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部署了以县为建制，配备新区县领导干部班子的工作。1949年5月，晋绥分局、晋西边区行署、晋绥军区领导机关从晋绥解放区首府兴县搬迁到晋南重镇临汾后，陆续集中部队和大批地方干部，驻扎在临汾周围，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准备南下。

我们是从雁北出发，经太原到临汾的，到临汾集中的干部约八九千人。晋绥分局在临汾设立党校，组织学习。10月上旬，党校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十八梯队。10月25日即将南下时，贺龙主持召开南下干部动员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充满胜利信心的讲话，给大家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也作了简明扼要的讲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49年10月底，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率领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开始向西南进军。我们随南下部队经风陵渡、潼关到达西安，驻扎在西安郊区，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序列。大家在西安听取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关于新解放区工作经验的报告和四川地下党关于四川概况的介绍，对新解放区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到达宝鸡后，因战略方针的需要，又作了短暂停留。为战胜过秦岭的严寒，在宝鸡发了白酒和辣椒等食物，做了最后准备。我是在兵分三路时，分在中路行列中南下川北的。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先慢后快”的军事原则和贺龙提出的“既像真打，又攻而不破”的作战方针，我军展开对国民党胡宗南防守在秦岭部队的军事行动。当我军伺机而发，向胡宗南部攻击时，敌军虽然一击即溃，但我军也不急追，以便拖住胡宗南的后腿，不使其向云贵方向逃跑。部队在前推进，我们随后冒着严寒翻越秦岭，或在蒋军洗劫过的村镇驻扎，或在峡谷河滩宿营，就地架锅造饭。

过秦岭后，我们向汉中进发，经过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古桥，不久到了褒城。在褒城约住了十天，组织上对到川西、川北和西康的干部稍作调整，并对到什么地方、担任什么工作，都作了安排。部队继续南下时，速度转慢为快。十八兵团和第七军进军神速，平均每日以超百里的速度向四川进逼。解放广元后，经过激战夺取剑门关，打开了通向成都的门户，与二野共同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部队数十万人，围在成都附近歼灭。我们经广元到达绵阳。自此，到川西和到西康的队伍向成都方向推进；到川北的，除留广元工作的外，其他都向各自的目的地前进。我经遂宁到达川北区首府南充，开始了在川北行署的紧张工作。

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

川北解放初期，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川北军区政委、川北行署主任，因参加成都会战，尚未到川北上任。1950年1月上旬，先期到达川北南充的中共川北区临时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赵林和秦仲方、李登瀛、韦杰、郭林祥、饶兴、王叙五等区党委委员，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西南局的指示，结合川北工作的实际，研究制定了《川北区初期工作纲要》，并部署支援前线，接管城市，收缴国民党军队流散武装和匪特武装的枪支，建立革命秩序，安定人心；布置借粮征粮，清理旧时财政税收；管好城市，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推行人民币，稳定物价等。当时，安排我在川北行署农业厅工作。

1950年2月19日，川北行署副主任秦仲方通知我说：“胡耀邦主任就要到南充了，我们明天去南充郊外欢迎他，请你准备。”2月20日黄昏时，胡耀邦一行抵达。随后，召集赵林等川北区临时党b17687fcd5cfd3f9bc0c0ffdd9873db9委委员及有关负责同志汇报情况，了解工作进度。

解放初期的川北情况复杂，形势严峻，任务艰巨繁重。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横征暴敛，川北经济萧条、金融混乱、民不聊生。加之，国民党军队在逃跑时，有意地留下反革命地下武装和安排特务潜伏，他们与惯匪、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互相勾结，蛊惑人心，放火放毒，破坏交通，阴谋在营山、蓬安、江油、盐亭、射洪等地煽动暴乱，伺机反扑。面对严峻复杂形势，胡耀邦镇定自若，依靠干部，发动群众，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工作。

遵照党中央“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中共中央西南局“以剿匪、生产为当前的中心任务”的指示，第六十一军军长兼川北军区司令员韦杰指挥驻在川北各地六十一军部队开始紧张的剿匪工作。

胡耀邦在剿匪工作会议上，作了“全面贯彻剿匪方针”的讲话，强调要把英勇顽强的斗争与机敏灵活的战术相结合，党政军与群众相结合，宽大与镇压相结合，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战斗队与工作队相结合，发动群众与分化地主控制乡保甲长相结合，将剿匪工作搞好。经区党委会议研究，作出《关于坚决而正确地发动农民群众完成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决定》。于是，一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群众运动在川北全面展开。我曾参加胡耀邦主持召开的一次剿匪工作会议，当会议结束时，参加会议的有关同志已经拟好文稿，胡耀邦当即批发，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令人敬佩。平武县匪徒叛乱、营山扇子匪围攻县城，都很快被平息。

我担任行署办公厅主任期间，被派往平昌县协助工作，兼任中共平昌县工委书记（工委由平昌县县委书记、县长，达县地委组织部部长等同志组成），领导平昌县党政配合军队剿匪。据当地人说，大巴山的匪患十分严重，自明清以来就没有断过。然而，平昌的惯匪在我军有力的清剿下，无法在当地隐藏，便逃往汉中和甘肃。在广大群众配合下，我们追歼到汉中和甘肃，将其逮捕法办。

这场斗争，在胡耀邦的领导下，全区共抽调干部1500名，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农民积极分子5万多人，参加各地会议的代表70多万人，广泛宣传了党的政策，普遍发动了群众。经过减租退押，农民获得约6亿斤大米；在斗争中组建农民自卫队员45万余人；盘查岗哨、报告匪情的组织，仅遂宁专区就设立了11000多个，布下了天罗地网。全区先后共歼灭股匪7300人，其中政治瓦解2400人，为恢复生产、推进土改提供了保证。

发展生产，部署征粮

恢复和发展生产，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在川北农业厅工作时，根据川北区党委、行署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指示和胡耀邦的讲话精神，结合川北农业生产的实际，给《新华日报》写了一篇综合报道。不几日《新华日报》在头版上刊登了。胡耀邦看了报道，认为写得很好，很有必要。不久，川北行署为了加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步伐，发放贷款支援农业，要我代行署草拟一个指示文件。我把起草的文件送一位有关领导同志审改，他把我根据胡耀邦的讲话精神草拟的关于“搞好春耕，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几句话删掉了，只留下重视解决贫苦农民的内容。我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建议应保留那几句话，否则会使人误解我们只帮助贫苦农民发展生产，不注重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胡耀邦在我的原信上批示，同意我的意见，可按原写法下发。

一天，秦仲方找我谈话，调我到行署办公厅工作，担任办公厅主任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他说，这是胡主任决定的，不应推辞。我调行署办公厅工作后，接触胡耀邦的机会就更多了。他在抓党、政、军各项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对生产的重视。他不失时机地召开各种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H80Om/v2wmUYf2buevTbgg==会议，召开恢复地方手工业会议和工商联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亲自听取汇报，与同志们共同研究问题，交代党的政策，分析恢复发展生产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困难，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组织研究对工农业生产进行贷款和投资。由于他提出的方针明确，措施有力，经专、县各级领导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努力，川北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农业方面，粮食不断获得丰收。工业方面，先后恢复和发展了广元煤矿、嘉陵火柴厂、龙潭私营造纸厂等50来家企业；在川北35个县、1个市中，有28个县建立了小型发电厂。广大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秩序逐渐好转。

征收公粮，关系到人民生活、社会稳定。1950年初，川北行署布置了补征1949年度的公粮工作，要求各地在2月底完成，个别地方不超过3月底。可是，征收公粮工作的进度与要求相差甚远，到了3月底，全区只完成补征公粮数的10%。

胡耀邦召开会议，指出征粮工作缓慢的原因是：1.地主狡猾抵赖，乡保长懈怠。2.基础力量薄弱，群众才刚刚发动。3.我们的干部缺乏新区征粮的经验，有畏难情绪。4.干部不足，措施不力。针对这些问题，胡耀邦采取了果断措施：一是加强征粮工作的领导。二是抽调干部充实征粮干部队伍。三是发动群众和深入宣传党的征粮政策。四是严令乡保长带头交粮和催粮，分化瓦解地主阶级，对顽固抵抗的地主，坚决给予打击。五是动员可能动员的社会力量，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会议决定，从川北区党委、行署各单位抽调相关负责同志和大批干部，到各专、县协助征粮工作。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和办法，大大推动了征粮工作的开展。

胡耀邦对征粮工作的进度十分关注，要求财政厅经常向他汇报各地的征粮情况，并要求办公厅注意收集各方面情况。之后，抽派我到蓬安、营山协助征粮工作。临行前，胡耀邦找我谈话，询问我到蓬安、营山开展征粮工作的打算，并对我作了具体指导。蓬安地主抵赖交粮是十分严重的，营山发生扇子匪围攻县城的暴乱之后，地主抵赖交粮更为严重。根据胡耀邦的指示，我协助该县党政机关召开有关会议，组织力量推动征粮工作的开展。

1950年七八月间，胡耀邦又抽调了一批川北区党、政机关干部到专、县协助征粮工作。经大家的努力，全区再一次掀起征粮、交粮的高潮。到1950年10月底，全区共完成征粮5亿多斤，占征粮任务的97.5%。经研究决定，不再单独进行1949年度补征公粮工作，其尾数并入1950年公粮征收任务，一起进行征收。到1950年11月底，连同1950年征粮任务全部完成了。

开展土改，镇压反革命

在川北土地改革之前，区党委在川北选择了几个乡，进行了土地改革试点。川北全区的土地改革是分为三期进行的。第一期于1951年2月开始，在南充、遂宁、三台、岳池、阆中等5个县和其他县的11个区进行。第二期在15个县进行，第三期也是15个县。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保证了土改的循序发展。

川北土地改革，实行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从川北行署、专、县的党、政、群、团等机关，抽出大批干部，并调出了大批革大学员参加。凡土改的县，均以县为单位，组成数百人的土改工作团。

川北土地改革开始不久，反违法地主的斗争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第一期土地改革时，地主分散、隐藏、转移财产和伐木等破坏活动相当严重。就三个县统计，阆中损失折合稻谷3700万斤（相当于1950年的公粮款），潼南损失120亿元，三台损失300亿元（旧币）。违法地主第一期占80%，到第三期则达96%，地主违法手段，愈往后愈严重。

区党委和胡耀邦看到了这种情况，及时制定了《正确开展惩治不法地主斗争的几项规定》。胡耀邦深入实际，对在土改运动中执行土改方针、政策，依靠贫雇农，划分成分的做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对惩办违法地主斗争中出现的偏差，个别地方出现的和平土改的倾向，迅速进行纠正，使川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我在达县参加了第二期土地改革运动。川北行署副主任刘聚奎担任达县专区土地改革团总团长。我担任第五分团的分团长，负责包干达县五区的土改工作。我们在五区土地改革的步骤大体是：了解情况，宣传政策；依靠贫雇农，深入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开展反违法地主的斗争，争取反违法斗争的胜利；分配胜利果实和分配土地，进行复查，巩固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我们抓住反违法地主斗争这一要害，在该区石桥乡组织召开了1.2万人参加的公审违法地主的斗争大会，镇压了几个违法的恶霸地主，群众欣喜庆贺胜利。大会后，我们乘胜追击，以乡为单位，进一步开展反违法地主的斗争。

第三期土地改革时，我担任中共平昌县工委书记兼土改工作团团长。由平昌县抽出的干部和由达县地委、专署抽派来的干部组成800多人的平昌土地改革工作团。划分成分是正确执行政策的基础，我们总结了在达县五区土改时的经验，采取了这种办法：凡土改工作队划不清的疑难成分，上报分团划分，分团仍感疑难不好划分的成分，上报县团部，在召开县土改会议上集体讨论，从而保证了成分划分的准确性。

我们采取政治、经济并重的原则，既要彻底打垮地主的政治威风，又要彻底摧毁地主阶级赖以统治的经济基础。平昌县反违法地主公审大会是按联合公审、乡的分审和村的小会斗争三种方式相结合的斗争形式进行的。大小斗争会相互配合，在全县形成空前浩大的反违法地主斗争的运动规模。我们动员社会力量，对地主进行分化瓦解。全县7个区共召开联合公审大会4次，参加人员11.44万多人，乡的公审斗争大会56次，参加人数35.17万余人；村的斗争会425次，参加人数20.74万余人。80%以上的农业人口参加了斗争。全县反违法斗争果实合计119亿元。我将平昌县驷马乡反违法斗争的总结上报，西南局土改通讯刊登了，标题为《川北平昌驷马乡开展乡的联合斗争，政治经济获得全胜》，并加按语：“平昌这个反违法斗争经验很好，希望各地注意参考。”

由于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在分配土地及胜利果实中，各乡主动拿出一部分胜利果实交给县团部，帮助解决城关没有住房的红军家属的困难。县团部组织力量，在城关为红军家属建了一批新房，分配给红军家属居住。平昌县的土地改革，由于准备充分，发展较为深入稳健。

在区党委领导下，经过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努力，川北第一、二、三期的土地改革胜利完成。通过土地改革，川北地区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土地改革完成后，为了进一步推动生产，1952年4月29日，川北行署发出了《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指示》。5月11日，胡耀邦在川北人民广播电台号召开展“万户千组一百乡”的增产创模运动，随之，他又在《川北日报》上发表《致全区乡村干部、劳模和小学教师的公开信》，信中说：希望你们动员起来，站在群众前头，向群众宣传，和群众商量，订出每乡、每村、每户的春耕生产计划，实行生产互助，定期督促检查，开展一个大规模的爱国生产运动吧！从此，川北全区掀起了一场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运动。

川北区在土地改革的同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区党委根据川北全区镇压反革命的情况，研究制定并签发了川北的《认真贯彻惩治反革命条例》。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为了使镇压反革命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胡耀邦要我们写个结合当时情况的镇压反革命的文件。办公厅政研室起草了这个文件，送他审批。他把文稿交给我，嘱我再强调一下加强镇压的意义。我在文稿上加了“我们绝不能对敌人施仁政，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等几句话，抄正后送他。他批示：“中肯，可以发。”

胡耀邦曾教育我怎样贯彻和全面体现党和国家的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他说，各案不要孤立进行，一个一个地公审，杀就杀一个，押就押一个，放就放一个，这不能全面体现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要学会在一个公审大会上，有镇压的、有判刑的，有判释放的，当场兑现。这样既可以全面体现党的政策，又可以瓦解敌人，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我们这样做了，效果非常好。

胡耀邦对镇压反革命分子既坚决又慎重。当反违法斗争形成镇压反革命高潮时，胡耀邦及时提出：“要防止简单草率，办案证据要准确，不要错杀一个人，可以不杀，以不杀为有利；可以不杀而杀，对我们不利”，保证了党的政策贯彻执行。

1951年春，社会上传播国民党匪特在通衢大道放毒，广柑等水果也放了毒，消息风传一时，人心惶惶。川北公安厅发出了《严密注意和警惕匪特投毒》的通报。胡耀邦看到后，明确指出，匪特放毒的事是有的，但不会像目前所说的那么多，切勿夸大敌情，“所谓126名放毒者，我敢说肯定有错”。及时采取措施后，人心安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川北在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过程中，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发动群众参加土地改革的同时，采取各种会议宣传党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反革命分子；在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上，组织群众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成为群众运动；同时吸收了民主人士参加镇压工作，增强了镇压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川北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在胡耀邦具体领导下，稳、准、狠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取得了胜利。

加强统战工作

为了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胡耀邦兼任川北区党委统战部部长。我曾参加过由胡耀邦召开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由于胡耀邦谈笑风生的气度和谦虚协商的精神，与会的民主人士放松了紧张的心情，兴奋地讲了解放以来的感慨，畅谈了民主党派如何开展工作。

胡耀邦根据党中央的政策和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帮助和支持民主党派的组建工作。川北原来只有民盟、民革两个党派，后者仅4人，他帮助支持组建和发展了民革。胡耀邦说服了裴昌会参加民革，及时致电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李济深当即回电同意他的意见。裴昌会从此担负起民革组织的筹建工作，之后正式成立了民革川北区分部，裴昌会、龙杰三等9人为委员。

胡耀邦指示区党委统战部和工商界著名人士筹备组建工商联，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商界担心他们的财产被没收，消极经营，不收人民币而使用银洋，市场受到影响，物价波动。及时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消除他们的顾虑十分紧迫。1950年4月底，区党委召开了协商会会议。川北工商界人士奚致和、林九如、蒋恒一等人参加了会议。胡耀邦主持了这次会议，他热情地说：“召开这个会议，是了解情况的会议，征求意见的会议……当前你们工商界有什么反映，对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有何顾虑，请大家敞开思想谈一谈。”他认真听取了汇报，还询问工商界人士的家庭生活情况，大家对他的关心很是感激。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1951年7月初，川北工商联络委员会正式成立。通过会议章程，选举林全九为主任委员，主持工商联工作。

胡耀邦根据党的政策和规定，分别给民主人士安排工作。起义将领、原国民党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裴昌会担任了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川北民盟负责人贾子群为教育厅厅长，原南充商会会长、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奚致和为商业厅厅长，更破格提升谭卫根为交通厅厅长。谭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47年参加民盟，先提拔他担任三台县人民政府教育科科长，不到两个月，又提升为遂宁专署文教科科长。胡耀邦听说谭卫根很有学识，专长交通、土木工程，便说：“谭卫根非百里之材，望重一方，行署交通厅需人负责。”经川北区党委研究，又将谭卫根提升担任交通厅厅长。还安排了张澜的女婿杨达璋为行署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前，杨达璋曾加入民盟，为中共做过不少工作。这种安排，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感到中共的真诚合作。

按照党的“保护民主党派过好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关”的政策指示，区党委统战部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全区共100名保护对象，并报西南局备案。行署规定，对副厅长以上退赔有困难的民主人士可以借薪退赔，还拨出1亿元帮助他们过关。这样既未伤害各民主党派人士，又取信于农民，保护了农民的革命热情，支持了农民的翻身运动。尤其是帮助龙杰三、赵济刚和李子龙过关，使他们更为感动，对党的政策更为理解。龙杰三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卫戍师管区司令、三台县参议长等职，但当时参加过民革，是统战对象。赵济刚是原国民党巴中县参议长，又是巴中县“自卫队”副总队长。李子龙是原国民党巴中县县长。他们是刘湘的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有矛盾。赵济刚曾多次给共产党送过情报，李子龙解放时配合地下党做过一些工作。他们两人经地下党介绍在川北行署工作，既有反动历史的一面，又有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事情的一面。按党的政策，一面要向人民认罪，一面要帮助他们过关，让他们立功赎罪。减租退押时，三台县群众纷纷要求将龙杰三押回去交代其解放前的罪行。此事报到区党委统战部，胡耀邦召集统战部和中共三台县委商量，说明龙是应当争取的中间力量，不要把他推到敌人那里去，不开斗争大会，让他在适当数量的农民代表会上低头认罪，听群众控诉、倒苦水，满足了群众的要求，取得农民谅解。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深入进行之际，通江、南江、巴中、平昌4县的群众提出要镇压赵济刚的要求，呼声越来越高。胡耀邦指示由行署邀请举行4县各界代表2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行署副主任秦仲方向与会代表全面介绍了解放前夕4个县党的工作情况，充分肯定了国民党内进步人士对我党所起过的掩护作用，要求代表们准确地把握党的肃反的严与宽相结合的政策，既要认识他们有反动历史的一面，又要看到为革命做了一些好事的一面。他们过去欺压过群众都有民愤，但无血债，应给他们提供向人民认罪、为人民再立功的机会。胡耀邦又让区党委统战部把群众代表请到统战部，由赵济刚、李子龙向群众代表承认过去的罪行，得到群众代表的谅解，并由行署垫付退赔款，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感动地说：“要不是胡书记正确执行政策，我们早就身去黄泉了。”

胡耀yKJSvJGH9A5D2alqFPh+KjN2DZVXlh6D2gnLbg95jAw=邦在川北工作期间，定期亲自主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向他们介绍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所采取的措施，通报工作情况，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进行民主协商，同时关心民主人士的生活，解决民主人士的困难。因此，党外民主人士把他当作诚挚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都愿与他谈心。

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胡耀邦在川北创造了一个大家心情愉快、团结一致、大胆工作、努力奋斗的新局面，这与胡耀邦善于学习，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是分不开的。胡耀邦的领导作风，首先是坚决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凡是重要的问题，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

胡耀邦认真倾听别人意见，意见不论大小，凡有可取的，他均予采纳。一次六十一军文工团演出开幕时，文工团团长在致辞中说，胡主任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要向胡主任学习。他转过头来，对坐在他背后的我说：“这是‘将我军’。”从此，再也没有听人讲过这样的话，我想他劝阻过。

胡耀邦关心爱护干部。一次，行署有一个单位的一名普通干部找他，反映个人困难。胡耀邦听后，知道这位干部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便对我说：我们哪能采取“只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样的态度对待同志呢？我立刻与那个单位的领导联系，讲了胡耀邦的意见，很快解决了这个同志的困难。一次，一位年轻的同志找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胡耀邦没有严肃地批评他，而是帮助他说：你的要求是不妥当的，是与革命的利益相违背的，并给他耐心地作分析。这个青年听了他的教育之后，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要求，心悦诚服地离去了。

胡耀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工作的错误过失，敢于承担责任。1950年5月7日，行署失火事件发生后，当时还在重庆开会的胡耀邦星夜赶回南充，主持机关紧急会议，除处理失火问题外，没有查处别人的失职，而是向上级写了报告，自请处分。同时组织力量，抓纵火的特务。他勇于负责的精神令大家钦佩。

1952年8月，在撤销4个行政区建立四川省之际，我去看望即将离别的胡耀邦。促膝而谈时，我请他题词留念，他当即挥笔写下：“在任何地方做好工作，在任何时候努力学习，对任何事情坚持真理。”旁侧写道：“让我们互相勉励。”我把他的题词作为终身的座右铭。

（责任编辑 袁倩）

作者：原川北行署办公厅主任、国家地质矿产部地质规划研究院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