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中华民族的战歌，承载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悲壮历史；这是永不熄灭的火种，燃起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这是响彻云霄的凯歌，鼓舞着华夏儿女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途上踔厉奋进！

一、“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东北三千万同胞惨遭涂炭，流离失所。一年年国土沦丧，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举国上下迅速掀起民族救亡的巨浪。沦陷区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抗日义勇军奋起抵抗，全国各地民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大批青年组成义勇军奔赴前线。1934年秋，在电通公司的一次拍片座谈会上，“左联”常委、剧作家田汉提出创作一部反映长城抗战的影片《凤凰的再生》，讲述东北流亡内地的青年诗人和农家女在上海的亭子间相遇相恋，最后一起走上长城抗日战场的故事，寓意中华民族如凤凰涅槃般在抗战烽火中得到新生。之后，田汉以影片中青年诗人的口吻创作了长诗《万里长城》，并将片名改为《风云儿女》。在为影片撰写故事梗概时，田汉灵感乍现，顺手写下了几行诗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

据田汉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原计划写好几段的《万里长城》也只写出这一段。电通公司约请夏衍将《风云儿女》故事梗概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并请聂耳为影片配乐。司徒慧敏说是他告诉聂耳剧本中有一首《义勇军进行曲》的诗词，希望聂耳为其谱曲。聂耳很兴奋，表示田汉已跟他谈过此事，他早有准备，“很有信心地说他一定努力去完成”。但据《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回忆，是夏衍把作曲任务分配给聂耳，聂耳主动来找许幸之，热情地说：“把作曲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夏衍也说是他把电影剧本给聂耳看，聂耳主动请缨，要求“作曲交给我，我干”，还着重强调：“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在上海霞飞路1258号三楼的房间里，聂耳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在钢琴前弹旋律，一会儿按照进行曲的节奏来回走动，写到兴奋处还忍不住引吭高歌，终于引发房东的抗议，骂他“发了疯”。

三四月间的一天清晨，聂耳拿着谱好的歌曲来找许幸之，两人一起唱了好几遍，许幸之提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略显低沉，结尾“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据孙师毅回忆，原词“大炮飞机”已由他和聂耳改为“炮火”）还不够坚强有力，应该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聂耳根据许幸之的意见修改了旋律，并将结尾的歌词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2vixSMnBoLE1k+gZrEUSE7lRrzXmrk7e6JFGt37fHLc=使之带有回声的效果，象征四面八方都响起抗战的吼声，中华儿女迈着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最后一小节的“进”配上休止符来煞尾，把挺身前进的情绪表现得更为明快、强烈。

据吴海勇考证，聂耳还将田汉原诗中的“中国民族”改为“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凝聚各民族力量，唤醒民族意识的核心话语。正如吴海勇所言：“这不是文字美化或是为了照顾节奏旋律的修改，看似一字之改，实含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深意……《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激发全民族抗战意志方面功绩卓著，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就为其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且一字不易作了铺垫”。

在聂耳看来，《义勇军进行曲》“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他对许幸之谈起创作这首歌时的酣畅淋漓和修改时的字斟句酌：

我写这个曲子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的感情激动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

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初稿倒是一气呵成的，两夜功夫就写好了。可是写好之后倒花了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来修改。

在离开祖国的前夜，聂耳来到电通公司在荆州路的摄影棚，找到剧组一同试唱，并征求修改意见。聂耳对司徒慧敏提出要将初稿带到日本去修改，虽然司徒慧敏担心赶不上影片的后期录音，但聂耳“那种艺术上的完美、永不满足的精神和毅力”说服了他。4月下旬，聂耳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5月3日，任光组织盛家伦、司徒慧敏、郑君里、袁牧之、金山、顾梦鹤、施超在百代小楼完成歌曲录制。5月24日，《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不胫而走，用田汉的话说，“《风云儿女》这个电影作品被《义勇军进行曲》这支主题歌给掩盖了”。6月16日，聂耳出席在东京中华青年会馆举行的诗歌座谈会，作了“诗歌与音乐的关系”的发言，并即兴唱起了新作《义勇军进行曲》，给与会者以强烈震撼。

二、唱出人民的“抵抗之歌”

爱泼斯坦在《人民之战》中指出，聂耳在中国乐坛的横空出世，“显示着中国被压迫的底层大众中隐藏着巨大的天才”，《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了人民的“抵抗之歌”。1935年6月1日，《电通半月画报》推出“风云儿女特辑”，封二刊登以长城和义勇军为背景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画面上方题写“还我山河”和“Let’s fight for our home-land return”的中英文标语，右下方配以孙师毅所作《风云儿女序诗》：

大地正咆哮，风云卷怒潮。长城新月美，故国朔风号！儿女情何寄？山河气不消！夺回生命线，誓逐敌人逃！

1936年10月，麦新、孟波编选刊行了抗战救亡歌曲集《大众歌声》第1集，歌曲集的封面是丁里创作的木刻画，一位身形高大、神情坚毅的工人高擎起一面用拉丁化新文字书写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大旗。扉页上写着庄重、醒目的大字：

谨献给：中国新音乐的奠基者—故聂耳先生和不愿做亡国奴隶的同胞们！

麦新还专门为聂耳创作了一首献诗，诗中这样写道：

在民族解放的进军中，千万人高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时候，我们想到了你，你遗留给我们一把多么锐利的斗争武器。

1935年12月，古老的北平发出了抗战的怒吼，学生们组织游行示威，他们迎着军警的刀枪和水龙，伴着歌声、口号声，迈着坚定的步伐前进。史料中记载了游行的情景：

当东北大学学生迈着雄健步伐、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走向新华门前广场时，在场的其他学校的学生都发出震天撼地的热烈欢呼。东北大学学生也激动地呼喊：“我们要打回老家去！”

广场上，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两三千名学生，高举起的大旗，挥舞着的标语，在寒风中飘荡。救亡歌曲，一角响起，四处呼应：“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举行纪念“一二八”四周年大会，刘良模指挥歌咏团成员在大会上领唱《义勇军进行曲》。据《申报》报道：“首由沈钧儒报告，次由青年歌咏团领导唱《义勇军进行曲》，悲壮热烈，声彻云霄。”1936年6月7日，在上海南市公共体育场，刘良模站在一个两米多高的木梯凳上，指挥700多名歌咏队员和各界群众5000余人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1936年10月，在为“民族魂”鲁迅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千人齐唱《义勇军进行曲》。据史沫特莱记载，西安事变期间，抗日军民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被禁唱的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nE7uN6hYTICb8lv5kBp8vA==响彻西安上空”。《义勇军进行曲》给史沫特莱留下毕生难忘的记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希望能用这首歌做

“安魂曲”：

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支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爱泼斯坦用饱含深情的笔调记录了1937年3月刘良模在天津青年会的体育馆指挥群众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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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未到门口，就在街上听到了粗犷的、激昂的、强劲有力的中国新式歌声。这种歌，只要听一次，就会永记不忘。它那慷慨激昂的歌词，就好像一位神情紧张、声音沙哑的司令官在发动攻击前夕向充满决心的士兵发表最后一分钟的战斗演说。大厅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四百个人站着唱歌。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大学生、小店员、工人、小学生、报童，甚至还有拉黄包车的。他们表情严肃，重复着他们学到的歌词。然后，大家一起唱两句歌词，接着唱整节。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体现着他们全都想过但却表达不出来的思想。此刻，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七七事变前后，由平津经过太原、大同直到国防前线，到处流传着《义勇军进行曲》。1937年9月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爱泼斯坦在南京街头“第一次听到首都广播电台播放的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过去在南京一直遭到禁止。我上次听到它，是在日本人统治的华北。而今天，全中国都在唱它了”。《义勇军进行曲》还被国民党军队选用为“标准军歌之一”，在台儿庄战役中，滇军第六十军从缅甸、安南边界出发，跋山涉水三千里，“他们边行军边唱歌，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丰子恺以其逃难时的切身经历，讲述《义勇军进行曲》传唱大江南北的盛况：

我从浙江通过江西、湖南，来到汉口，在沿途各地逗留，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之于村夫牧童之口。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甚至连日本人办的广播电台中都传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歌声，乘桴客在《孤岛逸闻·日电台唱〈义勇军进行曲〉》中写道：“播曲者乃日人新设于大连汽船会社之大东广播电台，而非我国人所设之电台。二十日后，他电台亦有此曲播送，据其报告为大上海电台，亦日人所设，即交通部电台所改组者也。”乘桴客推测这是日本电台雇佣的中国女播音员不忘故国，用歌声战斗在敌人的喉舌。正如爱泼斯坦所言：“《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东北人民为摆脱日本的枷锁而英勇斗争，在他们那勇敢精神鼓舞之下产生的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

三、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歌

曹聚仁、舒宗乔编著《中国抗战画史》中记述，作为国人之抗战情绪寄托的《义勇军进行曲》，连外国人也深受其影响，“一个英国记者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后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行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一角；有着中国人的踪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任光率先在海外传播《义勇军进行曲》，使之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歌。1937年7月，任光在法国组织华侨合唱团为中国抗战进行募捐演出，每次都演唱《义勇军进行曲》。1938年春，他把《义勇军进行曲》介绍给在法国出席世界反法西斯大会的42个与会国家代表。同年冬，任光在新加坡组织华侨成立“铜锣合唱团”，举办民众歌咏训练班，教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8年2月27日，“国民外交使节”陶行知在巴黎与任光晤面。同年4—5月，陶行知在美国、加拿大组织华侨歌咏团体，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在5月5日备忘录中记录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7月26日，陶行知造访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在尼罗河畔夕阳笼罩着的金字塔下，一曲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传向沙漠的边际去，这是三十一个中国回教徒留学生工作之余的歌声。谁也不曾想到，在这古国的沙漠里，听到我们民族的吼声”。歌毕，陶行知即兴赋诗一首：

巍巍金字塔，滚滚尼罗河，法老如犹在，惊醒问谁歌？

193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将《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翻译成英文，收入李抱忱编选的《中国抗战歌曲集》，先在香港和印度加尔各答出版，英文名China’s Patriots Sing；后在纽约再版，更名Songs of Fighting China。李抱忱为《义勇军进行曲》编配了钢琴伴奏，还在《纽约时报》撰写通讯《抗战歌曲传唱大江南北》，阐释《义勇军进行曲》中西合璧的作曲技法与艺术特色：

《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规则小节分组，可以说这首歌是散文式音乐创作的一次成功尝试……对于笔者和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首歌已经不是单纯的中式或西式音乐的产物，而是中西合璧的结晶。例如，起始句明显来自西方，但是随着音乐进行，它变得越来越中国化；而尾句无疑是源于平常的号声，这又是来自西方，因为军号传入中国还不到一百年。这首歌的曲调表明音乐家们正努力借鉴西方音乐的优点，同时又尽量不削弱或丢失中国的民族特色。《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没有标注任何伴奏，他的大胆尝试，如果不是为听众提供特殊享受，那么也算得上是绝对的西式音乐。

1939年11月，苏联国立音乐出版社用中、俄、英三种文字对照，配以五线谱，出版刊行《中国民众歌曲》。本书由“左联”常驻苏联代表萧三（署名：埃弥·萧）主编，收录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中国革命歌曲16首，用歌声向苏联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华民族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伟大斗争，并希望这些歌曲能够进入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苏联人民的生活之中。《义勇军进行曲》被放在首页，由苏联诗人A.罗姆翻译成俄文、英文，这也是《义勇军进行曲》最早由国际友人翻译的歌词。

1940年，刘良模赴美，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他回忆道，“我们每星期天下午练习一次，我把当时在国内广为传唱的抗战歌曲，如《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教会了他们，他们有机会就把这些抗战歌曲唱给广大华侨和美国人民听”。1941年3月24日晚，全美助华联合总会组织演出“中华前进广播剧”，刘良模指挥华人合唱团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向全美广播。刘良模还把《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译成英文，邀请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和华侨青年合唱团合作录制了包含《义勇军进行曲》等七首中国抗战歌曲的唱片—《起来：新中国之歌》（Chee Lai：Songs of New China），所得版税全部捐助中国抗战。宋庆龄为唱片撰写了英文序言。

在保罗·罗伯逊看来，“《起来》是一首被亿万中国民众传唱的非正式的国歌。我感到这首歌体现出这个民族不屈服于外来压迫之精神，能演唱这首战歌不仅是我的乐事，亦为一种殊荣”。他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其音乐会的保留曲目之一，美国人民也十分喜爱这首歌，将其称为“起来”。据谢和赓回忆，1942年，王莹在赴美留学进行抗战宣传期间，也曾教罗伯逊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等，罗伯逊对她说：“我从你教我唱的中国歌曲中，仿佛听到了中国人民的心声，看到了你们国家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在罗伯逊六旬寿诞之际，《人民日报》刊登《英勇和平歌手罗伯逊》，高度评价其国际主义精神：“罗伯逊对于中国人民抱着真切的感情，他欢呼新中国的成立，他多次为中国人民的成就而纵情歌唱，中文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他最喜爱的歌曲之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广为传唱，美国、英国、苏联、印度及南洋各地的广播电台经常播放这首歌，宣示中华民族同世界人民并肩作战，英勇不屈、血战到底的斗争意志。1944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拍摄了根据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的中国抗战题材影片《龙种》，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作插曲，并拨付稿酬500美元。考虑到战友聂耳赍志以殁，田汉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稿酬，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将全部稿酬转交给聂母彭寂宽，用于修整聂耳墓地和印刷纪念册。梁思成对田汉谈到他在美国讲学时，在街上听到有人一边骑车一边吹口哨，吹的正是《义勇军进行曲》，他回头一看，是一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足见这首歌在美国的普及程度。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科代科长皮格遴选同盟国具有世界影响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入选的唯一作品，在盟军胜利日进行电台广播，“在英美各大广播电台也常常可以听到此曲雄壮的歌声”。据当时重庆《大公报》报道，美国音乐家认为，二战以来世界各国涌现出的反法西斯歌曲“尚无好过此歌（《义勇军进行曲》）的”。

四、《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分为六个小组，第六小组主要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组长为马叙伦，副组长为叶剑英、沈雁冰，组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小组秘书为彭光涵。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为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委员，决定以新政协筹备会名义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从7月14日起在国内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征集启事。其中关于国歌的征集提出了五项要求：（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

（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曲谱可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或投稿歌词并附以五线谱。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等音乐家为顾问，进行国歌词谱的评选。

截至8月20日，筹备会收到国歌应征稿件632件，词、谱共计694首，并从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歌曲中选出《延安颂》《延水谣》《救亡进行曲》《太行山上》《松花江上》《毕业歌》《渔光曲》《大刀进行曲》等逐一加以审查，但都不能令人满意。据田汉回忆，在第六小组的最后几次讨论会上，先后由刘良模、梁思成、张奚若等人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预备只用其歌谱而另拟新词，由郭沫若新写了三段歌词（即《新华颂》）。但张奚若以法国《马赛曲》为例，认为沿用原词更具有历史意义。

9月21日《本会议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组报告》中提出，国歌一项，“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此次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义勇军进行曲》成了国歌的不二选择。据彭光涵回忆：“大家认为这是一首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中国人民呼声的雄伟歌曲。它在历史上，起过鼓舞全国人民斗争的号角作用，又是全国和海外华侨大多数群众都熟悉的革命歌曲。”针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个别代表认为全国即将解放，这句歌词“过时了”，建议予以修改。彭光涵将大家一致拥护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和个别委员要求修改歌词的意见上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提请审议。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就国旗、国徽、国歌等未尽事宜进行商讨。马叙伦综合第六小组的意见，提议“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得到梁思成、张奚若、徐悲鸿、郭沫若、黄炎培、田汉、柯仲平等人的赞同。毛泽东一锤定音：“大家都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关于歌词修改问题，周恩来坚持不改，在他看来，“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随后，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意见统一后，毛泽东、周恩来与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后散会。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人民日报》记者李庄在通讯《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中这样写道：“十几年前，它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战斗热情，今后，它将鼓舞我们继续胜利前进，建设一个幸福的新国家。”

9月29日，《人民日报》报道首都各界群众热烈拥护人民政协的各项决议，其中提到，“国歌过去鼓励我们斗争今天又鼓励我们建设”。北京大学全体师生一致认为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是很恰当的，从“一二九”开始一直唱到解放战争胜利，代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呼声。同学们说：“每当我们与反动派斗争的时候我们就唱这个歌，立即增强了我们的勇气和胜利信心，它能鼓舞我们完成了战斗任务，也一定能鼓舞我们完成建国大业的。”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军乐队合奏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旋律响彻开国大典现场。11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对“为什么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其中有些词句不符合于目前情况者为什么不修改”这一群众关心的问题予以解答：

《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在长期间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议，重新确定了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责任编辑 黄艳）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的“左联”文论及其资料整理与研究》（22＆ZD28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