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王府位于北京城内什刹海后海南岸西面，北半部分府邸富丽堂皇，南半部分花园静雅清幽，史书评价“月牙河绕宅如龙盘，西山远望如虎踞”，精美程度乃什刹海一绝。恭王府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府内还曾藏有大量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堪称一座艺术宝库。然而，完整腾迁、修缮和开放恭王府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谷牧牢记周总理的嘱托，对恭王府的腾迁、修缮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在谷牧等中央领导的领导和关怀下，恭王府于2008年完成修缮，并面向社会开放，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中外游客。

整修恭王府的背景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逾制修建私宅，取名“和第”。宅邸主人几经更迭，晚清时期，恭亲王奕入住，便有了恭王府的名称。奕去世后，小恭亲王溥伟继承了恭王府。民国时期，为筹措复辟资金，溥伟以8万银元的价格，将代表恭王府产权的龙票抵押给北京天主教会的西什库教堂。后因无力还款，产权为教会所得。1937年至1949年，恭王府成为天主教会主办的辅仁大学的一部分，其藏品流失或遭毁坏。辅仁大学买下恭王府后，即邀请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等人到恭王府进行测绘，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辅仁大学主体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恭王府成为在原辅仁大学艺术系的基础上成立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校舍，后来又作为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多个单位的办公和教学地点。

新中国成立伊始，北京城内尚存王府19座，恭王府是其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但那时百废待兴，大家对保护传统建筑重视不够，没有注意到恭王府的保护问题。王府中的花园一度成为公安部的住宿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这里开办了一个幼儿园，北京空调器厂占用戏楼等部分府中建筑。至20世纪70年代末，恭王府已经成为一个被8家单位占用、200多户居民聚居的“大杂院”。为了办公和生活便利，许多单位拆除原有的墙体、违章搭建，居民在墙体上打孔、乱接管线。虽然总体格局保留下来，但游廊、院落、楼阁等建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整齐的院落变得零散残破，原本浓厚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氛围所剩无几。一座古建筑瑰宝，面临着湮没于市井的危险。

当时有报纸报道，很多王府或名人宅邸变成了普通的大杂院，很多值得保护的历史遗迹都遭到不可逆的破坏，其中就包括恭王府。1962年，在王昆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郭沫若、吴晗等人的陪同下，周恩来专门到恭王府视察。郭沫若提议，在恭王府建立一个“曹雪芹故居”加以保护。周恩来指示说：“不要轻率地肯定它是（大观园的原型），也不要轻率地否定它就不是。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将来有条件时向社会开放。”

同年，周恩来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市有关部门拨款重修恭王府。在重修过程中，考古人员在王府后花园的秘云洞意外发现了失踪的福字碑。此碑文是康熙御笔，作“请福续寿”之用。福字碑被发现后，北京市有关同志向周恩来报告，并请他为该碑命名。周恩来欣然将该碑命名为“中华第一福”。

当时国内国际环境复杂，文化建筑保护的技术也不成熟，腾迁恭王府的难度很大。但是，周恩来一直牵挂着这件事。1975年，周恩来在病重期间向副总理谷牧嘱托了几件事，其中与文化相关的有三件：建立新的北京图书馆，改建琉璃厂文化街，修缮和开放恭王府。

周恩来之所以将这三件事嘱托给谷牧，应该是深有考量的。一是谷牧协助周恩来、邓小平管理工业、交通和生产建设等经济工作，做事认真负责，领导能力强，受到广泛称道。二是当时谷牧以副总理身份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主管城市建设。三是谷牧富有知识素养，热爱传统文化，重视城市建设中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深得专家学者的尊重。谷牧不负周恩来嘱托，尽心竭力关注恭王府的保护工作。

解决恭王府腾迁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各项事业逐步重回正轨，对北京老城区、古建筑的保护修缮也提上日程，解决恭王府腾迁难题的时机到来了。从1978年起，谷牧多次召集文化部、公安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腾迁恭王府现有住户工作，并多次到恭王府现场办公。1980年初，谷牧组织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联合起草了《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批转，在传达过程中，谷牧专门强调了对恭王府的保护。当年7月19日，谷牧到现场检查恭王府古建筑保护情况，他当时就表示：“越看越有修复的必要，现在一砖一木都不要再破坏了！”谷牧提出，对古藻井彩绘要认真保护，尤其在安装电线、电灯、音响等装置时要特别注意不能破坏原彩绘，并要特别注意防火。看到空调器厂对戏楼的巨大破坏，谷牧明确要求，不管恭王府将来是否开放，戏楼里的人都要搬迁出去。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家财政状况十分紧张，可恭王府的保护抢救也迫在眉睫。为此，谷牧取得当时主管财政的副总理姚依林支持，同意文化部报请的中国音乐学院首批基建用地2.5万平方米、文学艺术研究院基建用地2.5万平方米，以及相应的建设经费。1981年、1982年，先后向公安部拨给宿舍1600平方米和1100平方米，并从劲松小区南边拨出一块建设用地。1981年11月26日，北京市空调器厂搬出恭王府，临时在墙外马路上搭了木板房，堆放了一些物资。保护恭王府的搬迁工作，终于启动了。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文化部、公安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宗教局、北京市政府等部门组成的“恭王府修复搬迁领导小组”，明确了“先易后难，先花园后府邸，边搬迁、边修复、边开放”的原则。领导小组由谷牧亲自督促，为恭王府搬迁修复工作打开了局面。2月13日，在一次汇报会上，公安部提及动员一户搬迁，没有十次八次不行时，谷牧严肃地指出：统建房子大家都能住，公安部门是政治性、纪律性最强的部门，恭王府是国内外瞩目的古建筑，我们有责任把它维护好，有了房子还不搬，不搬的理由又站不住。因此，必须在3月15日前，先搬出10户。会上还驳回了北京空调器厂17万补偿款的要求。3月，文化部《关于恭王府修复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抓紧办好接收北京市属北京空调器厂和公安部占用房屋园地的移交工作，接一间、管一间、修一间。以文化部为主，邀请古建筑、规划、设计、文物、红学、园林等有关方面的领导、专家，组成修复恭王府管理委员会。”全面保护和利用恭王府的工作拉开了序幕。1984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保护管理细则》公布实行，恭王府的保护工作开始走入正轨。

北京用地紧张，很多单位搬离恭王府后，却没有安置的地方。1984年10月，是北京市空调器厂约定腾出的最后日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要求，该厂设备全部从恭王府搬出来。因为新厂没有建好，很多机器就算堆在马路上，也决不拖延。

尽管谷牧多次督促，可工作依然难做。住户区有一位老红军，他在这里住得久了，就是不想搬家，怎么说都不愿意，多好的房子也不去。谷牧亲自登门规劝，最后说：“这是周总理一直挂在心上的大事，他临走的时候念念不忘，看着我反复叮嘱，一定要我把这件事办好。”听了这句话，老红军才明白，这竟是周总理生前的愿望。第二天，他便爽快地搬走了。

有的单位还出现反复。红学研究所因为没有办公地点，从王府花园搬出去之后，转了一圈又搬回恭王府的住宅。还有文化部的职工，因为住房紧张，别的单位搬走了，结果自己人搬了进来。1986年5月18日，谷牧再次到恭王府，直截了当地对公安部、文化部的领导说：“今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安部什么时候能搬完？文化部怎么困难也不能搬进去……”虽然谷牧一再督促，具体负责的同志也一再打保票，但因为搬迁工作牵扯面宽，许多具体问题复杂，进度并不理想。

1995年4月22日，谷牧又一次来到恭王府。有人汇报说，按比较乐观的搬迁进度，1997年大部分单位可以搬出恭王府。谷牧感叹道：“看来我是见不到恭王府修好的那一天了。”

怀着强烈的责任感，谷牧一直坚持推进恭王府的腾迁工作。2001年3月18日，谷牧在北京市有关同志陪同下再一次来到恭王府。谷牧了解到，新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建好了，中国音乐学院也有了新址，恭王府将近80%的面积将被收回，修复工作即可开始。但是中国音乐学院附中依然没能搬出。谷牧敦促有关同志：“占用恭王府的单位搬迁十几年还没有搬完，这样说不过去”，“要想办法，三年内完成附中的搬迁工作”。2005年1月，北京市将朝阳区东四环的一所学校改造为附中，2006年完成了搬迁。这标志着，在整整28年之后，恭王府的腾迁工作终于完成了。

恭王府修复开放

在腾迁工作推进的同时，谷牧也在考虑恭王府的修复和开放。谷牧的努力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李瑞环曾对《北京恭王府的修复搬迁问题亟待解决》一文作出批示，李岚清多次到恭王府现场办公、解决问题。2003年11月5日，谷牧和李岚清又来到恭王府，讨论“修旧如故”的具体措施及如何在三年之内完成修复开放工作等问题。

文物的修复要有史料依据来支撑。关于恭王府建立的详细时间，专家们的看法不一致。有专家认为，从和珅初建恭王府到近代，恭王府的建筑格局应该是保持稳定的，依据是许多建筑的细节体现的都是乾隆皇帝的爱好、手法。有专家从等级森严的封建皇权出发，认为和珅逾制建造王府，后归庆郡王所有。按照清朝规矩，王以下的爵位，宅子不能有“殿”的存在。想必嘉庆皇帝不能容忍臣子的住宅逾制，必然会有所改制。同时，有专家认为，恭亲王奕是晚清第一权臣，他对王府进行了大规模修建，在修复时应该参考这一时期的资料。还有专家认为，“样式雷”家族主持了清代皇帝建筑设计，皇宫御园几乎都出自“样式雷”家族之手，应该找到“样式雷”家族留下的图档，在图档的基础上加以复建。

经过反复研讨，最终确定“有历史根据的，按历史根据修缮，没有历史根据的，专家谨慎指导，专家也吃不准的，按照现状修缮保护”的原则。中国营造学社1937年五六月测绘留下的实地测绘画图和部分室内外照片，以及1940年H·S·陈和G·N·凯茨合写的《北京恭王府及其花园》、1940年《辅仁大学学刊》、1913年恭王府原藏文物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拍卖的图录资料等，成为恭王府开展古建修缮和室内复原工作最直观、最准确，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依据。

修复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难题，比如银安殿的修复。银安殿是王府重要的活动场所，颁读诏书、年节庆典等都在这里举行。不幸的是该殿在1921年被焚烧，东西配殿也没能幸免。为了体现对历史的高度尊重，修缮的一个原则是已经毁坏的建筑，不再加以重建。但是银安殿是体现清代建筑最重要的标志，银安殿能否重新现世，对整个恭王府来说非常重要。最终还是决定重建银安殿。

另一个难题是恭王府流失文物的征集。按照计划，恭王府修复开放后要建设成为国家级王府博物院，可是恭王府的原有文物或被出卖或流散，甚至有很多流失海外，整座王府已经没有一件原藏文物。恭王府管理中心从2004年开始向社会征集恭王府流失文物，但是只征集到155件符合清廷时代的文物。恭王府管理中心的同志向谷牧汇报时曾说：“可惜我们还没有征集到真正属于恭王府的东西，一件都没有，它们大都已经流失海外了！”在谈到恭王府有一批文物在1905年流失到日本时，谷牧当即表示：“花些钱也要买回来，这是我们祖先留下的遗产。”后来，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这批文物得以征集回归。

2008年，恭王府终于全面对外开放，当时正值北京奥运会举办之际，这里成为国内国际著名的旅游景点。广大旅游爱好者可以一睹这座著名王府的建筑结构、亭台楼阁、文物字画。谷牧曾为画册《中国建筑四十年》题词：“美的建筑是人类智慧和创造精神的丰碑，她是无声的音乐、无言的史诗。”谷牧在回忆录中深情地说：“恭王府的古建筑正是无声的音乐、无言的史诗。今天的恭王府，国家和人民成了它新的主人，在这座古建筑所凝聚和延续的史诗中，我们人民共和国的部分干部、专家和维修工人也留下了一段可以让后人骄傲的新的篇章！”（责任编辑 袁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