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秋江，原名孟可权，1910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37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孟秋江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历任《大公报》记者、《新华日报》记者、上海《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天津《进步日报》经理（兼任天津民盟第一届主委）、《大公报》副社长兼党组书记、国际新闻社代社长、中国新闻社理事、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和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61年调中央调查部，同年赴香港任港澳工委常委、香港《文汇报》社长。

在枪炮轰鸣的抗日战争年代，战地记者是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穿梭于战壕与废墟，执笔为戈，用文字构筑战场，让真相成为最锋利的武器。对于新闻记者工作，孟秋江曾说：“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据事实说实话的一个原则”。

与范长江合作出版《中国的西北角》

孟秋江自幼丧父，在兄长教导下刻苦求学。14岁赴沪谋生，做过工厂学徒、教员。1931年，孟秋江考入上海市政府办的地方自治训练所。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同学组织请愿团，举起“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前进”的大旗，投身抗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孟秋江加入抗日义勇队，因停战协定未能参战，转赴西北谋职。1935年，调甘肃张掖特种消费税局任会计主任。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军事上觊觎侵略我国，还通过鸦片等手段进行经济渗透，毒害中国人民。税局为了多收税分肥，反而鼓励农民种植鸦片，这令孟秋江深感厌恶。

在张掖，孟秋江遇见了范长江，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他们都强烈反对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侵略的消极态度，有心报道社会的真相，唤醒民众。范长江约孟秋江合作，一起采访做旅行记者，报道西北局势。不久，孟秋江辞去税局职务，开始记者生涯。他们沿着红军长征路线，徒步戈壁，深入西北，研究红军北上后的动向，深入了解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现状。

西北有着壮观的自然环境，然而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西北的政治腐败，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收税、逼款。同时，外国工业品与我国农副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大，民众深受压榨，生存艰难。

西北的民族问题也异常严峻，长久的民族矛盾深刻影响着社会稳定。官员腐败和地主剥削，使民众被迫走上几条极端道路：一是死亡，沿途饿殍遍野；二是高利贷，农民陷入无尽的债务泥潭；三是鸦片种植，地方毒害横行。尤其是酒泉目观街上的乞讨儿童无衣可穿，只能在角落里蜷缩取暖。解放战争时期，孟秋江在上海作形势报告时说道：“他们甚至用‘打架’的方法取暖”。

孟秋江与范长江在西北数月的考察中，深入了解当地的社会状况，记录下这些悲惨的现实。后来，范长江前往内蒙古，孟秋江则到北平住下，整理西北考察的资料，进行深度改写。他将散记按地理脉络整合成篇章，对数据进行勘校，并补充了诸如兵力分布图、西北矿产储量等数据。在范长江和孟秋江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西北角》得以在《大公报》成功发表。

《中国的西北角》揭示了西北的社会深层问题：日本侵略势力已深入蒙古，对日妥协毫无意义；西北民族关系紧张，社会动荡；国民党的“开发西北”不过是空谈；东北军在西北的生活悲惨，士兵与百姓同样受苦，却被迫参与内战。书中指出，红军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当时中国深层社会矛盾长期积压、无法解决的必然产物。现实中对峙着的两种政治力量，即“从现状中求改进”和“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代表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历史路径。而历史的选择取决于谁能真正回应人民的疾苦，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中国的西北角》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进步记者的广泛关注，许多记者纷纷深入西北，实地调查研究，积极宣传延安，宣传红军。

绥远抗战爆发后，范长江约孟秋江一同前往采访，并推荐他以《新闻报》记者的身份加入报道。陆诒在《孟秋江文集》前言中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绥远抗战，虽然也是一次局部抗战，但是收复百灵庙战役确是当年傅作义将军采取主动战略，于1936年11月21日清晨发动奔袭进攻而取得胜利的。孟秋江与范长江同志最早到百灵庙和红格尔图（今呼和浩特）的抗日前线，采访了绥远抗战的全过程。”他们合作采写了绥远抗战的详细报道，并以范长江的名字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西安事变后，范长江接到任务，离开兰州转赴西安采访，孟秋江则留在归绥继续报道抗战前线的消息。临别，孟秋江吟诵起当时中国北方曾流行一首歌曲《送君行》：“长亭送君行，秋江一色清。”范长江笑道：“我是长江，你就是秋江。我江你江，我们是兄弟。”从此孟秋江便以“秋江”作为笔名，在新闻战线上努力工作。

深入一线报道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拉开序幕，华北地区成为抗日战争的前线。孟秋江作为《大公报》特派战地记者，亲历了南口、平型关、潼关、忻口、徐州、中条山等战役，并先后发表了《南口迂回线上》《退守雁门关》《大战平型关》《退出太原城》《晋东鏖战记》《烽火潼关》《全面游击战的山西》《江西大战的前夕》《庐山脚下的难民》等一系列战地通讯。他的报道真实记录战争实况，揭示时局真相，深受广大抗日将士和全国读者的关注与欢迎。

南口，位于北平西北燕山余脉与太行山的交会处，是居庸关南侧的长城要隘，是北平通向大西北的门户，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后，继续沿津浦、平汉、平绥三线扩大侵略，意图灭亡中国。1937年8月，南口战役爆发。孟秋江随部队深入战场，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地，写下了战地通讯《南口迂回线上》，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上，真实再现了这场激战的惨烈：

八月八日的一天，趁我军阵地还未配置就绪，日寇即行真面目的主力总进攻，集中炮兵，紧密放射，飞机协助轰炸，以优良于我军十倍的现代战争武器，七昼夜的猛烈轰炸。我军将士奋勇反击，阵地还是阵地，没有丝毫动摇。

日寇久攻不下，采取狡猾的迂回战术，右翼战场受到严重威胁。一位师长坐镇横岭城指挥，出发时把他的物件，一针之微都嘱勤务兵收拾带走，准备不再回到怀来，他不回怀来的意义有两层，要是把日军打跑了，当然跟踪追击，不幸而失败，则以横岭城为坟墓。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我们忠勇的战士，跳出战壕，手榴弹像西瓜一样往下掷。机枪连仅剩一个战斗兵，一个传令兵，一个伙夫了。战斗兵、传令兵把住两挺机关枪，伙夫在中间向左右输送子弹，继续对二千敌军强烈反抗……太阳照临着整个的山谷，这三位作殊死战的英雄，最后含着光荣的微笑，躺在阳光中！

这篇通讯深深震撼了广大中国人民，激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后被编入上海中小学课本。后来从事航天事业的郭衍莹，儿时曾就读于上海齐鲁小学。他清晰地记得，当年老师含着热泪为学生们讲解《南口迂回线上》的情景。课堂上除了老师的哽咽声，只剩下孩子们的低声抽泣声。

1937年9月的平型关战役，是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重大对决，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战的一个重要战役。在山西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孟秋江见到了周恩来和萧克，并与彭雪枫建立了联系。由孟秋江介绍《大公报》记者邱溪映随八路军采访平型关战争新闻，孟秋江随大部队采访平型关正面战场的新闻。

日军试图占领东跑池，威胁雁门关。25日，西北军第八十四师与日军二十一旅反复展开激烈争夺。八路军一一五师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部队参战，一一五师精准选择伏击时机，成功在乔沟围歼日军辎重队，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重大胜利。

孟秋江闻讯第一时间赶到乔沟，迅速撰写新闻专电，将喜讯传回上海。9月28日，《大公报》头条刊发了孟秋江的专电，详细报道了八路军的胜利：“某路军（指八路军）抄袭敌后路，敌全部覆没，我军乘势冲锋，克服团城口。”同日，《大公报》发布了延安的电报，以捷报的形式传播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国内外，毛泽东、朱德致电祝贺。平型关大捷不仅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更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心，激发了全国的抗战热情。

10月5日，《大公报》刊登了孟秋江的战地通讯《大战平型关》，这篇报道受到了读者的热烈喜爱。孟秋江在文中阐述：“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据事实说实话的一个原则。”这句话曾被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

1937年，日军占领华北平原，中国军队大撤退，国民党内部出现分歧。一部分人主张对日讲和妥协，另一部分则主张速战速决。面对日军侵略的步步紧逼，全国上下陷入低迷和不安。在太原即将失守的最后时刻，孟秋江不顾危险，逆行奔赴忻口，记录下战场的最后景象，写下《吊忻口战场》。随后，他回到已遭受日军空袭的太原，继续采写，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离开太原的前后》《退出太原城》。1937年11月初，太原撤退时，周恩来部署后续工作，指示彭雪枫安排孟秋江一同撤离，甚至将自己的座位让给孟秋江，以确保他和资料的安全。此后，周恩来还特意安排他采访毛泽东，为其提供了更深入了解中共抗战方略的机会。

孟秋江抵达延安后，11月29日上午，他应约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办公室陈设非常简单，窑洞里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周围堆满了书籍报刊。毛泽东身穿灰布棉军衣，脚穿布鞋，笑容满面地接待了这位年轻记者。他知道孟秋江不抽烟，特地准备了当地自酿的白干酒款待，并与孟秋江展开了深入谈话。

孟秋江向毛泽东汇报了抗日战场上的见闻，描述了日军的残暴行径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顽强抵抗。毛泽东认真倾听，频频点头，充分肯定了孟秋江的战地通讯工作，并强调了战地记者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接着，他与孟秋江畅谈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他指出，抗战前途甚可乐观，尽管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处于劣势，但只要坚持持久战、动员民众，中国必能转危为安。

采访结束后，孟秋江立即将毛泽东的讲话整理成文，发表在《大公报》上。这篇题为《毛泽东谈抗战，望大家加倍努力争取胜利》的专电，向国内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毛泽东不仅肯定了孟秋江的采访，还对孟秋江今后工作寄予殷切期望。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赠送给孟秋江一批马列主义书籍。

山西战场上，自从韩侯岭在日军两翼包抄中失去战术地形作用后，晋南局势陷入混乱，战况闭塞不明。1938年上半年，孟秋江长途跋涉，重点采访八路军，写下了长篇通讯《全面游击战的山西》，详细阐述战场变化。一是作战方式的转变：从阵地战转为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失去了大后方后，我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一转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二是军民关系的改善：过去，民众与军队的关系较为疏远，战争教育了民众，鼓励他们自发组织自卫游击队、妇救会和少年先锋队等革命团体。民众积极支援前线，慰问伤员，参与军事训练和支援工作。军队也尊重民众，体恤他们的困境，逐步建立起稳固的军民合作关系。三是少年先锋队的崛起。孟秋江对少年先锋队给予高度评价：“他们是代替腐败的新力量，是争取最后胜利的新战士。这样的胜利的可爱的民众复兴的曙光，要到处发射起来了。”

随后，孟秋江辗转至河北等地，访问了晋察冀根据地，撰写了《晋察冀边区视察记》，详细报道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实况。1939年初，孟秋江加入新华日报社，发表了《“皇军”的没落》《破坏敌后交通的战士》《湘北大捷经过》等通讯，通过大量事实揭示了日军烧杀掳掠的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抗争，也预示了穷兵黩武的日本侵略者必将灭亡的命运。

团结进步记者，组建新闻铁军

孟秋江毕生致力于中国革命新闻事业，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记者，更是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培养了一批忠于人民、勇敢无畏的新闻工作者。

1937年11月，抗战烽火正炽，孟秋江与范长江、陆诒等24位进步青年记者联合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后更名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青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爱国旗帜，吸引着青年记者投身革命新闻工作。孟秋江作为“青记”理事，积极团结新闻界进步人士，以真挚诚恳热情感染身边人，使“青记”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孟秋江认为，新闻记者要懂得到前线去采访，不仅仅是单一地把新闻拿到手，还要开展服务工作，使前方的士兵们乐意同新闻记者交朋友，这样既有利于抗战，也有利于采访工作。1938年春，敌军向南昌、九江进犯。孟秋江在南浔（南昌—九江）前线随军5c9cc3c3df84f66d780f3a63ea264247采访时发现，士兵们严重缺乏精神食粮，缺乏文化生活，就自己拿出钱来购买报纸，肩扛手提，送往前线。他向“青记”建议设立战地报纸供应队，让前线战士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能了解战局、坚定信念。后来，“青记”专门筹集了一笔经费，成立战地报纸供应队，特别是中条山、吕梁山等地的战地服务部工作做得很有成效，为抗战胜利发挥了独特作用。

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这一新闻机构由周恩来亲自筹划，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国统区的重要舆论阵地，承担着报道抗战真相、传播革命思想的使命。

1938年9月，孟秋江参加“国新社”筹备会议。10月，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后，团结一部分青年记者在长沙创办了“国新社”，并于1938年11月撤退到桂林。“国新社”直接领导是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社长是范长江，孟秋江任经理兼采购部主任，负责新闻业务和经济管理，黄药眠任编辑主任，胡愈之任顾问。“国新社”业务主要是发新闻通讯和专论，发稿的对象主要是大后方的报纸刊物和海外华侨报纸。

1939年初，孟秋江来到桂林，参加“国新社”的领导工作。当时的新闻记者，大都不善管理。孟秋江“不仅在采访工作上能量很大，而且办事精细”，在江西东战场，孟秋江把“青记”成员和当地的战地记者、通讯员结合起来，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陆诒回忆道：“在青记，孟秋江已经显现出管理能力，我们先到桂林，等待他来当国新社的经理”，“如果没有秋江同志来任经理的角色，这一新兴的事业还是办不好的”。

孟秋江为了“国新社”的事业在艰巨复杂环境中得到发展，在危难中能够坚持，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深入战地采访，还竭力整合资源，维持机构运转。在桂林时期，他在极端恶劣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困难下，四处奔走，筹措资金，确保“国新社”得以持续运作。他和范长江等人省吃俭用，甚至拿出自己的稿费和衣物资助社员，保证这支新闻铁军能坚持战斗。

孟秋江和范长江、陆诒、黄药眠、邵忠汉等合写了一本《怎样进行采访》的小册子，发给“国新社”的记者和通讯员，成为大家的学习读本。他编写《怎样做战地记者》《采访国际新闻资料的小经验》等新闻教材，亲自授课，还在桂林暑期新闻研究班主讲《战地新闻事业》，带领青年记者开展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活动。

“国新社”坚持中共抗日民主的政治主张，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向国内外数百家报刊供稿，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宣传抗战必胜信念，甚至连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也不得不引用其稿件。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国新社”面临被查封的危险。孟秋江临危受命，负责桂林总社工作，一面组织同志们继续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同时设法安全撤离进步文化人士。他巧妙利用人脉资源，帮助李一氓等人顺利转移，为党的新闻战线保留了重要的革命力量。

1941年5月，“国新社”桂林总社在国民党高压下被迫关闭。孟秋江按照中共指示，妥善完成人员疏散工作后撤离桂林，奔赴香港继续战斗。同年，孟秋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家书中写道：“在中国社会第二个变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他逐渐从一个寻找真理的进步记者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

孟秋江的努力不仅体现在新闻报道的战线上，更体现在人才培养上。他始终认为，新闻工作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战斗，要培养有信仰、有担当、有勇气的新闻战士。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陈子涛、吴承德等一大批新闻人才成长起来，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重要新闻工作者。他培养的新闻铁军，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责任编辑 崔立仁）

作者：孟秋江侄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