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张军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唐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综合处处长；何赟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综合处三级主任科员

翟光明，石油地质勘探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26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宜昌市。曾任玉门油矿采油厂总地质师，石油工业部地质勘探司总地质师、司长等职。先后组织和参加编制了大庆、胜利、任丘、辽河等大油田的勘探规划，并组织实施。

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石油大会战，我讲三件事。第一件，是1958年我们给邓小平同志汇报以后，他提出来要在东部地区找油，石油工业部加速东部找油的情况。第二件，是确定大庆油田发现井的井位，我是最早设计者之一。第三件，是我们到大庆油田制定开发方案。

石油勘探东移战略的提出

1958年2月，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率领石油工业部地质勘探司司长唐克和我，还有一个技术人员王纲道，就石油的勘探问题向邓小平进行了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余秋里。在1958年初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抓石油工业。

当时由于对全国石油地质方面的认识不足，找到的油气很少，加上美国封锁，我们只能大量从苏联进口石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其他各项计划都完成了，唯独石油计划没有完成。我们当时油气开发的地点主要在西北，例如老君庙油田，再远一点的是新疆，1955年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这些油显然不够，而且距离很远，用大卡车运输，只能运到兰州，西安都到不了。因此，当时的油气全都在兰州以西、以北。

邓小平提出，全国这么大，难道只有西北地区有油吗？石油工业部的工作重点能不能考虑从西北转到东部地区来，因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在东部，用油、用气也集中在东部，如果在东部发现了油气，对经济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善。余秋里在回忆录中提到：“汇报时邓小平同志全神贯注地听并不多问，结束时做了一番决定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方向的重要指示。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是选择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样平。全国如此之大，二十、三十个地方总是有的，应该选择重要的地区先突击，选择突击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不然的话，可能会浪费一些时间。’强调要在经济比较发达、交通条件好的地区加快石油勘探工作。他说，就经济价值而言，华北和松辽都是一样的，主要看哪个地方先搞出来。把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对这些地方，应该创造条件，在地质上创造一个打井的基础，可以三年搞成，也可以五年搞成，应该提出一个方案来。如果龙女寺钻出油来，四川石油工业就会跳到前面，东北搞出油来也会跳到前面。”

小平同志一番话，对于石油工业部加强在东部地区开展石油勘探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加强了东部的勘探工作，选定了几个战略地区，选了东北、华北等地区开展了工作。1959年，在东北先是qZn0mv6OeuHNinivMso87EtISGTji18CTPpeYXn5NvQ=成立了石油勘探处，后来又成立了勘探局。

开钻松基三井

大庆油田的发现井是第三口井，叫松基三井。当时我们派了一些地质队去收集资料，主要是了解一下盆地情况。我们搞油的人首先要了解“生、储、盖、圈、运、保”，就是生油层有没有，储层有没有，盖层有没有，运移圈闭有没有，通道有没有，保存的条件如何。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阶段叫“普查”，第二个阶段叫“详查”，第三个阶段叫“细测”，然后上井打。松辽盆地是一个平原，上面都被第四纪覆盖了，我们将松基一井打在了黑龙江省的任民镇，没打出油，但得到了一些资料。第二口井就是松基二井，打在了吉林省扶余市的登娄库屯。因为前两口井都打在了凸起上，第三口井要打到凹陷里。但是，凹陷的情况很不清楚，只有一个重磁力的资料。因为地面都是平的，要通过地球物理的资料看到地下都是什么东西。我们发现，下面有一个南北向的长垣。

1959年2月，由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主持召开了一个技术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商量确定松基三井定在什么地方，由勘探局先提出一个意见，然后大家讨论。参加的人有康世恩，有勘探局一位局长，一位地质学家张文昭，还有一位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地质学家翁文灏的弟弟）。会上，确定了松基三井井位在大庆长垣靠南的高台子。我们初步确定了松基三井的井位后，就向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汇报，由他来协调。经研究讨论，大家同意这一井位，打了这口基准井。

在石油勘探中，一般是要打到沉积岩的基底，取得各项参数后确定基准井。我们不仅仅把松基三井当作一个基准井，也把它当作找寻油气的条件。在测试中，我们与苏联专家的意见产生了冲突。打到地下900多米到1100多米的时候，发现了有油气显示的地层，就是现在的萨尔图和葡萄花的油层。高台子地区有油气，但比较薄，不像北边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地区的油气那么厚。我们的意见是，既然已经见到一些油气，那就要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东西。有一位苏联的总地质师叫米尔钦克，他的意见是，既然是基准井，就必须穿过沉积岩一直往下打，打到基岩为止。这就产生冲突了，但我们还是顶住压力坚持测试，最终发现了大庆油田。

松基三井的层位虽然含油，但是石油的物性条件不是太好，加上打井的过程当中是用重泥浆压着打的，油并不能痛快地出来，所以要试油。我们那时在北京石油工业部，井场在东北高台子，井场的同志每天要把这个井的情况汇报给石油工业部，我就负责收集井上的情况。康世恩曾在清华大学就读，懂得一些石油地质知识，加上他经常和地质学家讨论问题，研究如何打井，比较熟悉石油地质工作。他提出，这口井的试油非常关键，为了解除泥浆的污染，我们只捞井里的泥浆，一直捞到油层下面，把那些污染物全都捞出来，解除这些污染对油层的影响，然后再试油。实践证明，这个办法非常有效，9月26日松基三井喷出了油。

那时的通信条件不好，井场不能打电话，得跑到公社打。我在北京接到了松基三井钻探成功的电话。通过松基三井的发现，我们慢慢地扩展，才形成了一个大油田。

谨慎开发大庆油田

此前，毛主席亲自提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和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对调，余秋里到石油工业部当部长，李聚奎回到总后勤部当政委。

对调以后，正好遇到川中的龙女寺、南充、蓬西，在相同的层位喷油了。石油工业部党组开会，确定要在川中地区进行大会战，大家都奔赴四川。当时，我们集中了103台钻机，并把当时四个油区—老君庙油区、新疆油区、四川油区、青海油区的主要力量都搬到了四川。然而，川中的地质条件十分复杂，石油储层条件呈现出致密特点，油气分布很不均匀。打了这三口井出油后，又在旁边打了很多井，却没油了，会战效果很不理想。我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就是开发油田之前必须取全、取准各项资料，必须准确判断油气层的情况，必须要了解清楚油、气、水在整个地区的分布情况等。

吸取川中会战的教训，大庆油田的开发格外谨慎。到开发大庆油田的时候，余秋里、康世恩、孙敬文等部领导全都去了，并在安达召开了部党组会议，余秋里主持。会上，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准确地判断油气层的情况。从一开始，余秋里、康世恩就要求非常严格，充分体现出“严、细、准、狠”的工作作风。余秋里讲话时，忽然一回头，问他的秘书记了没有。秘书说记了，拿给他一看，结果没记全。他当场就批评开了：“你这是什么作风？记得乱七八糟的，这是部党组会议啊！”他说完，一下子把那个本子甩掉了，说：“你这是记的什么东西？这么不认真！”余秋里提出做什么事都要非常仔细认真，按照一定的规格要求做好。当时，我在石油工业部负责地质工作，余秋里刚到部里，对一些情况还不太熟悉。我在松辽会战中给他当技术顾问，帮他了解一些情况。他对于工作十分仔细，追求准确，我必须很仔细地跟他讲。

1960年3月，我们北迁到萨尔图，后来又到泰康去了，因为开发完了又搞勘探，看有没有新的油田。我们在泰康成立了勘探指挥部，专门搞外围的工作。住在指挥部里。刚开始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我们睡觉的地方是一个大炕，人得像鱼一样钻进去。每个人就那么一点地方，被子又脏又破。东北寒冷，又没吃的，大庆很多人都浮肿了，几个月才能打一次牙祭，就是一桌给一盆菜，菜是东北的乱炖，那是最好的了。艰苦的条件特别能磨炼人，促使人树立起对工作高标准、严要求的好作风。

技术座谈会

在我关于大庆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技术座谈会那种民主氛围。会上大家讨论起来非常活跃，把国内的油田开发的情况与国外的进行比较。像苏联的罗马什金油田等都是我们分析、研究的对象，他们怎么开发的，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后期的结果如何，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多的借鉴。

我是1960年去的大庆，之后三年基本上往返于北京与大庆之间。到了石油工业部，每天晚上跟大庆有个电话会议，将每个阶段里发生的地质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在比较有效、准确的认识基础上开发大油田这些问题进行研讨交流，会议经常开到夜里12点。党组成员基本都参加，以余秋里、康世恩为主，主要的司局领导也都参加，我算是列席。开会时我负责挂图，如果遇到哪些地方怎么样，我还要讲解一下。开会的目的，是要解决一些争执。当时为什么大庆能够保持前进，就是因为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出来。任何事物的进展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不奇怪，要把这些看法引导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如果扩大分歧，那就只有喋喋不休的争论。余秋里在政治方面把关，康世恩在技术方面把关，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

从北到南，大庆长垣一共是130公里，从东到西30公里，有三四千平方公里的范围，2000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怎么开发？当时苏联也没这么大的油田，他们当时有一个内部切割注水法，我们是不是也要采取这样的方法？我们召开技术研讨会，总结出了“十大试验”方案，在萨尔图、喇嘛甸、杏树岗等地区施行。大家对这些方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技术工作主要是由康世恩负责，这十个方案都可以开展，在大庆油田上进行试验。井距是多大，排距是多大，效果是什么样，我们都进行了试验。

针对每一个阶段，大家都提了方案，当时我也以地质勘探司的名义提了一个方案。我提出的方案是关于杏树岗的，叫“油田内部切割注水”，注水井和生产井的井距1100米，注水井的井距是600米，生产井的井距是500米，第一排到注水井是1100米，按这个方案执行，效果是很好的。到后期作了一些调整，因为油田很大，光靠边部注水解决不了内部压力的损失。大量开采以后，压力必然下降，不补充水的话，产量必然下降很快。但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排列注水，而是前后交错进行。苏联专家对此不赞同，说这就像是穿着很好的西装，却给它来了一个口子。实际上，并不是像他们理解的那样，我们开发了146平方公里的面积，也在范围之内，但是并不损失压力。

当时，我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行列注水，有人主张面积注水，有人还提出不注水，靠自然能量生产，有人主张利用抽吸的办法注水，有人主张分段注水等。有人提出面积注水就像扫房间一样，会扫出很多土，扫成了很多堆，增加了复杂性。美国人就是搞面积注水，但他们跟我们的开发模式不一样，他们前期不注水，按天然能量开采，之后再搞面积注水。我们根据实际情况，一步一步仔细地把每个方案、每个情况都进行了分析研究，然后试验，结果很好。

大庆过去每年生产5600万吨原油，27年稳产在5000万吨原油以上，又稳产10年保持在4000万吨原油，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虽然产量下降了，但有其他的油田来替补，大庆又开展了外围地区的工作，外围差不多能生产1000万吨原油。可以说，大庆为全国尽了最大的努力，顶住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破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发扬大庆好作风

在北京开会时，我和王进喜曾住在老北京饭店同一个房间里。之所以把我俩安排到一个房间，可能是因为在玉门开会时我们就认识。那次开完会，他就回玉门了，我到了四川。后来我们又一起出国，到阿尔巴尼亚去。那是1966年春，应阿尔巴尼亚工矿部的邀请，中国派一个石油代表团去帮助阿尔巴尼亚搞亚托斯、钻林两个新油田设计。唐克司长带着一帮人到阿尔巴尼亚去找油，大庆去了两个人，一个是王进喜，另一个是陶冰华，也是位模范。在阿尔巴尼亚，我们受到了霍查、谢胡的接见。

王进喜是个非常朴实的人，对一些好作风的树立与传承起了很大的作用。1205钻井队是一个标杆队，他是队长。王进喜是毛主席接见过的人物，一心要恢复大庆的好作风、好传统。他非常朴实，处处以身作则，体现了一个模范人物的带头作用，他提出的“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很有号召力。

1973年，石油工业部确定大庆油田要上5000万吨原油。康世恩一方面鼓励辽河油田西斜坡上产，另一方面考虑让大庆年产超过5000万吨原油。因此，他把宋振明从大庆叫到了辽河油田，说要布置大庆上5000万吨原油的事情。宋振明领回了指示，我们继续在辽河油田组织西斜坡上产。后来辽河油田上到1400多万吨原油了，成为第三大油田，第二大是胜利油田。后来，我在大庆又参加一个小会战，就是开发喇嘛甸。本来喇嘛甸是要留下来做后备的，但是那时油很紧张。喇嘛甸就是采油六部，有6亿吨原油的储量，所以这样就确定了。要是没有喇嘛甸，大庆是上不了5000万吨原油的。

大庆油田有力支援了国民经济，要是没有大庆油田实在是不可想象的。大庆的一套做法是非常好的，应该继续坚持大庆艰苦创业的作风。（责任编辑 崔立仁）

整理者：大庆师范学院大庆精神研究基地主任，大庆精神与龙江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黑龙江省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研究学术交流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