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文是四川荥经人。1930年，他因不满军阀的黑暗统治离开家乡，1932年在安庆参加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安徽分盟，1932年底到上海参加“左联”，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左联”组织部部长、党团成员。

1936年，父亲周文在上海担任冯雪峰的交通与秘书工作后，在冯雪峰、潘汉年领导下，学习开展统战工作。1937年淞沪会战后，中共党组织根据形势的需要，提出“文艺还乡”，到全国各地进行抗日宣传，上海的大批文化人内迁。为了做好四川地区知识分子的工作，组织决定周文到四川成都做统战工作。周文在去成都的路上，看到了“抗战到底”“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等大字标语。双十节时，到处都挂着国旗，还有学生在人群中演讲，作抗日宣传。看到这些，他认为“学生究竟是民族的最敏感的火花”，对将要开展的工作也充满信心。

1937年10月，周文回到四川成都。在成都，相熟的有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政训练所学习时的老师刘伯量。刘伯量住在成都文庙前街18号，担任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委员。1930年周文在南京时，就由刘伯量介绍过几次工作，刘伯量还资助周文到杭州治疗肺病。周文在江南流浪两年后，参加了革命工作，由于是保密工作，二人中断了联系。周文到成都后，主动与刘伯量取得联系。周文与刘伯量见面以后，经常促膝谈心。刘伯量看到学生通过努力，已经成为一名作家，很是高兴，并留他在家中居住。不久，刘伯量介绍周文任四川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内文化委员会助理员。根据在上海工作时的经验，周文明白，要做好中共地下党的秘密工作，一定要有公开的职业为掩护，基本生活也能有保障。

当时，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周文随刘伯量参会，认识了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如朱光潜、谢文炳、罗念生、卞之琳、周太玄、叶麐、陈翔鹤及何其芳等，并担任文艺组组长。周文活动在他们之间，积极联络，为工作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虽然已经成立，但由于一直得不到批准，被市政府以“内情复杂”为由解散，在1937年底停止活动。

为了使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成员不至于散去，需要团结上层知识分子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一致抗日，进一步把文艺工作者组织在一起。周文以灰色面孔出现，走进大学，接近联络教授、学者、作家，并把他们串联起来。1937年底，经周文和沙汀等人共同研究，决定成立成都文艺界联谊会。在大家的努力下，成都文艺界联谊会于1938年元旦宣告成立。

成都文艺界联谊会成立前后，为了巩固成都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在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里，周文认识了《大声》报主编车耀先，知道车耀先在成都开设有一个“努力餐”餐馆后，便有心利用此地掩护革命工作。周文以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组组长的身份开展“餐饮会”“茶话会”等，用公开的形式欢迎文艺人士。他们讨论交流了创作方法、办刊经验，又讨论了抗日形势，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与斗争方针。在周文的联络下，成都的文艺界人士逐渐团结在了一起。

周文还邀请作家马宗融、罗淑夫妇观摩了影人剧团《流民三千万》《沈阳之夜》《卢沟桥之战》等剧目，并撰写多篇剧评文章，予以大力宣传和支持。他在编辑的《新民报·国防文艺》上发文称：“最近平教会抗战剧团、四川旅外剧人抗战演出队及成都剧社同时演出，在成都形成了浓厚的戏剧空气，希望戏剧工作者更加推进剧运的发展，加强抗战的力量。”周文与戏剧界的演员编剧导演也都成了好友。

在周文的努力工作下，成都文艺界逐渐活跃起来，陆续有王影质等编辑的《四川风景》，叶伯和创办的《草堂》，卞之琳、何其芳等编辑的《工作》等刊物涌现。周文在《谈论工作》一文的开头写道，“第一期《工作》半月刊，我一口气就把它读完，感到非常的兴奋”。在《〈工作〉第二期》一文中他写道：“第二期的《工作》我觉得比第一期更丰富了……整个地看来，这第二期的确比第一期更整齐，而且更充实了。”周文在《文艺活动在成都》里说：“以此互相勉励，尽可能为当前的抗战，为四川的文艺尽力，设法出点刊物。”

为了团结和组织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周文深入他们的刊物编辑部，帮助筹划、编辑及出版。周文联系到《金箭》《青年文艺》等刊物的杨波、陈思苓、王影质等青年作者，不久，又把当地文艺青年数十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成都文艺青年抗敌工作团，创办刊物。在周文的帮助指导下，《雷雨周刊》《五月》《蜂》等学生刊物相继问世。陈思苓在《回忆周文》中写道：“这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即以《金箭》月刊的编辑工作而论，也得到他热心的指点和帮助，至今使我犹铭记心上。”这些刊物一出版，周文就写文章加以赞扬和鼓励。在《我喜欢〈蜂〉周刊》一文中，他写道：“得到一份在五一节创刊的《蜂》周刊。纸面和《星芒报》一样大，而内容恰和《星芒报》是一个姊妹的刊物。”在《最近成都的文艺活动》里，周文评论《学生文艺》道：“这刊物特色，第一，全是新名字的学生的作品。第二，富有地方色彩。内容是本地风光，语言多四川土话。这刊物如果永远保持这一特色，那前途是很有希望的。”

1938年4月5日，由四川大学学生胡绩伟等人筹办的《星芒报》创立。周文经常参与他们的办报会，帮他们确定该报的内容、形式、发行及编辑方针等事宜。周文还积极创作，支持稿件。但不久，国民党省党部宣布刊物非法，将其查封。周文设法将其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刊物，以《通俗文艺》的名称继续发行。周文鼓励作家们多写作，多投稿。由于周文卓有成效的工作，成都文艺界的抗日活动越来越活跃，各种抗战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周文说：“因了作者们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生活，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认识更加深入，对于全国各方面的情形更加了解，而战争的发展又鼓励着作者们工作的热情，于是创作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文艺界联谊会成立后，青年人也要求组织起来。1938年2月18日，周文参与组织成立成都文艺青年抗敌工作团，该团成立了16个小组、8个通讯站，向群众宣传抗日，后改为成都文艺界抗敌工作团。3月6日，周文主持召开文艺界抗敌工作团发起人会议，50余人出席。会议通过四条工作原则：1.在政府领导下，为巩固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2.发起文艺界救亡工作者与全国文艺界统一战线之工作相配合。3.采取通俗的文艺形式。4.扩大文艺工作范围，深入民间。会议推选周文、马宗融等11人为筹委，计划两周内成立文艺界抗敌工作团，并继续向国民党省党部动员会宣传审查委员会申请立案。1938年3月底，成都文艺界抗敌工作团更名为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签名参加者已约100人。文艺界联谊会的人全部参加，几乎把成都的文艺工作者都结合在一起了，可国民党省党部动员会宣传审查委员会仍然拒绝立案。

在成都，周文的上级领导是中共四川省委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罗世文，周文担任中共四川省临委成都文艺支部书记。在组织工作方面，周文在成都陆续发展了一些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波、车辐常常传递信件，撰写稿子，是他的得力助手，后来也都成为文化界的骨干力量。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于1938年3月27日在武汉成立，周文当选为理事。成都的文艺界一致认为，要组建成都市文艺界抗敌协会，向四川省国民党省党部备案，要求发给文艺界群众组织活动的执照，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借故推诿，不予批准。

5月，文协总会理事会通过了组织部的建议，指定姚蓬子写信给周文，推周文、沙汀、朱光潜、罗念生、马宗融为成都分会筹备委员，于是，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委会又另行备文，向主管当局表明，把已经申报筹建“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为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下的成都分会，并根据文协简章重新登记，会员有七八十人。

周文十分注意身边的每一个可以团结的人。除刘伯量外，周文与他的儿子刘盛亚也很熟悉。虽然刘盛亚比周文小八岁，但热爱文学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周文到成都后，得知刘盛亚已到德国留学，便耐心劝说刘伯量：国难当头，应该将儿子叫回来参加抗日。经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后，刘盛亚听从了父亲的意见，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一毕业便回到了成都，与周文一同做抗日宣传工作。他们找到一位热心人王白野，在经济上得到大力帮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38年7月，周文与刘盛亚创办了一个文艺小报《文艺后防》。

1938年8月，经刘伯量介绍，周文到成都市政府秘书处任科员。时任成都市 市长杨全宇是刘伯量的同学，周文借文协成都分会筹备立案事宜做起了对杨全宇的团结工作，利用各种机会请他出席抗日集会和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聚会。

1938年10月23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成都举行盛大纪念集会，各界到会2000余人。熊佛西、李公朴到会并演说，巴黎德国流亡作家协会、德国《福朗克孚》报、莫斯科《文字》月刊均致电祝贺。大会发表了《成都文化界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宣言》。会后举行游行，大家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抗日情绪空前高涨。

1938年底，国民党社会部和四川省党部对成立文协成都分会的申请仍然拖延不予批准。文协成都分会筹备会写信向重庆总会汇报情况。1939年1月11日，冯玉祥和老舍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的名义到成都视察工作，周文向他们汇报了情况，并商定由冯玉祥、老舍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诘问，对国民党省、市党部施加压力，尽快召开文协成都分会的成立大会，得到冯玉祥、老舍的大力支持。

1939年1月14日，文协成都分会召开成立大会。冯玉祥、老舍到会，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市政府科长周惠黎参加大会。新闻界、文化团体代表及该会会员100余人参加。周文任大会主席，并报告该会筹备成立经过。冯玉祥代表总会致词，勉励作家们团结抗日，老舍报告文协情况。杨全宇代表市府讲话，决定给文协成都分会每月20元的活动经费。后来，周文又争取到教育厅300元的固定经费，使文协成都分会及分会会刊《笔阵》能坚持发展。会议决定，文协成都分会设总务、组织、研究、出版四个部，选出首届理事周文等7人。

1月24日，在成平街省立戏剧学院召开了首次文协成都分会会员大会，周文任大会主席。会上建立了工作组织机构，研究部设有理论、戏剧、通俗作品、出版等组，周文任总务部主任。大会通过了李劼人、周文、萧军等11人组成文协成都分会会刊《笔阵》编辑委员会。编委会立即开始《笔阵》的编辑工作，2月16日，《笔阵》创刊。《笔阵》创刊以后，周文参与编辑出版的共13期。周文几乎每期都写作《会务报告》，向文协总会汇报文协成都分会成立以后成都文艺界的情况和近期工作计划。周文主张把《笔阵》办成既可供有文学修养的人阅读，又可供水平较低的各县知识分子阅读，以逐步提高阅读与写作水平，实现提高文艺水平的目的。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在没有得到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批准的情况下，先行召开成立大会，使国民党省部成都市执行委员会不得不考虑批准其成立。1939年4月6日，国民党省党部成都市执行委员会颁下“市字第3号”《人民团体组织许可证书》，批准文协成都分会的成立。

为巩固和发展文协成都分会，文协成都分会初创时活动较多，开会经常借用陶雄家、罗念生家，规模大的就借用成都清华同学会的会场。1939年2月4日，小说研究组在泡桐树街15号谢文炳宅召开有20多人参加的题为“我的创作谈”的小说讨论会。2月21日，在罗念生宅召开文艺晚会。3月18日，在中西顺城街111号又举行文艺晚会，欢迎总会会员和中央社会部视察员。4月8日，借春熙路青年会大礼堂，举行文艺演讲会。由于日机对成都进行疯狂轰炸，有些会员要暂离成都市区到其他市县或农村，5月19日，召开第三次晚会，讨论了有关会员疏散和如何联络等问题。6月14日，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与中苏友好协会成都分会等10多个团体举行筹备会议。6月19日至20日，在望江楼茶会接待以王礼锡为团长的作家战地访问团，陪同观看被轰炸区、武侯祠、杜工部草堂，最后在望江楼文协成都分会会员召开联欢会。周文代表文协成都分会致欢迎词，为访问团题字留念，还在联欢会上跳了西康彝族歌舞。7月7日，召开欢迎老舍等人大会。举办暑期文艺讲习班，招收分会以外的文艺青年和大中学生参加学习。7月28日，借清华同学会会场举行第11次理事会，进行新的分工，周文仍担任总务部工作。10月，与中苏文化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等文化团体举行宪政座谈会等。

1939年10月19日，文协成都分会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大会，文协成都分会、中苏文化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等文化团体在大光明电影院参加大会。大会宣布设立鲁迅研究会，号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加强团结，反对分裂，抗战到底。

周文利用业余时间联络起来的作家、戏剧家、画家有本土的李劼人、罗念生、谢文炳、朱光潜、陈翔鹤与外地来蓉的马宗融、沙汀、萧军、任钧及影剧界的陈白尘、白杨、沈西苓等。

周文还团结了国民党航空学校教官厉歌天（后改名牧野），使他转变为文艺战线上的进步电影剧作家。1938年6月，厉歌天接到《新民报》文艺界的请帖，去参加茶话会。厉歌天热爱文学，他穿着军人制服坐在那里，大家以为是国民党政府派人来监视活动的。茶话会上，厉歌天结识了周文、萧军。此后，文艺界一有活动，厉歌天就积极参加。周文借着在省政府任秘书的身份，经常将厉歌天约在一个小旅馆里会面，有时刘盛亚也会参加。周文逐步地从政治思想上影响着厉歌天。1939年，举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活动时，厉歌天积极参与，并与周文、萧军、陶雄、萧蔓若、李石锋、王朝闻、刘盛亚等人合影留念，他将照片珍藏了几十年。在周文的鼓励下，厉歌天积极撰写文章。文协成都分会成立时，厉歌天被吸收为会员。周文、刘盛亚编辑出版《捷报》副刊《文岗》时，采用了厉歌天题为《献给文岗》的短文作为发刊词。有人问《文岗》的宗旨是什么，周文在副刊上回答：“厉歌天先生的《献给文岗》就可以代表我们的宗旨。”这给了厉歌天以极大的鼓舞。1941年，厉歌天被选为文协成都分会理事。1949年7月，周文在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时给厉歌天写信说：“从来信中知道，我们分别以来，你写了不少作品，……在文艺工作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很使我高兴。”厉歌天后来回忆道：“我对周文有特别深的感情，他在国统区这一阶段的工作起到了一个播种人的作用。他对党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崔立仁）

作者：周文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