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一路向西三百公里，听到第一个响亮的地名即是平型关。

站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名字的乔沟沟底，几乎在一瞬间就能理解80多年前115师为什么会把这里选为对日第一战的战场——勉强能容下一辆汽车通过的土路，两边则是高达20米左右的陡崖，沟内没有任何躲藏之处。

乔沟这条长10公里、宽不足10米的峡谷古道，西达雁门，东通京蓟。蒙古骑兵正是由此进入中原。20世纪30年代，它是灵丘通往太原的必经之路，也因此成为一千日军的绝地。

“给人民一个振奋”

1937年9月24日夜，天黑得像锅底。

雨一直下，并引发了山洪。数千名20岁上下的小伙子半夜在雨中急行，标有八路军番号的灰军装透湿。

“战士们最希望的是天上多打闪，可以趁着瞬间的亮光放开步子往前跑。”这一夜，烙印在115师686团司号员强勇记忆里，当时他只有14岁。担心被洪水冲走，强勇过山沟时使劲拽住马尾巴。

晋北9月，夜间气温很低，数千战士着单衣，走最难走的毛毛道，冒雨行进为的是赶到设伏地——乔沟。

先秦时期，平型关曾被称为“瓶形寨”，金代又称“瓶形镇”。顾名思义，这里的地势像瓶子形状，口小肚子大。乔沟就是“瓶肚子”。

115师希望借此战“给日寇一个打击、给友军一个配合、给人民一个振奋”。

对于出现可能歼灭日军的战机，渴望求战的不止一人。副师长聂荣臻说：“打！为什么不打呢？利用这么好的地形，居高临下，伏击气焰骄纵的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嘛。”

在平型关打一仗的部署就这样定了下来，115师师部当即电告了八路军总部，毛泽东同意了。

雨夜伏乔沟

1937年，乔沟两侧坡上是一块块的谷子地，长满了未收割的庄稼。9月25日凌晨，战士们单衣单裤趴在潮湿的泥地上，“忍着饥冷，像泥人一样”，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为什么一定要在24日夜冒雨设伏乔沟？

“情报。”八路军研究会首任会长陈知建将军介绍，当时共产党对日军的情报工作已小有成效，尤其是从灵丘传回的情报中获悉，日军25日要在凌晨出发，赶到团城与另一队日军会合。

天色微明时，日军来了。参战的115师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做了如下记述：“约莫八时半光景，从小寨至老爷庙约五里路之间的马路上，开来了敌军载重汽车八十余辆，马车百余辆，连接成一线，汽车上有约千名的敌军，后面跟着少数的骑兵，押送着车辆，正由东向西，往东跑池输送。”

天气是敌人。

115师本来调动了4个团，因为大雨，只有3个团抵达设伏阵地。“来之不易的良好战机，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得出击！”聂荣臻命令将士，“沉住气，无命令不许开火。”

“我们武器差，要打赢必须距离30米之内，还不能让敌人发现。日军会有一个班的尖兵（骑兵）在前面开路、侦察，发现情况打旗语，后边就可以做战斗准备，所以要把尖兵放过去。”陈知建将军说。

天气也是朋友。

大雨冲刷掉八路军行军的痕迹，日军竟没有仔细侦察。

见时机成熟，担任“掐头”任务的685团团长杨得志的部队打响了第一枪。

这支日军虽然是辎重部队，但同样训练有素，武器也占有绝对优势。经过最初的慌乱，日军很快清醒过来，在两名中佐的指挥下，利用车辆、沟坎作掩护进行抵抗。四五百人与686团反复争夺老爷庙高地的战斗，在乔沟伏击战中最惨烈。

谁也未曾料到，老爷庙前会成为最血腥战场。

血拼老爷庙

八路军史料记载，“日军部分人员抢占了老爷庙梁，沟道内的日军也隐蔽起来，不易发现。冲下山的第9连战士反倒成了明显的射击目标，冲锋受阻。3营营长邓克明见此情况，命令10连压制日军火力，同时以11连冲下山去支援9连。在10连的火力支援下，9连和11连终于冲上了公路，与日军展开白刃战”。

油画《平型关大捷》任梦璋杨为铭 防大学徐焰少将说，那时“八路军普通士兵打大仗有十几发子弹，打小仗才发三五发子弹。只有手榴弹是给足了的，一个人四枚。剩下就是刺杀，大刀、长矛。”陈知建将军说。

八路军战士手中的步枪大多没有配备刺刀，只有举起枪托和大刀与日军肉搏。“战士们用大刀拼，用枪托砸，枪砸坏了就抱住敌人厮打。”国防大学徐焰少将说，那时候，中国农民家的孩子营养普遍不好，十六七岁的小兵，大多还没有上了刺刀的步枪高。他们就端着比自己还长的枪上阵拼命。而日军单兵素质相当好，又吃得饱、臂力大。

老八路王汝林回忆：“第一次我刺鬼子，鬼子只一拨，我的虎口都给撕裂了，枪给挑飞了。”他练过武术，面对日军尚且如此，其他战友就更易吃亏了。

八路军史料记载，“9连150名壮士，最后只剩下了十多个人，连长刘炳才负伤，3个排长都壮烈殉国。全连干部除1个副指导员和1个机枪班长以外，其余不是负伤就是牺牲。11连的3排则几乎全部牺牲”。

“老爷庙前的土地都被鲜血染红了。一个牺牲在高地上的八路军战士，腿被打断了，腹部有一条很深的伤口，肠子都露在外面，还怒目圆睁，双手死死掐住一个拿枪的鬼子兵的脖子，怎么掰都掰不开。”八路军史料记载。

在激战和打扫战场中，115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聂荣臻当即下令：顽抗到底的敌人，坚决消灭！

“几乎每块鹅卵石上都滴有血迹……河滩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一具死尸垛，十几具日军尸体码成个半圆形，垒了尺把高，垛后还有尸体，身边堆着厚厚的一层子弹壳。”时任687团副排长的程光耀回忆。

老爷庙里至今还留有拼杀的刀痕。老爷庙前的汉白玉碑上记录着当时的战斗场景：“我三营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全营连排干部大部分牺牲，原有140余人的九连仅剩十余人。副团长杨勇和三营长身负重伤，仍在指挥战斗……”

“祝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当地一位叫宋守堂的老人曾回忆，乔沟伏击战缴获的战利品特别是军需物资很多，数百名老百姓帮部队整整搬运了两天。平型关伏击战第二天，宋守堂曾为115师往河北阜平运送枪支，“这一路共有50头驴，20头骡子。每头驴驮枪（人们叫‘三八大盖’）10支，每头骡子驮16支，一位八路军战士负责跟押5头牲口。”

1937年9月25日，响彻乔沟的枪声，是自1598年露梁海战以后，中国对日本的首次军事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胜利，鼓舞了全国军民。9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祝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平型关大捷，成了“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

红色根据地发展鼎盛时期，最大的中央苏区人口也只有250万人。除苏区人民外，全国几亿人民对共产党了解甚少，八路军在平型关一战成名，许多热血青年纷纷投奔延安和八路军部队。

时任686团组织处股长，后为《解放军报》首任总编辑的欧阳文回忆：“平型关一战八路军、115师一下打出名气了，战后我们到晋南招兵，我们团的招兵处和国民党的紧挨着，他们那边根本没人去，我们用了一个星期就招了三千多人。”

英国《每日先驱报》曾对1937年的平型关大捷作出如下评价：“那是一种山地上的运动战，但它展开了中国抗战的新局面，防守的军队在这里第一次采用主动的战术，用积极的进攻的行动回答日军。”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