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历经14年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一片欢腾，沦为汉奸、傀儡的伪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政府惊恐万状，深受殖民统治奴役的台湾人民热切期盼光复。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日本侵略军的彻底失败，也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好战必亡，正义必胜。

延安：军民高举火炬庆祝胜利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党中央、毛泽东在这里，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回答了决定抗日战争成败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并指挥了波澜壮阔的敌后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以伤亡61万余人的重大代价，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名，人民军队发展到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余人，并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这支雄厚的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是在1945年8月10日晚得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当晚，延安清凉山新华社工作人员忙碌着收、编、发稿，当接收英国路透社的电讯稿时，忽然抄到了好几个特急信号，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和大家一起焦急地等待着这个特急消息的出现。稍后，一行“日本侵略军投降了”的标题跃然纸上，接着出现的电文内容是：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转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窑洞里顿时欢腾起来。吴文焘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用电话把这个消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连声说道：“好哇！好哇！”并要同志们再注意收集其他国际通讯社的消息。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延安，全城霎时沸腾起来，万众狂欢。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到处红旗飘扬，人们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之中。兴高采烈的人们竞相拥抱，以此表达内心的喜悦。各处的黑板报、墙报上，也都用大字报道着日本投降的消息。当天晚上，延安市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有人把扫把倒上灯油，有人把棉衣和被子里面的棉花扯出来，缠在树枝上，蘸油点火。人们找来身边所有能烧的东西，甚至把纺车、笼屉拆了当作火把。无数火炬映亮山间河畔，火红的巨流涌向市中心。机关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纷纷上街，载歌载舞，欢呼雀跃。口号声、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天空。游行队伍高举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高声唱着：“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

在火炬游行的人流中，还走着一支日本工农学校的队伍。他们过去大多是侵华日军中的士兵，被俘后经过教育参加了反战运动而被送到延安学习。他们同中国抗日军民一起振臂高呼口号，并兴奋地议论着战后回国的话题。这一天，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兴奋的心情。他们最先得到日本发表无条件投降诏书的消息，先是激动地端起冲锋枪朝天发出一连串的点射，接着又驾驶汽车加入了火炬游行的队伍之中。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邀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人民庆祝胜利的狂欢情景感染了延安的作家和诗人。艾青在《人民的狂欢节》中写道：“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消息像闪电划过黑夜的天空。人们从各个角落涌出，向街上奔走，向广场奔走……笑呀！叫呀！奔呀！跳呀！舞蹈呀！拥抱呀！没有人能抑住自己的感情！人人的心都像火把一样燃烧……地壳在群众的脚步下震动了！这是伟大的狂欢节！胜利的狂欢节！解放的狂欢节！”

据《毛泽东传》记述，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并做着准备的。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曾估计“日本也许明年就倒下去”。然而，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速变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速地作出决断，其中最重要的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怎样妥善处理迅速上升的国内矛盾。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领导，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小时。

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了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10日24时至次日18时，朱德总司令先后发布第一号至第七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向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的敌伪军队及其指挥机关发出通牒，限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器，并对拒绝缴械投降的敌伪军予以坚决消灭。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一）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二）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

中共中央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据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解放区战场军民共歼灭日军1.37万余人、伪军38.5万多人，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为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彻底灭亡作出重大贡献。同时，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维持独裁统治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地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以应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严重威胁。

重庆：民众涌向街头彻夜欢庆

抗日战争伊始，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中国军队在作战中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失守，南京频频告急。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大后方，提议以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本日移驻重庆”。自此，重庆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00余次，小战斗3.89万余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爱国官兵，不怕流血牺牲，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高级将领为国捐躯，上百万官兵阵亡，他们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

作为陪都的重庆，是中国遭受日机野蛮轰炸次数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个城市。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4年12月19日，日军飞机持续轰炸造成重庆32829人直接伤亡、6651人间接伤亡，财产损失约100亿元法币。其中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最为惨烈，单次造成3991人死亡、2287人受伤，创下人类战争史上单次空袭死伤超5000人的纪录。1941年6月5日，日军对重庆连续实施5个多小时的大规模轰炸，近万人涌进了只能容纳五六千人的较场口大隧道。高温、严重缺氧和踩踏，致使超千人死亡、近千人受伤，酿成了震惊全国的大惨案。

8月15日中午，饱受战争摧残的重庆民众通过短波广播收听到日本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片段，尽管多数人不懂日语，但“日本投降”的猜测迅速蔓延。下午3时，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正式确认消息，播音员激动到哽咽，反复高呼：“日本投降了！”此前几天，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不胫而走，已在民众中传开。连日来，重庆百万市民沉浸在热烈狂欢之中。街头报童挥舞印有“日本投降”粗体大字的“号外”引发疯抢，有的市民把整版报纸贴在自家门前示庆。市中心都邮街（今解放碑）瞬间涌入数万人，市民将办公室文件、报纸撕碎和彩带一道抛向空中，宣泄心中的狂喜。美联社记者报道，“纸片如暴雪般遮蔽了阳光”。沿街商铺免费分发米酒、鞭炮，小贩把物品塞给行人，高喊：“不要钱！胜利了！”一名绸缎商打开仓库，将数百匹白布铺在街头任人踩踏，高呼：“再不用给前线做绷带了！”防空洞口堆积焚烧的《防空手册》，灰烬随风飘散。许多家庭在供奉的抗战阵亡将士灵位前摆上酒菜告慰。朝天门码头，苦力们自发卸下“抗战到底”的沙袋标语，换上“民族复兴”的新标语。医院里，截肢伤员集体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有护士回忆道：“纱布全被泪水浸透。”据《国民公报》记叙，“全市的餐馆酒楼座无虚位，猜拳行令，响彻云霄。糖果店的食品供不应求，忙坏了伙计，笑坏了老板”。“凡是贩卖过鞭炮的店子，都因为爆竹售完，深恐无货供应肇祸，纷纷闭门大吉。结果，有几家专贩鞭炮的店号大门被狂欢的人打得粉碎，老板认为是喜气盈门，宪警在旁则鼓掌狂笑。”苏联大使馆外，外交官与市民高唱《喀秋莎》。美军俱乐部搬出所有威士忌与茅台混饮，中美士兵用钢盔碰杯。英国记者笔下一幕尤为动人：一名独臂老兵静坐街角，将勋章一枚枚别在胸前，泪流满面却始终微笑。

入夜后，市民点燃火把、煤油灯，打开手电筒，甚至拆下门板泼油燃烧照明，组成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七星岗绵延至两路口，长达数公里。商铺捐出铜盆铁桶充作锣鼓，寺庙僧人敲钟击磬，金融界人士抬出银行保险库的铜门猛砸作响。这座饱经五年多轰炸的城市，在8月15日经历了从大悲到大喜的历史转折。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描述：“重庆的狂欢不是巴黎式的浪漫宣泄，而更像一个窒息太久的人突然获得氧气的剧烈喘息。”这种情绪宣泄的背后，是战争期间重庆承受的218次轰炸、数万市民伤亡的沉重记忆。

抗日战争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主力逐步退守至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日本宣布投降时，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中。为了抢夺胜利果实，不让共产党军队受降，蒋介石于8月11日连续下达三道命令：命令国民党军“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其目的是尽快到各地受降；命令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言外之意是抵制共产党的接收；在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令中称，“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对日、伪军不得“擅自行动”，意在剥夺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

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坚决反对。8月13日、16日，朱德等连续致电蒋介石，严正声明：“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15日，朱德又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向美、英、苏三国大使提交一份说帖，请其转达本国政府，说明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日伪军队投降的理由，提出五项声明和要求，请他们理解和支持。同日，朱德总司令向冈村宁次下达了令其投降的命令，要求被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包围的日军向我方投降。

但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8月15日发布的第一号通令中，竟指定唯有蒋介石政府才享有中国受降权。当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政府的名义，电令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由此通令所部，只向蒋军投降，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实际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在此期间，蒋介石还公开任命一批汉奸、伪军头目为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官员，为其担任守备、抢占地盘。按照盟国规定，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是：中国大陆（除东北归苏联受降外）、台湾（含澎湖列岛）和越南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在此范围内，理应由在该地区作战的部队就近受降。但蒋介石集团不顾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反对，垄断了中国战区的受降权，划分了16个受降区，并任命了各区受降主官。而当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解放区战场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均被排除在受降之外。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向蒋介石表示：“美国支持中国中央政府，将以99%的力量运输中国军队至收复区。”在美国舰艇、飞机、汽车等支援下，蒋介石命令各战区、各方面军以空运、车运、水运及徒步等方式猛烈推进，抢夺胜利果实。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企图用战争手段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以实现其独裁统治。但这在客观上还有许多困难。美、苏两国从各自的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国内久经战争摧残的广大人民和民主党派、国民党内进步人士，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同时，蒋介石还未来得及完成内战准备。因此，他不得不改变策略，打出和谈旗帜，以掩人耳目，应付舆论，并抓紧做发动内战的准备。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声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探讨”。28日，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举国欢庆抗战胜利之时，又一场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尖锐斗争开始了。

通化、南京：傀儡政权迅速崩溃

8月15日这一天，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吉林通化大栗子沟，处于惊恐万状之中。

侵华战争中，日本为解决兵力不足等困难，每攻占一地，就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以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目的。日本占领东北后，反复酝酿过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形式问题。日本军部提出过三种方案：一是扶植汉奸集团，建立名义上属于中国的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所谓独立国家；三是将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版图，实行日本人的直接统治。日本最终选择了第二方案，建立了由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范围涵盖现今中国除旅顺和大连以外的东三省全境，以及蒙东和河北承德地区。

当时的东北虽然只约占全国1/12的国土面积、1/10的人口，却是中国工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等最发达的区域。日本殖民期间，在这里实行了残暴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伪满洲国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大后方、军事的总后勤基地。

1945年8月9日0时，苏联红军对日本关东军展开猛烈进攻。经10余天作战，击毙日军8.3万余人，俘虏日军60.9万余人，加速了日本投降的进程。战争发起后，日军节节败退。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等告知溥仪，日军要退守南满，“国都”要迁到通化去。11日晚，溥仪携家眷和伪满大臣等500多人，在长春登上火车展开逃亡行动。13日晨，到达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沟。这里地处长白山下，与朝鲜一江之隔，山高林密，有一座日本人开办的铁矿，可躲避苏军空袭。

1945年8月15日中午，溥仪打开收音机，收听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终战诏书》。溥仪的弟弟溥杰回忆：“溥仪通知我到他房里听广播，我立即过去。一进他的屋子，只见他正襟危坐，态度严肃而又悲哀。”广播“声音夹杂杂音，听不清楚，可是断断续续地能够听出来他在宣读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听到这里，溥仪哭了。我想安慰他，可是实在说不出话来。我俩手拉手，相对流泪。完了，这下彻底证明‘满洲国’是完了，因为连日本都投降了，哪还有我们的生路呢？”溥仪的妻子李玉琴在回忆录中写道：8月15日，日陆军中将、伪满御用挂（类似皇帝秘书）吉冈安直“通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溥仪立即双膝跪下，向东叩首，还打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表现出奴才嘴脸和担心傀儡戏唱完后遭日本人抛弃灭口的恐惧心态。

8月17日，关东军司令部向全军下达命令，宣布停战缴械。是日晚，伪国务总理张景惠、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伪满政权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等召开“内阁会议”，提出：日本天皇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满洲国”已失掉存在意义。接着，他们一起去见溥仪，商洽“退位”事宜。溥仪在“临时行宫”召开了“御前会议”，吉冈安直拿出写好的“退位诏书”，让溥仪签字。午夜至18日凌晨，在大栗子沟矿山技术工养成所举行了“退位仪式”，溥仪用两分钟读完了“退位诏书”，宣布伪满政府解散。至此，伪满洲国在日本关东军卵翼下，存在了近14年而最后垮台。

19日，溥仪及随行人员坐火车前往通化，又从通化乘小飞机到达沈阳，计划换乘大飞机逃亡日本。途中，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时被苏联红军逮捕，并被押解到苏联，在赤塔和伯力被囚禁了5年。1950年8月1日，溥仪与其他伪满洲国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政府，均受到不同处罚。溥仪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了近十年的学习教育与劳动改造。

在伪满洲国覆灭的同时，伪南京政府也遭遇同样命运。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相继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张家口组成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这几个伪政权都是区域性的，且头面人物多为北洋政府余孽，缺乏号召力，不足以与国民政府抗衡。1940年3月30日，在部分伪政权的基础上，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这是一个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共亲日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由日本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其积极充当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狗，推行奴化教育，泯灭民众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以“中日经济合作”为名，为日军的侵略战争提供经济支持；组建伪军、设立特务机构，协助日军维持占领区治安，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和“扫荡”，残酷杀害、迫害沦陷区人民和进步人士，犯下累累罪行。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担任了伪政府代主席等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南京城附近唯一的中国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所部正加紧在南京四周广大农村地区活动，先后占领了溧阳、溧水、句容、东坝、湖熟等城镇，兵临南京城下。同时，策动驻南京的伪国民政府警卫第三师师长钟健魂率3000余人起义，投奔六合解放区。其间，中共中央华中局代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派遣情报部长扬帆，于8月15日赶到南京，要求日军总部代表立花等人，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转达朱德总司令命令和新四军对华中日军的最后通牒。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派遣冯少白，以新四军联络部长的名义，前往上海和南京，约见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特别市市长周佛海，要其向新四军投降。因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垄断受降权，并利用日伪军作为“卫戍部队”抵御共产党军队，人民武装对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日军受降的意图未能实现。中共中央决定改变战略方针，由夺取大城市、交通要道改为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农村，作持久打算。

按照日本国内的指令，8月14日，日本驻汪伪政府大使谷正之会见陈公博，正式通报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和驻上海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也奉命向汪伪政权头目作了通告。陈公博见日军覆灭已成定局，本来早想与重庆当局联络，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充当马前卒，但一直得不到准确答复。他还以个人名义致电蒋介石，希望给他一个回电，让他负责指挥伪军维持地方秩序。但这只是陈公博的一厢情愿，因为陈公博是除汪精卫之外的最大汉奸头目，蒋介石不打算公然委以重任；况且陈所控制的武装力量极为有限，利用价值不大。陈公博只好致电在上海的另一汪伪政权头目周佛海，催他赶快来南京商量。

周佛海到宁后，即与陈公博“会商办法”。16日下午3点，汪伪政权在南京颐和路“新主席官邸”，召开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陈公博首先发言，讲述了当前局势，提出解散“南京政府”，并表示在重庆派员接收之前，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临时治安委员会”，由他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临时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王荫泰副之，以负责办理各部门善后事宜，并负责辖境以内的治安。对于陈公博的这番表态以及提议，全场无人反对。陈公博取出了预先拟就的所谓“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让伪内政部长梅思平读了一遍，与会人员对文字上提出几点修改意见后，会议即草草收场。当晚，这些决定由南京伪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历时五年多的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在亿万人的咒骂声中覆灭了。

汪伪政权倒台后，大小汉奸们作鸟兽散，最终受到严惩。头号汉奸陈公博知道自己终将难逃一死，于是在日本人帮助下东逃日本，后被国民政府引渡回国受审，最终被判处死刑，于1946年6月3日在苏州狮子口监狱被执行枪决。伪立法院长梁鸿志携家带口躲到苏州，后被国民党军统发现，1946年4月3日被押解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于11月9日被执行枪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于1945年10月5日在北平被捕，当年12月25日在北平北城炮局监狱畏罪自杀。其他汉奸诸如王揖唐、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等，都在战后被执行枪决。而本以为帮助蒋介石接收上海，自信满满能逃过一劫的周佛海，也没能逃过正义的审判，于1948年2月28日病死在老虎桥狱中。历史终究对汉奸作出了严正判决。

台湾：与祖国分离50年后迎来光复

1945年8月15日晚，台北天马茶房贴出一副对联：“天下本是中国土，马上恢复中国人。”这表达了当时600多万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

1894年，清军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败，翌年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包括台湾在内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同胞遭受残酷的殖民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日军初上台岛时，守岛清军与民众奋起抵抗四个多月，阵亡万余人。此后50年，台湾武装抗日、文化抗日等各种抗争不曾停止，牺牲人数超过65万。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战略转折。为讨论对日作战计划和战后安排，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签署了《开罗宣言》。《宣言》声明：“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此后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必须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再次从国际法上明确了中国的主权。

8月15日中午12时，台湾各机构人员按预先通知收听了日本天皇的广播讲话。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立即传遍整个台湾。人们为迎接光复，忙着学国语、挂国旗、祭祖宗。日本在统治时期采取了“语言同化”政策，实行奴化教育，尤其在后期完全禁止台湾人民使用汉语，学校教学、官方语言、书面语言均为日语，导致台湾人民除了闽南语方言外，几乎不能使用汉语阅读、书写和交流。8月15日之后，全台掀起学习汉语的热潮，许多人在街头挂起黑板，面向围拢来的民众就地传授汉语。在当时，只要有会汉语的人，不管发音和书写标准不标准，都会有人围着他学。为推行汉语，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魏建功受任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他编订“国音标准汇编”，作为台湾推行标准国语的依据。民众为了表示对祖国的向往，家家户户都赶着悬挂中国国旗。由于多年的隔绝，许多民众对国民政府旗帜的具体样式不了解，制作出来的旗帜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台北一商人找到一个教学地图，动员全家老小按地图上标绘的国旗样式精心仿制，因制作比较规矩，一时间非常抢手。民众期盼了几十年的光复台湾的愿望终于实现，不少家庭焚香祭祖，用胜利消息告慰祖先和抗日英烈。

9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10月5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一行80余人，自重庆抵达台湾。6日，指挥所在原日本总督府举行升国旗仪式，国民政府开始了对台湾的正式接收。15日，《台湾新报》头版头条刊登消息：“全省待望之中国军队，今天将登陆于基隆。”台湾民众闻讯蜂拥至码头迎接，一时间人山人海。但军舰当日未能到达，不少人就夜宿码头等候。17日，中国军队抵达基隆码头，许多民众激动得流下眼泪，欢呼声浪震天动地。次日，大部分官兵乘火车前往台北。到达时，台北万人空巷，市民自动聚集在车站四周和道路两旁，热烈欢迎来自祖国的军队，场面极为动人。有亲历者后来回忆说：这种热烈场面是台湾亘古未有之盛况，也实为大陆其他沦陷区所少见，彰显了台湾民众对摆脱日本统治、实现光复向往之深、盼望之切。

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10时整，鸣炮，典礼正式开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受降，向日本驻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宣布：本官奉命“接受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海陆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接收台湾、澎湖列岛之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之后，将接收命令和命令受领证，交本部参谋长柯远芬转交安藤利吉。安藤利吉在命令受领证上签字、盖章后，由驻台日军参谋长谏山春树向陈仪呈上日本驻台湾军队的投降书。这标志着日本在台湾50年的统治正式结束。安藤等被带出会场后，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

台湾光复，一举雪洗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中遭受的巨大屈辱，台湾同胞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怀抱。当天下午3时，举行了庆祝台湾光复大会。第二天，台北学联和市民又组织庆祝光复大游行，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和民众载歌载舞庆贺胜利，燃放鞭炮，敲锣打鼓，舞狮舞龙，欢庆之声响彻云霄。1946年1月1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训令：“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以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同时，又将10月25日定为台湾光复节。

8月15日，是延安、重庆、南京、台湾人民欢庆的日子，也是所有中国人普天同庆的日子。历经屈辱与抗争的北平沸腾了，天安门前竖起了大型标语木牌：“还我河山”，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鞭炮、锣鼓、横幅、标语，人民痛快淋漓地宣泄着、庆祝_{Eg5PkuguNMYr2ON1XD5vfWswOiCMyzQp9nSNDSn/C/w=}着。10月10日，北平受降典礼在故宫太和殿前隆重举行。20多万民众聚集在紫禁城和四周，争相见证这一历史时刻。这一天，上海市民涌上街头庆贺胜利，南京路等繁华地段挂上国旗，外滩有大量人群聚集燃放鞭炮。寓居上海的梅兰芳，当初因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演出而蓄须。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当即剃去胡须，高兴地宣布：“胜利了！我要登台演出了。”人们以各种方式，热烈地表达对祖国抗战胜利的庆祝、喜悦和自豪。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用激动的笔调写出了全中国人的心情：“全中国人都欢喜得发疯了！这是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半世纪的愤怒，五十年的屈辱，在今天这一天宣泄洗刷了。八年间的死亡流徙，苦难艰辛，在今天这一天获得报酬了。中国人民骄傲地站在战败了的日本法西斯者前面，接受了他们的无条件投降，这是怎样的一个日子呀！谁说我们不应该欢喜得发疯？谁说我们不应该高兴得流泪呢？”

日本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责任编辑 崔立仁）

作者：原成都军区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