，就连吃饭睡觉时都在想。比如，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兄苏轼因作诗嘲讽新政，被御史弹劾而入狱。此时，为救长兄，苏辙上书，乞以官赎兄之罪，乃“从坐谪监筠州（今江西高安县）盐酒税，五年不得调”。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夜雨对床”的机会实在太少，更多的时候，俩人只能通过书信互诉兄弟之情。哥哥苏轼经常与苏辙用诗歌唱和。闭户著书，神交古人，精神与天地相往返，知交零落之际，哥哥苏轼仍然是他的人生导师和精神支柱。

错过团聚的那年中秋节，苏轼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这首词前的小序中，他道明了写作过程及缘由：“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其中写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中这“千里”，就是苏轼所在的密州与苏辙所在的济南之间的距离。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苏辙来到济南，出任齐州掌书记一职。苏辙是慕济南的泉水而来，他曾在诗中坦言：“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鱼之利与东南比，东方之人多称之。会其郡从事阙，求而得之。”苏辙在济南生活3年多，留下诸多与泉水相关的词篇。在《舜泉复发》一诗中，苏辙写道：“奕奕清波旧绕城，旱来泉眼亦尘生。连宵暑雨源初接，发地春雷夜有声。复理沟渠通屈曲，重开池沼放澄清。通衢细洒浮埃净，车马归来似晚晴。”

写到这里，想起最近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星星有不同的颜色？看了科普中国和中国科学技术馆的一篇科普文章，才了解：行星的颜色，可能取决于大气的浓度，比如大气稀薄的火星和水星，展现的是其本身的颜色；而大气相对浓厚的金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是由大气成分以及反射、吸收等效应，给它们带来五彩斑斓的色彩。

恒星颜色取决于星体表面的温度高低。偏蓝的恒星，表面温度较高，在25000K以上。红色的恒星，表面温度较低，表面温度在3600K—2600K。

不过，恒星的颜色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些年轻的恒星的颜色是蓝白色的，随着恒星年龄的增长，它们会越来越亮，然后突然一下，它们就冷却下来，这也意味着恒星生命的终点快到来了。这个时候，衰老的恒星会变成红色。

这给我们地球上生活的人，带来一个什么启迪呢？就是说，咱们不能过度消耗，无论是能量、情绪，还是元气，也包括运气。否则，外面可能颜色还比较光鲜，但内里的阳气不足。总之，生活是一个过程，很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一味求快、走捷径，也不可能一路享受绿灯。

我们把话题拉回到苏轼和苏辙。可能考场一路绿灯的兄弟俩，耗费了太多的人生运气，所以在官场仕途中，兄弟俩才会一再遭遇红灯。熙宁年间，苏辙因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议事多悟”，请求外放，历任州郡属吏。哲宗元佑初年，朝廷起用旧党，苏辙回朝，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待高太后死，哲宗新政，新党复起，辙以罪见逐南荒，直至海滨。徽宗时召还，退居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杜门不出，以著述为事，自号“颖滨遗老”。因曾官中奉大夫护军栾城县，故自编其集《栾城集》。

在八大家中，颇有意思的是“三苏”（父亲苏洵，兄弟苏轼和苏辙），又有“一门三学士”之誉。故可用“唐有韩柳，宋为欧阳、三苏和曾王”概括。

“人们常说，少不入蜀，指的是四川安逸舒适的生活会消磨掉青年人的雄心壮志。四川眉山人苏洵是个例外，史书有云，苏洵‘二十七始发奋’，后来更是与两个儿子一同出川入朝为官。

“眉山和四川大多数城市一样，风景宜人，气候舒适。苏轼曾在诗中写道：‘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虽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仨最终没能回到眉山，眉山父老却在苏氏故居中修建了三苏祠来缅怀这三颗闪耀在文坛上的巨星。

“三苏祠始建于元代，距今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整座祠堂是一座中式庭院，穿过供奉先祖的启贤堂，步入眼帘的是一座有三个山峰的木质假山。在中式园林中，假山多为石质，木质假山确为少见。据说，这座假山是苏辙偶得，将其置于院中，称其为‘不幸而为风之所拔，漂沉汩没于湍沙之间，拖泥沙而远斧斤’之幸者。这也是以此隐喻了三苏的高风亮节。”[15]

三

说到欧阳修，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因为他的《醉翁亭记》是中学语文的必读篇目。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号“文忠”， 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主要代表作品：《五代史·伶官传序》《卖油翁》《醉翁亭记》。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生于江西，卒于安徽，迁葬新郑。写散文500篇，享年66岁。

欧阳修是一位从烟火人间走出的圣贤，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这个职位很高，得文忠之谥（古代文臣谥号，最高便是文正、文忠）。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当时有个“太学体”的文学派别特别喜欢使用拗口难懂的词汇来体现自己的学识，欧阳修对此极其反感。他便鼓励考生多创作平实质朴的文章，扭转了当时的文化风气。这种文体导致很多使用这种文体风格的考生纷纷落榜，并上街闹事，还扬言要痛打欧阳修。欧阳修本人毫不在意，坚持自己的判断，这也算是他对“古文运动”的坚持。欧阳修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今天我们欣赏苏轼“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豁达，仰慕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拳拳家国情怀，其实，他们的政治人格继承自欧阳修的政治理想，诗句中的文学思想源于欧阳修发起的一扫绮靡晦涩文风的古文运动。

在欧阳修的一生中，入朝、外任、被贬官、复任，屡遭指控，屡次被贬，一生周而复始地经历着这样的辗转颠簸，却依旧能在宦海沉浮中怡然自乐。南宋哲学家朱熹对欧阳修的学术与私德有所指摘，但对他的诗文却只有称赞，称欧阳修的诗文“十分好”。在庆历新政、朋党之争与王安石变法中直言相谏。有意思的是，王安石最初是在曾巩的介绍下才与欧阳修成为“笔友”。欧阳修与王安石在书信中来往并交流诗歌。

苏洵也是经人介绍给欧阳修的。如前所述，欧阳修认为苏洵在散文写作上胜过所有人。在给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对苏洵所作的文章连续发出惊叹和称赞：“快哉！快哉！”在苏洵的两个儿子中，欧阳修更为欣赏苏轼。欧阳修对许多人说，此后可把事业交给这个新进的天才。欧阳修对苏轼说：“吾老将休，付子斯文。”苏轼对欧阳修的评价是：“欧阳公，天人也……世人或自以为似之，或至以为过之，非狂则愚已。”

宋史专家刘子健在《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中，钩沉出一代文宗、政坛伯乐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生涯。在他的笔下，欧阳修天资卓颖，在文学、史学、经学、金石学、目录学等领域成就斐然，受到士人群体尊崇。尽管仕途坎坷，屡次被贬，但处之泰然，甚至终生致力于推荐提携贤才，通过诸多政策影响、培养更多人才，尤其对那些和他同样出身庶族、沉沦下僚却有雄才大略的青年人，更是奖掖有加。刘子健在书中透露他对欧阳修这位人物有浓厚研究兴趣的原因：“因为有山在，所以要爬山。同样道理，我们研究大人物，是因为无法忽视他们。爬山能够让人看到山周围的无限风光，与之相似，研究历史上的关键人物，让我们可以从更佳视角来认识他所处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对欧阳修感兴趣的原因。”

刘子健认为：“欧阳修还要通过‘历史长河的竞争’这项测试。欧阳修需要达到与先贤们同样的高度，才能使其在后世拥有影响力。简而言之，杰出的士大夫应当是全才，其个人不仅是传统的化身，同时还要为传统增光添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只有寥寥不足百人享受到陪祀孔庙的殊荣，欧阳修便是其中之一。”

西方学者同样认可欧阳修的地位，刘子健在书中写道：“欧阳修是西方世界熟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古代儒学家。虽然西方学者与中国传统文化无甚关联，他们认为对欧阳修的传统评价大体准确。从现代、国际化的视角做研究的西方学者，更重视其他问题。相比欧阳修对经学的阐释及其仕宦生涯，西方学者更感兴趣的是欧阳修在史学与金石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对新儒学的贡献及其政治思想。西方学者对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印象深刻，这些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后仍然魅力无穷。”

每到炎热的夏季，笔者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欧阳修的《采桑子·其一》：“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欧阳修看到湖水连空，湖风旷野，动静相宜，心情大畅，于是写下《采桑子·其一》。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冯正中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冯延巳、晏殊、欧阳修三家词的风格、意境很相近，他们都在无意识中结合自己的学问、胸襟、修养，传达出深隐幽微、含蓄丰美的意境。冯、晏、欧三家词又在相似中各具风貌，冯延巳有殉身无悔的悲剧精神；晏殊则在圆融温润中表现情中有思的理性关照；欧阳修则深沉地表现出一种情中有致的遣玩意兴。

欧阳修写的这个西湖，应该不是杭州的西湖，而是颍州的西湖。据明代《正德颍州志》记载：颍州西湖“长十里，广三里，水深莫测，广袤相齐”。《大清一统志》记载：颍州西湖闻名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媲美。

不管是哪个西湖吧，总之，这边风景优美，欧阳修陶醉于西湖的湖光水色，驾着小舟、划着短桨，人生的逍遥不过如此，所以他感叹“平生为爱西湖好”“直到城头总是花”。碧绿的湖水、芳草青青的长堤，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隐隐的笙歌声，那么柔和、静好，不但有岁月静好，还有离别愁绪。笙歌声在湖上飘着，多么悠闲宁静的生活。那份宁静，犹如素面佳人，不施粉黛，便能楚楚动人。湖面无风，光滑得好似琉璃一样，连小船移动都感觉不到，只见微微的细浪在船边荡漾。那被船儿惊起的水鸟，掠过湖岸，飞入茂密的草丛……

欧阳修虽然自号“醉翁”，但在廉洁自律方面却“从来不醉”，据他的《廉耻说》记载：“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若士君子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欧阳修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辗转于各地任职，除了必要的饮食和衣物外，不曾购置一物，更不曾收受一物，为当时和现代都树立了典范。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中国自古文人被贬，大抵都满怀怨气，而欧阳修却是与众不同的一位。他在洛阳做官时，俸禄优厚、锦衣玉食。左迁滁州后，他不但安于清贫，更学会了在山水中享乐，还在这里创作了他最负盛名的《醉翁亭记》。

“当初欧阳修初来滁州，非常喜爱琅琊山上的风景，也常来拜访琅琊寺中的住持。为方便欧阳修来游玩，寺僧智仙便修建了醉翁亭。小小的一座亭子，成了整座琅琊山的点睛之笔。

“最初的醉翁亭，只是一座小小的亭子。自从北宋末年开始，就不断有政客因仰慕欧阳修而在其旁修建庭院。如今的醉翁亭已成为一座占地千余平方米的庭院，内有九院七亭。最引人注目的是古梅亭旁边的一株梅花，据说是当年欧阳修亲手所植。这株梅花品种奇特，不像其他梅花在冬日开放，而是在春天伴着杏花一同争芳吐艳，被人称作‘杏梅’。”[16]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这是欧阳修《诲学说》中的话，意思是：人都要经过雕琢磨砺才能有所作为，人的习性是最容易受外面物质环境影响的，若不能时刻磨炼自己，提升学识修养与品德内涵，就会舍君子而为小人了。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的名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让后世千年都铭记其醉翁居士之名号。《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中的名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又留下了多少惆怅。一叹“我亦无他，惟手熟耳”，似是跨越千年的历史长河，在嘲讽某些人。

《宋史·欧阳修传》赞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称欧阳修为千古伯乐（“唐宋八大家”，除欧阳修自己外，其余宋代五个人均是欧阳修的学生）。

嘉佑二年（1057年），宋仁宗在位已36年。6年后，他将带着宋代在位时间最长皇帝的纪录辞世。话说，宋仁宗这个“仁”字，可谓大有深意。孔子在《论语》中阐释了仁爱的两重价值意蕴，在积极意义上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消极意义上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进一步提出：“仁则荣，不仁则辱。”把仁义看作人与禽兽相区分的标志。

时值科考之年，宋仁宗任命了一位主考官：欧阳修。“宋代文坛的第一坛好酒是欧阳修。他主持礼部考试时，慧眼识拔苏洵、苏轼、苏辙，使‘三苏’名噪京师；又向朝廷举荐了包拯、王安石、曾巩等人。这坛好酒不但滋润了宋代，还为后世文人留下了余香、提供了营养。

“欧阳修作为政坛上的一支响箭，屡屡射中权贵，结果被陷害，一次次被贬。庆历五年（1045年），他被贬到滁州任太守。此地今属安徽，虽然当时地偏人稀，却有一方好山水。其中的琅琊山，离他办公的地方很近，林壑天然，风景优美。

“这时的他，对官场已淡漠，对山水很在意。正好，琅琊山中有琅琊寺，寺中的智仙和sbR2J8Q1TdvH4PoNdrB4hYtPqBpLXIQnfFjDUH8K2as=尚，颇有才学，气质高古，欧阳修与之交谈，觉得离浊世渐远，距清风渐近，于是结为好友。

“为便于欧阳修游览，智仙和尚在山腰盖了一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来祝贺，起名‘醉翁亭’，写下《醉翁亭记》，并贴于城门，向文人们征求修改意见。

“开始大家只是赞扬。后来，有个樵夫挑着一担柴路过，说：文章的开头，好像太啰唆了。建议欧阳修从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欧阳修上山一看，恍然大悟，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换上‘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这样一改，大家都说好，再简洁不过了。

“这是删节文章最著名的范例。欧阳修写文章，有两个特点，一是无论什么题材，都乐于去写，兴致颇高；第二是写过之后，乐于反复修改，讲究精益求精。”[17]

没写好，是因为没想好。读书人不容易啊，看上去是度假日，实际上，脑子不能休息，要构思文章，总之，要想，不停地想，要思考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哪里有片刻休息？早上起来，梦复醒，醒复梦，脑子始终没停。无论是写论文，还是写书稿，过程艰涩，写了删，删了写。有时午睡醒来，又会重新构思，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定位、视角和笔法，而这，也许仅仅是开窍。终于，写出一页文档，有七八百字吧。这七八百字，一字值万钱。最关键的脑力劳动算是过去了，接下来，主要是体力活儿，以及适当的脑力活儿了。

大家知道，欧阳修的经典名篇《醉翁亭记》，是欧阳修被贬谪滁州时写下的。他为什么被贬谪滁州？当时，欧阳修登上仕途之时，朝廷有两派——范仲淹为代表的革新派、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这两派之间，斗争激烈，革新派力推“庆历新政”，保守派反对。作为言官，欧阳修的身份比较尴尬。欧阳修的朋友圈选择了范仲淹，他站在范仲淹一边。

后来，“庆历新政”失败，新政的积极参与者、革新派的代表人物，都不得不离开朝廷。范仲淹是主动提出离开朝廷的。欧阳修难免受到影响，也遭贬谪，还被政敌捕风捉影，被加了一个和外甥女张氏关系暧昧的绯闻。因为这件事，欧阳修由龙图阁直学士被贬为滁州知州。有观点认为，这实际上是政敌利用欧阳修的软肋而制造的政治事件。

关于“庆历新政”，有必要多说几句。宋仁宗时，因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等人深得宋仁宗器重，他们为了消除存在已久的“三冗现象”而除弊革新，共同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疏》。经仁宗下旨后，北宋开始推行以“明黜陟、均公田、精贡举、强军备、整吏治、减赋役”等为主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因为欧阳修深受仁宗信任，因此反对者只好采取了迂回战术，开始寻找新政的其他支持者下手。于是，远在京外的许多新政支持者就成了目标，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欧阳修和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

滕子京在西北担任泾州知州期间，违规使用军费去犒赏了士兵。其实，这种情况在当时非常普遍，大家都见怪不怪，但他的确是违反了朝廷的律例。如今，言官们翻出此事来，就是为了打击新政的支持者。

虽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力保滕子京，使得他免于被罢官夺职的处罚，但滕子京还是被贬往了巴陵郡任职。在这种背景下，范仲淹写下了他的代表作《岳阳楼记》，在文章的开篇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在新政推行过程中，范仲淹、富弼等变法派和夏竦、王拱辰等反对派成了泾渭分明的两股势力。仁宗皇帝也逐渐产生了一丝隐忧，担心朝臣结党乱政。于是，他在朝会后提了一句：“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众卿都是君子，难道会结党？”

宋仁宗此言并没有明确的所指，至多也就是敲打敲打群臣而已。但是，欧阳修却想多了，他回家后竟洋洋洒洒写下了一篇足以堪比范仲淹《岳阳楼记》的《朋党论》，宣称“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言外之意，自己和范仲淹、富弼等人属于“真朋”，而其他人则属于“伪朋”。结果，欧阳修再一次引爆了北宋政坛，据《宋史》记载：“人视之如仇。”

面对群臣的愤怒，宋仁宗只得选择息事宁人，索性以朋党的名义罢黜了变法派的大臣，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被相继排挤出了朝廷。而《朋党论》的始作者欧阳修，也以朋党的名义被贬职。

在此之后，“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就连之前已经推行的许多措施也都被逐渐废止，北宋失去了一次中兴的机会。

范仲淹被排挤出朝廷之后，欧阳修一再遭贬谪，先后在滁州、扬州、颍州做了九年的地方官。在此之前，欧阳修曾经因为替范仲淹仗义执言，在景佑年间被贬谪到夷陵。40岁的他，又被贬谪到滁州。

在这期间，欧阳修8岁的长女不幸夭折。这已是欧阳修第三次承受丧子之痛。欧阳修特别喜欢这个女儿。在个人品行方面，又被政敌加了一个莫须有的乱伦事件，简直要毁了他的大半辈子清誉。《醉翁亭记》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写成的。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贯穿全篇的却是一个“乐”字，准确地说，是“醉”中之乐。有谁知道，这种“乐”是笑中含泪呀。“醉”则“醉”矣，还要加一个“翁”字，你知道有多悲凉吗？这个时候，他才40岁左右，怎么就成“翁”了？愁啊。头发都愁白了。有一句话说：外在世界，是内心的投射。你所担心和焦虑的时候，事件会朝着你担心的方向发展，所以放下所有的担心、恐惧、焦虑，保持正心正念。

30岁时，欧阳修被贬谪到夷陵。他在诗里写道：“白发新年出，朱颜异域销。”30岁，已经长出白头发了。40岁时又被贬滁州，他在《醉翁亭记》里写道：“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貌老心衰，因此自号醉翁。40岁就自称老翁，他觉得自己老了。43岁他在颍州做知州，就是现在的安徽阜阳。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鬓须皆白，眼目昏暗”。48岁重回汴京，仁宗皇帝见到他时感到非常悲凉，因为他已是满头白发。就像欧阳修自己在诗中所写：“尔来忧患十年间，鬓发未老嗟先白。”

霸业原如春梦短，文章常共大江流。饮美酒是为盛宴注入灵魂。焚香、写字、绘画、插花、奏琴、讴歌，每到妙处，风情万种，焉能不饮。朋友相聚，到酣畅处，不仅一直饮，还要易地续。久而久之，似乎有点儿酒精依赖了，情绪不高，意兴低落，神思凝滞。凡盛宴，必以佳酿为佐，咏而归。现在太多人教你要怎么成功、怎么坚持，但其实放弃也是一种力量。欧阳修现在发现，人生没什么是放不下的。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

可以说，滁州之贬的宦海风波，是促使欧阳修貌老心衰的重要原因。

欧阳修自言“生涯半为病侵凌”，他多次自陈“余生本羁孤，自少已非壮”，但即使这样，欧阳修依然活了66岁，在当时并不算短。既然上天让他一生疾病缠身、饱受病痛折磨，那就只好乐观对待了，索性当个“醉翁”、嗜酒忘归了。言外之意，我已经失去的太多了，唯一想要保留的就是自己内心的本真和自由。

有人说，欧阳修的醉翁文化寓意丰富，包含泉、亭、山、乐、醉、隐文化。这都是后人的想象，其实，在当时，他只能“乐”，不然，怎么办呢？身体好、情绪好，运气才会好，这个道理，欧公自然是明白的。

“醉翁”这两个字，不简单，也不容易呀，里面包含着大智慧。比如，生活，不在别处。当下即全部；比如，人生无非，真到假处真亦假。假到真处假亦真，借假修真。比如，苦事不宣、乐事不扬、闲事不管，这是成年人的清醒自律。不要活得太明白，做个快乐的人，看淡所有人和事，惜我者、我惜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打发这漫长的日子。又比如，“与自己和解”。以前，“完美”是其一直追求的人生信条，“我要最好的、我要做到最好。”如今，随它去，随意吧。无论未来如何地不确定，都必须：快乐。

《醉翁亭记》从头到尾，写着两个字：快乐！人生里的意外总是无处不在，有些事，只能马上就做。有些时光，仅限当下，而快乐地学习和成长，应伴随一辈子。凡是负能量的东西，都不要去回应，回应就会与之纠缠，纠缠就会受其损耗，只要内心不接应，所有的恶念都将原路返回。每天能见到明媚的阳光、呼吸到新鲜空气、能自由活动奔跑，何其幸福、何其快乐。所以，要珍惜每个自由自在的快乐时刻。

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共描写了11种快乐：（一）山水之乐。文中很清楚地写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山水到底有哪些值得让人快乐的呢？你看，林壑尤美、蔚然深秀，让人心情乐。（二）四季变化之乐。文中原话是：“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四季的变化有着不同的魅力，值得我们细心地发现与体味。时光，因懂得而美好；岁月，因感恩而厚重；生活，因知足而温暖；日子平淡，我很喜欢。前半生总是对抗，后半生学会和解。过了较真儿的年龄，多些顺势方能从容。（三）禽鸟之乐，天地万物之乐。原文是：“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就连鸟都快乐了，天地万物不也一样快乐吗？爱自己的明媚，也爱自己的破碎，这路遥马急的人间，可以试着慢慢来，路的尽头是什么，也许从来都不重要。（四）美食之乐。天大地大，饭碗最大。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有美食，有好茶，岂不乐哉！“吾年向老世味薄，所好末衰惟饮茶。”欧阳修一生爱茶，至老未衰。（五）美酒之乐。如果没有美酒之乐，欧阳修又怎么号“醉翁”呢？原文有云：“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六）游戏之乐。原文有云：“射者中，弈者胜。”美酒美食，还有游戏，人生又何尝不是游戏呢。（七）百姓之乐。原文有云：“人知从太守游而乐。”“滁人游也。”厨房有烟火，家里有温度，心里有牵挂，我们穷尽一生追求的不过如此，这就是对人生最好的注解。（八）心有寄托之乐。原文有云：“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寓，就是寄托的意思。人心要有所寄托，才能活得潇洒。这也是“以他人之乐为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九）自得其乐。原文有云：“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透露出欧阳修的一种自得其乐的心态。能与世人同醉同乐，难能可贵；更难能可贵者，还能将这种快乐用美妙的文字写出来，这就更是自我嘉许，或者是自恋了。不拘时代如何浮躁喧嚣，且静坐，大量阅读，向内思考，与自己的灵魂对话。杨绛先生说得好极了：“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笃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乐。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名句。说有这颗心，就是有了仁人之心。欧阳修毫无疑问是具备这颗仁人之心的。他的一生多次被贬官，也多次被诬陷，人生的起起落落与苏轼不相上下，但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为官，总能造福一方，与此同时，又能写出令人惊叹的文章。文如其人，如果没有一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仁人之心，是很难做到的。他有句名言：“诗穷而后工。”意思是：文章与人生的遭遇极有关系，人的遭遇越是坎坷，文章越是写得好。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天定，这本来是欧阳修给自己的老朋友梅圣俞的诗集写的序中的一句话，但他的人生也是穷啊！在外放滁州的两年多里，欧阳修在其位，谋其政，让滁州的百姓爱戴，同时又写下了《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等许多经典的文章。正是因为他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知道何所当为，认清自己的责任，珍惜自己的才华，保持一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仁心，所以，才处处有乐，乐对人生。（十一）天下太平之乐。《醉翁亭记》里，人与自然，人与四季，人与万物，人与生活，人与自我，人与责任，人与时代，交相为乐。《醉翁亭记》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甚至是空想主义的色彩——因为欧阳修所处的时代并非像他文中描写的那样和和美美，与金国、西夏的战争，加上宋朝内部的党争，当时宋朝的国政是积弊很深的，所以才有范仲淹等人变法的举动，也有后来王安石变法的举动。《醉翁亭记》是《桃花源记》主题的延伸与展现，寄托了古代文人士大夫渴望天下永久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怀。欧阳修治下的滁州也有点儿理想国的色彩。

《醉翁亭记》里“也”这个字最多，一共有21个。欧公作滁州《醉翁亭记》，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谓此体创见欧公，前此未闻。要知道，欧公当时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而《醉翁亭记》则写出了欧公不屈的心路历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醉翁亭记》备受后世文人墨客推崇，赵孟頫、文徵明、董其昌、唐寅、仇英等纷纷以自己的艺术方式挥毫泼墨、作书作画。醉翁亭，因凝结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美而名列“全国四大名亭”之首，成为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亭”。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这是欧阳修描写醉翁亭周边的自然景色，通过山水之乐，来排遣或者说逃避心灵的痛苦。欧阳修把政治失意、仕途坎坷的内心抑郁和苦闷寄情于山水之间。生命的悲哀无以言表——自己仕途不顺，又加三次承受丧子之痛，情何以堪？

《醉翁亭记》里还写道：“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再大的痛苦，也要吃饭呀，美食、美酒且享用，不然的话，如何活下去。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所以说，欧阳修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主义者。

李云程评欧阳修《醉翁亭记》说：“欧阳公被谪守此，成就得此一篇妙文。柳苏二公其佳文，亦多在外而得，则谪未为不幸也。然欧阳公此文，一片行乐，无半点儿不平气。其涵养深于柳苏二公多矣。故宋文以欧阳为最云。”

少年背诵此文，未解文意，乃因不懂知人论世。今读李云程解读，方知该文背后故事。

全文无半点儿不平气。

“他刚来洛阳做官时，也就二十四五岁。当时的洛阳留守是钱惟演。留守这个官职，需要交代一下。唐代以后，皇帝出巡或亲征时，都要指定亲王或者大臣留守京城，以便‘看家护院’，随时便宜行事，启动应急机制。洛阳当时虽然不是京城，但属大宋西京，地位很重要，所以常设留守。钱惟演是洛阳留守，欧阳修是留守推官，是钱惟演的助手，职位相当重要。”[18]

欧阳修是苏轼的人生导师。苏轼科考时，主考官就是欧阳修。苏轼终生怀念这位导师，多少年后，苏轼来到欧阳修待过的颍州，此时欧阳修已去世。苏轼写下：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能写出这样金句的欧阳修，一定是高颜值吧，就是说，长得很帅气、很潇洒吧？实际情况会跟你的想象相反。欧阳修是一个矮个子，长着两颗大兔牙，少白头，一脸病容的大叔。可以这么说，用其貌不扬来描述，都保守了。

欧阳修出道的时候，皇帝接见他，被皇后看见了，忍不住皱着眉头说：从没见过这么丑的人。言外之意，有点儿“影响市容”了。宰相晏殊看了，也认为欧阳修的外形跟他清雅的文字形成极大反差。

欧阳修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丑就要多读书。有了才华，才能在自己的人生中恣意横行。欧阳修读书、写作常常于“三上”，即枕上、马上、厕上，为后世文人所效仿。欧阳修晚DZEzNNtQE2tkqL37aB2xMLiK8O7UPqaTmInubkZH/w0=年自号“六一居士”，含义是：家里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一壶酒，一老头。仅此而已，却已包罗万象。他越到晚年越谦虚，对平生所作文章，重新审定修改。想起杨绛先生的话：“你可能在一个人面前，一文不值，却在另一个人面前，是无价之宝。做你自己，爱你的人，自然爱你。谨记自己的价值所在，这就是，人活着的道理。”

欧阳修曾经写过一篇《泷冈阡表》，讲述了自己的家世：“先公少孤力学，咸平三年（1000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意思是：欧阳修的父亲自小丧父，勤奋苦学，在咸平三年考上了进士（这时候已经年近50岁），然后，做了几年官，59岁去世了。而到欧阳修这一辈呢，同样又是“自小丧父”，4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泷冈阡表》中写道：“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欧阳修是由母亲郑氏独立抚养长大的。在宋代，女性失去丈夫后是可以改嫁的，而且，很多女性都会选择改嫁，比如范仲淹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就改嫁了。欧阳修的母亲“守节自誓”，出身于书香门第，识字明理，靠自己的力量把孩子带大。《宋史·欧阳修传》中提道：“韩国（欧母郑氏，封韩国夫人）亲教公读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公敏悟过人，所览辄能诵。”意思是：母亲郑氏辅导欧阳修学习，买不起笔墨，就用荻（芦苇秆）当笔，在地上教他写字，史称“画荻教子”。欧阳修非常聪明，只要读过就能记住。据《欧阳修年谱》中记载，欧阳修少年时期“家益贫，借书抄诵”。后来得到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爱不释手，“为诗赋，下笔如成人。”当地人都说：“奇童也，他日必有重名。”

当过宋代宰相的吴充也在欧阳修死后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其中写道：“公少时从里闾借书，读或抄之，抄之未毕，而已成诵矣。”家贫，买不起书，欧阳修小时候经常到邻居家里去借书，借来之后一边读一边抄，常常还没有抄完，他就已经把这本书背下来了。

欧阳修出生时其父欧阳观已56岁（其父在欧阳修4周岁时去世），欧阳修有点儿先天不足，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可能有家族遗传缺陷。比如，其父欧阳观，有目疾，“不能远视，苟瞩读行句，去牍不远寸”，晚年眼睛内还出现黑花，即飞蚊症，大约为视网膜病变之类。这遗传给了欧阳修，欧阳修也有“目眊”。欧阳修24岁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当时的主考官是宰相晏殊。在晏殊的印象中，欧阳修是一个“目眊瘦弱少年”。

目眊，眼神不太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个近视眼，或者说飞蚊症 （Floaters）。飞蚊症，一般由玻璃体变性引起，是一种自然老化现象。常发生于40岁以上中老年人，高度近视眼患者，以及动过白内障手术者，其他如眼内发炎或视网膜血管病变患者也会形成此病。大多数飞蚊症是良性的，只有少数会对眼球产生严重威胁。飞蚊现象若突然发生，而且限于一眼，蚊子飞舞的方向不定，黑影遮住视野，视力变差、视野缺损，出现这些病症即为恶性。欧阳修的症状为“两目仅辨物”“如在昏雾中，作书甚艰”，其飞蚊症应为良性。苏辙曾经这样说：“欧阳文忠读书五行俱下。吾尝见之，但近觑耳，若远视何可当？”欧阳修词《朝中措》中，引用王维诗句“山色有无中”，也被戏谑为由近视导致的视线模糊。

《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48岁时，身体已很不好，又患上严重的眼疾、足疾、风眩等疾病。

欧阳修给人的感觉总是元气不足，苏轼给人的感觉始终是元气淋漓。欧阳修元气不足可能是幼年太刻苦读书所导致，也可能同时有先天因素的影响，孱弱多病，体弱早衰，早生华发，少年时即患近视，中年后更是身罹目疾、足疾、风眩、消渴等多种严重疾病，一生饱受病痛折磨。

欧阳修的母亲在欧阳修之前有过孩子，但是不幸夭折了。父母给他起名为修，起字为永叔，“修”有美好、修长的意思，“永”也是长久的意思，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长命百岁，但是，这个名字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福气。欧阳修39岁任职河北时“马坠伤足”，此后一直有足疾之苦，估计伤势不轻，埋下病根。后来，因母丧悲痛、患腰脚疼痛，使足疾加重。50岁后，加上关节病痛，逐渐“行履艰难”，“乘骑鞍马艰难”，行动非常受限。

人到了50多岁，大概就是“哼哼唧唧”的阶段吧，毕竟岁月不饶人，到了知命之年，不是肩膀疼，就是腰背酸，晚上早点儿睡，一觉起来，按道理应该神清气爽，活力四射，但颇感头重脚轻昏昏沉沉，又打瞌睡了。算了，那就打个盹儿吧。放过自己。白天归顺于生活，夜晚臣服于灵魂，生活会告诉你什么叫身不由己，压力会告诉你什么是无可奈何。现实会让你明白，想要什么就必须踏踏实实，比起脸面，谋生是人生最大的体面……

50多岁后，欧阳修更是患上了多种慢性疾病，包括淋渴（糖尿病）、风眩症、眼病、手足风湿痛等。风眩又称风头眩，即小中风，多为“在禀赋肝肾不足、血脉亏虚的基础上，复加后天饮食不节、起居失调、七情过用等综合因素作用下，长期渐积而成”。

淋渴，又称消渴，即糖尿病，病症为烦渴多饮、口干尿多，多由禀赋不足、饮食失调、劳欲过度诱发。因司马相如曾患此症，又名相如渴。

欧阳修任副宰相时，不断给朝廷上奏章，请求辞职，主要的理由就是身体不好。他曾在众人座席中突然昏倒，此后仍屡次发作，甚至写作书简时眩晕数次，需要停笔瞑目。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某苦风眩甚剧，若遂不止，当成大疾，作书未竟，已数眩转，屡停笔瞑目。”写这封信的时候，就头晕了好几次。天生体质孱弱，一生多病多愁，这就是欧阳修的写照。

身体生理状况亦是影响塑造心理性格特征的重要因素，欧阳修对节序流转、亲旧凋零、聚散离合、盛衰变迁等自然人事变动极易产生触动感慨，喜欢用“衰”“疾”“病”“残”“翁”“老大”“白发”“苍颜”诸如此类的词汇，认为“维诗于文章，太山一浮尘”。欧阳修的《秋声赋》就是在53岁时写的，他写道：“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他从凉爽的秋风中聆听到了生命的凄切、短暂与无常。

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病逝。享年65岁（虚岁66岁）。“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管弦作离声。”他说，我只是像平时一样喝醉了。

四

接下来，该说说王安石了。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北宋著名改革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他21岁考中进士步入官场，拥有主政地方近30年、曾两次担任宰相又两次被罢免的传奇人生。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是个文章和道德都无可挑剔的文人。1044年，20岁的王安石给父亲守满了三年孝，从江宁出发，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开封。当时的文化名流曾巩、欧阳修，一看他的文稿，惊为天人。第二年，科举应试之日，王安石的锦绣文章，被主考官一眼就相中为状元卷子。卷子送到仁宗那儿后，发生了意外。一句“孺子其朋”，让仁宗皱了下眉头。这是周公训成王的话，“你这年幼的王啊，今后要和群臣融洽相处。”区区一个王安石，竟敢用这种口气对答天子考题？再读下去，觉得文笔冷峻峭拔，很不对胃口，便降到第四名。他严肃而平静地接受了平生第一个职务：淮南签判。从这一天开始，他在地方上一待25年。他喜欢《周礼》，卷不离手，但他看的不是文学，而是政策。

王安石也是一位孤独的改革家，争议千年的政治家。

1067年，年近20岁的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20岁的神宗，肩负着巨大的压力——内忧外患的夹击。《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清明上河图》画的市井繁华，都是脆弱的表象。国库没有一分钱，一年挣了多少，也就花了多少，一个子儿不剩。那么多官僚、那么多军队、那么多佛寺道观，一张张嘴在等着钱；辽、西夏、金，侵之掠之，无一日安宁，开战也好，求和也好，还是系于钱。

1069年（熙宁二年），48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政知事，自此正式参与政事（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主持变法。当时宋朝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贫，财政收支不平抵，“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现象严重，国库年年赤字；二是弱，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宋代的经济较汉唐发达得多，收入的绝对值并不低，只是开支过大，造成入不敷出。

为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斗争精神，开始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

欧阳修在至和二年（1055年）和嘉佑元年（1056年），曾经两度举荐王安石，那时俩人甚至还未曾见面（在举荐改革者王安石的同时，欧阳修还举荐了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后来此人成为保守派的领袖）。欧阳修爱才、识才、举才，使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

欧阳修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分歧从未抹杀俩人的友谊。欧阳修去世时，王安石在祭文中说：“天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欷歔。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走，又予心之所仰慕而瞻依。”王安石还写道，他对欧阳修“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

名人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基因，是一座城市的重要标志。

“位于江西抚州的临川是个蕴育了无数中华才子的地方，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就是在临川出生，世人称他为临川先生。他那首著名的《为裴使君赋拟岘台》就是为临川著名景点拟岘台所著。

“拟岘台，即仿造岘山所造的石台。然而，北宋时的抚州知州裴材为何要仿造一座湖北的山？

“西晋时，名将羊祜坐镇襄阳，一改穷兵黩武之风，重修德政，宽待臣民，甚得军民之心。羊祜在世时最爱游览岘山，羊祜死后，人们便为他在岘山建庙立碑，每每有人来祭祀，都会因怀念羊祜的仁政而落泪。

“王安石在诗中写道：‘君作新台拟岘山，羊公千载得追攀。’说的即裴材建拟岘台，为表自己实施仁政的决心。这与王安石轻税寡役、先裕民而后富国的政治理念不谋而合，难怪王安石一直对拟岘台情有独钟。裴材任知州那几年，也一向是以德服人，使得临川人民安居乐业。”[19]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推行新法。因对王安石变法持不同意见，苏辙于这年三月上书神宗皇帝，力陈对新法的看法。在《上皇帝书》中，苏辙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多有切中肯綮之处。‘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便是其中之一。‘腹心’即肚腹和心脏，都是人体的重要器官，比喻要害或关键部分。此句意为：清除百姓的祸患，如同去除自己的心腹之病一样重要。苏辙‘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观点，显然受到孟子民本思想的影响。孟子提出‘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主张君主应当把百姓的忧乐当作自己的忧乐。苏辙向宋神宗提出这一观点，是希望神宗推己及人，与民同忧，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而把百姓疾苦提升到‘腹心之疾’的高度，说明‘去民之患’之重要，刻不容缓。”[20]

王安石的诗善于说理与修辞，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风格高峻，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

“王安石业余时间喜欢下棋。他做宰相时，家里养着几个下棋人。王安石每天忙完公务之后，回到家里常常与这几个人下棋，谁如果赢了王安石一盘棋，王安石就赏给他十两银子。

“有一次，王安石在院子里与一个人下棋。下到输赢的关键时刻，下属送来一沓公文要王安石处理。那人见王安石正低头批复公文，就趁机偷偷地挪动了一个棋子，最后赢了王安石。其实王安石已经看出他挪动了9upUILUMKQGSRKkA43vdRg==一个棋子，只是没有说破而已。

“第二天，王安石派人给那人送来了一些银子和物品，请他离开这里，另投别人。后来，王安石把儿子叫到自己身边，谈起那次下棋的事，他说：那个人挪动了一个棋子，让我输了一盘棋。要说起来，输一盘棋我倒并不介意，但是，趁我不注意挪动棋子，由此可见他的棋品很差。由他的棋品能实实在在地折射出那个人的人品，此人不可深交。识人，固然应从大处着眼，但切不可忽视了细节。正可谓：细枝末节，时见闪光之点；点滴毫末，总有端倪可现。”[21]

有一次，王安石患病，太医让他饮阳羡茶，但须用长江翟塘中峡之水煎烹。因苏轼是蜀地人，王安石托他带一瓮。不久，苏轼带水来见王安石，王安石即取水煎茶，茶煎好之后，王安石问苏轼水取自何方，苏轼说是中峡。王安石笑道：“此乃下峡之水，如何假名中峡？”苏轼只得如实告之，并问王安石何以辨之，王安石道：“《水经补注》上说，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中峡缓急相半，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观其茶色，故知是下峡。”

王安石不仅懂茶，更懂水。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古代的中医非常讲究，什么季节适合饮什么样的茶、用什么样的水，都有讲究。一般规律是，春饮花茶，夏饮绿茶，秋饮青茶，冬饮红茶。

春天宜饮花茶，可以帮助散发冬季积存在体内的寒邪，生发人体阳气，像玫瑰花茶、茉莉花茶等。现在市面上出售的玫瑰花分为熏硫和未熏硫两大类。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万物生机勃勃，这个时候人体普遍感觉困倦乏力。此时饮用花茶，以花之甘凉芳香之气，发散聚集在人体内的冬日寒邪，让人如万物一样生发阳气，精神振奋。花茶兼有茶味之美和鲜花之香，一般是用茶叶和鲜花掺和窖制而成，比如茉莉花茶。夏日炎炎，宜饮绿茶。因为夏天气温高，人的体力消耗大，容易精神不振，而绿茶属于未发酵茶类，性寒。中医认为“寒可清热”，绿茶最能生津止渴，去火平燥。当然，夏天也可以饮其他花草茶以除烦解渴、补益肠胃，如薄荷茶、菊花茶等。秋季天高气爽，花木开始凋零，空气干燥无比。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人们容易口干舌燥，心肺生火，中医学上称此为“秋燥”。此时来杯青茶，或者果类茶比较好，以清除体内余热、止咳化痰、养肺滋阴。青茶又叫乌龙茶，是半发酵类茶，性质介于绿茶和红茶之间。它呈青褐色，冲泡后叶片中间呈青色，叶缘呈红色，所以一向有“青叶镶边”的美称。青茶既有绿茶清新香气，又有红茶醇香甘厚的口感，其性温热适中，能够润泽肌肤、润喉生津、除人体内积热，让人体有对抗干燥气候的能力。果类茶，如金橘茶、菠萝茶等，可以润秋燥，怡养身心。冬季天寒地冻，万物都蛰伏起来避寒，此时寒邪易侵人体，所以人的阳气渐弱，中医认为：“时届寒冬……养生之道，贵乎御寒保暖。”此时节以饮红茶为上。红茶性甘温，对于补充人体阳气有奇效，且红茶富含蛋白质和糖，可生热暖肠胃，增强人的御寒能力。

古人非常讲究泡茶用水，甚至把“石泉佳茗”看作是“人生清福”，但名茶难得，好水则更为不易，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贫人不易致茶，尤难得水。”为此，古人就想到一些解决和变通的办法，不仅设法保持其水质，而且千方百计提高其水质。比较常见的就有“洗水”和“养水”之说。“洗水”即洁水，其实就是提高水质。比如，乾隆帝嗜茶，外出时车载玉泉水随行，但时间久了水质变劣，他捉摸出一种“洗水法”。具体做法是：“以大器储水，刻分寸，如他水搅之。搅定，则污浊皆沉于下，而上面之水清澈矣……”

在古代由于交通不便，所谓“汲泉远道，必失原味”，为避免水味、水质变差，古代的品饮专家们想出“以石养水”方法。“以石养水”是保持其山泉之味、之质，而带石而煮，更是增添了煮茶的清幽之趣。“养水”，目的是让普通之水能达到名泉之水的泡茶效果，如“以露养水”，明代的朱国桢就因泉水难得，把日常用水煮开后倒入大瓷缸，到了夜里“开缸受露”，这样“养水”三天后，据说“烹茶与惠泉无异”。古人为了泡茶用水，真是千方百计，费尽了苦心。

王安石品口茶便知道水的出处，高人啊。1086年，北宋一代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病逝于南京，葬于半山园中。“私者一时，公者千古。”时至今日，王安石改革精神依然激励着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最后，说说曾巩。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北宋建昌军南丰（今江西抚州市南丰县）人，字子固，谥号文定，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嘉佑二年（1057）进士，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在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贡献卓越。

曾巩出身于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主张“文以明道”。只是，考运不佳，从18岁首考，经历多次科考落榜，终于结识了文坛泰斗欧阳修，并自荐书信《上欧阳公书》，文章深得欧阳修的欢喜，考运才出现转机。39岁那年，总算考中了进士，他的弟弟曾牟、曾布、堂弟曾阜、妹夫王无咎、王彦深也同科考中。几年后，弟弟曾宰、曾肇、妹夫关景晖、侄子曾觉先后考中进士，一门十进士，堪称传奇。

“每年五六月份，江西南丰的曾巩纪念馆都会迎来许多即将面临高考的学子，只为到曾巩纪念馆中的读书岩上一炷香，鼓励自己，希望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读书岩位于盱水河畔半山腰处，是一座天然的石室。石室边的石台上是一座精雕细琢的亭台，亭边有一处小小的池水。池水边立着石碑，上面镌刻了朱熹手书的‘墨池’两个字，石室内也刻其墨迹‘书岩’。相传曾巩少年时每天在石室中苦读，效仿王羲之‘临池学书’，常在边上的池水中漱笔。曾巩还写下《墨池记》，赞扬王羲之‘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指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能闻名于世，并非天生，而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规劝世人向王羲之学习，勤奋向学。可见，学子们来读书岩上香并非出于迷信，而是用曾巩的事迹勉励自己，让自己更加努力。”[22]

曾巩留下了《墨池记》《道山亭记》等诸多名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时人评曾巩：“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意思是：曾巩写的文章一出来，就被人拿去传抄，不到一个月就流传天下，读书人手抄口诵，唯恐落到别人后面。

曾巩总是板着面孔，说起话来毫不客气，很讲究，很正经。南宋大儒朱熹曾说：“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南丰曾巩祠堂上，还挂着一副“北宋一灯传作者，南丰两字属先生”的对联。在这副对联中，上联为全联重点，用“灯”将曾巩在历史上的文学地位及政治功绩写出来。

曾巩，号“南丰先生”，后人把他比作北宋文坛上的一盏明灯，王安石称赞：“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曾巩留下了一部《隆平集》，在后世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初看以为是一部文集，实际上是一部史论著作。

曾巩与王安石的籍贯同为抚州。曾巩39岁考上进士后，在馆阁任职10年，他的恩师欧阳修推荐其去担任集贤校理，负责整理国家的古籍文献。在整理古籍时，曾巩认真考订，并辨别真伪，同时整理《战国策》《梁书》《陈书》《南齐书》等史书。后来，宋神宗曾让他负责编纂《五朝国史》。据载，宋神宗不仅没有派人监修，还允许曾巩自行聘请幕僚，这在宋代国史纂修中绝无仅有。

文章与政事齐高，文品与人品并美。这是后人对曾巩的评价。

元丰六年（1083年），已经65岁的他，与弟弟曾布、曾肇持母丧而归时，在江宁府（今南京）因病去世。

由于篇幅所限，关于“唐宋八大家”的解读，先说这么多。

“唐宋八大家，不仅仅是文学大家、散文大家，更是站在当时时代前列的政治家、思想家。韩愈在政治上的主要功绩之一，是反对当时的藩镇割据，以其《平淮西碑》为代表，为唐王朝的统一和繁荣作出了贡献；柳宗元投身于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权力；欧阳修积极参加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一系列革新主张；王安石更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所领导的‘熙宁变法’，根本目的在于增强对外防御，改变北宋建立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苏轼一生都处在政治斗争的风暴中，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中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革主张而奋斗；苏洵、苏辙、曾巩亦积极参政、议政，写下大量优秀的政论文。”[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唐宋八大家”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最负盛名的矩阵，以一种极富“概括性”与“启迪性”的文化特质，为后世中国文人伫立了高山仰止的思想高度和绵延千载的生命能量。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赤忱可见万物明朗。昂首阔步，便可一往无前，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所到之处遍地阳光。

“唐宋八大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不只有他们的写作技巧，也在于他们的个人品格和思想境界。追溯他们的人生轨迹，深刻地理解他们的作品，体会到文字之粹美，有助于我们学习到他们留在文字之外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精神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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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永辉.中原文化道德观的当代价值[N].河南日报，2024-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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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燕祖涛.“不懂装懂”与“懂装不懂”[N].人民日报，2019-02-14.

[21]张雨.王安石细节识人[N].新民晚报，2014-11-26.

责任编辑 饶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