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马曾是速度与力量的象征，是征战、交通与礼仪的核心。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静默的建筑，会发现马的足迹早已跨越畜栏，深深烙印在亭台楼阁、街巷城池之中。它们或融入建筑的名称，或化身构件的形态，或变为艺术的形象，与建筑本身共同讲述着一部虚实交织的文化史。

因“马”而建：满足实际需求的建筑

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与战略资源，马在中国古代社会深刻塑造了传统建筑的格局，从安居、行走，到乘降、停驻，古人创造了一整套实用且颇具匠心的设施。

饲养之所

马厩，亦称“马舍”，是日常饲养和管理马匹的地方。《晋书》中就记载有传奇名士王尼与此相关的轶事：王尼养马时，其友辅之等人进入马厩，与他饮酒食肉，尽兴后才离去。早期的马厩相对简单，是商旅建筑内的功能性附属空间，其核心作用在于通过马槽为马匹提供饲料。

出于战略和交通需要，马匹的饲养管理历来受到国家高度重视，由此催生了专门的机构、官职与制度。例如，汉代已有“马政”一说，至明代更设有御马监，形成了规模化的马房体系。此类管理痕迹甚至会融入地名，如“马坊村”即保留了古代草场、料仓与牧军营房的历史记忆。在各地衙署中，亦普遍建有独立马厩（有的被称为马房或马号），多置于衙署的一隅，形成独立院落。

通行之道

马道，即专供马匹通行的道路，是古代交通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县城常有专设的马道，例如，在清代光绪年间的《临榆县志》中，明确标识了位于城北的“北马道”与位于城南的“南马道”。

在城市防御建筑体系中，马道的设计考虑了战马甚至小型战车的机动需求。城墙马道多被修筑为紧贴城墙或城楼的坡道，以一定的坡度通达墙顶，其坡面或平整，或为防滑的礓磋状，主要是为了高效运送兵员、粮草和武器。

马道所依托的全国性交通网络可以追溯至秦代的驰道—秦始皇曾修建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各地的驰道。今天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的秦皇古驿道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里城楼下的车辙遗迹正是驰道系统的实物见证。

上下之阶

上马石与下马石是古人辅助上下马的设施，其正式名称—乘石最早出自《周礼》。根据汉hCk5+kI3K/58yTZJiwIld2wmBVCJqXQ2DaCHTf8aMEQ=代学者的注解，“乘石，王所登上车之石也”，是臣子为君王登车所准备的垫脚石。因此有观点认为，上下马石最早的形态就是这种为君王登车而设的台阶。上下马石多为两级台阶，石材质地，有的也有拐角，表面多雕饰，图案常有麒麟吐书、蝙蝠衔钱等，承载着美好寓意。

在大户人家的宅邸前，上下马石主要起到实用台阶的作用；当其被设立于某些特殊场所时，则颇具警示意义—也就是百姓常说的“文官下轿，武将下马”。比如文庙前设置下马石，提示来者经过此处需要下马，以示对孔子的尊敬；皇陵前设有下马石，亦是等级制度的体现。这些场景中的下马石兼具古代的等级标识、礼仪规范及文化象征等多重意义。

系停之桩

拴马桩本是民间用以系停马匹的实用构件，后来慢慢演变为装点门户、彰显身份的建筑装饰，有“庄户华表”之称，在陕西民间广泛存在。如今遗存的拴马桩已成为民间石刻艺术的重要物质载体。匠人以斧凿赋予拴马桩鲜活的生命力，使朴拙的石桩摇身一变成为生动的艺术品。拴马桩的艺术精华多见于桩头雕刻，常以狮、猴为主题。“狮”谐音“事”，寓意“事事如意”；“猴”象征“封侯”，与系马功能结合，更是有着“马上封侯”之意。

以“马”为名：建筑遗存中的历史记忆

从见证史前文明的远古遗迹，到回荡着叫卖声的街巷，再到寄托着一方百姓信仰的庙宇……当“马”跃出马厩，镌刻于广袤的大地，那些以马为名的地点就共同构成了一个由远及近、由表及里的历史记忆场。

远古印记

遗址是通往过去的实物之门，那些地名中带有“马”字的古代遗址，默默守护着古老文明的印记。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最早发现于马家窑遗址而得名。这里成排分布的半地穴式房屋遗址表明，黄河上游地区至此已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文明。

马王堆遗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是西汉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一家三口的墓葬，因出土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文物而闻名于世。“马王堆”这个名字的由来说法众多，有说是被讹传为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及其家族的墓地，故称“马王堆”；也有说是因两座相邻土丘形似马鞍，在当地方言中“鞍”与“王”发音相近，逐渐演变为“马王堆”。马王堆遗址以完好的墓葬结构及丰富的随葬品，揭示汉代列侯的墓葬制度，为研究汉代贵族生活方式、纺织技术、天文历法及防腐科技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街市痕迹

诸多以“马”为名的街巷，其名称起源往往朴实无华，最初只是为了记录此地的功能。古代商旅往来，常将马匹系留于此，进行交易，形成市场，这便有了“马市”“骡马市”等集市。时过境迁，市集的喧嚣早已远去，名称却作为地理标志被保留下来，逐渐演变为固定的街名，如河南开封的马道街、陕西西安的骡马市。这些留存于各地的名字正是其商业历史最直接的证明。

开封的马道街是一条位于开封城中部的南北向街道。它在明代因驻防马队而得名，至清代骡马车行设立，渐从交通要道演变成商业街。现在的马道街商铺林立，早已不再有马的痕迹，成为一处繁华的旅游购物区。至于西安的骡马市，其历史则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曾因“茶马互市”崛起为西北地区最大的骡马交易中心，并因此得名。随着时代的发展，骡马市内不再有骡马生意，这个名称成了一段历史记忆的佐证。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骡马市已融入西安钟楼核心商圈，在周边现代化商场的簇拥下，蜕变为市民步行休闲的热门区域。

精神寄托

古人为护佑马匹，设有诸多祭祀场所。纳入官方系统的祠庙通常直接以“马神”为名，祭祀活动遵从典制规范；民间祠庙则大多衍生自灵兽救主、白马显圣等地方传说，以口头文学的形式为朴素的信仰增添传奇色彩。

传说，从前井陉古道坡陡路窄、车马难行，不轨之徒借此做起帮忙推车挣钱的营生。一日，他们见有客商经过，强行帮忙推车，遭到拒绝，便暗中绊住车辆。驾车白马被拼命抽打，甚至马脖子也被刀刺伤，最终白马上坡后倒地而亡。白马的亡魂到天庭告了一状，玉帝大怒，降罪下来，众人暴毙，死时哀鸣如马嘶。井陉的白马庙就是当地人为纪念“白马告状”的故事而建的，建筑内壁装饰着白马告状故事彩画。民间传说在生活事件中融入惩恶扬善的内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方百姓。

取“马”之形：飞檐斗拱间的艺术灵魂

中国建筑的匠意，常在于将自然万物点化为凝固的艺术。马的神韵被能工巧匠捕捉，凝固在建筑的各个角落—或忠于其形，成为具象的结构与防卫构件；或神化其性，成为屋脊上巡游四方的天上精灵；或散入壁画雕饰，成为流转千年的视觉史诗。

构件之形

马头墙，又称“封火墙”“风火墙”，是江南传统民居的特色构件，特指山墙顶部高出屋面的墙垣，也就是山墙的墙顶部分，因形状酷似马头，故称“马头墙”。马头墙的墙头轮廓呈阶梯状，有一阶、二阶、三阶、四阶之分，也可称为一叠式、两叠式、三叠式、四叠式，其中三阶、四阶较为常见。较大的民居因有前后厅，马头墙可多至五叠，俗称“五岳朝天”。如今在皖南地区的一些古村落中，明朗而素雅的马头墙依然随处可见。

马头墙的墙顶挑三线排檐砖，上覆小青瓦。每只垛头顶端安装博风板（金花板）。最精妙的莫过于剁头的各种“座头”（“马头”），其造型寄托了宅主的美好愿望：“鹊尾式”雕凿似喜鹊的尾巴，讨喜且轻盈灵动；“印斗式”为窑烧“田”字纹形，似方斗之砖，在印斗托的处理上又有“坐斗”与“挑斗”两种做法；“坐吻式”安放窑烧吻兽构件，如哺鸡、鳌鱼、天狗等，驱邪避火；另有“金印式”或“朝笏式”，显示出主人对读书致仕的追求。

阳马，即建筑转角处的角梁，是中国古建筑飞檐翘角的骨架，通常由上下两层构件叠合而成。其名源流甚古，三国时《景福殿赋》载“承以阳马，接以员方”，唐代李善注解为“四阿长桁”，即四阿顶（庑殿顶）的角梁；《许昌宫赋》亦有“见栾栌之交错，睹阳马之承阿”之句。至宋代，《营造法式》明确将其称为“阳马”，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注释道：“阳马，其名有五：一曰觚棱，二曰阳马，三曰阙角，四曰角梁，五曰梁抹。”及至清式建筑，普遍开始使用“角梁”之称。山西晋祠圣母殿是北宋建筑的典范，圣母殿檐下疏朗雄健的斗拱与深远舒展的翼角，使今天的游览者有机会一窥《营造法式》中的“阳马”。

马面是古代城墙向外凸出的军事防御设施，因形似马头长面而得名，能从正面及两侧对敌军形成三面夹击。其雏形最早见于《墨子》的《备高临》篇和《备梯》篇，被称为“行城”。“敌台”是对明代军事防御建筑的称谓，最早指长城防御体系中的楼台式工事。由于马面与敌台核心功能相似，后世常将二者互释，因此马面有时也被称为“敌台”或“墩台”。明代敌台一般涵盖实心敌台与空心敌台两类：实心敌台无箭窗，多位于城墙内侧，采用条石基座与青砖错缝砌筑结构；空心敌台四面开设箭窗，内部可驻兵储械，兼具作战与守备功能。明代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详细记录了空心敌台的修筑方法与战术用途：基座与城墙齐平，向外凸出以扩大射界，内部分为三层；中层四面开窗，供士兵发射火器；上层搭建楼橹和垛口，形成制高点。这种设计让敌军箭矢难以射入，骑兵不敢靠近。每座敌台都配备专职指挥官和数十名士兵，并采用“五台一把总，十台一千总”的严密管理体系，层层节制，效率极高。据《明史》记载，在戚继光主持下，从山海关到北京昌平的防线上短短时间便矗立起千余座敌台。它们依山就势，高低错落，共同构筑了一道蔚为壮观且固若金汤的军事防线。

屋脊之神

脊兽是中国古代建筑屋顶屋脊上的装饰构件，主要起到固定瓦件的作用。脊兽形象多取材于古代神话或传说中的瑞兽，承载着不同的吉祥寓意，也凝聚着古人借助神兽形象寄托美好愿望的建筑智慧。紫禁城里太和殿的屋脊上共排列十只蹲兽，最后那只被称为“行什”。其余九只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押鱼、狻猊、獬豸、斗牛。其中两只的名称都与马有关，形象和寓意却截然不同。

天马肋生双翼，有翱翔天际的能力。《山海经》中记载：“又东北二百里，曰马成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古人认为天马形如骏马，可追风逐日，凌空奔驰，有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超凡气度。将其形象用于至高无上的太和殿屋脊，正是为了彰显皇家的实力，以及睥睨天下、开拓疆土的恢宏气魄。

海马虽名为马，却身披鳞片、饰有水纹，有遨游四海的神性。它可不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海洋生物海马，而是古代文献中的神兽。《山海经》中记载：“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关于海马之名，一说是因其产于北海而称海马；另一种说法则视海马为深海神兽的统称，寓意入海入渊、逢凶化吉，认为海马是吉祥的化身。海马的形象不仅装饰于殿顶，还被用于明清朝服—九品武官的官服补子上的图案就是海马。将海马的形象置于屋脊，同样寄托着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景。

雕画之韵

野外摩崖石刻是艺术的重要载体，石刻造像里常有马的身影。在浙江杭州飞来峰石刻群中，有一组取经主题的石刻，由发生在不同时代且内容各异的高僧取经故事组成。最前面是一位虔诚的僧人，双手合十，神态平和，其左上角隐约可见“唐三藏玄奘法师”一行题字。在他后方，另有一组三人牵两马的浮雕，人物作阔步行进状，可惜的是头部皆已残损。其中一人是三国时期的僧人朱士行，法号“八戒”—他是中原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汉族僧人，成功取得梵本《大品般若经》，但直到去世都没再回到中原。这组石刻以生动的画面记述传奇故事，并呈现了当时的马的形象。

建筑实体上的石雕、木雕与砖雕常被合称为“三雕艺术”，不仅装点建筑内外，也深深融入日常生活。在民居内部，如新婚所用的婚床上，常雕刻“马上封侯”等图案，以谐音寄托吉祥寓意。厅堂之中，也常有寓意“马到成功”的匾额，承载着积极进取的精神。

在墓葬文物体系中，马的形象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在通往陵墓的羡道两侧，常设有成对的石象生—帝王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的统称，共同构成肃穆庄严的陵墓景观，其中也包括石马。墓室壁画则构筑了地下世界的视觉图景，体现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出土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北齐娄叡墓的壁画《鞍马游骑图》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被誉为“改写中国美术史”的杰作。画中绘有200余匹马，姿态各异，无一重复，通过人马交错排列营造出空间的纵深感与出行队伍的恢宏气势。

到了唐代，作为王公贵族墓葬的构成要素之一，墓室壁画更成为等级制度的视觉体现。《阙楼仪仗图》出土于懿德太子李重润墓，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唐代壁画。壁画中仪仗队列含步兵、骑兵及车马队，配置符合天子仪仗标准。画面以赭色调为主，绿、红、黄、青色点缀，线条严整，既展现了唐代界画特征，也完整呈现了宫廷仪仗的森严秩序。

建筑彩画是运用颜料绘制在木质结构古建筑上的保护性装饰图案。梁枋、斗拱、柱头、天花等建筑木构件上的彩画兼具实用与审美功能：一方面通过覆盖油灰地仗保护木构件免受腐蚀和虫蛀；另一方面以丰富多样的色彩与构图展现建筑等级，传达文化内涵。其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论语》中有“山节藻棁”的记述，“山节”指的是斗栱，“藻棁”是木材上的装饰，也就是彩画。在彩画中，马常作为叙事元素出现，例如在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殿前的大义参天牌坊彩绘中，关羽和赤兔马的组合正契合该殿供奉关羽的主题。

灰塑是由砖雕和泥塑发展而来的室外建筑装饰艺术，以石灰为材，在屋脊、檐角等处雕塑造型。灰塑题材广泛，多以人物、瑞兽呈现故事场景，造型生动。许多古建筑上的灰塑久经风雨，依然熠熠生辉。在上海豫园的屋角上，至今仍有立马横刀的关羽形象；在上海城隍庙，灰塑战马形象同样风采依旧。

“马”的意象如同一根灵动的丝线，穿梭于中国建筑的经纬之间，编织出一幅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的丰富文化图景。这些建筑中的“马”见证了人马相依的烟火日常，也承载了人们的美好期盼。借此，我们或可真正领会“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酣畅与豪情—这不仅是个人的欢愉，更是文明在历史长河中驾驭着智慧与想象的双辕马车不断奔腾向前的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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