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100年前，全国当时已组织起来的、受中共领导的或靠近中共的166个左中派工会团体，派出代表270余人，代表着全国有组织的54万工人，齐聚广州珠江江畔，隆重召开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以下简称“二次劳大”）。在这次大会上，选举产生全国工人阶级统一的总指挥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此，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集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旗帜下，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百折不回，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和民族复兴的主力军。在这个艰难困苦英勇卓绝的奋斗途程中，刘少奇无疑是这个队伍中的勇敢擎旗手之一。刘少奇从1925年初在中共四大被任命担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不久，即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参与筹备召开二次劳大，并在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在筹备和召开二次劳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次劳大的召开是贯彻中共四大决议和推进国民革命发展所必需

1925年初，中共四大召开，会议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经验和研判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形势，对国内政局作出客观分析，并提出无产阶级要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和加强工农联盟的重要思想。会上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尤其是农民的参加。这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革命经验的总结，是这次会议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会议还通过《对于职工运动之决议案》，具体阐明工人运动与民族运动的关系，制定发展工人运动的具体计划，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必须工人阶级有强固的、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这就提出了要召开二次劳大会议的要求。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央决定在中央工农部内设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1月22日四大闭幕那天，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兼任书记，李立三、刘少奇任副书记，项英、王荷波等六人为委员。

此时，国内政治形势也出现有利于召开劳动大会的局面。自从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实现国共两党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之后，中共帮助国民党迅速发展壮大组织，并在广东利用合法形式组织与发展工农运动。这使南方乃至全国的革命力量迅速向广东聚集，以广东为中心的国民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和巩固。在国共两党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北方的政治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直系军阀冯玉祥受国民革命潮流影响，于1924年10月下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残酷镇压二七工人运动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北洋军阀体系开始动摇，对工农严酷镇压的统治暂时放松，

由此二七运动以后沉寂两年多的工人运动开始复苏。刘少奇在分析二次劳大前的国内形势时，曾指出：“当此军阀政治并未稳固之时，所以无论任何派军阀对于民众尚不敢十分压迫，而中国职工运动得有发展的机会了”，“中国职工运动自‘二七’失败后，至此已到复兴时期：在此时上海有二万工人之大罢工，青岛亦有万多工人之罢工，‘二七’后在北方被封之各铁路工会，亦于此时恢复起来，湖北一带工会，亦渐次恢复而发生罢工，又广东之铁路工人罢工，兵工厂工人罢工，援助革命政府，肃清刘、杨，此为中国职工运动复兴之现象”。

中共敏锐地把握到这一社会脉搏，四大结束后不久，就开始筹备在广州组织召开二次劳大。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是于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按照当时大会决议二次劳大应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下一年的五一在武汉召开。然而由于二七惨案的发生，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处于非法地位，已几年不能公开活动，因此二次劳大不能按原计划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召开了。中共中央“当时对于召集问题，颇费一番斟酌”。此时的形势已与两年多之前很不一样。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共“最注意的是去成立产业总工会，凡属某产业的职工运动即用产业总工会去做”。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中共领导的工人阶级队伍已逐渐发展壮大，涌现出几个拥有数万会员的大的产业工会，如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与此同时，随着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日益增高，“革命斗争的剧烈和阶级分化的过程相并而行”，一些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操纵下的反动工会竭力攻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过激派”，力图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分裂工人队伍，并准备策划举行所谓“全国工团联合会”，以与中共所领导的工会运动相对抗。为了不让他们的破坏活动有所借口，促进工人阶级的广泛团结，“共产党决定没有必要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召集此次大会，而由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邀同海员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中共认为，“现在全国有工会组织的工人不过20万人，但是这四个发起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会却有10万以上的会员。而且由这四个大工会所召集的全国劳动大会，全国各工会必能派代表到会”，“这样一个真能代表全国有组织的工人的大会，必能产生重要的结果”。于是便决定由这四个工会出面，同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部分成员组成筹备处，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

4月5日和8日，这四个发起单位首先在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刊登《发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紧急启事》。《启事》称：“全国各工团公鉴：我工人阶级为谋全国大团结起见，曾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开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由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次年召集第二次大会。嗣因二七惨变后，全国工团皆在严重压迫之下，第二次大会竟不能召集，各处工团无不引为遗恨。敝会等以中国各工团应急本阶级互助精神，谋全国一致之团结，特发起于本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集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业由敝会等已各派代表一人在广州设立筹备处，望全国各工团派遣正式代表出席。”这个《启事》正式开启了二次劳大的筹备工作。

刘少奇负责领导大会秘书处工作，主持起草大部分文件

刘少奇是于1925年3月上旬末或中旬初在领导安源第二次大罢工取得胜利后离开安源到达上海的。他首先赴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履新报到就职，并与也调到上海做工人运动工作的夫人何宝珍一起住进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小二楼上。数天之后，因组织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而入狱的邓中夏和李启汉出狱，工运领导力量增强。中央与职工运动委员会最终经过讨论，决定由中共领导的四大工会出面召集二次劳大。邓中夏亲自前往北京组织协调，同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孙云鹏、邓培取得联系，征得同意后与他们一起于4月初返回上海。此时，广州海员工会的苏兆征正在上海，经过联系也取得同意。刘少奇则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出面负责有关事宜。经过进一步协商，决定四大工会各派一人（并各出资500元），同中共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等正式组成大会筹备处。

张国焘回忆说：“‘二七’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不存在了，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准备工作，就成了我们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中心任务：目标在于建立全国总工会，以统一全国工运的领导。”“这次大会虽是由北方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华中的汉冶萍总工会、广州的工人代表会、香港的海员工会四个主要的工人团体出名召集的，但实际的筹备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持。”

刘少奇一行筹备人员在4月上旬到达广州。他们于4月11日、14日两天在《广州民国日报》上登出同上海《民国日报》一样的开会《启事》，由此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筹备处先是设在广州惠爱东路东皋大道1号农民运动讲习所内，后来为接待陆续到来的工人代表又迁至永汉中路西湖街公益祥旅馆。刘少奇和孙云鹏等住在长堤劳动组合书记部驻广州办事处。

根据《中国共产党群英在广州》一书记载：“刘少奇直接领导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处工作。为保证开好这次大会，刘少奇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部长穆青、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张太雷等协商，借调青年团广东区委组织部部长赖先声，青年团广东区委工作人员、《新学生》杂志社总编辑蓝裕业，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人员丁愿等为大会秘书处工作人员。刘少奇领导秘书处起草大会的主要文件，并了解大会动态，及时布置工作。刘少奇以过人的精力，在一个多月里主持起草了30多个大会文件，在这些文件里，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和工人运动的思考和认识，也为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赖先声在1986年回忆说：“1925年‘五一节’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我和蓝裕业、丁愿等均在刘少奇同志和邓中夏同志的领导下参加大会秘书处工作。”这些材料同当时报纸上的记载一致，说明刘少奇当时主要负责秘书处的会务工作，负责起草和主持起草大会要通过的各项决议案。邓中夏在一年后的欢迎刘少奇出狱的讲演中说：“去年劳动大会他是主席之一，极为努力，各种议案多是他起草的。”当时会议筹备处分为秘书处、宣传处和事务处，并且预先形成统筹这次会议组织工作的草案和组织大纲。

苏兆征和林伟民因是广州当地人，熟悉当地的工会和各方面情况，他们更多地承担起会议的具体事务工作，负责同各方面的联络，安排前来赴会人员的食宿、交通等问题，与广州有关方面联系会议期间如何组织联欢庆祝活动，尤其是与农代会方面协调如何共同进行活动，并动员香港海员和广州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各项筹备工作。特别是在动员香港、广州的工会团体参加和支持大会方面，做了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

刘少奇在主持起草会议文件的间隙，也仔细回顾了这几年在安源工作的实践经历，写出《“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一文，深刻总结安源工人运动经验，以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团结奋斗。刘少奇这次负责起草的大部分文件，就是在总结融会安源工会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的四大决议，把党的四大提出的基本原则落实到二次劳大的各个决议案之中。

就在此时，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之后国共两党结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发起悼念孙中山的热潮，这也成为推动二次劳大顺利召开的一个十分有利的因b892d054a135358eba78fcf4387ffa7b素。4月12日，广州各界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刘少奇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出席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他指出：“中国国民尤其是工人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山先生领导我们向帝国主义进攻。帝国主义倒了，我们国家才可以独立自由。中山先生虽然死了，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义是永远不死的。从今天始我们要更加联合起来去完成此革命事业。”为了进一步促进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向前发展，刘少奇又在《中国工人》第四期发表《悼孙中山先生》的文章，指出：“中山先生的主张，工人阶级的胜利，仍然在我们的努力奋斗中实现。”文章最后号召工人们：“受几重压迫的中国工人们呵，起来！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

筹备召开二次劳大的过程，也是团结全国各工会团体，促进各工会组织统一的过程。当时中国的各工会团体除了受中共领导和影响的工会组织比较严密和统一外，香港、广州两地分别各有的100多个工会团体，都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属，情况十分复杂。筹备处通过各种方式尽力团结各种工会组织，确保大多数工会组织能够派代表出席此次大会。苏兆征、林伟民和刘尔嵩等人对这两地的工会领袖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希望他们摒弃帮派界限，以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为重，积极支持和参加二次劳大的工作。刘少奇为此也做了不少努力。4月13日，广州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一结束，刘少奇即赴香港与香港各工团接洽。经过两天紧张的工作，在说服各工团一致同意后，刘少奇于4月15日偕海员工会会长谭华泽回到广州，争取他积极参加二次劳大的有关筹备工作，为会议的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和一些黄色工会的造谣诬蔑，刘少奇和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孙云鹏在4月21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启事称：“全国铁路总工会及汉冶萍总工会，已成立数年，所属各工会有组织会员二三万人，为中国大产业团体，自来向外发表各种文件、宣言甚多，全国各报纸刊物均有详细记载，何得谓尚无正式组织工会之消息。近日所宣传各种谣言，实系故意诬蔑，淆乱社会听闻，而欲阻碍此次劳动大会之前进，故特登报声明。”

筹备处还对召开二次劳大进行有力的造势宣传。一方面，在广东工人中组织集会，派出宣传员前赴各集会去演讲宣传召开此次劳动大会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利用媒体在各报刊刊登有关筹备消息，特别是在《广州民国日报》开辟“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讨论栏”专栏，刊登各界讨论即将召开的二次劳大的文章。这些宣传活动使广州召开二次劳大和推进国民革命的气氛逐步升温。

随着开会日期的日益临近和各地工会代表的陆续到来，中共党团进一步加紧了筹备工作。邓中夏和刘少奇与已经到来的代表们亲切交谈，了解各地工人运动的最新发展状况，工人群众对这次大会的要求和代表本人的政治倾向等。在会议前夕，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还召集中共党团会议和党领导的工会代表会议。邓中夏在会上介绍到会代表们的成分和派别，指出这次大会参加的代表比较广泛，我们要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态度，与各方面代表搞好合作，团结大多数，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

经过苏兆征、林伟民、邓中夏和刘少奇等人的努力，会议的筹备工作到4月29日基本就绪。这天上午11时，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处在广东省教育会正式召开预备会议，到会的有60多个工会团体，100多名代表。筹备处的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主持大会。他首先说明大会要讨论的问题，共有三个：一为五一劳动节的表示问题；二为审查关于五一劳动节的传单、通电与标语问题；三为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问题。接着，就由刘少奇代表筹备处向会议作汇报。他在汇报中说：“略为计至今晨止，报到者有工团87个，代表148人，所代表的工人为171300人。上海代表则尚在途中，约明日可到。此会虽由四大工团发起，但曾派代表到香港广州各工团接洽，俱蒙一致赞同。经费预定4500元，现并电请太平洋运输工会秘书处及赤色职工国际派员参加。至对于五一劳动节表示问题，筹备处拟定六项应作之事：一是各工会代表于是日一致参加群众示威运动；二是五一传单有告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四种；通电全国工友及各国团体；派贴标语；发行纪念五一劳动节特刊；五一晚与广东全省农民大会代表开工农联欢大会”。刘少奇代表筹备处提出的这些建议，经会议热烈讨论，“完全根据刘代表提出六项通过，至对于工农联欢大会事，全体更大鼓掌表示热烈赞同”，“关于审查各处传单通电及标语问题，刘代表将筹备处拟定之草案提出，一致通过。当刘代表读至继续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包工制等语，全场俱鼓掌高呼。”对于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问题，“刘代表提出为利便及熟悉情形起见，应分地方推出代表组织之”。对这一提议，湖南代表“和议，并提出增加筹备处二人”。于是，会议遂将所有参会代表分为九个代表团，每团选出1人，再加筹备处派出2人，共计11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紧接着即召开了第一次审查委员会，将各代表资格严加审查，防止有帝国主义者及走狗之混入。从这篇当年的预备会议报道中，也可以看出刘少奇在筹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次劳大进行中刘少奇发挥重要作用

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于1925年5月1日开始，5月7日结束，会期7天。在此期间，刘少奇多次被会议推为大会主席，并多次在3a7d7c949fd29aa118e4dfafe1097806c86832fb03d3a468b3cf4af13775caf9会上发言与作报告，无疑是会议进行中的重要角色之一。

5月1日，出席二次劳大的代表和同时举行的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首先齐集在广东大学操场上举行开会典礼，参加广州的工人、四郊的农民、革命士兵和学生共10万余人举行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会上，国民党代表谭平山和二次劳大会议代表邓培以及女工代表、农民协会代表、青年军人联合会代表等先后发表“极慷慨激昂”的演讲，并发出“各工会各团体致全世界电”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致全国各工会各团体电”。代表们铿锵有力的演说，会议通过的振奋人心的通电，点燃了人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斗争的激情。

接着，全体出发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时人有报道称：“赤旗飘扬，金鼓喧天，于严肃中表现壮烈气象，诚空前未有之盛况也！”也有参加者回忆道：“红旗招展，呼声震天，真是一次空前的革命力量大检阅。沿途观众人山人海，我们散发了好几十万份传单。直到天色黄昏，游行队伍才分散”。这一天，整个广州都沉浸在劳动群众的红色旗帜和热烈气氛中。邓中夏感叹道：“在这样的大示威的游行中，的确不仅可以看见被压迫群众形式的团结，同时使人奋发注意的是工农兵三种被压迫的群众到处都表现同一的心灵、同一的希望。的确，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农兵大联合的表现。”这次工农兵大游行为二次劳大和广州农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造势。刘少奇等筹备处人员精心设计的工农大联合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热烈的活动晚上还在接着进行。晚七时，二次劳大和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又在广东大学举行联欢会。当时有记载说：“我们工人代表和农民代表一起返回广东大学礼堂，联合举行了两个大会的开幕典礼”，到会者还有黄埔军校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及学生等。工农兵学1000多人济济一堂，代表有组织的工农群众70余万，这在近代革命史上实属前所未有之大盛举。“会场情况非常热烈，四周悬挂着红旗和各机关团体赠送的锦旗，显示了劳动人民伟大庄严的气魄。”会议开始时全体高呼“工农兵大联合万岁”“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刘少奇和邓中夏主持会议，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以及二次劳大和农民大会的代表及青年军人的代表分别进行演说。“演说皆慷慨激昂，痛快淋漓，台下掌声如雷，高呼工农兵大联合、革命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并有全体一致的通过工农兵联合的议决案。”议决案庄严宣布：“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广东全省农民大会代表、革命军人代表、革命学生代表在广州举行盛大之联席会议，一致认定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

联欢会结束后，刘少奇又领导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挑灯夜战。他曾在预备会上提到五一节的工作计划中“要发行纪念五一劳动节特刊”，现在他们就是在连夜赶写和赶印这个特刊。这期特刊首先把白天大会通过的二次劳大致全国、全世界的电文公之于世；接着发表《发刊词》，精辟地说明这次劳动大会的使命、重要意义以及发行这期特刊的目的。包惠僧、蓝裕业、刘文松等发表了论述五一节历史和二次劳大重要意义的文章。刘少奇也在第三版发表《中国工人在五一运动的工作》一文，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工人的历史使命，号召全国工人团结努力奋斗，“起来，去举起红旗，参加革命的战线吧！”“预备随全国劳动大会所指示之道路，齐心协力，一致向前奋斗，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家！”

第二天，二次劳大与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共同在广东大学大礼堂举行正式的会议开幕式。参加会议的有两会代表近400人，二次劳大出席代表277人，代表全国166个工团的54万工会会员；农民协会代表112人，代表广东省22个县21万有组织的农民。此外，还有青年军人联合会代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国民党代表、广东省政府代表及各界人士，共千余人参加开幕式。会议推刘少奇、苏兆征、邓少山为劳动大会主席，邓贯香、廖仲恺为农民协会主席，王一飞为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各位主席就座后，全场呼口号，唱《国际歌》，并为在近年来工农运动中的死难先烈与孙中山先生默哀五分钟。会议主席在讲话中剀切说明召开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指出：“在这次大会里，第一要统一全国工人组织及普遍全国农民组织；第二要促成工农紧密的联合；第三要联合革命的军人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第四要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这几条大会宗旨条条都贯彻了中共四大提出的基本原则。在这高涨的气氛中，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张国焘进一步具体阐述“工农联合的意义”。几天后，会议通过《工农联合的决议案》，强调：“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75%，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同样，“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决议案》还提出工农联合的具体措施，要求“工人在其回乡时，或在其工作附近地之农村，均应向农民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农会之间，得互派代表；工会应设法提携农会进行。并助其发展经济的组织”，“工会应领导工人为实力的援助”。邓中夏曾指出：“‘工农联合’这一口号，自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已经及于全体工友，个个都认为是我们解放路程上所这必要采的策略了。”

5月3日，会议进入第三天，两个大会开始分别进行，二次劳大会场继续设在广东省教育会大厅。会场内挂满写有革命口号的旗帜，座位都编定次序，出席代表须先向秘书厅领取出席证，然后在签到时将出席证交签到员查验才能出席。可见，刘少奇负责的秘书处工作的细致。是日出席代表285人，由主席团推定刘少奇、孙良惠、梁子光轮流担任会议主席。首由梁子光主持，宣告开会。首先，“即由筹备处筹备员汉冶萍总工会代表刘少奇报告，组织筹备处经过、现筹备处成立经过情形，以及经费筹措方法、支出概数，非常明了”。其次，由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报告世界职工运动状况。最后会议一致通过三条决议案：1.中国劳动群众应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大本营中的一部分；2.中国工人阶级应与全世界工人一致反对黄色职工国际；3.中国工人阶级应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拥护其政策。这三条决议案第一次把中国工人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联合在一起，“此为中国工人加入国际工人组织与世界工人联合之开始。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世界革命史上，均有极大之价值”。从此，中国工人运动就融入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洪流中，并得到国际工人运动的支持。刘少奇和苏兆征领衔通过《致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电》，指出：二次劳大“一致通过正式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参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刘少奇、苏兆征、邓培、谭影竹、二劳大会议秘书长邓中夏”。

从3日下午开始到5日上午，二次劳大连续用三个半天的时间，由各个比较大的有代表性的工会介绍各自地区和各自组织的工人运动发展和组Q3rYKby5JcMA/CF15MWggnFHvSNUfuf4BtO65KYBsy4=织情况：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张国焘从总的形势上报告了中国劳动运动的状况；海员总工会代表林伟民报告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海员总工会自组织成立以至现在的经过情形；由上海代表团孙良惠报告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情形；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邓少山报告了全国铁路工人的奋斗情形；汉冶萍总工会代表刘义也详细报告了他们那里的工人运动情况；作为东道主的广州和香港的工会，报告总结了这两个地方近年来的工会组织发展情况，首先由香港代表团梁子光报告香港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其次由广东代表团冯菊坡汇报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形；湖南工会代表谭影竹也报告了湖南工会的情况；湖北工会代表袁告成介绍了湖北工人运动最近的罢工情形。从全国各地工人运动情况的介绍可见，各地工人运动在二七以后都经历了十分困难的时期，但从年初以来，各地工人运动陆续都有一定的发展。所以二次劳大召开得恰逢其时。

从5日下午开始，二次劳大进入讨论通过各项决议案的阶段，也即在总结交流各地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为即将兴起的工人运动高潮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会议首先由刘少奇作“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提案”的说明。在4日下午，会议先分别召开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工会组织问题、全国总工会章程问题和农工联合问题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各委员会对筹备处提交的各个议案草案进行认真讨论和修改，提交5日的会议讨论审核通过。刘少奇向大会详细报告了“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议案”的各项条文。他说明这一议案分为三大段：第一段说明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每个经济斗争同时一定要成为政治的斗争，工人阶级的完全解放，只有在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自己掌握政权之后。这实际上是指明工人阶级的最高政治纲领。第二段说明工人阶级对于当前民族革命的态度，认定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民族革命是目前工人阶级的唯一出路，而且这个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应该参加这个革命。第三段指出争自由运动是工人阶级当前首先应做的工作，要做争取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罢工自由的运动。这后两段是指出工人阶级目前应该积极参加到当前开展的国民革命斗争中去。议案全文根据中共四大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权的决议精神，具体提出工人运动在当前的斗争纲领。这十一项条文被会议一致通过，为即将到来的工人运动高潮指明正确发展方向。接着，王若飞报告“关于经济斗争问题议案”，说明现时经济斗争只是向总目标前进的一部分，应提出的具体要求为最低限度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反对一切虐待，女工童工生活之改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这些都是当前工人阶级为减轻压迫、改善现时生活所最切要的目标，全文五大段也一致被通过。这两个提案是会议通过的最重要提案，事关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会议还针对最近几天汉口和香港的有些工贼对二次劳大的诬蔑，讨论通过《反对破坏劳动大会工贼案》。在4日的大会上，会议就接到汉口和香港媒体转发的有些工贼对二次劳大的诬蔑，指二次劳大是受共产党的利用，不是真正工人团体的代表。与会代表对此都义愤填膺，讨论如何对付这些工贼的具体措施，并一致通过《铲除工贼决议案》，列举各地的著名工贼通告全国，希望全国工友不致再受其欺骗。会议并通过援助青岛纱厂罢工和《致上海各报转各工会团体学校等电》等临时提案，抗议上海等地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压迫工人的暴行，给斗争中的各地工人以政治上的支持。

6日，二次劳动大会继续开会，通过一系列决议案。其中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劳动大会之重要通电》向全国工人阶级郑重指出：此次大会全国所有产业重要的工会无不加入。全国工人有此大团结，必能更增长工人阶级的势力，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帝国主义与军阀收买一部分工人阶级的败类，发起各省区工团联合会，反对本次劳动大会之召集，欲以破坏我全国工人的团结。《通电》以平实的语言，告诫工友们：“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将来必须从事夺取政权的斗争，才能得到劳动阶级完全的解放；而这个政治斗争，必须有政党作斗争的枢纽”，“全国工友们，不要看轻了我们这次团结的力量。只有中国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起来，可以制帝国主义军阀的死命。全国工友们，要努力揭穿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阴谋，努力铲除内部的工贼，齐来联合在革命的旗帜之下，向帝国主义者及军阀进攻。”

二次劳大由于刘少奇和邓中夏、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的努力，开得非常成功。会议期间，时时显示着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的一种新气象。几乎每天正式大会结束后，晚上都会有广州当地的工会轮流举行联欢会。如6日这天晚上，二次劳大代表和广东农民协会代表共500余人参加了广东油业工人四周年纪念大会。谭平山及南北工农代表共10人发言，均以贯彻无产阶级革命为言，“会场空气，一时为之悲壮”。晚十时余茶会结束，因时间关系不能演讲者，尚有十余人。

会议的最后一天，即5月7日上午，代表们参加了广州各界举行的五七国耻日游行示威活动。这是这次会议期间举行的第二次工农兵大联合活动，二次劳大的代表和粤汉铁路总工会等近200个工会1万多人，广东省农会代表200多人，以及农民运动讲习所成员和农民1000余人，还有军官学校、广州50所学校近1万人，共2万多人齐集广东大学操场。会场高悬“五七国耻纪念工农兵大联合示威游行，为争中国之自由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横幅标语，廖仲RkVbvjhVPj/GQPjy3U+dxHCHvZEWtwDiFOYQ8flZp7Y=恺、谭平山、加伦和省农会代表相继发表演说。刘少奇也代表二次劳大与会代表发言。会后再次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进一步激发起会议代表们和广东各界群众反对帝RkVbvjhVPj/GQPjy3U+dxHCHvZEWtwDiFOYQ8flZp7Y=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豪情。

5月7日下午，二次劳大举行隆重的闭幕式，一致通过刘少奇起草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并按照《总章》规定选举产生25名执行委员，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并通过大会宣言。孙云鹏后来回忆说：“最后一天，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章程，并宣布劳动组合书记部结束，今后全国工会统一由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从此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就有了统一的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会后举行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上，委员们互选出林伟民为执行委员长，刘少奇、邓培等为副执行委员长，并组织干事局，下设四个干事局分四部办理事务。总干事由林伟民兼任，组织部主任为李启汉，秘书部主任为戴卓民，宣传部主任为邓中夏，经济部主任为孙云鹏。各部以事务之繁简，推举干事若干人襄理会务。总工会总机关设在广州，“为全国工人之最高机关”，其他相当地方特设办事处。

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胜利闭幕了，会后许多代表深深感到：二次劳大“俨然是一个革命大课堂，讲革命理论也讲实际工作，有团结也有斗争，总结过去工作也有今后方案决议，谈国内斗争也讲国际斗争等等”，“真是大开眼界，大长革命见识，深受革命教益，也深感革命责任重大，坚韧不拔、革命到底的决心更足了。”当时有代表写道：“5月8日，大会在一片欢欣声中闭幕，从各地来到广州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们，纷纷北返。他们多怀着兴高采烈的情绪，要将大会的成就介绍给各地的工人群众。”有的代表在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地说：“那时的一切情景，我想忘也忘不了。真是胜过上大学。那次大会受到的深刻教育，在我一生中占相当地位，不论遇到任何事件、任何危险，我所以能坚持革命，它起着重大的动力作用。”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正处于中国大革命高潮的前夜，其意义十分重大。它的召开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共四大提出的会议精神，在思想上武装和统一了会议代表们的思想，使他们肩负着推进国民革命的使命，像一粒粒种子撒向神州大地，成为中国大革命高潮的有力推动者。在它闭幕仅仅二十多天后，就爆发了五卅运动，揭开了席卷全国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刘少奇在1939年延安所作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报告中精辟地指出：“这个会准备了工运新浪潮的到来，对于大革命起了推动的作用”。

在二次劳大召开前后，刘少奇无论是对会议的筹备工作，包括担任大会秘书处负责工作，起草或主持起草会议大部分决议案，还是在二次劳大进行中担任大会主席之一，在会上多次发言和对重要决议案进行说明，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其一生的发展轨迹来看，刘少奇是以此次会议作为一个重要起点和转折点，从安源工运和汉冶萍总工会的领袖走向全国，成为全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巡视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