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油我们就往哪里跑

我们是1960年第二批来大庆的，“王铁人”（指王进喜）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当时来大庆，得先写申请、做保证，表态来了以后怎么干。我们是石油工人，哪里有油就往哪里跑。我们那个队大部分人都写了申请，时间不长就批下来了，基本上都来了。为什么要到大庆呢？那时我们中国的石油非常缺乏，玉门油田原来年产八万吨规模，后来油越来越少，延长油田才产两万吨。苏联专家一撤走，我们就更困难了。拿脸盆用手捞油，端到车上，再拉到炼油厂炼油。作为石油工人，最想的是能找到一个大油田，就这样，我们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来到了大庆。

到了以后，没有车接，我们就步行五六公里走到文化村。没来前，我们想象大庆油田地上可以种粮食，地下可以出油。可到了驻地一看，没有住的地方，没有房子，啥也没有。负责人说：“你们的房板在火车站呢，你们去扛，谁扛得快，今天晚上就能过好夜。”我们就都到火车站去扛木板、架子什么的。把房子架起来以后，最大的问题是漏雨，还没有帐篷。当时天气一天要下三四次雨，我们的房子是，外面大下，里边小下，外面不下，里边还下，地下积水很深。即便这样，我还是非常高兴，作为石油工人能到这样一个大油田，是我最大的心愿。

参加种地劳动

那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就“五两保三餐”，五两饭，吃一天。早晨是稀饭，二两米都没有。中午是两个“代食品”饼子，拿到工地在电焊机上烤一烤就吃。当时我们想，不管什么条件，也要拿下大油田。只要把油田拿下来，我们的肚子就能吃饱，生活条件就会好起来。

大庆是个大油田，也是大草原、大良田，因为这里除了牧区和矿区，有些地势高的地方和东北其他一些地方一样，是可以开垦和耕种的。1962年，领导挑党员、标兵去种地。我们被派到附近五六公里外的一个公社，种三亩地。有一天，我们正在种地呢，石油工业部部长兼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余秋里过来了，问我们：“小伙子们，怎么样？累不累？”我们说：“不累，为了多打粮，吃饱肚子，干活儿更有劲儿。”他说：“我也拉两趟。”他就拉了两趟犁。余秋里这个人很和蔼，很爱百姓，走到哪儿都笑呵呵的。

等地里的苞米长出棒子，领导对我说：“周占鳌，你回去吧，那边工作很紧张。”我就又回到文化村，新苞米也没吃上。

“大干快上”的先锋战士“王铁人”

“王铁人”是我们建设大庆、发展大庆的开路先锋，是我们的领头人，是“大干快上”的典型。“王铁人”来了以后，先问三句话：“井架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儿的钻井进尺纪录是多少？”井架到了以后，没有吊车，没有拖拉机，“王铁人”就带领大家发扬人拉肩扛的精神。他说：“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井架子运到井场，竖起来，开钻。但没有水，就挖了三口土井，还是没有水，就到水泡子用脸盆端水，“王铁人”领着大家一块儿干，他自己也背东西。井喷这种事故能把钢铁冲断，能把钻杆折掉，事故持续的时间长了，甚至会造成井毁人亡。有一次，井喷了，需要用泥浆液压井。井场上水泥已经倒进大池子里了，可是没有搅拌机，搅不开。“王铁人”就亲自跳到泥浆池子里，当时他的腿还受伤了，一拐一拐的。泥浆池里的泥浆液是烧人的，可是为了国家的财产不受损失，“王铁人”一点儿也不在乎，好几个人也跟着跳下去，硬是把这个井喷压住了。还有一次是井场搬家，他觉得井架搬家的速度慢，先卸下来，拉运过去，再装起来，起码得一个星期。他就想了个办法，用八台拖拉机整体拖，几百米两个小时就拉到了，当天搬家当天就开钻。他说：“日上千，月上万，一年打它十五万。”他总是把一些事情想到前头，所以他的思想也是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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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多打井、快打井，“王铁人”还发扬科学精神，革新了钻头。原来的钻头是三角的，经他革新改成了刮刀的。他经常研究钻头怎么才能钻得快、钻得好。原来打上200米、500米就得换一个钻头，现在一个钻头就能打一口井，提高了速度。“王铁人”有高度的责任心，他工作认真负责。有一次，把井打斜了，他主动报告给指挥部，要填掉重打。他还在会上作检查：“我没有高标准严要求，把井打斜了……”他真把“三老四严”（“三老”指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指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贯彻落实到了行动上，落实到了岗位上。

“王铁人”对孩子也特别关心。当时大庆没有学校，“王铁人”就请求领导盖个学校，组织孩子上学，原来这些会战职工的孩子没人管，七八十个小孩子在马路上跑，很不安全。领导说：“会战这么紧张，怎么办呢？”“王铁人”说：“只要你给令，我们自己建，人你不用管。”他组织职工、家属，还有倒班的工人盖干打垒。白天他们垒，晚上组织下班的职工垒，一共垒了三栋大房子。房子盖好了，里面没有桌子、凳子，就用土砌。孩子们坐在土凳子上比较凉，就发动家属做小垫子，让孩子坐上面。

宁要一个过得硬，不要九十九个过得去

1960年，我们十一中队一来就接手一条管线工程，解决二号院家属区用气的问题。原来烧的是原油，冬天家家门口都围了个圈。原油一烧就冒黑烟，整个萨尔图乌烟瘴气的，麻雀、鸡都是黑的，人晚上睡觉，第二天鼻子、眼睛都是黑的。为了改善广大职工的生活，天然气管线工程交给了我们十一中队。管线大概长12公里，有“129”（管线口径的直径毫米数）的、“159”的，还有“114”的等等不同尺寸。当时任务很重，要求我们六天六夜就要完成。我们十一中队组织了四个台班组，展开了劳动竞赛。

工程如期完工后，我们队长拿着放大镜检查，发现一条管线底下有瘤子、有砂眼儿，说这个焊口不合格，要割下来重新焊，并把割下的焊口挂到食堂门口，见人就问，这个焊口合格不合格，满意不满意？教育大家，还总结了“宁要一个过得硬，不要九十九个过得去”。10月1日送了气，家家户户点上火，都热起来了，家属也高兴，职工也高兴，领导也高兴，都满意。这是我们来大庆干的第一个活儿。

五毫米见精神

1964年，我们建了一个总机厂，用来加工钻井的阀门、汽车配件，以及采油树上的配件、开关、法兰，等等。建总机厂的时候，我们打基础、挖地沟，上上下下不差三毫米，齐愣愣的，砖成摞，砂成方。厂房起柱的时候，砖头砌得也很标准，缝对缝。上梁的时候，厂房跨度很大，12个梁，6档，1档是6米宽。吊的时候上面都画上线，不能错过线。吊到最后1个梁时，发现多了5毫米，出了线。施工队长说，这个梁不符合标准，不够严格要求，这是低标准、低水平，叫我们把它弄下来磨掉。我们请求了指挥部，领导也同意，要在总机厂开个现场会，把它铲掉磨掉，再装上去。第二天开了大会，就把这个梁吊下来，用砖头磨、扁铲铲、榔头砸，硬把这5毫米磨掉了。这就是“五毫米见精神”。这个事，很多报纸都宣传了，全战区都掀起了“高标准、严要求”的热潮。十一中队就是从这时开始成为“自觉从严，好字当头”和“为油田干保险活儿，一丝不苟”的典型的。

严在针尖上，细在发丝上

南三区二排施工的时候有两个小组参与。西头儿是“蔡克佩小组”，我们小组在东头儿，以我的名字命名，叫“周占鳌小组”。两组展开劳动竞赛，看谁家的工程质量好、速度快、标准高、要求严，一次投产成功。那时候，我们小队是标杆队，蔡克佩的小组干活儿也非常认真仔细。干完以后，我就从井排上过来，对每个焊口、每个法兰进行检查，到了32井，发现清蜡的焊口上有一滴油，用手一擦就没有了。我回来后还一直想这一滴油是哪里来的。第二天我又到这个井上，一查还有一滴油。因为那是个清蜡管，有个焊口，两头儿不堵打不了压，装上就行了，原来也没试压。结果发现这个焊口有一个小砂眼儿，擦掉了不一会儿油滴又出来了。第三次去，我把电焊机带上，叫上焊工，把它补好。采油工说：“你们十一中队干活儿真认真，你们是严在针尖上、细在发丝上，你们十一中队干的活儿我们信得过，下一个井排，我们找领导坚决让你们干。”十一中队总结过这么几句话：“集中施工讲质量，分散施工不变样，单人独马自觉严，领导不在不转向。”我们十一中队建设了300多个泵站，1万多公里管线，都合格。

艰苦环境磨斗志

那时候冬天很冷，10月冰就很厚了。我们穿的是棉袄棉裤、道道服、大头鞋，戴狗皮帽子，外面还穿一件大衣。我们要是冻得忍不住了，就烤火，前面很热，后面冻得受不了。我们十一中队住在野外，都是板房。中间加一根大粗管子，安排一个人值班烧火，管子烧得通红。头朝前睡吧，头烤得受不了，不朝前睡吧，头冻得受不了。我们住的是集体铺，一间房子里面睡30个人，上下铺。晚上零下40多摄氏度，有的人没把耳朵围住，结果把耳朵冻肿了，下巴也冻出个大疤来。大庆是大草原，到了夏天牛羊马多，雨也多，草地上净生蚊子。夏天我们干活的时候，迎着太阳，就能看见蚊子嗡嗡飞，手一抓就是一把。晚上就在板房里或者草房子里，点上灯，下面搁上水盆子，蚊子见了亮光就掉下来，厚厚的一层！蚊帐挂上了，但还是挡不住窜进来几只蚊子，把人叮得睡不着觉。

大庆的工服是浅灰色的道道服。我第一次穿道道服，感觉像黑龙江的劳改队员，因为黑龙江劳改队的衣服都是带杠杠的。这种道道服一直穿到20世纪70年代。我当大庆市委常委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叫我接待外宾，领导说：“老周啊，今天接待外宾去，不要穿这个道道服了。”我没有办法，拿出仅有的60块钱买了身衣服，穿上参加接待。回到大庆，还是工人，还是要穿道道服。这个道道服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刮不烂，一道一道扎着呢，干活只能刮个口子，不会一下就扯烂了；第二个好处很暖和，“新三层、旧三层、里里外外又三层”。在大庆，工作生活条件一直很艰苦，但是艰苦的环境锻炼人，磨炼大家的斗志。

领导关心大庆人

“王铁人”开刀动手术，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周总理跟301医院的领导讲：“你们要千方百计地把‘王铁人’的病治好。”手术后七八天，我和一位同志到医院看望“王铁人”。探视时间是五分钟，长了不行。我们进去，“王铁人”还躺着呢，见到我们他赶快坐起来了，我们两个人握了握手。他一坐起来，衣服扣子就敞开了，我看到他刀口从胸口开到肚脐，听说手术做了有七八个小时。他对我说：“老周，都来了啊。”我说：“来了，看你来了，你赶快恢复，恢复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回家去。”他说：“是啊，我早就想着回去呢，我都不想住了。”我说：“你刚做完手术，还得好好听医生的，听医院的安排，把病养好了，就回去了。”“王铁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病重，现在有人说我往上爬、往高处爬，我往哪里爬去？我就是爬上天，我回去不还得爬井架去，跟井架打一辈子交道嘛！”那天“铁人”一直说着：“我要回去，我要多打井、快打井、打好井，为我们的国家多出油、快出油、出好油。”“王铁人”在建设大庆、发展大庆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吃苦最多、享受最少，连个楼房都没有住上。他去世的时候还穿着道道服，连一身好衣服也没有。

1966年“十一”期间，我们到北京去报捷，大庆报告团有战胜井喷、烈火的先进集体3211队30多人，加上我们30多人，一共60多人。到了北京，见到了周总理，周总理说：“大庆生产不能停，大庆要稳定不能乱，所以要给大庆派个军代表。”我们在北京待了将近一个月，10月1日还观礼了，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在观礼二台，很近。我感觉非常幸福，我这一辈子，毛主席见了，周总理也见了，还见过朱德总司令和邓小平副主席。

邓小平来大庆的时候，我在二号院工作。领导说：“周占鳌，排到前头。”我说：“领导你们在前头，我在后头。”领导说：“不行，标兵人物应该走在前头，你工作在前头，接待领导也要在前头。”那天，邓小平穿了件灰呢子大衣，站在车门口说：“大庆人好！大庆的干部家属好！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下车就和我握了手。邓小平来视察，是对大庆巨大的鼓舞。他讲了很多，意思是要把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把科学技术精神发挥出来。还说：“大庆为国家付出了那么多，要建楼房，要把大庆油田建设成美丽的大油田。”晚上，油田在研究院宴请，敬酒的时候，我、李景荣、卢菊三个标兵给邓小平敬了一杯酒。我们说：“邓副主席，您辛苦了！我们代表标兵给您敬一杯酒。”他说：“好、好、好，大庆人好，你们辛苦了，我应该给你们敬酒。”大庆取得这么大成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大庆干部职工奋发图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要深深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和各级领导对大庆的关怀。

（责任编辑 杨琳）

口述者：河南省政协原主席；整理者：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三级主任科员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大庆师范学院大庆精神研究基地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