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诗歌中的苦闷是一种“古典文人式”的政治苦闷，在现代诗人那里，他们的苦闷则转化为“政治—生命”苦闷。更为年轻的90后诗歌则站在这两大苦闷书写传统上，开掘小人物精神深处无边的痛苦，揭示“个性化”进程中“后现代”的精神空虚。在苦闷的表达方式上，他们普遍采用的是一种独语或倾诉的方式，表现出一种迫切的表达欲与被理解的需要，并使用一种综合议论、叙事、抒情的方式使之呈现出来。
关键词：90后诗歌；苦闷书写；精神痛苦；后现代空虚
一、中国诗歌中苦闷书写的历史传统
苦闷是一种日常情绪，每个人都难免经历苦闷，诗人也不例外。《毛诗序》里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1]笔者的理解是，人心里萌动了情感，想要表达，就会把它表达出来，如果日常的生活语言不足以表达它，那么他就会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苦闷大概也是这样，诗人心里感到苦闷，日常的生活语言无法有效表达它，那么诗人就会用诗歌把它表达出来，而这首诗歌里也就有了苦闷的因素和形态。这就构成诗歌里的苦闷书写。
当然，在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苦闷的诗人众多，而诗人笔下之苦闷也数见不鲜。人生中的不同时期会经历不同的苦闷，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青年时期的苦闷尤具特色，有一定的典型性，因而探究诗人青年时期的苦闷书写便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意味。在漫长的中国诗歌史上，苦闷书写众多。《诗经》里有一些苦闷书写，大多是关于爱情的，由于作者不详，无法确定诗作创作时间，不便展开。[2]屈原的创作，如《抽思》：“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3]这样的忧愁苦闷多是政治生涯的不顺，而且几乎都创作于其被流放之后，在时间上很难将其归于青年时期的创作。其实，在古典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应该是李贺的诗歌。“秋风吹地百草下，华容碧影生晚寒。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4]这是李贺在青年时期写的一首诗歌，它表达了李贺在青年时期遭遇的苦闷，而且这种苦闷持续了他的一生。李贺二十一岁应河南府试。初试告捷，犹如雏鹰展翅，满以为从此便可扶摇直上，不料有人以李贺“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5]为由，阻挠他参加进士考试。“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6]正是这种苦闷悲愤心境的写照。这里的“枯兰”是由眼前的秋花引起的联想，用它来形容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忧伤绝望的“心”，奇特而又妥帖，形象鲜明，含义深厚。兰花素雅，象征诗人高洁的胸怀；兰花枯谢，则是他那颗被揉碎了的心的生动外现。王惠就认为：“在我国历史上为数很多的文学天才中，李贺也许是最早熟、最能敏感地体味人生苦难的诗人，这决定了他的诗歌基调的忧郁悲愤。他是一个苦闷的诗人，他的诗歌主题就是抒写内心的苦闷，作品情调阴郁低沉，奇崛冷艳，李贺卓异的诗歌才华，从某种程度上说，亦得力于他的反常性格。”[7]其实，李贺诗歌中的苦闷不仅与自身性格有关，也与时代有关。中晚唐的社会政治已逐渐走进一个死胡同，王朝也渐渐衰落，在这样一个全面衰退的时期，苦闷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一个时代的。这个时期出现的“苦吟诗人”就是一种群体性的暗示。而他们所苦闷的，除了日常生活中的不顺，更多的是政治生活上的失意。这是一种“古典文人”式的苦闷，普遍着眼于仕途不顺和政治失意，北宋辽国的耶律铸曾用“志终伸不得，遗恨海长深”[8]来表达这种苦闷，笔者认为是相当贴合的。
陶东风教授指出：“中国古代有关苦闷的言论具有极强的社会政治内涵，表现出苦闷文人的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诗人的苦闷正是由于这种抱负不得实现而滋生的。”[9]这种“古典文人式”的苦闷是对诗人社会责任和自我实现的强调。而中国现代诗人的苦闷深受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苦闷的影响，他们的苦闷集中在社会政治抱负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其苦闷的核心诱因。相比之下，正如武淑莲老师所言，中国现代诗人“深受西方竞争奋斗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影响，不仅将个人的苦闷与国家人民的疾苦离乱相结合，而且还体现了西方式的个人奋斗和自我意志得不到张扬而产生的苦闷”[10]，有些深受西方文化背景影响的诗人，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他们的苦闷更是“上升到了对具有抽象意义上的人性深处的大烦恼大痛苦的认识”[11]。其实说到底，“一切苦闷都离不开时代、社会和文化等环境，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纯生理的苦闷或纯个人的苦闷，是难以圆满解释艺术家的苦闷及其与创作之间的关系的，更多的应是人的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合力’因素。只有将这两者结合，才能较全面地触及作家苦闷的实质”[12]。
在现代诗人中，将青年“苦闷”宣之最切、诉之最直的大概是郭沫若。他的《女神》《天狗》《炉中煤》等诗，表现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受时代压迫至窒息的青年的内心呼唤，表现了他们的苦闷与彷徨，展现了他们对于个性解放的要求。他用直白式的抒情，诉说了青年内心的烦悒与苦闷，他更以大胆的否定的描写，来同旧的制度和封建道德对立。“郭沫若诗歌中的苦闷和反抗，是带有青春期色彩的，那种无所顾忌的叛逆和要求重估一切价值、重构一切价值的勇气和决心，对自由决绝的向往和不留退路的毁灭式做法，大概也只有在叛逆的青年中才能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13]
而浅草—沉钟社的主要成员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冯至、杨晦等人在五四时期“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的色彩”[14]，成为五四时期书写青年苦闷最具代表性的诗人群之一。只不过，与郭沫若直切、激扬的控诉相比，浅草—沉钟社的诗人们是以一种哀婉、清新的笔调诉说青春爱恋的烦扰与苦闷。与郭沫若的宏大格调相比，他们的情调要忧郁一些。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现代诗人而言，他们的青春“苦闷”是一种时代病，是中国与东亚现代性的一种集体呈现，集中体现为一种“政治—生命”苦闷。就如戴望舒《雨巷》中忧郁爱情的青春苦闷一样的事物，同样也包含了一种时代的追求生命和情感表达的自由而不得的苦闷，包含了一种主观与客观的错位和冲突，而这种苦闷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个体，而在于灰暗的时代。
二、90后诗歌中的苦闷书写
每一个时代的“苦闷”都有其自在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与伦理逻辑，都有其不同的时代症状与表现，当下90后诗歌中的苦闷书写亦是如此。
对于当下青年而言，他们苦闷的不再是政治上的失意，不再是宏大的社会问题，也不再是传统的道德伦理难题。没有了弱国子民的悲哀，没有了封建道德和封建制度的压迫，也没有了战争的离乱与忧患，那些传统中苦闷的根源似乎都失去了根基，可青年人的苦闷并没有就此结束。和平时代有和平时代的烦恼和苦闷，曾经由于时代的大剧变而产生的大苦闷在这一代青年身上渐行渐远，但远未消失。而那些曾经由于大烦恼的掩盖而被忽视的小烦恼，这时候就显示出他们的存在。在动乱年代，青年人很多时候顾不上那些小烦恼，更多时候为大烦恼而苦闷。而和平年代，大苦闷的历史语境已经不复存在，日常生活的小苦闷就显示出来。而这些苦闷的背后，都是一些中国式的心灵问题与现实问题。
对于90后乃至更年轻的一代诗人而言，苦闷更多是心灵与精神的痛苦。与之相对应的是其诗歌中新“苦闷”的表现：日常性焦虑、迷茫、倦怠、失眠、异化、压迫、陷于一种介于确定—不确定之间的追求的短暂性的愉悦与痛苦。总而言之，相对于传统诗人，当下的青年诗歌更加关注精神的苦闷，只不过这种关注更多时候是以自己为范本展开的。当然，这也可以视为90后诗人对自身诗人身份的特殊承担形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经历日常生活中那些传统的苦闷，生活的艰辛和奔波不易，依然构成当下青年诗歌中苦闷书写的来源。在苏仁聪的《月光高速》一诗中，我们看到一个为生活、为工作而奔波的青年：
“有一年冬天我从这个峡谷经过，山顶在下雪，那时高速公路还没有修建，大江右岸的山道上，颠簸着我坐的面包车。那时候的方向和现在相反，母亲在等我回家，饭菜热了好几遍，十五瓦的白炽灯挂在黑乎乎的墙壁。我有一个幸福的家，我正在远离它，为了活下去持续奔波，要去省城，向无数家公司投递简历。要忍受拒绝、孤独和贫穷，要忍受失眠和焦虑。天已黑透。我听着风从车窗外吹往家的一方。母亲，你曾感受到过我制造的风吗？你会被风吹倒吗？而我还在漫游呢，像没有方向的风。哦，母亲，就在我对着大江和你说话时，堂弟突然拽我的左臂，说：仁聪，那就是你要的诗歌。他的手指向悬崖顶端，一枚硕大的圆月，照着永远幽深的峡谷。母亲，我要忍住不哭。”[15]
“颠簸”“等我回家”“饭菜热了好几遍”“黑乎乎的墙壁”这些客观物其实都是诗人内在心绪的投射，它暗示着诗人内心的萦绕与焦灼，“为了活下去持续奔波，要去省城，向无数家公司投递简历。要忍受拒绝、孤独和贫穷，要忍受失眠和焦虑。天已黑透，我听着风从车窗外吹往家的一方”，则通过戏剧化的想象将内心的焦灼蔓延开来，直面生活中即将遭遇的人生难题，而这样一段羁旅也让诗人心中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愁苦，这也是诗人的苦闷所在。也许正如苏仁聪的诗集《无边》所昭示的那样，人生的烦恼、精神痛苦是无边的，也是永无止境的。
当然，当下的社会毕竟与以往不同，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每一个地方，而每一个地方也都参与了全球化的构建。在全球化进程中，个性化被一再推到前台饱受称赞，但个性化正在被消费话语所利用的现状及其带给青年一代的苦闷却少有人关注。由于个性化“有着人性化的一面”[16]，而“鲜有人a7dccd7526dd0c8899cba2a6b728a1d7将个性化进程的发展看作是资本主义培育商品的一种战略”[17]。不仅是劳动，消费同样也会导致人的异化，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未能表明的一点。其实，“消费革命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改变，由此纵容了个体权利与欲望的发展，这种演变蕴含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更迭之中”[18]。它借助开放与多元化的举措，将现代化模式及其客体加以社会化，将人推入后现代社会场景之中，而一旦“进入后现代社会，意味着个性化的个人享乐主义变得合理了，而且不再会遭受任何质疑；进入后现代社会，意味着一个与现代主义相辅相成的革命年代、一个轰轰烈烈的年代、一个希冀遍地的未来主义年代已经完结。后现代社会盛行着标新立异，充斥着懊恼与反省，渴望着个人自立……随着无数发明创造而来的是超强势集团、环境的恶化以及精神日渐空虚的个体；没有任何的政治意识形态能让群众激情重燃。后现代社会没有了偶像也没有了禁忌，它对于自身也不抱什么奢望，不再有激动人心的宏伟蓝图——这便是支配着我们的空虚，一种不悲不喜的空虚”[19]。空虚，正构成90后诗歌中苦闷书写的重要生命图景。
无聊而浮夸的现代生活、爱情求而不得的苦闷、社会价值的失落和冲突、校园与社会的反差、“零余者”的痛苦都是青年人正在经历的苦闷。“个性化进程一面是‘适当的’或者是可行的，这指的是所有动态的、非标准化的制度以及权力管理机关拟定设计的激励方式。”[20]而当这种奖励一再无法兑现，失落与空虚便接踵而至。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青年人逐渐意识到这种许诺的虚幻性，逐渐认识到自身平庸命运的无力改变。在一个逐渐技术化的社会，大部分人都无法伟大，人生也许注定平庸，失落难以避免。
今日青年之苦闷并非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21]。虽然没有了动乱年代的大苦闷，但和平时期的青年也正在经历着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的大苦闷，这种苦闷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几乎是一个时代的特色。人工智能、数字社会已经朝我们涌来，新青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而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后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由新青年们承受。内卷、躺平为什么会成为当下生活的常态，啃老等曾经负面的词语为什么又逐渐中性化，这些都在表明现实在起变化。这种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无可避免地形成压力，造成新青年的大苦闷，在一定程度上，这并不比李贺的“古典文人式”苦闷、郭沫若的“五四”式苦闷要轻。
社会的不平等在不断扩张，资本的压迫问题以另一种方式浮现，制造叛逆和不安。社会转型的痛苦，如失业、无意义的内卷与倦怠问题更加突出。正如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所言：“在内有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正相对，在外却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绝地迫压着。在两种的力之间，苦恼挣扎着的状态，就是人类生活。这只要就今日的劳动——不但是筋肉劳动，连口舌劳动，精神劳动，无论什么，一切劳动的状态一想就了然。说劳动是快乐，那已经是从前的话了。可以不为规则和法规所絷缚，也不被‘生活难’所催促，也不受资本主义和机械万能主义的压迫，而各人可以各做自由的发挥个性的创造生活的劳动，那若不是过去的上世，就是一部分的社会主义论者所梦想的乌托邦的话。从今日的实际生活来说，则劳动就是苦患。从个人被夺去了自由的创造创作的欲望，使他在压迫强制之下，过那不能转动的生活的就是劳动。现在已经成了人们若不在那用了生活难的威胁当作武器的机械和法则和因袭的强力之前，先舍掉了像人样的个性生活，多少总变一些法则和机械的奴隶，甚而至于自己若不变成机械的妖精，便即栖息不成的状态了。既有留着八字须的所谓教育家之流的教育机器，在银行和公司里，风采装得颇为时髦的计算机器也不少。放眼一看，以劳动为享乐的人们几乎全没有，就是今日的情形。”[22]
尽管厨川白村说的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情况，但在今天看来，依然适用。今天的劳动已经被异化了，它无法帮助人实现自我价值，它不再是实现自由解放的手段和途径，反而成为一种自由的束缚。与此同时，一种新的道德结构也在这一语境下展露雏形。在邹弗的《在许多如棉花一样的日子里》，当代社会的痛苦与苦闷得到了精彩表现：“我们终日无所事事，讨厌说话，疲惫于不断地吃饭与喝水。实际上，我们更喜欢一整天躺在床上，想一些怎么也想不清楚的事，双手在彼此的身体上互相抚摸，却从不做爱。有时，我们隔着衣服，有时也脱个精光。这样的日子枯燥无力，垂着头，不知道该以怎样的脚步走向哪里。下雨了、天晴了，无非是，春天过了，秋天又来了，还需要，反复使用语言吗？想起什么，就遗忘什么，我爱着我爱的人，也只是出于一种本能。”[23]
在这首诗中，无聊、重复、单调、没有目标、无奈等困扰着青年的问题一一浮现，这似乎成为当代社会的通病。但诡异的是，这些问题在以往似乎更多的出现在中年人身上，甚至一度成为人到中年的标签，可现如今，血气方刚的青年却被这些问题所困扰，这不禁让人感到有些奇怪。其实，在当下的社会，青年人似乎更难出头，他们既要经历那些前辈走过的心路历程，又要遭受当下技术社会所带来的人性异化。虽然社会越来越精细、复杂，人性并没有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而有所改善，甚至变得更糟。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并没有更包容，而是更加保守了。对于青年人来说，看似生在一个和平年代，但其实隐性的压力和痛苦并没有减少，甚至一些基本性的生存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而精神上的问题则更为突出。
苦闷构成一种对人的生A0sv5FH5TmIcnRfG6aLYDQ==存境遇的揭示，青年的“忧郁”不仅是一种背景，同时暗示着一种情绪、心理、性格，以至于生命的存在方式。诗歌中人的正常欲望表达与对欲望的超常态的压抑，造成人的巨大精神痛苦。由此而引发出的，是一种激愤而又软弱的性格，是一种不论如何努力，几乎都无法根本实现命运改变的残酷命题。既包含了对人无论怎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生存状态的发现，同时又表明了作者对宇宙间压抑着人的本性、人又不可能把握的某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无名恐惧。他们的诗歌关注着自身的现实，同时又超越这种现实，追索着隐藏于现实背后深处的人生、人性、人的生命存在的奥秘。换言之，现实只是一个引子，一种承载，真正要表达的是超越现实的人生、人性、人的生命存在的奥秘。
应该说，自古以来苦闷的产生都是“求而不得”产生的，只不过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通过这不A0sv5FH5TmIcnRfG6aLYDQ==同的“求”，我们也能看到不同时代青年们的希望和愿景，看到他们关于世界的遐想和塑造。青年的苦闷，从来就不是一个个人性命题，而是一个时代命题，是一个人性的普遍性命题，它通过感受性的方式表征出一个时代普遍的问题。当然，有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比如苦闷。虽然当下青年的苦闷与其他时代并不相同，但当下青年的苦闷都有共同的特质，都是人性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人因存在而苦闷，也因苦闷而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无法解决并不代表不应该无所作为，不代表我们的努力没有意义。想想那些曾经因为物质匮乏而苦闷的祖先，再看看现在我们苦闷根源的转移，让我们从关注物质的生存与存在转换为关注精神的存在。苦闷使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使我们思考，使我们反思，使我们反抗，它是一种强烈的生命力的存在。
我们应该呼吁，不能老用传统的方法和眼光看现在的青年，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呼唤新的道德观念，一个开放、包容的道德体系，在这个道德体系下，没有苛责，能够多一些理解和支持，青年哪怕一时误入歧途，也不会遭受歧视和排斥。但现实总是不那么尽如人意。
其实，苦闷也是一种对自我的重审和反思，是一种构建自我对话的机制和契机。苦闷是青年自我反思的一种特殊形式。真正的苦闷，既指向自我外部，同时也指向自身，它具有一种自我指涉性：对自我的重新发现、建构。
厨川白村说：“我们的生活力，和侵进体内来的细菌战。这战争成为病而被发现的时候，体温就异常之升腾而发热。正像这一样，动弹不止的生命力受了压抑和强制的状态，是苦闷，而于此也生热。热是对于压抑的反应作用；是对于action的reaction（行为的反应）。所以，生命力愈强，便比照着那强；生命力愈盛，便比照着那盛，这热度也愈高。”[24]在当下诗人们的笔下，这种热是一种忧郁的热。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忧郁的热，这种苦闷其实也是一种生命意识的显现，只不过这种生命力的显现不是以正向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以一种逆反的方式突现的。
苦闷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思潮，它表征着当下社会与现实的病症，也反映了青年内心世界的变动。就像“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笼罩于整个文坛的空气主要是感伤的。作家们常表现苦闷感、孤独感、彷徨感”[25]。“感伤成了这时期新文学的一种精神标记，映照着‘五四’历史转折时期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文学上的感伤情调，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民族和文学进入历史青春期必有的感情标志和心理气氛。”[26]今天也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巨大时期，苦闷再次成为时代的表征而映射于青年身上。
三、90后诗歌表达苦闷的技艺与方法
（一）独语或敞开的宣泄
“‘独语’是一种内敛式的诉说方式，是作者内心的独白。通过这种言说方式，独语者捕捉自我的内在情绪、感觉、心理，将其分析、剥离，进行深刻的自我审视，并指向形而上的思考和探索。”[27]当下青年诗人在写作中经常使用第一人称视角解剖自己的心灵，在循序渐进的倾诉中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在青年诗人邹弗的诗中，诗人往往使用第一人称表达自己心中的苦闷，在“现实”的编织中来探索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在他的《你的名字》中，诗人是这样抒写心中的苦闷的：“你曾经让我写下你的名字，那时我在香水厂装箱、打包，以及用一辆拉车运走货物。我累得甚至不能握紧笔杆，你也从此再没有提及。明天我将背上我的背包，远去北方的路途只有孤寂，玉霞只是一个温存的名字或者是一道深刻的伤疤。”[28]
这是一首诗人写给自己的诗歌，它以一种回忆的口吻起笔，在对历史与记忆的陈述中记录着诗人的疲惫，而掩映在疲惫下的，则是诗人所感到的失意。工作上的劳累带给人的不是精神的充盈与富足，而是对精神无谓的损耗。更为致命的是，它深深刺痛了诗人内心的柔软，不断在诗人的心中制造伤害，当诗人从这份短暂的工作中抽身而去时，诗人却并没有感到轻松、愉快或解脱，接踵而至的是一种孤寂、忧伤和悲哀。一种宿命式的锁套套住了诗人一般，即使跳出一种束缚，却还是会被另一种束缚所捕获，诗人的自由仿佛只能在想象的世界中存活。也正是这种对自由的渴望的无法实现，导致了诗人的苦闷，只不过这种苦闷并不强烈，它并不影响诗人的生存，但对诗人的精神却构成一种折磨。对此，人往往是无力的。
“独语”的表达方式意味着一种独立的姿态和声音，往往在诗中形成一种来自内心的沉重、隐痛的讲述基调。在邹弗的一些诗歌中，历史与现实的颓败、潮湿的黑暗不断侵袭着人的精神，诗人在“独语”的姿态中流露出袭上心头的苦闷感和迷茫感，他不解、思考、发问，在诗歌表现形式上，则是使用大量的问句。问询，构成独语者的一种经典姿态。而要挣脱这种痛苦的枷锁和苦闷，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生如同一个不断循环的陷阱，永不可完全逃脱。当然，“独立的声音并不意味着作为诗歌是最好的声音。对诗歌的构成来说，还有很多因素是重要的，譬如说面对着诗歌的历史进程，存在着‘怎么写’的问题，面对着时代的状况，存在着‘写什么’的问题。”[29]这就意味着独语不仅仅只面向自身，还要向外、向上生长，抵达时代的苦闷的表达。
（二）叙事、抒情等方法的综合使用
“今天的诗人必须寻求新的方法，为读者提供新的经验。”[30]在表达和书写苦闷上也应如此，诗人不能仅仅满足于自我苦闷愁绪的抒发，而应该把这种苦闷的表达与书写同“隐含读者”相联系。这就要求诗人在苦闷情绪的体验中能够提取出鲜活的苦闷经验，并能够以新的诗歌方法表达和书写这种鲜活的苦闷经验。不管是从内容上的新要求，还是从诗歌方法上的新要求来讲，这种新不是完全靠主观想象就能锻造出来的，它一定是诗人与时代共舞所产生的。就像几次工业革命和世界大战所引发时代剧变与当时的文艺思潮变化一样，几乎都是同频共振的。从理性主义思潮到非理性主义思潮，思潮的变化并不是人为想象和制造出来的，而是与时代剧变密切相关的。现代主义的秩序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秩序，从建构到解构的转变，都是与时代的剧变密切相关的。与这种顶层的文艺观念的变革相对应，是文艺方法（技法）的变革和更新，具体到诗歌领域，是“变形、隐喻（提喻、转喻）等诸多新方法的出现”[31]。回到当下，其实我们也同样身处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悄然间，我们会发现，与时代的剧变相对应，顶层的文艺观念已在渐渐发生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可能滞后于时代的剧变，而从顶层的观念到实际的创作，这种迟滞性可能更为明显一些。在如此情境下，我们也许不免有些急迫，为什么与时代剧变相对应的一种典型的文艺观念与诗歌方法迟迟不在诗歌中露面。似乎我们都在暗中期待着一种历史的“合逻辑”，因为历史曾告诉我们，巨变之下必有革新，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文艺思潮的涌变总在不断给我们施加心理暗示。但并不排除两种可能：一种是历史不是每一回都“合逻辑”，可能这一次就是如此，可能注定我们要失去一次与一种典型的新方法相遇的机会；另一种则是，可能这种典型的新方法已经出现在某些诗人的创作中了，但我们都还未曾发现、总结，时间还不成熟。其实，笔者更加倾向于后者，这是因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居于幽暗，新的诗歌方法可能也是这样，越来越不易被发现。正如布顿在《诗歌解剖》中所言：“在文学研究中，犹如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应当永远不忙于做严苛的判断，而应当0EPWBE8gQ5P8cQnWRuTq5lRYBCzM4yfaXVwQJhNqfqY=时刻准备相信，我们表示不赞成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自己不敏感。”[32]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诗人与诗歌保持适当的宽容，往往有助于避免误判。因为中国当下的青年诗歌创作是如此丰富，笔者几乎不可能完全将其掌握，故而，遗漏和遮蔽也就在所难免。此外，笔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也是有限的，因而某些不合适的论断似乎也是无法一一避免的。唯一能补救的，大概就是勤奋一些，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敏感力。
由于当下社会的复杂和剧变，诗歌在面对社会与自我的割裂时也遭受严峻的考验，而这种考验则倒逼青年诗人们创造出更为多样、精细、综合的技术手段，以应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现实。“不单诗歌题材的选择更加多样化，进入过去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能产生诗意的领域，而且，构成诗歌的技术手段也变得多样化起来，就像有人已专门讨论过的那样，现在，构成诗歌的早已不再是单纯的、正面的抒情了，不单出现了文体的综合化，还有诸如反讽、戏谑、独白、引文嵌入等方法亦已作为手段加入诗歌的构成中。这些方法的加入，无疑使诗歌脱离了‘庸俗非理性’的吊诡，以及平面化的简单，提高了诗歌处理复杂题材的能力，尤其是处理复杂日常生活经验的能力，因而使诗歌显得更丰满、更具有复杂性，也更具表现力。”[33]赵汗青的诗歌就具有这样一种综合的品格，她在表达生命的忧思与人生的苦闷时，使用的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叙事手段，叙事、抒情与概括式的议论和旁白的多种手法都叠加在她的诗歌中，意象繁复密集，超常规的语言搭配俯拾即是，一再打破读者的程式化阅读期待。
四、结 语
德里达曾说，人们每次都必须有所创新，这一创新不会得到任何保证和肯定，不是没有概念，而是每次都必须超越概念。——人们必须在没有任何事先保证成功的情况下进行创造。90后的青年诗人在书写苦闷时亦是如此，他们正在进行着一场可能的创新，尽管没有历史的保证，但他们依然像前辈们那样，在创新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当然，这一可能的创新是基于他们对历史和当下现实的体察与把握获得的，正是由于90后诗人们对自身及“同时代人”所处境遇的深切体悟、对这一境遇中个体所遭受的精神苦闷与精神痛苦的深刻把握，他们才能以诗歌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因而90后诗歌中苦闷书写从来就不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是一种通过历史的继承转化与亲历性的当下体验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一种个体与历史对话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面向自身，同时代对话的结果，这正彰显了90后诗人们面对历史和现实时的介入精神与对话能力。显然，这与以往评论家对90后诗人“内在化”“脱离现实”的观察与评价并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恰好说明了90后诗人正在成长、走向成熟的事实，90后诗人终将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
基金项目：2024年度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郭沫若研究）青年项目《郭沫若现代新诗中的战争书写研究》，项目编号：GY2024C01；
山东大学2020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作家传记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编号：20RWZD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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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