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毛泽东号召:“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同年7月,在延安女子大学成立大会上,周恩来饱含深情地说:“向警予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英勇牺牲了,我们不要忘记她!”
1895年9月4日,向警予出生在湖南省溆浦县城关镇西街一个土家族人家中。其父向瑞龄,儿时赤贫,后在溆浦县最大的商店“鼎盛昌”商号做厨工,逐步升任为全店的管事。后来,向瑞龄在溆浦县开设了自己的“大道生”南货店,成为溆浦最大的商人,晚年曾任溆浦县商会会长。
向警予的父母共生育12个子女,成人的有8个,其长子、五子、七子、十子都曾留学日本。排行第九的向警予,六七岁进私塾读书,最爱听“木兰从军”的故事。戊戌变法时,向警予的大哥与开明人士在溆浦县创建了一所新式小学。向警予成为“这所新式学校中有名的女学生,她会做热烈的民族色彩的小论文,会做体操,尤其会‘翻杠子’。在学校以及在每次全县学生比赛运动中,警予是最耸人听闻的‘文武双全’的第一名。在这种社会的奖励空气之下,愈加把这个新式的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子兴奋起来,于是她自早到晚想做‘天下第一个伟人’,睡梦中都是这样的想着”。
1907年,向警予的大哥从日本留学归国,在湖南常德西路师范学堂教书。向警予也跟随大哥来到常德读书。向警予的大哥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是湘西同盟会负责人之一,在大哥的影响下,向警予开始崇尚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向警予非常刻苦用功,著名作家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和向警予是同学,据余曼贞回忆,当时向警予的“学问道德为全校之冠”。清朝灭亡后,向警予来到省会长沙,先后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南女校。这时期的向警予“十分关心政治。当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消息传到湖南后,全省学生无比愤怒,奋起反对。她也丢开书本,走出课堂,和同学四处宣传,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唤起群众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为表达对封建势力的不满,她把名字由“向俊贤”改为向警予。
从周南女校毕业后,向警予怀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在家乡溆浦县城创办了学堂,“任校长职三年”,培养了不少具有新思想的人才。五四运动爆发后,向警予带领师生上街游行,并当众摔烂了一个日制的瓷脸盆,表示抵制日货的决心。在她牺牲后,蔡和森撰写了《向警予同志传》,文中提到这一阶段“她的感情热烈得很,她为国家大事,常常号啕大哭,她相信所谓‘教育救国’,她抱‘独身主义’,要终身从事于教育来改造中国”。
1919年下半年,向警予应同学蔡畅之约离开溆浦赴长沙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并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在长沙期间,向警予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与蔡和森的交往也日益增多。1919年12月25日早晨,向警予、蔡和森、蔡畅及蔡母葛健豪等50余人,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赴法国勤工俭学。
向警予来到法国后,先在法国南方的一个小县城蒙达尼补习法语,这里设有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向警予、蔡畅、葛健豪等进了女子中学,她们计划学习3个月法文,然后到豆腐公司去做工,蔡和森则进了男子中学。向警予在学习上非常勤奋,以惊人的毅力,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初步掌握了法语,因而在短期内读完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1920年4月29日,向警予通过华法教育会得知,法国全国的工人要在五一节举行大罢工。为了中国留学生的安全,华法教育会希望这期间留学生不要上街。向警予、蔡和森却认为,这是了解法国劳工运动的好机会,向警予提出“五一那天到巴黎去,巴黎是首都,罢工规模会更大,声势也会更大”,还建议“到时收集相关的报纸、传单和揭帖,以供我们研究之用”。
1920年5月1日,向警予、蔡和森乘早班车赶到巴黎星形广场。广场被罢工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加上震天动地的呐喊声,变成了愤怒的海洋。罢工的人们有的在演讲,有的在散发传单。大批的巡逻马队和武装警察赶到,冲突中,许多示威者倒在血泊中,有的被抓上警车。当晚,向警予、蔡和森乘火车回到蒙达尼,并从巴黎带回了一大摞宣言、传单、揭帖和书刊,这是向警予第一次接触工人运动,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经此一事,向警予便放弃了原来“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法国积极参与组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相关事宜。也是在这年5月,向警予与蔡和森结婚。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起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回忆,“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它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造人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

由于法国经济形势恶化,加上北洋政府停发留学生生活费,旅法留学生在生活上遇到极大的困难。1921年2月28日,400多名留学生包围了中国驻法公使馆,向公使馆发起“求学权、求生存”的斗争(史称“二二八运动”)。向警予是这次运动的带头人之一。驻法公使陈箓被迫借款维持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而恰在这时,中国政府用庚子赔款在里昂建造了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却不准勤工俭学学生进入该校学习,而是从国内招来了一群达官子弟。这一做法引起学生的公愤,随后,爆发了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在占领中法大学的斗争中,向警予主要负责支援和联络工作。占领中法大学斗争失败后,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人被武力遣送回国,向警予因怀有身孕,没有同归。1922年初,向警予也回到了上海,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做妇女工作。

到贫民女校担任教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两大任务,其一是通过创办工人学校,辅以出版工人读物,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1922年4月1日,向警予在上海生下了她与蔡和森的第一个孩子后,便拖着虚弱的身体,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中。当时的上海是产业集中的大城市,纺织厂、丝厂、烟厂等遍布全市,这些工厂里有大量的女工,女工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个个苦难深重。向警予到上海平民女校为这些女工授课,她结合女工的实际情况,编写了许多深入浅出、生动易懂的教材。为鼓舞女工的革命斗志,她还用上海话编写了一些反映女工悲惨境遇的歌曲,这些歌曲很快就在女工中流传开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向警予还把女工中的一些积极分子吸收为党员,如南洋烟厂女工唐景、陈倩如等人。不少平民女校的学员在向警予的培养下,后来也成为妇女运动的骨干。
积极组织领导工人罢工运动。中共二大上,向警予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党中央成立了妇女部,向警予担任第一任部长。1922年8月,向警予领导了有上海44家丝厂的2万余名女工参加的大罢工。为鼓舞女工的革命斗志,向警予到女工中进行演讲,每次演讲结束后,女工们都会聚集起来,高喊“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不上工”等口号。向警予还经常到女工家里家访,她在上海女工中有着极高的威信,女工见了她就像见了亲人一样,向警予说的话,她们都会照着去做。44家丝厂大罢工虽惨遭失败,但向警予给予参加罢工的女工以高度评价,指出,“团结抵抗,实是她们生存竞争上一个迫切的表现,虽因高压及不能坚持而失败,然不失为吾国劳动妇女运动之空前大举”。同年8月5日,向警予又策划领导了上海新闸、闸北一带38家丝厂1万余名女工参加的大罢工,这场罢工前后持续了16天,最终取得了胜利。
深入实际体验生活,开办女工夜校。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向警予为大会起草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三大闭幕2QcXRMn39iUM1YHaFsBQu1Zv0TDb8p8Ox1dKfhxMML0=后,向警予、蔡和森与毛泽东、杨开慧,以及罗章龙夫妇同寓在上海闸北区公兴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称三户楼。向警予为户主。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以迎接大革命的到来,作为中央委员的向警予进入丝纱厂,体验女工的苦难经历。
早上5点多,天还没有亮,向警予就来到了南洋纱厂门口。此时放工的女工从厂里走出来,门口专门有几个妇人负责对她们搜身。一旦搜到她们身上有纱线、棉花之类,女工手中的工钱折子就会被剥夺。向警予夹杂在女工中混进厂里,纱厂的车间里热得如同蒸笼一般,轰隆的机器声几乎要震破人的耳膜。女童工因为个子矮小,还得踮起脚尖来操作缫丝机。有的女工在滚沸的水锅里捞着蚕茧,双手都烫起了水泡。稍有懈怠,还会遭到工头的怒斥,甚至毒打。放工时,向警予走进童工们住宿的工房,住宿的工房里刺鼻的汗臭、粪臭和霉味令人无法呼吸。深夜,向警予就与女工挤在一起睡。
经过深入的体验生活,向警予深刻认识到:“女工们用了十分之八九的血汗,替厂主作牛马,只得到一角几分的酬劳,辛辛苦苦所做出来的丝织物,何曾享受过一丝一缕……我们应该带领她们,赶快打倒那残酷无情的资本制度!”她建议以中央妇女部的名义,开办女工夜校,培训妇女运动骨干分子,获得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支持。
为了能尽快开办女工夜校,向警予先把各个工厂的优秀分子集中起来培训,培训结束后让她们分别担任各个夜校的校长。培训班开学的第一天,向警予请来陈独秀、张太雷、邵力子、沈雁冰、邓中夏、恽代英等人到场,并由陈独秀为培训班讲第一课。向警予在给培训班学员上课时,先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接着便说道:“你们细细看,这个工字可不得了,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中间一竖就是代表顶天立地的好汉,也包括你们女工,这就是我们工人的伟大形象。”向警予讲课经常说:“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再生父母,没有农民种田,我们都会活活饿死。没有工人织布,我们都会活活冻死。我们生活中的哪一样,都离不开工人、农民。”在向警予努力下,很快就开办了45所女工夜校。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向警予、毛泽东等人在上海协助国民党左派,改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向警予以执行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与上海各区妇女代表进行洽谈,并筹组妇女运动委员会,积极推动上海的女工运动,并开始组织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
组织领导上海14家丝厂女工大罢工。1924年6月,正值江南地区新茧上市的时节,丝纱女工都想趁着这个机会多挣些钱。但贪得无厌的日本资本家邀集70余家丝纱厂一起裁减工人,还将女工每日的工时延长至12小时,工资则一律降低到大洋1角5分,并取消了每月4天的赏工休假,引起广大女工的强烈不满。随后,在向警予的领导下,上海14家丝纱厂1.5万多名女工,爆发了大罢工。为了解决女工罢工期间没有收入来源的问题,向警予带头到街上募捐,将募集到的资金及时发放给了参加罢工的女工。
为了逼迫女工复工,日方厂家组织一群流氓打手抓一些女工回厂做工,用以制造工人复工的假象。为此,向警予马上挑选了一两百个身强力壮的男工,组成工人纠察队,对付那些流氓打手,保护罢工女工。眼见白花花的茧丝变了颜色,资本家急了,但又不甘心答应工人们提出的复工条件,便在报纸上登消息:“十四家丝纱厂的联合工会组织—丝茧女工会成立了,女工会要求女工们马上复工。今后,有什么要求,都可以通过女工会提出来,一切由女工会出面解决。”资本家口中的这个丝茧女工会是由资本家组织成立的,会长是上海滩有名的女流氓穆志英。为了揭穿资本家制造的谎言,向警予提笔写了《上海丝茧女工会是工人的还是资本家的?》一文刊发在《妇女周报》上,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同情,而且很快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女工们提出的罢工条件,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领导南洋烟厂大罢工。南洋烟厂是英国在远东地区开办的规模最大的香烟制造厂。该工厂大部分使用的是女工和童工。向警予曾多次化装成女工,到工厂车间开展调查研究,发现该烟厂不但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对工人要求也十分苛刻。江南黄梅季节,为了防止潮气进入车间致香烟发霉,车间的门窗始终紧闭,但是车间没有通风设备,香烟中的有害物质导致许多工人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和胃病,烟厂却规定病假超过三个月就要被开除。

工人们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深夜,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得一边啃着自带的大饼,一边拼命干活。不少女工或童工累倒在水泥地上,监工便对他们拳打脚踢。工人们累死累活干一天,收入却极其微薄,男工4角或5角不等,女工200文或300文不等。在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等人的支持下,烟厂于1924年2月成立了由工人组成的工会,同年7月,又成立了中共南洋烟厂党小组。
1924年9月,南洋烟厂废除工人病假给资的旧例后,又新增了针对工人的30余条苛刻规则。为此,工会多次找烟厂交涉,都没有结果,烟厂还无故开除数十名工人,工人们忍无可忍,爆发了南洋烟厂大罢工。
罢工前,向警予参加了南洋烟厂职工代表会,专门讨论怎样坚持罢工的问题。她还亲自指导女工如何增强团结、坚持斗争。此外,还撰写了多篇文章,刊发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中国工人》杂志上,用以指导南洋烟厂的罢工运动。罢工中,南洋烟厂将参与罢工的骨干成员500多人集体开除。为了打击烟厂资方的嚣张气焰,向警予组织召开上海各团体联席会议,到会的有全国学生总会、工团联合会、上海市民协会、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淞沪机械职工同志会、劳工青年会等30多个团体,成立了“南洋烟草工人罢工后援会”。后援会发表《后援会致全国各报馆的通电》,推举工人代表张洪奎到广东面见孙中山,要求抵制南洋香烟。又拦截运往广东的200余箱南洋香烟,卖出后把钱带回上海,发给罢工工人。
罢工中,烟厂资方收买上海各大报馆,接二连三地刊登一些小团体和“工友”的所谓启事,对罢工进行恶毒的攻击,以破坏外界对工人的同情。为此,向警予写下了《南洋烟草资本家打破罢工之恶辣手段》一文,对烟厂资方给予了无情的痛斥与批判。她还利用中国共产党手中的报纸,揭露资本家欺压工人的罪行,争取社会的同情。在罢工中,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里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却利用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为烟厂资方说话。向警予撰文对国民党右派的罪行予以揭露与批判。这场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1925年1月,南洋烟厂党小组改建为党支部,向警予担任党支部负责人,该支部直属于中共上海地委领导。
组织领导二月大罢工。1925年2月2日,在沪西日本人开办的内外棉粗纱车间,日本领班殴打两名女童工,50名男工打抱不平,继而全部被工厂开除。这件事很快引发了一场大罢工。随后几天,每天都有上万名工人在苏州河畔的潭子湾呼吁厂方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人工资。向警予多次到潭子湾演讲,以鼓舞罢工士气,号召工人将罢工坚持到底。一天,几百个武装警察冲进潭子湾,警察厅会同日本巡捕房逮捕了共产党员邓中夏及20多名罢工工人。
为营救邓中夏等人,1925年2月13日,向警予发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几十个团体,组成“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她还多次与警察厅和奉军司令部交涉,要求释放被捕工人。由于邓中夏未暴露身份,经营救很快获释。被捕的其他20多名工人也被释放。2月15日,上海各团体举行联合会议,向警予在会上报告了与警察厅和奉军司令部交涉的经过,并建议采取进一步的措施。2月25日,由上海总商会出面调解,经谈判,劳资双方达成了不许无故打人等四项协议,又被称为“二月协议”。随后,各厂相继复工,二月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五卅运动中有力的煽动者组织者之一。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并打伤工人10余人,引发工人更大规模的罢工。5月24日,顾正红公祭大会在潭子湾广场举行,上万人到会。公祭完毕后,向警予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痛斥日本资本家的罪行,呼吁严惩凶手,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反抗强暴,誓争权益。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30日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反帝大游行。向警予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召集宣传会议,对五卅大游行作了精心部署。在五卅大游行的前一天,向警予还特别撰写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为日人惨杀同胞宣言》,印成传单后,组织上海大学女学生和女工到街上散发。
1925年5月30日一大早,向警予便带领女工队伍上街游行。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反帝大游行,巡捕房很快就逮捕了百余名学生,而后便有上万人聚集在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向警予走在游行示威队伍最前头,到达南京路口时,面对抵着胸膛的刺刀,她毫不畏惧。下午3点钟,当向警予她们刚刚冲出重围,捕头便下令向游行群众开枪。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何秉彝,同济大学学生、共青团员尹景伊等13人被打死,重伤数十人,被捕5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日深夜,中共中央在闸北香山路一条弄堂内召开紧急会议,研讨对策,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罗亦农、刘少奇、张国焘参加了会议。会议刚开始,向警予从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匆匆赶到会场,并向在场的人汇报说:“国民党人都非常愤慨,有人甚至捶胸痛哭,大家都在商讨对策,认为绝不能在帝国主义面前退却和妥协!”会议最后决定:“把运动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组织全市民众实行罢工、罢市、罢课斗争,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向警予仍负责妇女的相关工作。随后,向警予又匆匆赶去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向警予一到会场,就报告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作出的决定,国民党参会人员一致支持中共的决定。
5月31日一大早,向警予来到上海大学,她选择外白渡桥附近的一个地点,作为上海大学女学生秘密集合处,并请宋庆龄亲自坐镇。一切布置停当后,向警予冒雨率领女工和女学生在南京路上举行反帝游行示威,冲破巡捕的阻拦,一路涌向上海总商会,很快上海总商会就被请愿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向警予指挥全体女工、女学生把守住上海总商会各个出入口,在上海总商会未下达罢市通告前,参加会议的人员只准进不准出。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以会长虞洽卿去北京会晤段祺瑞未回为由,拒绝签发罢市通告。请愿群众与上海总商会从早上相持到了晚7点钟,方椒伯被迫签发了罢市通告。随即,大会又公推向警予等人向总商会要求赞助罢市,经多方努力后,总商会无奈答应了下来。
6月1日,上海全市有20万工人参加罢工,公共租界有近2万家商铺参加罢市,5万学生参加罢课,上海顿时成了一座“死城”。上海总工会门前,捐款的上海市民络绎不绝,各地的捐款也源StrapPSiBnJAa6nhH4+L1g==源不断地汇往上海,向警予带着她老家湖南溆浦县的捐款来到总工会,刘少奇说,这是第一笔来自边远县份的捐款!李立三也说,溆浦是目前全国基层捐款最多的县。这是受你的影响!
五卅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卅运动后,向警予一直关心着中国的工人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向警予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汉口,负责汉口市的宣传工作,同时在湖北省总工会负责工会组织事宜。中共五大召开前,向警予积极推荐女工代表张金保参加大会。在向警予的努力下,没有文化的张金保全票当选为中共五大主席团成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被白色恐怖笼罩,中共中央由武汉撤往上海,各级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活动,许多公开活动的党员向各地疏散。中央考虑到向警予在国共合作期间经常抛头露面,已不适合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希望她赶快转移到上海去。为了湖北的工运事业,向警予对危险毫无畏惧,她认为湖北省总工会已发展到30万人,要巩固好工人这个革命阵地,保护好赤色工会,她要留下与工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不让工人群众失望。
1928年3月20日,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勾结法租界巡捕房在汉口逮捕了向警予。5月1日清晨,向警予在汉口余记里空坪刑场英勇就义。
(责任编辑 王兵)
作者:广东海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