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时值隆冬时节，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门前，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简称“桂林八办”）撤回延安的车队带来一个风尘仆仆的20岁女青年，她就是我的母亲，桂林八办主任李克农（我们叫他爹爹）的二女儿李冰。此前为了完成学业，她曾孤身一人留在老家芜湖，在面临日军抓捕的关头，中共地下党送她离开家乡逃往上海，后经过地下交通线的掩护，辗转千里到桂林找到她父母。皖南事变后，桂林八办被国民党勒令撤回。她先于父母跟随撤回车辆到达重庆。行前，父亲叫她到重庆后去找周恩来伯伯。晚年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场景，她仍然记忆犹新。周总理像父辈见到儿女一样和蔼可亲地说：“虽然你是革命后代，但还没有经过革命的艰苦考验，要立志下大决心，只凭一时的热情是不能持久的。”周总理又问她：“你是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有知识，但有没有做好吃苦甚至牺牲的准备呢？你要考虑好啊！”她挺胸抬头回答：“我考虑好了！”初次聆听的教诲从此铭记终生。晚年时，她这样说，“每逢遇到困难时，总会想起总理和父亲的教导，想起自己对他们的承诺，这是一生奋斗不息的动力之一”。

1941年，桂林八办撤回延安的队伍在李克农的率领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关卡，终于回到了延安，妈妈也在队伍之中。由于妈妈毕业于正规医院的护校，在医务人才奇缺的延安也算人才，于是被分配到中央医院当医生。当时她听说后，被吓了一跳：“我只学了两年护士，怎么能当医生？”跟她谈话的陈云却说：“边区培养三个月、半年就能工作，你在正规医院学了两年还不行？”于是，中央医院就有了一个名叫李冰的女医生。虽然没上过医学院，但周总理和她父亲李克农的教诲在心，妈妈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先是跟着大后方来的金茂岳大夫，后来又跟着苏联医生阿洛夫等，从做助手到直接操刀，终于出师成了延安为数不多的女外科大夫。妈妈晚年聊天时，我问她：“你护士出身，真就敢给人开刀？”她说：“那也是被情况逼的，那么多伤员你能看着不动吗？再说我这个人就是胆大，非要干出点成绩来！”

延安的生活条件尽管艰苦，但在延安的日子是妈妈一生回味无穷、念念不忘的美好青年时光。在医院工作之余，妈妈经常能回家当父母的“小棉袄”，也能经常去看望周伯伯和邓妈妈。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怀爱护而又严格要求这个老战友的女儿，看着她成长。

1947年，胡宗南率部大举进攻延安。妈妈随西北野战军第一后方医院行动，负责伤员救治，作为唯一的女医生，按规定可以有半匹马驮行李，但她让出来驮器材药品，和男同志一起行军。战场情况艰苦、复杂，每天没日没夜救治伤员。她被传染上了斑疹伤寒，胃肠大出血又无药可用，很快就陷入了昏迷，正在同志们认为她已经没救的时候，周总理闻讯派出了罗青长伯伯，带着总理的警卫员，连夜用担架将她送过黄河，最终得到救治。总理的救命之恩，妈妈决心涌泉相报，仅休息了两个月就重返前线。晚年在回忆这一段生死经历时，妈妈说道：“在后来的岁月中，凡是遇到周总理的指示，我必尽心尽力坚决执行，这是很自然的事。”

1948年，全国解放的曙光初现，妈妈在西柏坡邂逅了因为长期投身敌后游击战争，无暇顾及个人问题的父亲孙方。那时，他们一个29岁，一个27岁，已经是绝对的大龄青年了。得知她要结婚，周总理非常高兴，虽然因为忙于中共中央进京的高度紧张的准备工作，他和爹爹都没能参加那个简单的婚礼，但他还是让邓妈妈带来一幅写在红被面上的贺幛：“革命伴侣，相爱相敬，互助互勉，共求进步，相携始终，服务人民。”殷殷祝愿如同清泉注入，在以后50多年的岁月中，他们不忘总理的嘱咐，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相携始终。当他们最后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时，我们把“相携始终，服务人民”镌刻于骨灰墙上，那是对他们一生的总结。

时光来到1957年，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妈妈受命参与组建中国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并担任党总支书记、副院长。然而，正当她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医院创建工作时，一个打击突如其来，我父亲在高级党校学习时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党籍，这让妈妈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彷徨之中。但她从来不是在命运前低头的人，很快就决定和我父亲患难与共、不离不弃。从那时起20多年间，他们相濡以沫、共度时艰，给了子女一个温暖的家。晚年谈及此事，我问她：“当年那么多人都跟‘右派’离婚了，你为什么不离呢？”她说：“我知道他是冤枉的，他那么困难，我离开了，他怎么办呢？再说我舍不得你们，舍不得这个家。而且爹爹姥姥都支持我，总理也捎话给我不要离婚。”长辈的支持鼓励，让妈妈不但没有气馁，没有沉沦，反而以更大的热情继续投入医院的筹建工作。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顺利建成开业。

中国的肿瘤防治事业是在周总理的关注之下起步，并在艰难岁月中稳步前进的。1957年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上，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县委书记杨贵汇报了当地食管癌高发，群众苦于癌症困扰的情况，请求国家支持。周总理对此高度重视，并作了“摸清情况，研究出对策”的指示。1958年，妈妈率队前往林县调查当地食管癌高发的原因。1959年，在听取了妈妈等人的汇报后，周总理提出，日坛医院要派出医疗队常驻林县，在现场进行食管癌防治研究。于是，林县成为日坛医院食管癌防治研究的重要基地。妈妈几乎每年都要去林县检查蹲点，那时的林县贫穷落后，生活条件差得现在无法想象，但她不在乎，坚持带领团队深入农村推动防癌治癌。那时，妈妈患冠心病，一次因为过度劳累发病，经过大家抢救醒来后，她却若无其事地说：“好了，我没事了，咱们继续吧！”在妈妈的带领下，经过肿瘤医院几代人数十年不懈努力，终于使当地食管癌发病率大大下降，基本解除了食管癌对林县人民的威胁，完成了周总理交付的任务。多年后，林县人民为感念肿瘤医院医疗队的功绩，于2006年在当地人民医院设立了纪念碑，并给妈妈立了塑像。

周总理对肿瘤防治工作的指导很具体。一次，总理要了解癌症发病原因，妈妈带了一大堆外国研究的数据去汇报，总理很不满意，批评道：“只知道西方国家的情况，对自己要攻打的对象不清楚，怎么打这个仗？要把我们自己的情况搞清楚，才能制定防治策略嘛。”在另一次汇报时，总理翻阅了妈妈带去的国外资料后问道：“你们研究癌症多少年了？”妈妈回答：“15年了。”总理说：“15年还没有自己的书？为什么不总结自己的经验，用什么培养干部？”总理的话，让妈妈醍醐灌顶。在总理的支持下，妈妈力主成立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以林县为样板，在全国大规模开展了针对肿瘤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为后来开展癌症防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2年，周总理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总理的安危关乎国家命运，妈妈作为医疗组的成员，希望能赶在癌症早期抓紧治疗，尽最大努力保住总理的生命。然而，当时正处于国家动乱的危难时期，千钧重担压在总理肩头，他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连基本的睡眠都难以保证，更无法放下工作安心治疗。1973年后，由于病情发展，加上当时治疗手段有限，数次手术已经无法阻止病魔吞噬总理的生命。

1975年，为了延长总理的生命，中央批准为总理再做一次手术。正当准备送总理进手术室时，躺在手术车上的总理用微弱的声音问道：“李冰同志来了没有？”妈妈赶紧来到总理身边，俯下身答道：“我在，总理有什么指示？”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总理的话一字一句，非常吃力：“云南个旧锡矿工人肺癌很厉害，你知道吗？”妈妈回答：“我知道。”“那你还不赶紧去？”妈妈的心情特别酸楚，总理把一切都贡献给了国家和人民，唯独心中没有自己。这个时候，还在挂念云南的工人！妈妈强忍泪水回答总理：“您放心，安心治疗，我马上就去！”此后，她马上带病前往云南个旧，开展矿工肺癌防治工作。当她眼含热泪向当地干部群众传达总理的指示时，很多人都哭了。这个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还进了课本，成为“人民总理为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的真实写照。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当妈妈向病重的总理汇报大规模癌症病因普查成果时，总理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鼓励她把这项科研工作坚持下去，搞得更好。几年后，基于全国癌症病因学普查成果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终于问世。这一凝结着肿瘤战线科研工作者十余载努力的成果，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国际肿瘤界获得了高度评价，为中国肿瘤研究争了光。妈妈晚年在谈及此事时不无庆幸：“那时候条件那么差，做这件事很困难，但幸亏咬着牙干下来了。回头看，那时候人口基本不流动，户籍管理很严格，虽然群众生活很差，但做病因学调查的条件非常好，这是取得世界性科研成果的重要条件。现在人民生活好多了，但人口流动性这么大，再想做那样的科研调查就难了。”妈妈一辈子坚强敢拼，只要是认准了的路，千难万险也要走下去，何况这是总理的嘱托！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全国人民悲痛欲绝，北京出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场面，但当时的“四人帮”却极力压制群众自发悼念总理的活动，这彻底激怒了早就对他们倒行逆施不满的群众。北京出现了大规模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更在清明节发生更大规模的1976年丙辰清明悼念活动（“四五运动”），矛头直指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在妈妈的支持下，许多肿瘤医院的员工都参加了。事后，把持卫生部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刘湘屏大肆清查倒算。当派来的调查组找妈妈谈话时，早就对“四人帮”不满的妈妈拍案而起：“是我支持他们去的，群众悼念总理有什么错？”当时许多人捏了一把汗，认为李院长这次恐怕要遭受迫害。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调查组回去后就无声无息了。直到妈妈去世多年后，我才在某杂志上看到对此事的回忆文章，原来调查人员虽然迫于淫威前来调查，但内心也是支持群众悼念总理的，妈妈的仗义执言让他们深受感动，一致决定要保护李冰，回去不汇报此事，让妈妈躲过一劫。感动之余，我写了一封迟到的感谢信，请编辑部转达对那些当年保护了妈妈的同志们的崇高敬意。

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逐步实现拨乱反正，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由于妈妈的工作成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坚定立场，她参加了党的十一大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后又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面对荣誉，妈妈选择继续在肿瘤战线当好“普通一兵”，带领肿瘤医院团队继续攻关，争取早日征服癌症。她奋战一线，同时大力加强医院的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科研攻关，立志把肿瘤医院建成国内一流、世界有名的专科医院。这时妈妈已年近六旬，多年劳累使她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一门心思扑在肿瘤医院的建设上。她婉言谢绝多次提拔，调任卫生部副部长的任命已经形成，硬是被她“走后门”，恳请部长收回成命。部长苦笑道，人家都是要升职，你怎么倒过来“走后门”啊？妈妈后来对我说：“我觉得卫生部并不缺我一个‘跑龙套’的副部长，我还是在肿瘤医院能做出点事情来。”于是，她从1957年开始建院当院长，30年如一日，30年任一职，30年干一事。不图名不图利，只图完成总理的嘱托，把中国的肿瘤事业搞上去。大家对妈妈的尊称，也从“李院长”变成了“老太太”。80岁生日时，妈妈在肿瘤医院院内栽下了一棵松树，留下一句话：要看着你们把肿瘤医院搞得更好！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1975年的四届全国人大。周总理出席，全场掌声雷动。那时的周总理重病缠身，已经进入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经没有力气像以前那样读完政府工作报告，但他还是用尽气力，以他特有的洪亮声音读完了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后一段。他鼓励我们奋发图强，再用20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公开讲话，是他对自己深爱的祖国、深爱的人民最后的嘱托。当时，听到周总理的嘱托，我们很多人都泪流满面。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50多年过去了。令人欣慰的是，周总理生前关注、妈妈为之奋斗的中国肿瘤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新中国国力不断增强，随着医疗战线上的人们继往开来、不断攻关，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地推陈出新，战胜癌症的一天终将到来。

（责任编辑 崔立仁）

作者：公安部退休干部、李克农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