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践行者，又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刘少奇对典故的广用、活用、妙用，既展现了深厚的文化素养、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也传递出对治国理政、崇德修身等的深入思考。

勤于学习、善于思考

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是刘少奇贯穿一生的优良品格。朱德曾赠诗刘少奇“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高度赞扬他坚持学习理论，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品质。刘少奇少时便有“刘九书柜”的雅号。六年的私塾生涯让刘少奇接受了系统的传统文化熏陶，博览了许多中国古典名著。据同学李桂生回忆，刘少奇记性强、理解快，“读过的课文不但能背诵，有的内容理解了还能照着去做”，还时常引用传统经典中的勤学、善思等来勉励自己和同学发愤学习。

十月革命胜利后，刘少奇远赴俄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意志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归国投身革命后，刘少奇从未间断过学习，尤其注重从中国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救国救民之道。全民族抗战时期，敌后战斗频繁，刘少奇仍挤出时间紧抓学习。1942年，刘少奇奉命从苏北返回延安，其间需穿越日伪103道封锁线，即便在这样极端凶险的返程中，他仍坚持一边跋涉一边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繁重的工作让刘少奇难有完整的时间学习，他便利用集中休假时间开展学习。1951年，他带着厚厚几本《中国通史简编》去杭州休假，每天花十几个小时仔细研读，不时圈圈点点，有的空白页上写满了眉批。据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的书架上摆满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刘少奇经常翻阅这些书籍，并在书里夹了很多书签。凡是毛主席提到过的书，他一定找来认真阅读。有一次，毛主席在会议上讲了一个典故，为了更深刻理解该典故的现实意义，他找来《资治通鉴》仔细研读。

刘少奇不仅重视向书本学习，还提倡向实践学习。针对新中国成立后，青年学生中出现的轻视体力劳动现象，刘少奇指出：“在他们看来，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好象是和学生的身份不‘相称’的，而学生们自己干起活来也常常是偷偷摸摸，生怕别人看见，怕‘丢脸’。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实际上还是那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把读书人看得高人一等的旧思想在作怪，实际上是把劳动看作有等级贵贱之分，认为参加体力劳动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还反用《论语·微子》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化用谚语“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来教育读书人不能脱离生产实践，要在劳动中经受系统锻炼，并通过事实来说明“学生们参加课余劳动以后，更加懂得了‘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学习上也更加勤奋了”。

刘少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钻研、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塑造了他深厚的文化素养，也成为他广用典故的基础。

立足现实问题，科学对待传统文化

刘少奇理解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和所思所盼，关注现实问题，关注群众的生活与心理。可以说，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同时注重理论和实际相贯通、历史和现实相联系，用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这是刘少奇能活用典故的关键所在。

刘少奇反对盲目尊崇孔孟，认为要有分析、有鉴别地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942年，刘少奇前往山东分局指导革命工作。对孔孟思想，当地一部分干部认为应该彻底消除孔子的封建影响，另一部分干部则认为批判孔子会伤害群众感情。刘少奇认为，目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的，应该立足于抗战实际，辩证地看待和运用孔子思想。一方面，要“对有害的思想作斗争”；另一方面，要看到“孔子思想的合理因素”。譬如，“孔子曾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是主张民族自卫、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有用，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它，不应该把孔子一笔抹杀”。一方面，他清醒认识到孔孟思想中存在局限性，例如，孔子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认为是一种消极避世态度。另一方面，对于四书五经，他认为不能全盘否定，可以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例如，关于“民为贵”“为政以德”等方面的言论，可以作为当政者的镜子；关于治学、为人等方面的言论，也可用来砥砺青年人进步。

在革命实践中，刘少奇聚焦实际问题，灵活用典。针对党内有的同志对于“为党的事业牺牲是否值得”这一问题存在的不同观点，刘少奇认为，这个想法源于有的同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他指出：“旧社会的甚至剥削者的享乐的人生观（如所谓‘人生行乐耳’，‘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等），认为他们没有享到快乐的生活就牺牲，是不值得的。”“人生行乐耳”出自汉代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原表达的是封建士大夫被贬官之后的消极避世态度。而“浮生如梦，为欢几何”出自诗人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原表达的是作者豁达的胸襟和对生活的热爱。两个典故出处不同、寓意有别，刘少奇却以巧妙化用、合用典故的方式批判党员队伍中存在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并以此教育党员要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并为之不懈奋斗。

全民族抗战时期，随着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激增，个别党员队伍中滋生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起刘少奇高度重视。针对党内有的同志不满意工作，为了自我私欲要求调动，刘少奇指出：“许多同志只想做首长而不愿当副的”，“这是所谓‘宁为鸡首，毋为牛后’的思想”。该谚语出自《战国策·韩策一》，原意是指宁可在小范围内做主，也不愿意在大范围内受人支配，常用以言明志气。刘少奇化用此谚语来批判党内部分同志个人英雄思想作祟、想出风头，以满足自己的支配欲现象。刘少奇反用此典故以教育党员：革命工作是多方面的，无论哪种工作都是必需的，“每个同志应当如列宁说的那样，多做日常的、细小的、麻烦的工作，少说漂亮话。”同时，他指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

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说明深奥的道理

刘少奇以贴近群众的语言风格，大众熟识的典故、谚语等，释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深入浅出、苦口婆心的讲话，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刘少奇用典不拘泥于典故的原本含义，而是注重与当下的交流对象、语境及实际问题相结合，巧妙延伸和转换典故，将其中的大道理化为涓涓细流，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说明深奥的道理。

刘少奇善于用典故中的例子来教育和启发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深入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更好结合的问题，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变成中国字，而且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革命，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为了通俗化释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刘少奇曾引用古希腊神话中大力士安泰的故事，这则寓言原本出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最后一章的《结束语》。刘少奇谈道，安泰的力量来自于其母“地神”，他接触地面时就力大无穷，脱离地面就凶多吉少。刘少奇借古希腊神话中的“地神”形象比喻群众，用安泰形象比喻干部，以此来“说明我们共产党员绝不能脱离群众，因为脱离了群众，就失去了战斗力”。

刘少奇善于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灵活运用典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引发人们的思想共鸣，达到影响人、感染人的目的。他主张：“语言和举例应当是当地农民容易懂而又切身感受到的。农民听懂了，觉悟会提高的。”全民族抗战时期，由群众自创并出奇制胜的地道战受到刘少奇的重视和赞赏。为向战士们形象讲解深入研究地道战经验的意义，他说，《封神演义》中有一个土行孙，能够在地底下行动，闹得对手无法应付，我们人人能做土行孙，难道日军还能有法来对付？刘少奇强调：“把地道战发展起来，就是神出鬼没的办法之一，也是迫使进入根据地的敌人陷于草木皆兵的被动地位的一个办法。”

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出现的个别干部搞特殊化、不爱说实话爱吹牛的问题，刘少奇妙用《孟子·离娄》中“齐人一妻一妾”故事来教育警示干部。他谈道，春秋战国时期，一名懒汉欺骗妻妾，自以为行为高明，但最终被当众揭发而颜面扫地。刘少奇严肃地告诫大家：“我们的各级干部一定要实事求是，有一说一，有二讲二，不要讲假话，不要报喜不报忧，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_{eIkVK92MNGvNWTl8giny7F5TTWhrAGyL10Zm/QOI5N0=}，办老实事”。

在1949年接待苏联援华专家团时，刘少奇作了关于同苏联专家合作问题的报告。关于中国同志如何处理与苏联专家的关系，他在讲话中幽默地反用典故“有理三篇担，无理篇担三”这一俗语。该话原意是指不问是非曲直加以惩处，刘少奇在外交场合妙用此俗语，既巧妙表达对苏联及其援华专家的崇高敬意和感谢，又借此来要求中国同志一定要搞好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可谓一语双关。

刘少奇善于引用、化用、反用典故来分析党内不良作风，帮助同志改进。刘少奇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连孔夫子都反对，我们还能不反对么？”该谚语原出自《论语·阳货》，是孔子用来勉励弟子要务实，用心思考和读书。刘少奇还引用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来教育引导子女要善于与先生和同学们团结合作。他在给儿子刘允若的信中谈道：“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人，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要肯于为大家的事情吃一点亏。”

把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建设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刘少奇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意识到，不能离开中国的特点和国情空谈马克思主义，主张“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提到：“把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建设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中国化”。书中大量引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传统典故、名人名句、成语谚语等，围绕“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和如何进行修养”等中心问题，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修养观，以此言明对待党性修养的态度。

刘少奇引用孔子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说明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引用孟子的“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说明成长要经历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他强调：“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

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百年大业’，是决不能‘一蹴而就’的”。他引用《孟子·滕文公下》中提到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教育党员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气节，要以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终身奋斗目标，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觉悟。刘少奇引用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来激励共产党员要正视自己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的旧社会思想意识和习惯，积极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并主张“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他回顾自身经历，强调：“不要怕改造，我们自己最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相信孔夫子，相信封建文人，后来又相信资本主义，相信国民党，最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

论及党员自我修养的方式方法时，刘少奇对传统修身思想中重视“慎独”“内省”，强调“德行统一”“知行合一”等观点要加以继承与发扬。他引用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说明个人修养的提高需要经过反复锤炼，以引导党员认识到“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刘少奇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指导，提倡要坚决反对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修养观，并引用毛主席“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观点教育党员要在实践中做到言行一致。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处于各种复杂斗争包围中，开展正确的、恰当的党内斗争是增强党内团结，开展好工作的重要环节。刘少奇认为：党内斗争的本质是一种思想斗争，是要通过思想上的一致而保持和加强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组织。

刘少奇引用中国古代谚语“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来教育党员虚心接受他人对自己的正确批评，也要受得起误会，同时经常警惕、检查自己的思想行动。刘少奇强调，党员应该不断增强思想自觉性，做遵守党内纪律的模范，他说：“对别的同志可以宽，对自己应当严，这就是古人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待己以严，对人以宽’”。并主张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的“与人为善”思想，以诚恳坦白的态度对待同志，能汲取他人的长处，与人共事。党内的问题在尚未弄清楚之前，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蛮横解决，“我们一切同志对一切的问题，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强不知以为知’”。

刘少奇认为革命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复杂多变，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要善于发挥民主集中制，依靠和发扬多数人的智慧，任何不让他人发表意见的行为都是不对的。他谈道：“中国古语有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只有经过大家讨论商量过的意见，才能是比较完满的、正确的意见。俗话所谓‘三个臭皮匠，合成诸葛亮’也就是此意。”

刘少奇认为，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为了提高党性，增强党内团结。他提倡要继承古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畏，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自省自勉的原则，摒弃“家丑不可外扬”的错误观念。他化用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观点，强调：“只有自己首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才能纠正人家不正确的立场；只有自己是完全正派的，然后才能矫正别人的不正派。所谓‘必先正己，然后才能正人’”。刘少奇认为党内的自我批评、改正错误是为了搞好关系，增进团结。他谈道：“孔夫子很奖励人改过，象子路闻过则喜，孔夫子称为‘美德’，这倒是中国的好传统。”刘少奇曾在给子女的家书中谈道：“同志式的善意的批评，则是对人的一种最好的帮助。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就是讲的这种批评。”他多次赞扬并引用《孟子》中提倡的“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该话的意思是说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错时感到高兴，以此来教育党员要发扬古人自省的精神，以虚心接受他人的批判和建议来不断完善自我言行，以个人进步来促进党内团结。

刘少奇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行探索者和杰出贡献者，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程中留下了丰厚的理论财富，为新时代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提供了重要借鉴。（责任编辑 袁倩）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