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途中及金寨一月

1947年6月，我在太行五地委任副书记，接区党委通知，调去新区工作，交代手头工作后，下旬至涉县赤岸报到。区党委书记李雪峰对杜润生、于一川和我三人谈以下几点：一、野战军将南下，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二、他本人调动，南下做地方工作；三、我们三人杜润生负责，由小部队掩护先期到豫皖苏，调查新区的社会情况、阶级关系、群众要求，发电报报告，以供决策参考，要尽可能了解到大别山的情况；四、在区党委住一段，大家一起议论抗日时期创建太行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想想到新区如何借鉴。

我们住不过两天，还在考虑，尚未和区党委的同志们交谈。因主力即出动，前方催促，我回林县料理一下，于6月28日到安阳东善应（或西善应）向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报到。我们三人和新华社李普即随野战军政治部行军，于30日夜晚渡过黄河。鲁西南战役迅即展开，派不出部队掩护我们过陇海线，张际春要我们做一段被俘军官的工作。7月27日晚，小平同志从羊山前线指挥所回野战军司令部，过野战军政治部驻地稍憩，告诉我们：战役即结束，不几天“天池”支队（地方干部队，1300人）将到。这样，我们没有起到先行作用。

8月17日过陇海路，我们三人随第三纵队司令部行动。渡淮后，于一川仍随纵队司令部去皖西。杜润生和我随三纵八旅在固始城住两天。

三纵六旅9月2日攻克立煌县，中原局即来电，杜润生任县长，我为书记，并派“天池”一大队三中队归我们领导。这是太行二分区干部队，160人左右，由任爱生、姜一、张起、李尚春、崔廷智等同志带领。我们去电请示改立煌县为金寨县，回电同意。我们二人3日即分头赴金家寨附近农村访问，看到老苏区群众经过严重的白色恐怖，不敢多说hGorgtNNFYq40GS0TaxOjQ==。大约在5日与三中队会合，他们休息两天即和我们到金寨县西南角、大别山主脉北侧的吴家店、漆家店一带（原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地方在吴家店东南）。过几天才有些原来的红军、苏维埃干部黑夜里悄悄反映情况，我们才知道国民党乡“自卫队”尚在附近山上观察动静。这时，李尚春已带六七人，每人一条步枪hGorgtNNFYq40GS0TaxOjQ==，向东到前后畈试探开展工作。那里是反共老手黄英的老窝，和顾敬之的商城“亲区”一样，都是老苏区里的钉子。

几天后，李尚春等人无收获也无损失地回来了。在这一带工作半月多，了解了一些社会情况，因群众顾虑大，未打开局面，没有打土豪，想反霸，发动不起来。当时知道是临时分派工作，并未建县委、县政府的机构，安民布告用野战军名义发的。因对苏区沦陷后地主倒算、土豪报复、干部叛变三个突出问题尚未了解清楚，县的布告不好出。

9月下旬，第二纵队后方（在丁家埠一带）转来中原局电报，调杜润生去中原局任秘书长（后先派去开辟淮西），调我到鄂豫四地委任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带三中队走。该地委工作区域为罗田、麻城、黄冈、浠水四县。我们留下十余人交给余光，继续吴家店、漆家店的工作，两人即分赴新的岗位。我和余光当时未见面，是杜润生北上顺路办交接的。

建立地县领导机构，发展县区武装

9月29日，我和姜一带干部三中队的一半同志，从吴家店出发，过松子关进入罗田，到滕家堡以东宿营，与鄂豫四军分区副司令员王毓淮会合。姜一带干部住方家湾一带，我到油榨湾王毓淮住地。同日，任爱生带三中队的其他同志，从漆家店出发，到麻城木子店一带。

我9月29日到职前，中原局已通知结束鄂东工委工作，成立鄂豫区党委和鄂豫军区，刘子厚改任鄂豫区党委副书记兼鄂豫行署主任。我到时，王毓淮已领到电台一部，并和第六纵队分遣到四分区的两个团建立联系。十六旅四十八团团长李耀光，该团经羊山及汝河渡口战斗，兵员1100多人。十七旅五十一团兵员1400人左右。我到两天，刘子厚来指导工作，他传达区党委、军区指示：地委由张体学（原中原独二旅政委兼鄂皖地委书记，尚在随赵基梅纵队南下途中）、王克文、王毓淮、汪进先、漆少川及我组成；分区司令员张体学、副司令员王毓淮、参谋长熊心乐；专员王克文、副专员徐觉非；以后再逐步充实。我和王毓淮、王克文建议漆先庭参加地委，因他从1927年担任农协交通后，一直在大崎山坚持工作，声望较高，刘子厚同意；王毓淮建议傅甲三任政治部副主任，亦同意。于是，在黄冈三解元离黄土岭不远的一个村子小学教室中，地委和各县、团及准备去各县的负责同志开会三天。刘子厚报告形势，动员建设大别山根据地，传达中央工委指示：“如果不能在半年内基本完成土改，将遇到极大的困难。”工作部署方面，强调发展县、区武装，组织贫农团以推行土改和建立基层民主政权，并肯定了打土豪分浮财。军区副司令员郭天民在会议中间到达，讲话动员，并对军事工作具体指示，强调歼灭敌县、乡武装等。

地委决定，充实罗田、浠水县县委，改麻城、麻东工委为县委，改黄冈中心县委为县委，成立新洲县委（包括麻城的夫子河、白杲两区，不少同志仍按五师时的习惯，称为冈麻县委）。各县县委书记：罗田仍为刘敏，姜一为副书记；麻城仍为郭欠恒；麻东是任爱生；薄怀奇是优秀教育工作者，缺乏地方工作经验，要求到区，以县委委员兼三河口区书记；黄冈漆少川、副书记张起；新洲由汪进先兼，副书记张若谷；浠水是胡仁。我和姜一谈，骨干绝大部分从华北来，按照党的传统，工作或团结搞不好他要负主要责任，姜一同意（11月区党委又将两人对调，姜为书记、刘副之）。各县县长：罗田仍为廖鹏；麻城仍为张振兴；麻东为张剑石；黄冈为孙石（后孙侠夫）；新洲由张若谷兼（后刘天元）；浠水为张彦明（稍后才到职），刘浩副之。各县工作队，按鄂东工委已经分遣及一大队三中队已分遣情况，不作大的变动。分遣各县人数大约是：麻城20多人（补充团带来干部除外），麻东120多，罗田70多，浠水30，黄冈20多，新洲10多人（这两县坚持干部在内，归队干部在外）。加上补充团来的及第六纵队按中原局指示抽调干部及战士中的翻身农民支援地方的，除去县、区武装的，再加上归队干部，共计地方干部380人左右。归队干部中，被迫承认自己党员干部身份，但未引起党组织和部队损失者，均录用；引起损失者集中训练后，情节不严重者亦录用；严重者送区党委、军区，记得共10余人。

10月、11月两个月，形势对我开辟工作很有利。10月上旬，刘邓率主力进入四军分区。8月至10月，分别在歧亭、柳子港、李家集歼敌近1个旅。9日克团风，以后又连克广济（梅川）、黄梅、武穴。27日在蕲春的高山铺，全歼尾追之敌四十师及五十二师八十二旅共1.2万多人，尔后六纵仍留鄂东活动，群众看见我军力量强大，接连打胜仗，踊跃参军，特别是原五师战士在大军到后纷纷归队。

野战军总部到总路咀，刘邓住李婆墩附近的一个小湾。大约是10月12日，邓小平政委派人把我找去，要我简要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汇报中，我根据和群众商量土改的情况提出：半年基本完成土改，估计会有假分田的现象。他指出：对假分田，只要头脑清醒，经过深入发动群众，可以弄假成真。以后他到商城，县委书记耿万清同志提出暂时不能土改，小平同志也同意了。相比之下，我远不如老耿深入实际。我还请示：主力东来，给不给四军分区两个团什么任务，他说不给，要求仍按自己的部署行动。他指示：应乘主力逼近长江之机，向产棉区征购大量棉花、布匹，以解决部队棉衣问题，具体事项找野战军供给部接洽。我临走前，他要我到作战室，指一下李婆墩的位置，我说军分区的地图也没标明，因它正处于南北两幅之间，漏了。去作战室经过他和刘司令员在一间过道小屋的稻草地铺，刘司令员已睡，他要我别惊动。我要补写地名，他制止，让作战参谋写。我回来向地委、军分区传达后。棉衣任务由王克文去供给部接洽，并和漆少川商量布置。乘大军声威，供给部也尽了极大努力，结果完成近5万套棉衣所需棉花和布匹，包括我们军分区所需。征收不敢过多，过多了怕反而完不成，因此大部购买。而供给部和军分区拿出的钱不够，有一些打了借条，言明以后归还。湖北全省解放后，王克文任财政厅厅长，人们都拿条子来兑现，我们守信用付足了钱。

缝制棉衣绝大部分是自己动手做的。传来刘司令员在高山铺作战后亲自缝棉衣的消息，部队和地方干部群起仿效。染色一般用草木灰，虽然不均匀，但可凑合。

开展急性土改和应对敌人“扫荡”

根据地开辟后，我检查了三里畈的打土豪。区党委已肯定打土豪，我对三里畈区检查很不深入。当时刘子厚曾亲自指导，我认为偏差不大，当时尚未侵犯工商和中农。打土豪的失误，应当说比急性分田严重，因它毫无章法，难以控制，范围更广，树敌众多，而且容易出现贪污、浪费、多占等混乱现象。正如毛主席1947年7月30日所分析的那样：“土地革命时打土豪，所得不多，而影响甚坏”。此指示当时未传达。

土地法大纲、党中央发布大纲的决议和双十宣言，是油印给地委送来的。我们当即向各县分发，并在附近湾子宣传，和群众商量如何进行。我走了几个湾子，农民都说：“你们站稳了，我们再分田。”而我却动员他们：“你们起来分田，我们才能站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唯上而不唯实。对此，农民响应者不多。我没有从此现象出发深刻思索，而是轻率地判断：已经比较巩固地控制的地区，敌能“扫荡”但不能全部夺回，因此群众顾虑是经过工作可以解决的问题。我还提出“反奸分田一锅煮”，也就是把抗日时期减租减息以来行之有效的先反对恶霸地主（一般当时是为蒋办事的），再反对所有地主的两个阶段，合为一个阶段。我既不想放弃自己已有的成功经验又想加快速度，所以提出这个典型的急性土改口号。“一锅煮”这个提法就很不确切，不如“相WDdOsclmZum/of15G0UEzJGnTFGZ7m2KsnauOgU8IV0=结合”好，要求既急，执行中“反奸”就“煮”不进去，或胡乱把地主、富农等等都集中在一起，不论恶霸非恶霸，潦草斗争一下，走了过场。我还布置“征粮与均粮相结合”，原意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分配地主粮食中不能一律分光，要交纳征粮。因为当时我们比较巩固地控制的地方，已派有粮食任务，王克文在滕家堡印的粮票，已开始使用。部队用粮得交粮票，避免部队常通过的地方负担过重。这样，各村完成征粮，就是一件需要做好的工作。二是，要求在分粮中，缺粮的贫苦农民多分些，使各户粮食比较均衡，都能度过春荒。“均粮”这个提法本身就有缺点，在执行中出现了侵犯中农，把全村粮食均分的现象。虽不很多，影响不好。当时罗田县委委员卢耀武（老红军、第六纵队来的）坚决反对有些同志提出的三个月完成土改，觉得半年完成也过，不对头。我听姜一反映这一情况后，认为地委没有布置三个月完成，也就未找他深谈。我还要求“开展面对面的斗争”，作为充分发动群众的标志。其实这在当时于事无补。急了，没有时间去充分发动群众。黄冈、新洲就出现农民到远处打土豪的现象，因在本乡撕不开情面，这就说明“面对面的斗争”并未做到。

我主要负责地方工作或者说发动群众工作。当时最重要的是亲自蹲点，取得经验以推动全面，根据所掌握的情况调整部署。当时也曾想这样做，但又觉得各方面的干部汇合到一起，地委和县委之间需要沟通，县委之间的团结也需注意，展开的情况应及时掌握，因此决心跑面。事后看，这违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传统，是轻重倒置。面还没有跑完，麻东木子店区于11月3日发生东义洲暴乱，使地委工作处于被动。

东义洲封建统治和宗族势力较强。土地革命时期，郑氏族长曾组织武装与苏区对抗。我工作队进入后，恶霸地主郑绍生、原国民党区长郑家学等，即勾结曾经当过土匪头子的郑家贤、徐庆澜、雷振武（外号“矬儿排长”）等人，一面操纵保、甲长应付我们，并派人打入贫农团；一面秘密组织乡“自卫”中队，准备武装反扑。武装秘密组成了，10月23日后，即逐户胁迫和欺骗群众参加暴乱，对方串联到总户数的80%，10月31日后任家湾乡工作队才知道，他们将在11月3日拂晓动手。县委2日下午接到次日拂晓暴乱的消息，又未立即通知工作队集中，以致有的干部被保、甲长分头骗去吃饭而遇害。3日4时，任爱生随两个连赴任家湾，拟在拂晓前歼灭敌乡“自卫”中队，因事延误。结果敌乡“自卫”中队武装几十人裹胁群众约2000人，危害我工作队长余清及其警卫员和工作组长李晓林（县级干部），及18名队员、5名战士，连伤病员及贫农团积极分子或其家属共50余人。木子店区委书记廉希圣从县委回任家湾，遇见暴乱，还大喊“我是廉希圣”，被敌人追了几里地。

暴乱波及黄冈三里畈区。毛家乡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欺骗群众二三百人，企图捕杀我区委书记蔡云生和区长温英，两人一面手持冲锋枪自卫，一面向群众喊话宣传，才将其瓦解。后抓住打锣召集人，追出后台惩办。三河口也有骚乱。大河岸区有少数村暴乱，杀我工作队员二三人。

暴乱后，郑家贤等进一步威胁群众下水，将乡保武装扩大到300余人，分郑家贤、徐庆澜、雷振武三股活动。四十八团一部，会同县大队进剿郑部200余人，在寺基山歼30余人，其余滚下崖逃脱。后又偷袭我县大队，被发觉追击，至阎家河分散逃往宋埠。

在僧塔寺区，部队路过时对两家大地主打了土豪。匪徒也在此时唆使陈新民出头拉起“自卫队”100余人，上山“打游击”。四十八团二营进剿半个多月，因耳目不灵，捕捉不住，缴获很少。区委书记陈家瑛在盆地不能立足，只能在西北大地坳一带活动。这样，在大别山主脉南侧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就基本落空了。

这一重点计划失败，使我焦虑，感到将来对付围攻，后方很不巩固。但当时未能深刻总结东义洲事件，也就不能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我和王克文、王毓淮于11月12日在台子湾和麻东县委一起总结这一惨痛事件时，县委得出五条结论：1.封建势力强大，乡保统治、宗族势力和土匪武装三者结合。2.打土豪分浮财刺激了敌人。3.利用保甲反被利用。4.领导麻痹。5.军事行动右倾。我们同意这五条，但我强调了群众路线问题，说接触群众的面太窄，依靠的积极分子在群众中孤立。这是从工作人员的素质去找原因，没有看到真正的原因是策略方面，没有看出策略不对头，群众路线就很难走。在地主力量强大的地方，毫无妥协、迂回和分化。相反，打土豪树敌过多，使广大群众更加惧怕报复，只有极少数敢接近我们，多数被欺骗裹胁，终于出事。此时恰遇中原局常委、民运部长刘子久巡视到麻东，他调查研究之后，说他的“初步42b53e9bb9bf31a08eb71f01bfb300e63af89f3b35677154574b9ea0e6fa68cf感想”，主要原因是利用保甲，这使群众不敢接近我们，而我们反而被保甲长所麻痹，以致出事。我们认为到新区利用保甲难以避免，而没有就他的思路，着重考虑策略问题。后来段君毅问我对新区利用保甲的看法时，我说未建立基层政权前，对甲长几乎天天利用，我们不能挨家挨户去要粮，保长跑了，所以我们也只好暂停利用。

随着我县、区武装的扩大，干部逐步增多，区政府逐步建立，我控制区域逐步展开。6个县最多曾建立43个区：罗田9个，麻东8个，麻城5个，黄冈8个，新洲5个，浠水8个。11月底，白崇禧组织33个旅向大别山进攻。不久，敌整编七师进驻浠水、罗田、麻城县城。这是强敌，和四十八师都是桂系主力。这两个师熟悉大别山，擅长山地作战，张淦任兵团司令，统一指挥。1947年12月至1948年1月，浠水县浠罗公路以东的白石、关口、鸡鸣等5个区，罗田的骆驼坳、宜林庵2个区，我难以立足，基本退出。罗田的大河岸区、黄冈的回龙山区、新洲的潘塘区、麻城的福田河区，均完全或大部沦为游击区。这样我们实际能全部或大部控制的，仅有31个区，约70万人口。其中还包括上述有乡保武装游击的僧塔寺和木子店两区。

总的来说，农民亲历1927年以来20年反复的、残酷的斗争，看到解放有望，愿意帮助我们党去争取胜利，情绪是高涨的，有踊跃参军现象即可证明。但他们尚有顾虑，不接受我们打土豪和急于分田的做法。我自己没有创造典型，又没有深入总结经验教训，因而失去有利时机，使地主、富农结为一体，从惊慌失措转入组织武装，经我打击或歼灭的，又重新组建，顽固抵抗。

至1948年3月5日敌开始“扫荡”前，四个县的国民党县、乡、保武装有4000多人，其中黄冈约1500人，麻城1200人（原人数超过黄冈，宋埠覆灭后，未恢复），罗田500多人，浠水800多人（驻守正规军较多，我之力量较弱）。至6月国民党“围剿”部队主力开始撤走，四县国民党地方武装6000多人，其中黄冈2660人，麻城1800多人，浠水约1200人，罗田600人。这是我们创立根据地的主要障碍。

1948年初，军分区电台收抄了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全文的广播。那时我在黄冈县委和他们一起学习，我注意到毛主席强调团结中农，提出如果中农不同意分田办法，应向中农让步；也注意到主席重申土地法大纲保护工商业的规定，并将工商业者定为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和中、小资本主义成分。我认识到前一段我们在这方面有错误，应该纠正。但对整个错误严重程度估计不足，没有敏感地看到这是政策大转变的开端。因此，当区党委书记段君毅和刘子厚来麻东，于1月21日至24日在夏家湾召开全县干部会议时，我只是强调，保护工商业和保护中农，没有提出我们需要改变策略这个日益紧迫的问题，而缺乏得力措施。

2月下旬初，地委接区党委两次来电，前后相隔只一两天，得悉两件大事。一是中央提出新区一切尚无基础，土改应分两个阶段、需三年时间完成，先中立富农、照顾小地主，尔后分配全部地主的土地和富农出租及多余的土地。二是第三、第六纵队撤到淮北休整补充，以便集中主力作战，大别山要迎接残酷“扫荡”。当时军区要求各分区适当集中县大队兵力，充实或组建主力团，方案自定报批。不久又指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但可以按地形几个区组成一个游击集团，就地坚持。我们理解，不离县区并不是绝对的，情况不许可时，总可以跳出去再回来。

面对这样大的转折，我集中注意于准备反“扫荡”，没有意识到充分估计错误是正确部署反“扫荡”的基础。反奸分田应当分阶段进行，“一锅煮”是急性病，回顾历史经验，这一点我很快醒悟了。虽然这一点感觉到了，但未进一步思索。当时我对敌情有盲目乐观，对群众基础也有盲目乐观。我想主力撤离必然吸引国民党军一部北上，没有料到白崇禧宁可屁股被打烂，也要坚持争夺大别山。我想强敌压境、地主还乡，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很少村庄团结一致帮助我们。二是有些村庄只有少数积极分子给我们送情报、供饭吃、掩护伤病掉队人员。三是不少地方我们全然得不到这种支持，只有带出少数积极分子加以武装。我对以后全区几乎完全变成最后一种情况（除大崎山四个保外），根本没有料到，因此整编部队的方案很不彻底。起初，王毓淮提出：彻底整编为两个团，各县留精干武装就地坚持，地方干部基本集中。事后看，采取这个方案，可以减少许多损失。另一方案是编三个团。正在举棋不定，军区来电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我记得是大军区指示）。地委、军分区决定：先以县为单位整编，然后黄冈、新洲合并，漆少川任书记，罗田、麻东不合并，但组织工委由杨劲负责。执行结果，罗田编了三个基干连，留滕家堡区干队为武工队；浠水整编两个基干连，大部分地方干部集中和部队一起过浠罗路东宽广地区活动；路西留一个武工队，由组织部长崔廷智、副县长刘浩领导，在团陂活动，归黄冈县委节制。浠水县大队于2月21日协同开往五军分区的五十一团打团陂的一个县保安中队和乡“自卫队”，因王克夷增援未克。黄冈、新洲未整编，而敌人打过来了。整编部队不彻底，未能避免本可避免或减少的损失。

区党委当时还部署了纠偏的一些工作，四地委已经来不及贯彻执行了，反“扫荡”结束才陆续做这些善后工作。

反“扫荡”中坚持斗争取得胜利

敌之“扫荡”部署，因我第三、第六纵队已集结大别山北麓，先从南部下手，以七师、四十八师、二十八师3个整编师之绝对之优势兵力，进攻我四、五分区。张淦率兵团司令部在宋埠指挥，力求歼灭我之有生力量，至少是赶出去不能回来。

敌“扫荡”四军分区的第一阶段，事后了解目标是白杲、黄麻坳、三里畈一线以南，使用四十八师一七六旅，于3月5日占潘塘，立即连续三次“围剿”上述地区，大体上到3月底告一段落。

记得我到大崎山去传达形势严重和纠偏问题，并整编部队，已是3月2、3日。商谈黄冈、新洲两个县先分头整编武装、然后合并，双方都同意地委决定，但未具体整编。黄冈摊子较大，方案未最后确定，而6日敌分路从北向南压过来，我和彭超、漆少川带县大队和淋山河区干队（队长梅建民，政委林达）、百福寺区干队（政委陈燮南），黄昏被压到淋山河西南的古城寨。当晚敌主力驻淋山河及以北。有人提议找船渡过一个小湖和举水，以免被敌歼灭。当夜下雨，道路泥泞。我们认为敌发现我集结在此的可能性很小，决定休息一天，万一敌人进攻，以一部依托东西的河堤抵抗，掩护退却。7日，敌搜索部队未到河堤退回淋山河。当晚，部队从淋山河以北敌人驻地两公里的空隙钻回山地，留陈燮南带小股武装在原地活动。我和他们又一起活动两三天。看到许多村庄对桂系军并不“跑反”或稍微“跑反”，立即维持，觉得情况不妙。大约是10日晚，我和警卫员阎玉平、饲养员岳贵堂回地委，坐骑存农家（后被敌搜去）。临分别前，我嘱咐彭超，实在坚持不了就向分区靠拢，允许他们离县。我走后不久，15日漆少川、彭超、张起3人在将军山开会决定：彭、张带县大队到麻城龟山，向军分区靠拢，以免被歼。漆带手枪队隐蔽坚持，彭、张带县大队行动被尾追，在李家大湾遇敌截击。一连（即分遣之四十八团二营四连）掩护打得很英勇，连长苏过才牺牲，全连殉难。张起带少数战士从沈家山李家山翻山到狗皮崖后树林隐蔽。

后经贫农团员与漆少川取得联系，3月17日（一说是16日），彭超在项家河牺牲，两个连被打散。这时当地战士跑回家中或在家附近隐蔽的很多。黄冈县大队从820人减员到100来人，分散数处，不能集中。新洲从640人减员到85人，留四十八团分遣的一个连余部及一个小手枪队。事后看，我回地委应把黄冈县大队及能集合到一起的部队和地方干部带走，跳出圈子。但我拘泥于不离区、县，认为还不到无法存在的时候。

我回到地委，开始感到前一段盲目乐观的严重后果。当时麻东、罗田县委，建议把村积极分子集中起来，发给枪支，地委同意了。

敌进攻黄冈、新洲两县得手，大约4月初转移兵力北向，“扫荡”进入第二阶段，目标是英山、罗田、麻城3个县县城以北、大别山主脉以南地区。

此时黄冈方面，地头蛇王克夷在胡家坳他老家附近修筑碉堡，准备搜山。4月初，邹国厚因病调回军区，张体学渡江不成，回四分区继续任司令员。参加独立旅的皖西三张十七团，调来四分区。三十七团团长陶怀德、政委张洪升、政治部主任田开荣，两个营六七百人，一时尚未到达。当时张体学认为胡家坳修碉堡是个战机，提议跳出去打，吸引向北“扫荡”之敌。大家意见一致。大约4月9日，9a9afbe3517a0f7b7302d1108038d499分区带四十八团从木子店附近出发，不久即与郑家贤（他在宋埠漏网，一度逃至汉口，又潜回拉起武装）部遭遇，当时他企图袭击从邓家山一带北移的木樨河大区干队。张体学、李耀光和我在前卫连后，当即上山观察战斗。白万顺摊出地图，和三位警卫员卧在坡地。我们发现南面山下的湾子有敌，张体学命军分区警卫连出击。木樨河区委书记谭申平当时是大区干队政委，误认为山下是他派出的人，跑过来嘱咐不要打。该敌撤走，留下一射手在稻草堆后，连发两弹，后一弹贯通我左右腿后，中白万顺左腰。幸好左腿伤处不深，右腿很浅，白的子弹取出。部队因此停留。我带一个班、一副担架，由医务主任王子丰护理。我们转移到木樨河西的一个小湾子停留，部队继续出发，张体学告五十一团前来援助。在五十一团协同作战下，奔袭得手，11日上午全歼该保安大队400余人，缴获步马枪400余支、机枪若干挺，摧毁其碉堡，王克夷畏罪自杀。此战粉碎了王克夷搜捕我分散隐蔽人员的计划。

四十八团北返后，三十七团4月20日左右到军分区。张体学又提出这两个团转到麻西，会合麻城县大队，渡河突袭潘塘，然后经大崎山，渡河从团陂或其以东转回。对此方案，我和大家都很犹豫，经他说服，大家同意了。他建议我此次随大队，我觉得此番作战需高度灵活机动，怕成累赘，仍留下。5月，我第二次与地委军分区会合，伤基本好了，想归队，王子丰怕功亏一篑，因此仍单独活动。

敌“扫荡”四军分区（包括英山）第二阶段使用的兵力，以一七六旅（缺一个团，调去“扫荡”蕲黄广）及一七二旅全旅为主，在敌优势兵力反复“清剿”下，罗田、麻东的地方干部和拉出来的贫农团积极分子（120多人，其中罗田二三十人、麻东近80、麻城20左右），都只好全部集中，和县大队一起打游击。这3个县的武装和地方干部各自形成游击集团。加上分区主力四十八团、三十一团，共4个游击集团。当时主要是躲开敌之合击，无法集结力量、寻找弱点作战。而弹药无从补充，亦不敢放手打仗。大约到5月中旬，敌感到我无力拔除它设的据点了，一七六旅就分遣到僧塔寺、滕家堡、木子店各一个营，结合当地乡“自卫队”，进行“清剿”，搜捕我分散隐蔽人员，挖我埋藏资财。分区后方的重伤员和第六纵队北撤时不能长途抬走的重伤员，在“扫荡”以及“清剿”中，大多被杀害。

此时，离区、离县、离分区甚至离军区已难避免。我和王子丰带一个班，就曾连续遇敌，只好找没有敌人的方向走，转移到金寨、英山、太湖，遇见刘子厚和张珉，于5月下旬与分区会合，离开集体半个月。罗田县委和县大队，于4月底就被打成两半。姜一带地方干部及积极分子，和金寨西部同志会合，一起活动几天，又和他们分开并南下，5月下旬碰见我，一起与分区会合。

5月9日，中央改组中原局，成立中原野战军，原来两个野战军的10个纵队变成统一建制，连打胜仗，而粟裕兵团又于5月31日渡黄河南下加入中原序列。这时，蒋介石、白崇禧再也不能不顾其屁股了，6月初开始从大别山调出兵力，僧塔寺、滕家堡、木子店3个“驻剿”营撤退，敌人“扫荡”四军分区的第二阶段结束了，也就是“扫荡”结束了。我们胜利地坚持下来了！我军分区部队整编后，先将教导队的老弱干部五六十人送往淮北，于6月12日回攻木子店，乡“自卫队”逃跑，这是四地委工作一个新的转折点。

但是，这时大别山主脉地区已是游击区了。乡保武装仍然严重威胁群众，无人敢给我们送情报让我们去消灭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的果实已被倒算，干部积极分子中，对过去的严重错误，有许多怨言、各种看法。如何执行新的政策，如何处理过去工作的善后问题（包括反倒算），极为复杂，需要认真研究。

6月中旬，地委和各县主要负责同志，在略为稳定、仍需不断转移的空隙中，开始研究过去教训和今后任务。地委经常参加的有克文、树成、张珉和我。各县同志有姜一、刘敏、任爱生、张若谷、张起、崔廷智等。6月14日，我在上马石祠堂（木子店北）讲了《今后我们的策略任务》，后又讲了《过去错误检查及今后方针（自我反省）》，大家认真议论（以上两件记录，均在湖北省档案馆）。

当时一致认识大体是：1.把过去创建根据地经验丢在一边，过急创建，欲速不达。2.对大别山形势和干部力量估计过高是骄，对无后方作战困难急于克服，对群众恩赐命令是躁，两者都犯了。3.以贫农路线否定过去五师经验，华北后期的“左”没有批判。4.今后形势会逐渐好转，但不能过高估计。5.今后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首先创造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减租减息只能准备条件，一切为了消灭和瓦解土顽（即国民党乡保武装），一切为了建立歇脚点（对伤病、掉队、交通、侦察人员而言）。6.对侵犯中农、工商业，杀错、打错人，斗错有功的开明人士等，应诚恳地、无条件地承认错误，并适当善后。

8月中旬，在木子店以北祠堂铺附近开区、营以上干部会，我代表地委作检讨，个人承担主要责任。鄂豫区党委书记段君毅到会指导，事先看了我的检讨草稿。大家讨论，同意地委和我个人的检讨，最后段君毅讲话，肯定我们的检讨及今后部署，也代表区党委承担责任，大家积极拥护。会议主要决定：1.创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黄冈县委未来开会，他们的群众条件好些，不必那么隐蔽），首先建立歇脚点。2.广泛宣传新的政策，挽回政治影响，应道歉的如上所述认真道歉（以后群众说我们“有个蛮干阶段，有个跑反阶段，还有个赔礼阶段”）。3.积极剿灭和瓦解国民党乡保武装。4.在工作中解决忽视五师经验和埋怨北方干部等思想问题，加强团结。教导队从8月上旬起，已开始总结教训，研究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央指示。到11月20日结束，前后三个半月，基本上统一了干部思想。

8月下旬，鄂豫区党委在祠堂铺召开扩大会议，各地委书记、分区司令员、专员参加，总结经验教训，部署今后工作。大会后，副书记刘子厚召集四、五地委联席会，作了报告。

经过8月半到10月底，两个半月的善后工作，情况已有相当好转。总之，我们取得了巨大胜利，坚持了斗争，度过最严重的时期，初步实现了毛主席所预计的最好可能，“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敌人再也无法把我们赶出大别山了。但是，这个代价，在四地委是很大的血的代价！为人民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们，将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 崔立仁）

（文章在编辑时有删节）

作者：原农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