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12月5日，宣侠父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紫岩乡长澜村（今店口镇侠父村），祖父和父亲以教书、务农为生。宣侠父从小聪颖好学，幼时就读本乡坑坞小学，后入店口觉民小学。他各门功课成绩都很优秀，尤善语文，所做文章内容充实，文理通顺，还曾获得全县作文比赛第一名。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喜欢，熟读《水浒传》《三国志》等名著，书中的英雄故事深深感染着他，使他从小就志存高远。

1916年，宣侠父考入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他努力学习，希望实业救国。1920年，宣侠父因成绩优异获准公费进入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学习水产养殖。在校期间，受到五四运动爆发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影响，宣侠父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与研究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很快便改变了实业救国的想法，转而寻求新的救国救民之路。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因而被当局停止了公费待遇。

1922年，宣侠父毅然回国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次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初，他返回母校浙江省立甲种水产学校任教，同时以此身份为掩护，往返于台州与杭州之间。根据党的指示，宣侠父秘密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创建了台州地区最早的中共组织—中共海门小组。

被黄埔军校开除的学生

1924年5月，宣侠父受中共浙江党组织委派，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顺利成为黄埔第一期第二大队学员。在军校里，他不仅成绩优异，还参与了学生会工作。他学识广博，为人热情，处处以身作则，在同学中很有威信。

当时，对于校长蒋介石的一些态度与行为，宣侠父十分不满，认为“蒋介石是新军阀”。这话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遭到了蒋的训诫。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区党部时，蒋介石被选为执委和监委委员，但他越权指定各党小组组长，并命令各党小组组长每周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情况和党内活动。宣侠父虽被指定为三中队区分部党小组组长，但他反对蒋的这种做法，于是上书校特别党部，要求根据国民党的组织法选举各党小组组长。蒋介石闻知十分恼火，对宣侠父严加斥责，并限令他三日之内写出一份悔过书。可宣侠父坦然回答：“学生无过，故亦不悔。”蒋介石恼羞成怒，撤销了宣侠父的党小组组长职务，再次限期他书面悔改。

三日之后，在真理面前寸步不让的宣侠父，愤然留下两句诗：“大璞未完终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表明自己宁折不屈的决心，然后作为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昂首跨出黄埔大门，毅然去追寻自己的奋斗目标。

甘南革命的播火者

1925年初，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宣侠父来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进入冯玉祥的国民军做政治宣传工作。9月，第二师师长刘郁芬被冯玉祥任命为总指挥率军西征，代行甘肃军务督办之职。宣侠父随部开往甘肃，他在部队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兵运工作，与钱清泉、张一悟一起，于当年冬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第一个中共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并担任特别支委。

特支成立后，在宣侠父等人的领导下，工作开展得特别活跃且富有成效。他们深入当地的学校、工厂、郊区、农村中去发动群众，先后成立了工会、农会、学生会、天足会、少年同志会等进步团体，还出版《革命青年》《醒狮》《妇女之声》等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培养发展党员，带领工人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民族团结工作尤为重要。在当地，宣侠父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民族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向民众宣传反帝爱国、民族平等和自强团结的思想。当时，宁海镇守使马麒摧残奴役藏民，使“村寺多成灰烬，财产化为乌有，牛羊尽被夺取，身遭惨杀者已达万余人”。宣侠父积极支持拉卜楞寺藏族群众反对马麒的正义斗争，帮助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之兄黄正清等藏族同胞，在兰州成立“藏民文化促进会”，组织会员学习文化，启发会员思想觉悟，很快便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为了与藏民打成一片，宣侠父还请黄正清为他起了个寓意吉祥的藏族名字—扎西才让。作为甘肃督办的代表，宣侠父亲自骑马到甘南藏区了解情况。在他的感召下，藏民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宣侠父代他们起草《甘青藏民大同盟成立宣言》，与当地藏民建立起深厚的情谊。回到兰州后，他又为藏民撰写了《甘边藏民泣诉国人书》，揭发、控诉马麒在甘南犯下的种种罪行。在同时起草的呈给冯玉祥和刘郁芬的《甘边藏民请愿书》中，他悲怆地发出“国家以藏民为化外之民，军阀以藏民为俎上之肉，天下之谓公何”的喟叹。

在宣侠父等人的积极奔走以及社会各方的压力之下，马麒不得不将军队撤出甘南，甘肃省政府随即在甘南设立拉卜楞设治局。宣侠父因部队东调离开甘肃后，藏族同胞始终不忘这位好朋友，一直将他的照片和手迹秘密保存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能力出众的政工干部

在冯玉祥部队中，宣侠父展现出出众的政治工作能力，很受冯玉祥赏识。冯玉祥曾称赞他：“一张嘴能顶二百门大炮。”

宣侠父学习借鉴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方法和经验，在驻地办起军官俱乐部，并把自己带去的革命书籍放入俱乐部的图书馆，供青年军官借阅。他还采购了一批进步书刊、文娱和体育用品，用以丰富俱乐部的活动内容。为了争夺思想宣传阵地，他将教堂改为讲堂，用孙中山画像替代耶稣像，亲自编写讲义，给军官们深入浅出地讲授政治课。宣侠父平易近人，和军官们打成一片，经常教他们识字、打球、下棋，耐心地在他们心中播撒民主革命思想的种子，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信赖与拥戴。由于工作出色，他被任命为第三路军总部政治处处长。

1925年5月29日，宣侠父在张家口写给友人寿栩青的信中谈到了当时在冯部的情况：“惟余决不食其禄也，生活之费由自身出之。”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使命在肩、光明磊落、清正廉洁的高尚情操。

1926年9月五原誓师后，宣侠父加紧宣传动员。为把冯玉祥的国民军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以国民革命为宗旨的新军队，宣侠父做了大量教育和组织工作。他帮助成立了国民党兰州市党部，并开办政治训练人员养成所，自任教务主任，亲自授课，团结教育了一批年轻军官和青年学生。宣侠父在授课中编写的讲稿《国民军史概论》，被他的学生珍藏。在讲稿中，宣侠父回顾国民军历史，分析了国民军胜利和失败的原因，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指出：“一切军事行动，只是政治的手段。”国民军正是因为没有一种政治上明确的主张，对于各项政治问题都存徘徊观望的态度，所以导致军事上的失利。究其原因，是由于“没有一个整个政治思想来支配一切行动”。宣侠父号召：“革命军将士必须明了：革命是时代的使命，而不是领袖的命令……在这里我们可以预料，历史一定要记载着：‘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国民军已由国民革命努力到世界革命！’”启迪学员的政治觉悟，同时指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

1927年，冯玉祥将国民联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5月，兵出潼关，策应北伐。宣侠父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军政治处处长，同时兼任战地工作团（宣传大队）团长，领中将衔。东征途中，他带领政工人员深入基层，亲赴前沿阵地，进行宣传鼓动。

不久，冯玉祥与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开始在部队内部“清党”，宣侠父等共产党员遭到驱逐。革命陷入低潮，宣侠父被党安排回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8月，宣侠父回到浙江诸暨老家。他走村串户，了解本县农民的生活状况和革命斗争情况。11月，中共诸暨县委成立，宣侠父任县委军事部长。他与县委其他同志领导了全县的“二五减租”运动，取得斗争的胜利，还创办了农民夜校，参加者达数十人。

在家乡，宣侠父遇到了自己一生的革命伴侣—金婉琳（后改名为金铃）。金婉琳出生于诸暨县金村，她的四哥金一新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曾与宣侠父同学。受到革命的熏陶和教育，金婉琳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当宣侠父给村里的年轻人讲北伐故事、讲形势、讲革命道理时，金婉琳也是听众之一。1928年3月11日，两人订立婚约。婚后不久，由于有人告密，宣侠父不得不连夜避走他乡。

为了争取大革命时期与中共有过合作关系的前国民军旧部，1929年3月，宣侠父到他所熟悉的西北军梁冠英部开展工作。冯玉祥获悉宣侠父在梁部从事革命活动后，立即电令梁将宣侠父押送开封，后又转押至潼关监狱。获释后不久，宣侠父来到武汉，托人将妻子从家乡接来，夫妻才得以团聚。

才情斐然的宣传者

宣侠父不仅善武，而且能文。受家庭熏陶，他的旧体诗词写得很好，尤其擅长七律、七绝，常常以诗明志，鼓舞斗志，书法造诣也颇深。

1927年春天，驻军在陕西华县的宣侠父，经常到咸林中学走访调研，向学生宣讲国家形势和进步思想。就读于咸林中学的张之道听了他的讲演后，深受感动，视他为“难得的导师，现实的英雄”。在一次军中举行的时局问题聚会之后，张之道乘机请宣侠父赐字。宣侠父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赋诗四首，写成四件条幅。其中“唯有齐心来革命，一条生路在人前”“今日工农齐奋起，国民革命快成功”等词句，朴实生动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来争取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自由要用血争来”则充分表达出他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这四首诗成了张之道的革命启蒙教育书。后来，张之道在陕西西京图书馆担任馆长，曾协助宣侠父开展抗日工作。宣侠父牺牲后，张之道嘱咐自己的兄弟，将这四件条幅包裹严实后，密藏在华县老家板楼上的粮食囤下面。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它们捐献给国家，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宣侠父的邻居陈德法，当年曾与他一起受中共浙江党组织的指派报考黄埔军校。宣侠父在写给他的诗中痛斥了当时中国内乱如麻、军阀混战的局面，表达了自己宁做“蹈海鲁连”的革命意志。

1929年，因遭当局通缉，宣侠父离开诸暨，经历曲折后来到武汉。在武汉时，他思考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痛定思痛，创作完成长篇纪实文学《灰梦》（后改名为《西北远征记》），忠实记录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自己在西北军中参加政治活动的经历。作品内容新颖、风格独特，文笔生动明快又诙谐犀利，获得很高的评价。他还撰写了长篇小说《入伍前后》，讲述了一个贫农青年参加国民党军队，接受革命思想后，带领部队一起投奔红军的故事，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30年底，宣侠父辗转回到梁冠英部，后被委任为第二十五路军总参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其间，他以“特别盟员”的身份秘密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还说服梁冠英出资，帮助左联在上海开办了湖风书局，出版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和丁玲主编的大型文艺刊物《北斗》，以及鲁迅等左翼作家的著作和译作，为左翼文艺运动作出了贡献。

统战、联络工作的先驱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同仇敌忾。1933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侠父受中共党组织指派担任中共前敌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任吉鸿昌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五师师长，并被推选为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坚决抵制“左”倾错误，真诚团结冯、吉二人，努力引导和教育他们，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在战斗中，吉鸿昌与宣侠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率领部队先后收复了察哈尔北部的多伦、宝昌、康保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军心民心为之大振。然而，蒋介石、汪精卫三番五次下令，要同盟军停止抗日，以免触怒日军和影响“剿共”。宣侠父、吉鸿昌和方振武等人抱定“誓死抗日，奋斗到底”的决心，将抗日同盟军改编为抗日讨贼军，转战于长城内外。蒋介石命令对坚持抗日的同盟军部队进行“围剿”，北平国民党宪兵第三团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已怀孕的金婉琳投入大牢。不久，腹背受敌的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宣侠父避居天津吉鸿昌家中，继续斗争。

经过长时间的交往和战火洗礼，宣侠父与吉鸿昌相互欣赏，结为莫逆之交。1934年3月，宣侠父作为吉鸿昌的入党介绍人，陪同他到上海履行入党手续。5月，吉鸿昌在天津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任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宣侠父、南汉宸等人担任委员，协助工作。

吉鸿昌遇害后，反法西斯大同盟被国民党右派扼杀，宣侠父奉调上海中央特科，前往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白区工作。他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做掩护，化名杨永清，搜集、撰写军事情报，同时加强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宣传。由于上海形势日趋紧张，宣侠父数次遇险，活动十分困难。党组织决定调他去香港担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继续开展统战工作。

在香港，宣侠父化名宣古渔，进行半公开革命活动。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影响，团结、争取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后又到广西相继担任广西绥靖公署上校咨议、重建的第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六十一师参谋长、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梧州市委主任委员等职，有力推动了两广势力反蒋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任，亟待一位得力的同志来承担。1937年2月，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的电示，赶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协助周恩来开展统战工作，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他奔走于西安、徐州、太原、南京、武汉等地，积极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宣传全民族抗战的前途和意义。在对卫立煌、李宗仁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及当地各界名流进行统战工作的同时，他还注重在广大民众中积极宣传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输送进步青年赴延安参加革命。金婉琳作为他的得力助手，参与筹建了陕西“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动员广大妇女做军鞋、缝军袜，慰问伤病员。

宣侠父频繁的革命活动、卓越的统战工作能力以及极高的社会威望和影响力，使国民党反动当局极为不安。蒋介石早已对宣侠父怀恨在心，当他看到军统西北区给宣侠父罗织的数条“罪状”时，愈加怒火中烧。1938年7月13日，蒋介石向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下达捕杀宣侠父手令：“西安蒋主席：希即将宣侠父秘密拿解来汉或就地枪决可也。中正。”7月31日傍晚，宣侠父遭遇特务埋伏后被绑架杀害，年仅39岁。凶手将他的遗体径直拉到下马陵军统特务别动队，投入一口枯井内，用土填平，后又趁夜色将遗体刨出，转移至城外东南方向某地掩埋。

宣侠父失踪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竭尽全力四处寻找，很快得知宣侠父是被军统特务绑架暗杀的，周恩来三次强烈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的下落。但由于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中共党组织一直未能获得宣侠父遇害经过和埋葬地点的信息。

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专门为宣侠父等烈士举行了追悼会。这既是对宣侠父烈士英灵的告慰，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剿共”反动面目的揭露。党组织一直没有放弃对凶手的追捕，1951年3月，杀害宣侠父的凶手终于落网，宣侠父被害的真相也随之浮出水面。

（责任编辑 崔立仁）

作者：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