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奏响了觉醒年代的序曲。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新青年》的创办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青年杂志》自创刊至今已整整110年，近日，笔者重新细读《青年杂志》创刊号，有些许心得。

《青年杂志》封面用红黑两种颜色。封面首端画有17个听课的男生。上面书写“LAJEUNESSE”，是法语“青年”的意思。用法文不用英文，说明法兰西文明当时对陈独秀影响至深。下面镶以花边和五线谱，似奏响了一曲青春颂歌。封面中端凸显的人物是安德鲁·卡内基，一位出身于苏格兰的美国“钢铁大王”和“慈善事业之父”。正文中有彭德尊写的《卡内基传》，编辑意图以他成功的事例激励中国青年“艰苦力行”。卡内基头像右侧用红色的美术字体竖行书写了“青年杂志”四字；右侧上端画了一只报晓的雄鸡，鸡的躯体中间有一“Y”字，是青年（Youth）的首写字母。此鸡在西方亦称为“风信鸡”，象征着“指示方向”。封面底端从右至左横排印有“上海群益书社印行”这几个红色美术字。社告第一条即宣称“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在创刊号“通信”栏，陈独秀以“记者”身份回答读者王庸工的提问时指出：“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

印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位于上海棋盘街（今河南中路两侧一带）。棋盘街因街道形似棋盘得名，除开有很多经营呢绒绸缎的商店外，还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审美图书馆等机构，是出售图书、文具商店的荟萃地。从《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广告来看，群益书社印行的书籍以辞书和教材为特色，如《英汉辞典》《中英会话辞典》《中学英汉新字典》《普通英华新字典》《汉和熟语字典》和中学数学教科书、理科教科书、法政讲义、地理讲义。

群益书社1901年创办于东京，老板陈子寿、陈子沛兄弟是湖南长沙人，1907年在上海建立了分社，曾于1913年出版过陈独秀的《模范英文教本》。为跟商务印书馆竞争，陈独秀曾想促成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通俗图书馆三家合并，后因经济利益问题未果。1914年，商务印书馆曾推出一种《学生杂志》，风靡一时。陈独秀当时雄心勃勃，曾说过“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的豪言。群益书社支持他办杂志的想法，每月出资200元，千字支付2—5元高稿酬。

作为这期杂志的主要作者之一，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文章两篇，译文两篇，还以“记者”名义发表了《国内大事记》和《通信》。其中，两篇文章分别是《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

《敬告青年》是陈独秀写的发刊词，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发于硎（指磨刀石）。人生最可宝贵的时期也。”根据新陈代谢的原理，陈独秀指出未来社会的隆盛，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青年肩头。这种新的青年人应该具备以下六方面的素质：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此处的“虚文”指脱离实际的空想）；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此处的“想象”指脱离实际、与科学相悖的迷信）。

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中所说的“文明”，含有开化、教化等诸多含义。陈独秀认为法国代表西方文明，其特征有三点：一是人权，二是进化论，三是社会主义。陈独秀在这里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指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主张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主人，各尽所能，以其劳动获取报酬，保护工人利益，调和劳资矛盾，避免贫富两极分化。

据陈独秀介绍，他在创刊号发表的译文《妇女观》，作者是法国的马克斯·奥雷尔（1848—1903），本名保罗·布劳埃托，在英国圣保罗学校教法语，其妻是英国人，评论家，著有《英人及其乡土》。晚年居巴黎。这篇译文分十节。文中强调在和谐的夫妻之间，妇女是有权威性的。还有一些有利于推动“男女平权”的观念。这篇译文介绍的妇女观，跟陈独秀后来认为只有推翻私有制才能实现男女平权的观点比较起来，当然显得肤浅，但尊崇妇女的观念，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陈独秀节译的《现代文明史》，选自《现代文明史》第三章，作者是法国史学家薛纽伯。这一章主要介绍18世纪欧洲的革新运动：既介绍了英国于1688年“光荣革命”的次年通过《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重点介绍了18世纪法国的哲学，包括前半期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伏尔泰，后半期的代表人物卢梭、狄德罗，以及其他“百科全书派”学者，包括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

陈独秀以“记者”身份撰写的《国外大事记》介绍了日本大隈重信内阁改组的情况、1911年葡萄牙国体的改变、英国“倭尔斯特”（通译为伍斯特）郡今昔状况，以及1914年8月俄德华沙之役的情况。在《国内大事记》中，他详细介绍了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先通过美国顾问约翰逊·古德诺和“筹安会”大造舆论的情况。陈独秀在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上跟袁世凯是根本对立的，但他在这篇报道中完全采用了客观叙述的方式。原因之一是他已将视角从政治领域延伸到伦理和思想文化领域，原因之二是迫于当时舆论环境的压力。

《青年杂志》创刊号的另一重要作者高一涵，原名永浩，安徽六安人，政法学家，是陈独秀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当时受法国人权思想影响很深。他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文中指出，所谓共和含有大同福祉之意。所谓共和国就是跟专制国不同的国体。共和国的基石是民权，而在国民当中菁菁茁茁的则是青年。青年要担负对国家的责任，必须培养新道德，改造旧道德。道德的根基在于尊重“平等的自由”：既尊重一己之自由，又尊重他人之自由。青年人要立志，做一个独立不羁而以移风易俗为自任的人。此后高一涵还在《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上发表过不少重要的文章，是《新青年》的值编者之一。

另一篇论文《新旧问题》的作者汪叔潜，是通俗图书局的老板，也是安徽籍的国会议员。他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一个新政与旧政、新学与旧学、新道德与旧道德混杂交替的时代。但“新”与“旧”本身并不能断是非，必须赋予新的旗帜与旧的旗帜以明确的概念。在汪叔潜看来，人权平等学说跟君权专制之说就是区分新旧的界限。他反对当时的三种政治派别：一是迫于形势伪装新潮，内心固守的还是旧脑筋、旧观念、旧方法、旧习惯；二是盲从趋新，自命为新派，但并无真信仰和真知灼见；三是折中派，一面维新一面守旧，在冰炭同炉的新旧之间取调和态度。

《青年杂志》第一期还用罕见的中英文对照形式，刊登了《青年论》译文。《青年论》作者是美国的威廉·F.马克威克和威廉·A.史密斯，译者署“中国一青年”，不知何许人。据译者介绍，此书坊间已有译本，但误译和晦涩之处甚多，故重新用文言文择译。经查证，该文出自《公民的诞生—美国公民培养读本》。该书是美国七八年级在校学生的补充读物，分为“儿童篇”“青年篇”“成人篇”“公民篇”。《青年杂志》所译之文，实际上是该书“青年篇”中的第一节“初变”。文章的大意是：“青年时期，观念开始形成并支配我们的意志，它会贯穿我们的一生，就像使所有的嫩枝都朝着大树生长的方向伸展一样。少年会急切地听取哪怕最微弱的建议，立即遵从哪怕最轻微的命令。此时，果实的种子已经播下，只待收获季节到来。”“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所有伟大和才能的基础都是在青少年时期打下的。”（参阅戚成炎、袁利丹译：《公民的诞生》，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7页）此文后连载至《青年杂志》第三号。

此外，《青年杂志》也兼顾了文艺，创刊号发表了陈嘏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陈嘏，翻译家，安徽怀宁人。陈独秀兄长陈健生的儿子，虽然是叔侄关系，但只比陈独秀小十岁。为《青年杂志》撰稿时，他大约25岁，曾留学日本，但英语是自学成才。《青年杂志》创刊时，他是英文编辑，是继梁启超、鲁迅之后，又一位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介绍到中国的重要人物。《春潮》的译文约两万字，系节译。这篇爱情小说实际上是青年人的精神革命问题。正如译文中所言：“人生最初之恋爱，为精神上一大革命。”小说结尾更奏响了青春的颂歌：“青春乎！尔为万物之主，宇宙之宝。尔能化悲为喜，转忧为幸。”这些文字，跟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前后呼应。此外，陈嘏还译介过法国的龚古尔兄弟、莫泊桑，挪威的易卜生，丹麦的勃兰兑斯，俄国的契诃夫，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作品，以译文变革社会，启迪民智。

《青年杂志》还选刊了一首陆游的七律—《夜泊水村》，不见于目录，显然是为了填补版面空白。此诗写于宋淳熙九年（1182年）秋，作者时年57岁。虽意在抒发人生暮年仍怀报国之心的壮志，但同时也是告诫人们应在青春时期大展宏图，因为“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

《青年杂志》创刊虽然受到了国人的赞誉，但跟创刊号重印七次的《语丝》周刊相比，影响并不大，发行量仅1000份。直到改版为《新青年》后，每月发行量才逐渐增加，最多时达1.6万份，引发了陈独秀跟群益书店的经济纠纷，自六卷之后改成了独立办刊的方式。刊物也有差评，比如周作人认为最初几期内容平庸。鲁迅之友许寿裳还认为该刊“颇有些谬论”。这些看法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并非全无道理。创刊号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手民之误太多。但该刊在第二号用整页篇幅做了订正，是为君子之过。

总之，从《青年杂志》创刊到《新青年》1926年停刊的近11年中，刊物的内容和陈独秀的思想都处在不断变化当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探寻振兴中华的道路过程中，也经历以西方为师到以俄为师的转向。

（责任编辑 王兵）

作者：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