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是中国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也是红军时期的著名军事领导人。任弼时高度评价他的功绩：“当湘鄂西红军在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下，被迫退出时，由于他和贺龙同志的正确领导，得以保存了红军的实力。”这也道出了关向应与黔东人民的革命情缘：1934年5月，他作为红三军政委与军长贺龙从湘鄂西苏区转战进入了黔东，同年7月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实现木黄会师后，他作为红二军团副政委，共同挺进湘西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湘西出发长征，于次年1月进入黔东，他作为红二军团副政委，组织开展一系列政治思想工作，扩大了红二方面军长征初期的革命影响。关向应等革命家为黔东革命事业所建立的卓著功勋，彪炳史册，为老区人民永远铭记。

参与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

关向应早期在青年团岗位上历练，曾协助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工作，后接任团中央书记，参加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30年，贺龙、周逸群领导开辟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了全国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二军团。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yKH5fjFOGq+IzVbN4wRwIA==军长。1932年1月，关向应来到湘鄂西苏区，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主席，接替邓中夏担任了红三军政委。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之反“围剿”作战失利，1932年秋红三军被迫撤离湘鄂西苏区，转战7000余里，于1934年5月从四川省彭水（今属重庆市）进入贵州铜仁地域。此时，部队由出发时的1万余人缩减到3000余人。

红三军第一次进入贵州及黔东地域，迫切需要创建一块根据地以立足，结束长期流动作战、颠沛流离的游击生活。此时，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由夏曦、贺龙、关向应组成，由于分局书记夏曦执行“左”倾错误方针，红三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枫香溪会议。这是在分局与中央较长时间失去电台联系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直面现实，发扬民主，激烈讨论，尤其鉴于“群众的斗争与情绪”及“敌情的薄弱”，作出决定：建立黔东根据地，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派一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7月21—22日，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标志着黔东革命根据地成功创建。关向应为此倾尽了心血，发挥了关键作用。

红三军撤出湘鄂西苏区以后，几次肃反中一批优秀红军干部被错杀，军队政治机关和政治组织被取消，党对军队的领导事实上遭到严重削弱。贺龙一路上做关向应的工作，他回忆道：“到了枫香溪以后，我说再也不能这样走了。我先与小关商量了如何创建黔东根据地，如何争取‘神兵’的问题。在枫香溪会议上提出来后，夏曦不同意争取‘神兵’的工作，但同意建立黔东根据地。”枫香溪会议结束后，关向应同贺龙一起，总结转战以来数次创建根据地未果的教训，牵头做了大量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首先，解放了因错误肃反而被处理的一批干部，如成钧、王尚荣、王绍南、朱绍田、杨秀山、樊哲祥、罗坤山、黄新廷、谷志标等，先将他们临时安排到“改组连”、担架队、骡马大队进行“考验”，这批干部后来成为创建根据地的重要骨干。其次，加快培养各类干部，在红三军政治部设立地方工作部和短期流动训练班，各师设立宣传队及流动宣传队等，先后举办两期干部大队训练班，关向应亲自授课，讲解正确认识“农民与土地问题”、如何建立苏维埃政权、怎么做群众工作等方面的政策要点和工作方法。廖汉生回忆说：入党后一直跟着关政委做登记党员的工作，每天背着装满党员登记表的皮挎包到处跑，一个一个地动员、解释，一个一个地登记、发展。再就是充分发动群众，针对反动宣传造成部分群众怕反动派打击报复，一时对红军疏远等复杂情况，贺龙、关向应带头示范做群众工作，他们在夜晚背着苞谷、衣物、银元送上门去，如果主人家不敢开门，就把东西靠在门上后离开，主人家一打开门东西就会倒进门里，就悄悄收起来，土豪也不会知道。通过各种方式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

创造性开展党的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法宝。关向应既懂军事又懂政治，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者。贺龙称赞他是“部队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支柱”。关向应于1928年6月出席党的六大并当选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年1月回国后曾任中央军事部副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等职，1930年5月与李立三在上海共同主持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讨论军队内党的组织、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和政治工作等问题，并决定主要战略区域的红军要合并成军团。同年7月湘鄂西苏区组建了红二军团。1932年1月，关向应赴湘鄂西苏区任红三军政委后，直接抓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从湘鄂西苏区到黔东苏区至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组建，为部队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撰写了《二军团十年来斗争之历史概略》，指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中的政治制度在1930年以前是党代表，到1930年改为政治委员制度，在此时政治制度与政治机关一般的健全化了！”

政治思想工作是党的工作的生命线。关向应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创造性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推动党和红军的建设与发展。红三军创建黔东根据地时期，也是红二军团政治思想工作的恢复重建之关键阶段。红二军团作为从湘鄂西苏区成长起来的全国红军主力之一，在长期艰苦斗争中经受了各种考验，因分局与中央中断了电台联系，许多问题无法及时请示，政治工作也受到较大损失。正如他在《关于二六军团发展黔东苏区的工作情况报告》中所说：“我们离开中央的领导三年了，我们造成了许多不可允许的恶果……（在）中央和军委方面领导之下，在政治上……给二军团以彻底的转变。”枫香溪会议后，关向应作为红三军政委亲自下连队，召开军人大会，宣布实行“三恢复”：恢复各级党、团组织，恢复党、团生活，恢复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其中，恢复党籍、团籍工作就面临种种阻力，部队中存在不愿当干部、怕承认党员身份等思想顾虑。关向应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从实际情况出发明确了一些基本原则，如对于“清党”过程中曾经被开除或脱离党的生活太久的，由军党务委员会重新考察，被“改组派”指认但无事实证明而表现较好的仍可恢复。从1934年6月下旬到9月中旬，经过重新登记、教育提高和逐步发展，红三军的党团员从几个发展到总计463人（其中党员267人，团员196人）。在登记工作获得突破之后，红三军着力抓党和军队的制度建设，重视党支部生活，构建秘密状况下党的工作方式。红三军恢复了军内民主生活，重新建立了战士委员会，定期开展活动，反映战士的要求。关向应又兼任红军学校校长，他经常登台为学员授课，进行技能传授、政治教育和思想引导，红校培训红军骨干和苏维埃积极分子达400多人。他还主编油印刊物《战士的话》《红星》，在刊发文章中从“神兵”参加红军前后的重大转变出发，指出只要有群众团体的地方，即令他是守旧的人如神会神坛，我们党必须参加进去，在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发动他们的革命斗争。此时期，在关向应的组织、指导和参与下，以红三军政治部、湘鄂川黔边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名义，翻印了关于苏维埃建设和地方工作的《中国工农红军青年团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等系列文件，刷写了大量宣传标语，苏区颁行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关于苗族问题决议》等政策法令。

由于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恢复，党的威信大大提高，红三军政治上、军事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在贵州铜仁地域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而且在云贵地区保持了红军的强大影响力。关向应和贺龙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抵制“左”倾错误的扩大，从死亡线上挽救了红三军。铜仁人民有3000人参加红军。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1936年1月经过铜仁地区的玉屏、万山、铜仁、江口、石阡等县，扩大了红军长征初期的影响，政治工作再次发挥其重要作用，扩红近千人。关向应在《红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红二、红六军团占领石阡后，部队得到第一次较长休整，举行了一次较大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并召开了石阡会议，保障了部队政治情绪的提高，进一步整理了各种政治组织。反映了对黔东苏区政治工作经验的借鉴与发展。

促进革命队伍的整合与团结

贺龙、关向应领导红三军创建的黔东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全国存在的为数不多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黔东根据地创建之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开始准备战略转移。1934年8月初，根据中央指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探路，意与此时活动在黔东的红三军会合。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在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两军结成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从红三军寻找接应红六军团到两军团共同行动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六军团以任弼时、萧克、王震为主心骨发挥了团结示范作用，红二军团中贺龙、关向应的榜样作用同样至为重要，两军领导人共同促进红军队伍的大整合和大团结。

7cb94fd86cd3ee54e1441a4416775f5f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是部队整合与团结形成的重要思想条件。当1932年关向应来到湘鄂西苏区时，根据地对敌斗争形势已十分严峻，红二军团已改编为红三军近一年且正遭受敌军大规模“围剿”，加之随后部队开始错误的肃反，以贺龙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无法得到实现，以致武装斗争接连遇挫。关向应对湘鄂西苏区斗争的复杂情况及“左”倾错误对于革命的具体危害性，有一个认识过程，但他总体上是支持贺老总的。“贺关”成为湘鄂西红军转战过程中党内军内始终保持团结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枫香溪会议上，关向应坚定支持贺龙关于创建黔东根据地的主张。在随后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面对部队作战接连失败造成士气低落以及肃反造成人人自危的阴影，关向应以自我批评方式传达分局会议精神，解答疑惑、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明确目标，为地方工作迅速展开营造了良好的思想环境。1934年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传达贯彻中央“五月六日指示信”精神，中央在信中批评了分局过去肃反扩大化等错误，事实上肯定了枫香溪会议的决策，分局成员进一步反思党的工作中存在的弱点与错误，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关向应既敢于同“左”倾错误积极斗争，也勇于承担责任的无私胸怀，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自我革命的崇高精神，既得到贺龙的尊重，也赢得指战员的信赖。

政治和军事建设的共同需要是部队的整合与团结局面形成的推动力。1934年10月初，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进入贵州石阡地域，在甘溪遭遇战、困牛山战斗等险恶处境之中，全体指战员坚定信念、团结作战，各部分别突围，坚定地向黔东苏区这个目标地靠拢。10月中旬，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部突围后与红三军一部会合，贺龙、关向应得知红六军团的确切情况后，立即调整关于配合和接应红六军团到来的行动部署，包括黔东独立师和黔东特区保卫队警卫苏区安排。接着，以李达部为引导，贺龙、关向应亲率红三军主力南下寻找接应红六军团。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是红军长征中的第一次会师，标志着红六军团先遣探路战略任务的初步完成，来自湘鄂西苏区与湘赣苏区的两支红军主力实现大会合。由于两军在军事、政治上迫切要求互相帮助，在整合力量、共同行动及部署地方后续斗争中，团结成为广大指战员和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从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和开辟新根据地的大局出发，贺、关一声令下，二军团原有的干部或改为副手，或降职使用，或调去学习。原六军团政治部改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任弼时任红二军团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两军团形成以任、贺、关为核心成员的组织指挥架构。同时，决定加强黔东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成立中共黔东特委、新组建黔东独立师，也是红军与地方军政力量的整合。萧克在回顾木黄会师前后历史时说，团结成为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如一双碧玉，合而闪烁。

弘扬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

红三军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历程，既是被誉为“贺关式”革命创造的一个典范，也是赓续红色血脉、传承苏区精神、弘扬革命传统的一个缩影。关向应于1932年初来到湘鄂西苏区，参与了苏区的各种斗争，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党和红军优良革命传统的宝贵意义。

红三军进入黔东前，这里爆发了因“政治不良，民不堪命”、以抵抗苛捐杂税为矛头、坚持数年而陷入失败境地的“神兵”斗争。如何摆脱反动宣传影响，争取以“神兵”为代表的广大群众，以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关向应深入分析了“神兵”斗争诉求的规律与红军纪律建设的特点，以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作为政治工作的突破口，红三军政治部印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和纪律》，其中规定“不拉夫，不扣船，请人带路，雇船渡河，均重给工资”，“不筹饷，不派捐，不收税，不要民众办招待”。沿河县邮政局长戴德初开始“与家小暂遁入山”，后见宣传标语有保护邮政及邮差一条，于是毅然下山，亲谒贺龙，感叹红军“其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这是红军宣传、教育群众的生动写照。

在指导开展地方工作中，关向应强调要坚持正确的策略和方法，地方工作队要自觉执行群众纪律，一不住民房，二不派款粮，三免费行医，四自带食物帮助民众干农活。红军纪律严明，保护群众利益，军民同甘共苦，平时多吃苞谷、洋芋和红薯。关向应以身作则，克勤克俭，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作风，他几年没有被子，常常摊开一些柴草，盖一条破毯子就睡了。年仅七八岁的小红军向轩，跟随舅父贺龙在枪林弹雨中生活，有一次将红苕皮剥了扔掉，恰巧被关向应看见，教育他要注意节约，并且以古诗《悯农》相教，成为一段佳话。

（责任编辑 王兵）

作者：徐明忠，铜仁市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黎启武，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科科长；罗克瑕，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科长