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灿金的《重写“野草”》 通过同题创作的方式展开与《野草》的对话，开辟了一条与鲁迅思想对话的独特路径。“重写野草”文本既是他释读鲁迅《野草》的收获，也是借助鲁迅的前文本所催生的自我思考的产物。这看似“机械”的重写背后隐含着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营构，积淀了作者对于个体生命经验的独到沉思。

关键词：郭灿金；文本重写；《野草》；鲁迅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问世近一个世纪以来，产生了相当宏富的研究成果，不仅有单篇的研究论文，还包括系统的研究论著，其数量极为可观。《野草》被称作“鲁迅的哲学”，如果试图触及鲁迅幽微深邃的思想，《野草》不仅是一个不可被回避的文本，而且也为探寻鲁迅心灵世界提供了一条洞幽烛微的林中之路。同时，《野草》还是一部晦暗莫测的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文本，鲁迅将社会的、现实的与个体的生命思考熔铸在独特的意象中，又进一步吸引了研究者探幽解密的阐释冲动。正惟其此，《野草》研究成为鲁迅研究论域中的一座坚固堡垒和神秘城堡。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不断地阐释乃至索隐考证中试图攻克这一坚固的堡垒并进入这一神秘的城堡。

学术研究乃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对话与交流，如何解读《野草》，不仅受制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语境，也考量着研究者的眼光与学养。一部《野草》研究史，不仅是《野草》的阐释史，也是研究者与鲁迅的对话交流史，还是研究者的思想史。纵观近一百年的《野草》研究，不论是将《野草》视为鲁迅斗争精神的产物，还是彷徨虚无的悲观之作；不论是将其视为“现实的”与“哲学的”结合，还是个体的生命哲学；不论是视为鲁迅“难以直说的苦衷”，还是“为爱情作证”……林林总总的《野草》研究成果，不管采用何种研究方法，都会将文本细读纳入自身的研究框架，或将鲁迅的相关文本与《野草》研究的文本进行互证，大体上属于文本阐释式的研究。阐释《野草》在一定程度上即走近鲁迅，与鲁迅进行思想的对话与交流，作为20世纪中国极为重要的思想家，鲁迅的思想复杂而幽深。不同的研究者尽管研究路径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各异，但都在走近鲁迅、解开鲁迅思想之谜。

一、文本重写：一个值得重视的创作现象

与此前的研究者不同，郭灿金的《重写“野草”》开辟了一条与鲁迅思想对话的独特路径。他不是通过解读《野草》的方式走近鲁迅，而是通过同题创作的方式展开与《野草》的对话。正如“题记”中所言：“以《野草》‘同题作文’的形式向《野草》致敬，并以此来记录自我。”“我只是想用这样一种形式来记录自己，想为后人留下一个标本，看看一个世纪之后的‘现代人’，一个教师，其思想境界或话语表达有多大的退步。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决定以机械的方式来写作。所谓‘机械’，亦即在标题、体例、篇幅等形式上亦步亦趋，不仅如此，每一篇的创作时间也按照1996年前同月同日来写作。”以这样的方式系统地“重写野草”并“致敬鲁迅”，在笔者有限的阅读当中还是首次。郭灿金自谦为“机械”地写作，其实是为了尽量贴近鲁迅创作《野草》时的物候语境，以更好地体悟“此时此境”的季节变换，营造重写时的自然语境，更有效地展开与经典的对话。

重写经典需要勇气，更需要学养与才力，尤其是重写《野草》。《野草》以其隐晦曲折之笔、独有的意象符号以及荒诞怪异的场景，书写着个体的生命沉思。一个作家在同月同日完成同一个篇目的写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被誉为开封“明伦街第一才子”的郭灿金知难而进，勇敢主动地接受了这一挑战。这连同题词在内的二十四篇“重写野草”文本，既是他释读鲁迅《野草》的收获，也是由鲁迅的文本所催生的郭灿金进行自我思考的产物。这看似“机械”的重写背后隐含着作者独具匠心的艺术营构，积淀作者对于个体生命经验的独到沉思。

作为古今中外相当普遍且极为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重写并没有受到国内创作界与学术研究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荷兰的汉学家佛克马才将“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这一话题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中提出并加以讨论[1]。此后，中国学人也开始逐渐关注重写这一有待于进一步探究的创作理论问题。中国文化本来就有根深蒂固的重视历史的传统，源远流长的历史为重写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重写是对经典的重述与创造，不仅仅是题材的因袭和话题的延续，也关乎经典文本对后世的影响、传播与接受，甚至关乎重写者对经典文本——前文本的超越与创新，所有这些都极大地考验重写者的思想艺术之功力。

重写是今人与前人的对话，是思想的交流与艺术的碰撞，借助重写的媒介，旧故事焕发出新面貌，前文本呈现出新内涵，经典在不断地被重写中得以传承并不断迸发出生生不息的恒久魅力。从表面看来，重写似乎天然地带有依傍的特征，因为重写首先表现出文学的接受属性，每一个重写者同时也是一个对于前文本的接受者。但千万不7166401797e3ff51e58783cd2018a083要因此而忽略重写所具有的文学创造的本质属性，恰如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重写并非机械地复制所依傍的对象，而要表达自己的接受态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重写又是一种文学批评方式，重写者也具有文学评论的属性。重写之作往往是时代的产物，大都携带着时代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历史与当代的结合，这是决定重写具有自身价值的主要原因。”[2]照此说来，郭灿金的《重写“野草”》要面对多方面的困难，既要直面鲁迅《野草》繁复艰深的文本内涵，又要尽力摆脱经典作品“影响的焦虑”，在自我限定的同题且同时创作的镣铐中跳出优美的舞姿。要想达到任何一个方面，谈何容易，郭灿金却要翻越这两道关隘，其创作中所遭遇的困难可想而知。所以，当郭灿金以“重写《野草》”向鲁迅致敬，笔者作为多年以来在现代文学领域教学与耕耘的从业者，也要向郭灿金致敬，向他以自己独到的文学写作方式传承鲁迅、延续经典的文化行为致敬。

鲁迅的《野草》写于1924年到1926年间，第一篇《秋夜》创作于1924年9月15日。1927年4月26日深夜，鲁迅在广州的白云楼上将自己所写的系列散文编定为《野草》集子时，写下了整部集子的“题词”，连“题词”在内，《野草》共由24篇散文组成。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曾经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早已退潮，段祺瑞独裁政府酿成的“三·一八”惨案又进一步促使了文人学者的离散，大批文人学者纷纷南下，北京已接近于一个寂寞的文化枯城。鲁迅也开始逃离北京，辗转于厦门与广州。兄弟失和、社会动荡、环境迁移等一系列外在与内在的困境接踵而至，鲁迅在这一期间的心态相当灰暗而苦闷，《野草》堪为鲁迅“苦闷的象征”。郭灿金的《重写“野草”》的开篇之作《秋夜》写于2021年9月15日，题词写于2022年4月26日，《影的告别》写于2020年9月24日……正值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与大多数的高校教师一样，此时的郭灿金也蜗居在他的书房读书、写书与教书（只不过以网上授课的方式），《重写“野草”》在此期间诞生想必并不偶然。年过50的郭灿金研读着年过40的鲁迅创作的《野草》文本，尽管时空变幻，但同样正值中年况味，对大时代中的迷茫无措感同身受，生命个体应该有相似的感受，这或许就是促使郭灿金重写“野草”的生命契合点。这也应和了文学重写的一般规律：“旧故事负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人类的共同情感、理想，不但与个人的遭遇、理想产生共鸣，也与新的时代文化精神不断碰撞，终经重写焕发出永恒的魅力。”[3]相似的中年况味与时代迷茫并不必然地成为重写的动力，因为重写具有文学创作的本质属性，重写者必须具备重写的欲望、创作的才情与明辨深思的功力，而郭灿金恰恰都具备这样的条件。

郭灿金好学深思、勤于写作，他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高校工作，高校的工作环境又给他提供了较为优裕的读书与写作的时间。多年以前，他曾将《古典下的秘写》赠送给笔者，这是一部为刊物专栏所写的10篇论文的合集，单看每一篇文章的题目就让读者眼前一亮、足以引人入胜，诸如《西厢记：古典浪漫爱情的终结》《杜十娘：泡沫爱情的杰出代表》《孔雀东南飞：一个人的爱与死》《从木兰辞到梁祝：服装掩盖下的窥视》《赵氏孤儿：三个人的战争》……很显然，这些篇目都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独具慧眼的重新解读，文笔飞扬灵动，才思敏捷如泉涌，文章写得妙趣横生，或机智幽默，或灵光乍现，作者的眼光独到而犀利，分析鞭辟入里，以独特而险峻的路径引领读者重新进入古典文学的广袤疆域，开启了重释古典的新向度，在颠覆读者的传统习见中获得思想的愉悦与文化的新知。郭灿金读书善思，他出入文史，博览全书，酷爱写作，为人真诚坦荡，乐交天下朋友，文人气浓，胸无城府，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广博的阅读视野与厚重的文化修养，让他成为历史解读派的代表作家，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趣读史记》《大唐盛世最有争议的30个人》《大话宫廷政治》《中华语典》《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新说文解词》《郭灿金读史》等一系列著作，还担任了20集大型人文电视纪录片《豫商》总撰稿人，他为河南大学校庆所写的《河南大学赋》受到广大师生与校友的一致好评。郭灿金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诗词歌赋、散文杂文、学术随笔均有涉猎，他借助网络传播的非虚构写作《嗷神》更是一道夺目的风景，一桩坎坷曲折、感伤缠绵并略带怀旧色彩的情感故事，经过作者精心营构的叙事编织，吊起读者的胃口，让读者在欲罢不能的阅读期待中介入故事，共同完成由读者、作者与当事人构成的一个互动共生的文学奇观，这真有点儿像金宇澄当初创作《繁花》时的味道，是值得被研究的文学创作现象。这就是郭灿金，虽然身在高校，却没有受到高校分科所带来的读书过分专业化和狭窄化弊端的影响，而是纵横捭阖，吸纳古今，博采中西，把理论与创作融为一体，将才情与多种文体相结合。就此而论，郭灿金庶几可称为杂家之学，这是那些自命为学院化的知识分子不可比拟的。而这正是郭灿金与“五四”一代具有博大气象的知识分子的相通之处，也是郭灿金能够与鲁迅思想对话的文化资本。

二、重写的诗学：多元思想与对立的辩证法

依照佛克马的说法，重写就是复述与变更。复述不必深论，而变更则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变更才是超越与创新的保证，尤其是在文本主题内涵方面。为了系统考察郭灿金《重写“野草”》在思想主题方面的创造性所在，必须将前文本鲁迅的《野草》纳入讨论框架，借此才能厘清文本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互动。两部文本的《〈野草〉题辞》一文，都是在23篇散文诗完成之后写成，是类似《野草》序言性的文章，一如日本学者片山智行在论述《野草》时所指出的：“浓缩着作者的思绪，几乎总括着《野草》的全部作品以及作者的内心世界。”[4]所以，在展开整部《野草》的讨论之前，我们先从“题辞”谈起。

鲁迅的《野草·题辞》在写作的语言文体上，类似一种极为凝练的格言式写作，一改欧化冗长的语言习惯，将中国传统语文的对仗词汇融入其间，如“空虚和充实”“沉默和开口”“生长和朽腐”“生和死”“明和暗”“过去和未来”“希望和失望”“爱与憎”“友与仇”，在互相作用、互相补充又互相比照的两极对立中传达出鲁迅忧愤深广的人生哲学。这些冲突的两极形象或概念，正是鲁迅内在多重矛盾心理的外化形式，隐喻地昭示出鲁迅难以化解的生存悖论与内心困境。我们不必像那些索隐派的研究者那样，脱离《野草》文本对社会语境与鲁迅的现实生活进行琐碎考证，这种外部研究其实是一种想象式发挥，而文本本身已经提供了沿波讨源的媒介。

同样，面对郭灿金的《重写“野草”》我们也应该采取直面文本的细读理路。与鲁迅的《野草·题辞》类似，郭灿金的重写也采取了相当简洁、高度概括的格言体，呈现出对时间与空间、生命与消亡的人本处境的深刻思考。只不过，生活在后现代语境中的郭灿金似乎比鲁迅更为虚无，他彻底地解构了生命的严肃性与神圣性，透彻地体悟到生命如野草般的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渺小感与无力感，他的低语仿佛敲响了傲慢自大的现代人的警钟：“我们每一个人，在本质上不过是一株野草”，“生机勃勃，又无法左右自我”，“我们连野草也不如”，“我们没有返青的那一天”。鲁迅的一生也不时地被虚无所干扰甚至所左右，但鲁迅最终的选择仍然是反抗、挣扎与奋起，他认清了生命的虚无之后偏要做绝望地反抗，以致看透了虚无本身。郭灿金尽管认为“我们可以在头脑里超越时间和空间”，但认为那只不过是精神胜利法的托词而已，“无论怎样的说辞，这都是一场笑话——包括我们说自己是一场笑话，也构成了笑话本身。” 还有比这更为彻底的虚无的生命观念吗？深刻繁复的思想总是蕴含着对立与矛盾，与鲁迅类似，郭灿金的《野草·题辞》也设立了多重的冲突概念，如“生机勃勃”与“无法左右”、“无限”与“有限”、“时间与空间”、“知”与“未知”、“有”与“无”……鲁迅所设立的两极对立的概念仿佛是永恒转换的环链，生长走向死亡，腐朽则促进了生长，矛盾的双方在对立的转换中完成生命的循环，无论如何，鲁迅都是抱着“大笑”与“歌唱”的人生态度。而郭灿金却让矛盾的一方战胜了另一方，似乎只是看到了生命的滑稽与可笑，生命的萎顿与空无，甚至连思想也近乎成为精神胜利法般的自我安慰。当帕斯卡骄傲地宣称“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将人的理性和沉思置于较脆弱的肉体生命更高的位置加以看待。这是沿袭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对于人的生命与价值进行最高褒奖，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欧洲理性主义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那里，笛卡尔虽然是一个对人类、对世界、对上帝持有怀疑的绝对论者，但他从来没有怀疑他本身的思想，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仍然没有放弃人类思考的重要价值。而善于思考的郭灿金却将解构的利刃指向了自我的严肃思考，人生难道真是一场毫无价值的笑话？如果真是一场空无的笑话，那我们有限的人生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人类存在的勇气从何而来？显然，在郭灿金这里，生命的悲观与虚无较之鲁迅更为敏感和强烈。

人是向死的存在，所有人从一出生就早已命定了死亡的结局，死亡似乎抹平了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身份的高低贵贱，人类在死亡面前表现出罕见的平等。就此而论，有限且脆弱的生命个体具有天然命定的悲剧意识，西班牙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乌纳穆诺一再提醒人们注意他对“人”的理解：“有血有肉的人，就是由出生到受难，最后要死亡的人，尤其要强调的是，一个终究要‘死亡’的人。”[5]在乌纳穆诺看来，哲学是思考死亡的学问，哲学就是为了我们死后意识的命运而不断提出问题的，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诸如死亡问题、对彼岸的忧虑问题、灵魂不朽的问题，任何哲学都要作出自己的回答。文学也是这样，“诗与哲学为邻”，优秀的文学总是以深刻细腻的文本同样逼近哲学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关于死亡与个体生命哲学的思考，在鲁迅《野草》中随处可见。一些篇章题目如《过客》《死火》《墓碣文》《死后》《淡淡的血痕中》等，就彰显出这一思考的端倪。鲁迅的思考总是借助梦境的形式，通常以“我梦见”的语式开始。《墓碣文》就是以梦境的形式虚拟了“自我”与“墓碣”对立的阴森恐怖场景，孤坟中一个抉心自食者的骇人意象令人震惊。鲁迅研究专家孙玉石认为该文的主旨是“作者思想的自我解剖”[6]，如果从自啮其身的毒蛇和抉心自食的意象可以生发出自我解剖的主题意涵，那么，“我”与“墓碣”是一种什么的关系？“我”与孤坟中的死尸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鲁迅以非理性的梦境建构了一个具有艺术弹性的开放性文本，我们很难坐实一个单一的思想主题。郭灿金的《墓碣文》也采用了梦境的形式，只不过没有像鲁迅那样营造极为恐怖的阴森意象，墓碑上的文字透露出郭灿金在《野草·题辞》中所宣称的4cc6daa08459d227752cf4098fc03765生命哲学：“生如段子，死若笑话……”但同样怪诞到令人惊异的是，梦中的墓碑上竟然写着“我的名字”，“我”与“我的墓碑”之间的对立，莫非隐含了作者先行到死的人生哲学？先行到死暗合了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就是直面死亡，迫使此在先行到死亡当中，从死亡的结局反观人生，通过死亡而烛照被遮蔽的此在人生，从而立足自身而本真地在世，为解决俗世的存在问题而奠定根基。关于生与死的问题，中外哲人给出的答案众说纷纭。人们要么以生的执着来悬置死之悲痛，要么预约一个未来的黄金世界躲避对死亡的恐惧。孔老夫子以“未知生焉知死”直接回避了对死亡的探讨；庄子在生死齐一、鼓盆而歌中欢庆着死亡的降临；佛家则在生死不灭、六道轮回的流转循环中消解了死亡的困扰；基督教则为他的信徒敞开了与主同在的一道复活永生之门，认为死亡乃灵魂的解脱，是尘世肉身的灵魂返乡。不管是回避死亡还是美化死亡，死生问题都是值得被认真讨论的人生重大命题，正如王羲之所言：“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个体的存在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向死而生”“向终结存在”，即使先行到死，意识到人是必死的存在，不同的人即便都以死亡的结局来返观现世的人生，也可能导致不同的人生态度。鲁迅《过客》中的“过客”“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的“反抗绝望”的生命意志，正是鲁迅人生观念的隐喻表达。“明知前路是坟”也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观念，尽管意识到不免一死的人生结局，鲁迅偏要做绝望的抗争。“过客”拒绝了好心人的布施和善意，以坚忍不拔的执着精神，一直不停地向“前面”走去，这是一种对生命积极担承的人生态度。李欧梵先生对《过客》的评论甚获笔者心：“生活就是一个走的过程，一直走下去，好完成那走向死亡的行程。因此，‘走’成为在‘无意义’威胁下唯一有意义的行动。”[7]与《野草》中许多充满虚无情绪的作品相比，《过客》表现出特有的执着精神与理想色彩。“过客”是鲁迅的“自我画像”，“走”隐喻着鲁迅不断抗争的生命状态，那正是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所在。

鲁迅的《过客》以诗剧的艺术形式形象地传达出自我的生命哲学与人生态度，而郭灿金的《过客》则以警句式的语言直接探讨人乃“乱码世界的过客”这一生存的荒诞问题。在郭灿金看来，世界是无序的，一切皆出于偶然，我们生活的世界布满密密麻麻的乱码，人想要在乱码的世界中寻求任何意义都是徒劳，“这就是所有过客们永恒的悲哀”。郭灿金认为人皆是世界的匆匆过客，在无序的世界面前，“没有谁是过客对应的主人”，甚至“连时间和空间都不是”。这是对世界彻底的否定，弥漫着一种加缪般沉重压抑的荒谬气息。加缪认为，“所谓荒谬，在于这种非理性遭遇了人心对清晰之狂热期望。”“荒谬生于一个遭遇，就是人之需要与世界之不可理喻的沉默之间的遭遇。”[8]所谓非理性，就是世界之不可理喻的沉默；所谓人之需要，就是试图对世界进行清晰理解与把握的狂热渴望，荒谬就是这二者之间的对质与遭遇。也就是说，荒谬存在于理性的人对非理性世界的观照中，荒谬是理性与世界之间的交汇连接点。既然世界如此荒谬，那我们存在的意义何在？到哪里去寻找生存的勇气？我们是将荒谬视为人生的目的，还是以荒谬作为生存的方法？以荒谬作为目的，显然会堕入滑稽无聊、绝望虚无的荒谬主义，以荒谬作为方法则不然，即使我们洞悉真实的情况是荒谬的，但我们仍然应该坦然地接受，并以此为出发点，反观并打破我们原先曾经建立起来的那套虚幻的世界认知与价值观念，以重建新的价值体系与人生意义。尽管世界没有意义，那我们也应该主动地去赋予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荒谬是对以往价值观念的取消与清零，如此一来，个体的自由就得到完全释放。如此看来，即便洞察出人生与世界的荒谬，作为偶在的生命个体依然有选择的自由。

如何对待世界的荒谬，郭灿金的重写《过客》拉开了与鲁迅的距离，鲁迅作为启蒙时代的知识分子，尽管有“荷戟独彷徨”的灰暗时刻，但对“人生呐喊”的亮色一直贯穿于整个人生。而咀嚼着后现代思想乳汁的郭灿金，于疫情封控的幽闭环境中，在他的六楼露台眺望着纷纷扰扰的世界，想必内心也一样纠结难耐。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偶尔会看到一些流露内心灰暗的文字，在这一方面，笔者与他的看法有别，有时我们会微信交流。郭灿金是个勤于思考的人，思考与写作是他重要的生活方式，他有时也会把自己的思考带入日常生活当中。钱理群在一本书的序言中对思想与痛苦的表述也可以用在郭灿金身上：“你选择‘思想者’的道路，也就选择了孤独，永远与‘丰富的痛苦’相伴，就将是你的宿命。”郭灿金的《重写“野草”》散发出浓郁的孤独，孤独中自然蕴藏着“丰富的痛苦”。这种痛苦不仅来源于作者意识到世界的荒谬和无意义时的孱弱无力与内在绝望，还来源于作者面对记忆的丧失和被世界的遗忘，在世生命感受到惘罔的威胁之感。

鲁迅的《腊叶》以充满柔情的温润之笔带出了一枚带病的红叶，黄绿斑驳的一片枫叶竟能引起鲁迅的温情凝视，这是鲁迅作品中少有的“小资”情调。鲁迅在追寻往昔时光的深情叙述中，抗拒着岁月的磨蚀有可能带来的对记忆的遗忘。书写乃是拒绝遗忘的最佳方式。郭灿金的《腊叶》也是书写大学毕业前夹进日记本中的一片猩红的枫叶，但“我无论如何回忆，我都想不出来这个叶子的来历”，这与鲁迅满含柔情的清晰的回忆有别。郭灿金由此上升到形而上的思考：“我们试图留存的东西，都无法带给我们曾经的鲜活。”仿佛一切皆是费尽心思、于事无补的妄自徒劳而已，这种深入骨髓的虚无感浸润于整部《重写“野草”》的文本之中。这里回荡着《圣经》“传道书”中人生虚空的声音：“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当然，基督教对现世人生的否定和拒绝是为了让个体的人更虔诚地皈依上帝的怀抱、谨守神的诫命，以便更顺利地进入天堂之门。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也可能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郭灿金也不例外。尽管他在《死后》中以梦境拟设了“肉体”与“灵魂”的二元论，事实上，在两者各怀心事、相互依傍又相互厌弃的分离中，单纯的灵魂与单纯的肉体其实并不存在，这就隐隐地指向了对灵魂的否定。任何宗教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承认灵魂的存在，深信来世的世界。当尼采狂妄地宣布“上帝死了”的声音在现代社会流播，自信又傲慢的现代人在挣脱上帝的怀抱之后却再次陷入信仰缺失的迷途。失去信仰的现代人，在失去了上帝的庇佑之后孤苦无依，既不满足于个体的“生命中承受之轻”，也不堪于个体所遭遇的“生命中承受之重”，他们只能面对一个人的战争，在自我的世界里完成自我，成为白刃向内的自己的敌人。郭灿金的《这样的战士》就是这样一个以自己为敌的现代性自我的悲壮形象，“战士”的形象无疑是作者的自况，“我们被扔到这个世界上，赤手空拳”，这是典型的海德格尔式的哲学表述，每一个鲜活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并非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被动地无缘无故地被抛掷在世界上。更可悲的是，盲目自大、赤手空拳的现代人被诱惑着以世界为战场，在向外部世界逐求的无谓耗散中算计着可笑的成败得失。郭灿金抹平了“输”与“赢”的界限，颠覆了传统的“战士”形象，瓦解了我们传统中对于战士的认知。相比鲁迅塑造的陷入无物之阵并向外部世界“举起投枪”的战士，一个巍然屹立进行不懈战斗的精神界战士的形象，说实在的，笔者更喜欢郭灿金的“战士”形象。

真正的思想者一定具有独立精神，积极思考且敢于大胆怀疑。鲁迅从尼采那里汲取“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资源，以高度的自觉张扬着具有反叛色彩的怀疑主义精神，他的《狂人日记》就已经借助狂人之口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吗？”的呐喊，这是怀疑与挑战，也是审问与判决，在鲁迅那里，“一切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观念、理论原则，都要置于历史的审判台前，重新审定其价值”[9]。鲁迅的《野草》回荡着质疑的声音，文本中相互对立的意象与观念并置：“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10]这是鲁迅思想方式的经典表达，将“天上”与“深渊”、“有”与“无”、“绝望”与“希望”的关系进行对调，在颠倒的视角中看穿事物表象的虚妄，敏锐地洞察事物的本质。如果说这些对立的词汇隐喻地传达了鲁迅内心的矛盾和紧张，那么，鲁迅终其一生似乎都没有完全解决和摆脱这样的内在分裂，这也让鲁迅的文字具有特别的张力。郭灿金的《重写“野草”》也同样弥漫着怀疑的气息，他将对立观念的本体思考灌注于文本的各篇什之中，诸如 “生”与“死”、“夜”与“昼”、“友”与“仇”、“阴”与“阳”、“谎言”与“真实”、“瞬间”与“万年”、“过客”与“主人”、“梦境”与“现实”、“地狱”与“天堂”……郭灿金的思考方式有别于鲁迅，他常常不是将矛盾对立的双方作颠倒的置换，而是常常将二者视为齐一的整体加以观照。郭灿金的“复仇者”不是选择手持利刃进行杀戮，而是选择躺在仇人温热的身体旁边，在与冤家的合体中完成深刻的复仇，莫非，心怀深仇之人就是要义无反顾地相爱之人？对立双方不是通过价值颠倒重估各自的价值，而是在万物齐一、阴阳合体的混沌观照中消解与超越对立。这或许是郭灿金对于生活中所充斥的诸多矛盾的调和，浸透着佛教禅宗般对生命的顿悟。

尽管思想者是孤独和痛苦的，但我们依然不要放弃思考。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似乎说过：“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俯瞰众生的万能上帝自然会嘲笑渺小羸弱的人类，但不要忘记，“上帝观念”本身即人类的思想“建构”。郭灿金的《重写“野草”》有痛苦和虚无，也有悲悯和彻悟。《淡淡的血痕中》以感伤的回眸笔调书写了儿时的玩伴——中亮和海兴的意外死亡，节制的叙述使文本充满情绪的张力，不温不火的文字背后蕴含着作者对特殊年代的无声控诉。郭灿金重情重义，50年前的儿时玩伴，至今仍念念不忘，足见用情之深，“我们不能影响过去、不能取消过去、不能复兴过去或者不能复活过去。只有对过去的描述才可以使过去得以改进或变得生动。”[11]诚哉斯言，这就是书写的力量，也是文字和记忆的力量。

由此，笔者想到古人所谓的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这些都是拒绝遗忘、反抗虚无的重要途径。《重写“野草”》在传播经典的同时也在书写自我，这或许多少能够减轻他生命的难以排遣的虚无感吧，不知郭灿金以为如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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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